第一节 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
第一节 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始终受地理环境、资源和能源等条件的制约。环境作为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生活、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对城市所处环境的考察，不但有助于了解城市社会发展的轨迹，把握城市发展的客观基础，更重要的是可以探究对于城市现代化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有学者指出:“自然生态环境对现代化的影响至大，尤其该地区经济方面的发展，多受自然因素影响。居民之所以能致富，乃地利使然。尤其工业技术尚未发达时，则全视地利而定。气候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更影响人类的思维活动，太冷太热，皆非所宜。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又影响商业的发展，而商业不全是近代化的一项刺激因素，其发展与否多由该地区之交通与产品而定。总之，自然生态环境是决定现代化的基本因素之一。”[1]自然环境的状况，对福建城市的分布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一、自然环境与城市的分布
福建位于23°32'～28°19'N，115°50'～120°43'E之间。全境略似长方形，陆地面积11.87万平方公里[2]。东北与浙江接壤，西与江西为邻，西南与广东相连，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连东海、南海而通太平洋。福建的自然环境十分独特，优势突出而缺陷明显。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一隅，东面临海，其余三面皆有群山蜿蜒。福建的水系自成一个体系，除了汀江下游在广东入海外，其余的河流均源于本省，并在本省海岸入海。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福建因此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福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面对着浩瀚的大海，自古以来就与海上交往和对外贸易结下了不解之缘。
福建地貌总的特征是山丘多而平地少。福建地势山岭耸峙，低丘起伏，河谷和盆地错综其间。山地、丘陵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0%，冠于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素有“东南山国”之称[3]。由两列北东—南西走向的大山带构成马鞍形的地貌大骨架。蜿蜒于闽赣边界附近的西列大山带，由武夷山脉、杉岭山脉等组成，北接浙江仙霞岭，南连广东九连山，长约530多公里，平均海拔1000多米，是闽赣两省水系的分水岭。山带中，有不少因断层陷落或古老河谷被抬升而形成的垭口，通称为“关”、“隘”、“口”，自古为福建与江西、浙江陆上的天然通道和军事要冲。斜贯福建省中部的闽中大山带，被闽江、九龙江截为三部分。闽江干流以北为鹫峰山脉;闽江与九龙江之间称戴云山脉;九龙江以南为博平岭。以两大山带的主要山脉为脊干，分别向各个方向延伸出许多支脉，形成纵横交错的峰岭[4]。山地外侧与沿海地带则广泛分布着丘陵。原先的古海湾，由于河海的交互堆积，形成冲积、海积平原。
福建的河流源于境内西部、中部、北部的山脉之中，绵延贯穿内陆，造就内陆串珠般的小平原，于出海口一带，形成福州、兴化、泉州、漳州4个平原。福建河流主流多与山脉走向垂直，支流则与山脉走向平行。省内各河流之间亦不相通，形成各自独流入海的水系单元。福建河流众多，共有24个水系、663条河流，总长度达12，850公里，河网密度之大，全国少见。全省较大的河流有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交溪、木兰溪、霍童溪和敖江等。其中闽江长541公里，流域面积6.0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主流长258公里，流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汀江是闽西最大的河流，在广东大埔附近注入韩江，全长285公里，流域面积1.47万平方公里[5]。
福建濒临东海，海岸线绵长曲折，曲折程度列全国之冠。全省有大小港湾125个，其中以厦门港、马尾港、湄洲湾、三都澳、罗源湾、东山湾条件最为优越。这些海湾一般水深港阔，不冻不淤，口外有岛屿屏护，两侧有半岛或岬角环抱，形成“口小腹大”的天然良港。辽阔的海岸，提供了人口转向海外谋生的方便去路。对外贸易的发达造成沿海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与人口数量的增加。
城市的分布与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条件、交通条件密切相关。福建地势呈马鞍形，在闽西大山系和闽中大山系之间的纵谷地带分布着一系列河谷盆地，许多支谷亦如此，谷地海拔多在100～200米之间。这一系列的河谷就是山区城镇的密集分布之处。沿海平原和河谷盆地的农业开发较好、灌溉便利、交通便捷、易于征集农产品，城市多坐落于此。因此，“本省主要的市镇，都是分布于沿海平原和河谷盆地的地方。河海地方交通和灌溉便利，是人口和财力的集中地。一是与海洋的交通方便;二是位于河口，能够通达内地”[6]。尽管福建境内大多数是丘陵，但城市很少选址于山地，而是尽可能在低地和河流旁边。1890年，福建省58个县城的城址有53个位于400米的高度以下，濒临河流、山溪或其他水体的不少于50个[7]。作为省会的福州，位于闽江下游，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南台一带小湖泊众多，灌溉便利，有利于水稻以及水果、茶叶、茉莉花等经济作物生长。厦门岛三面为山地，其余部分也是丘陵起伏，只有西南一隅靠近内港地方地势稍平坦。厦门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越，农产品出产不多。“厦门四周的乡村，其土地并不太适宜种植农作物，农作物产量不能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近海乡村，土地贫瘠，只适宜种植甘薯。”[8]但它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水道是影响城市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运输、防卫、给水以及通过灌溉间接影响粮食供给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9]。民国初年，日本人在福建进行旅行调查，在《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中对调查的49个县城大多数都绘出了地图。从这些图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县城都在河边。河水蜿蜒经过城垣，有的城市还位于2条支流汇流之处，而人口密集的市街就分布在沿岸。如福建最大的城市福州位于闽江入海口，横贯福州的闽江及其密布的河道对福州城市的选址、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人口分布乃至居民的生活方式都有极大的影响。城市与水的联系往往可以从地名得到反映。安溪、晋江、漳浦、漳州、长汀、尤溪、清流、松溪、光泽、浦城、霞浦、连江等名称都带有水的含义。
福建省地图
资料来源:牛傅岩、李炳卫主编:《中华民国省县地名三汇》，北平民社发行，1935年8月1日，第22图。
交通条件也是城市选址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于交通、利于贸易活动的因素愈显重要。城市是所在的区域的中心，也是水陆要冲之地。福建城市除水路便捷外，大多数还兼具陆路要道。如同安县城“山海襟带，为南北要冲”;崇安县城“邑治山川壮丽，为江右衢途”;浦城县城“山川襟带，水陆交衢”;建宁县城“山环水绕，为江右要衢。”[10]石码镇在龙溪县东15公里，“为九龙江上源南北两溪合流点，河运海运交接处，贸易繁盛，远过龙溪”[11]。在福建城市发展历史上，为了寻求最合适的地点，许多州县治所几经迁移。漳州治所，最初在今云霄县，后由云霄迁漳浦，由漳浦迁龙溪。汀州原址在上杭县北，唐大历年间，移治闽赣交通要冲的白石。唐以前的仙游县治在善化里金奎乡，那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但位置偏僻;唐天宝年间，移到东西乡两平原的中心，靠近枫亭港口，南濒木兰溪;到宋熙丰年间，木兰陂建成后，县城外南门桥成为莆仙内河航运的起点，地理位置更显优胜[12]。从这种迁移可以看出对州县治所所在城市的地理条件、经济环境及其变动的考虑。如漳州治所，越来越临近海洋;汀州、仙游治所，越来越靠近交通要道。
气候、土壤、地形、交通条件、资源乃至灾害等自然环境因素不仅影响城市的分布，而且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自然环境对福建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前近代社会，福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相对比较优越，资源配置合理，物产丰富，给福建区域经济带来了独具的特色。在缺乏完善的全国性市场交易、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福建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维持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内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
福建分布最广的自然土壤是红壤。以溪边冲积阶地或高河漫滩的冲积土为前身发育成的水稻土，不仅适于种水稻，也适于种甘蔗、花生、茉莉花、柑橘、龙眼、荔枝等经济作物。从气候条件看，福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少酷暑，雨量充沛，形成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福建山地地形复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气候，从而造就不同的生态环境，为各种生物的生息繁衍，为发展丰富多样的农、林、副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13]。特别是有利于水稻、甘蔗、茶叶以及多种亚热带作物的生长，也利于林木的速生。正如1909年闽浙总督在上奏中所称:“福建地方界皖、浙、赣、粤之间，襟海负岭，土壤沃饶，地处炎维，气候温和，出产物品以茶、糖、果、木、鱼盐为大宗，向称农产繁富之区。”[14]福建山区气候和土壤适于茶叶生长，茶叶出产很多。闽西北的建溪、富屯溪和沙溪谷地，气候暖湿，阳光不太强烈，风力较小，十分有利杉木生长，是杉木的主要产区。闽南属南亚热带气候，光热条件较中亚热带优越，适宜发展亚热带水果和经济作物。近代对外贸易中，茶叶和木材是最主要的商品。龙眼、荔枝、甘蔗、香蕉等果品也是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这些出产也为制茶厂、锯木业、制糖业等近代工业提供了原料。
在交通上，古代素有北马南船的说法。在近代公路和铁路发展起来之前，南方主要的交通方式是水运。水运与陆运相比，不仅载重量大，行程远，而且价格便宜。水上交通的便利扩大了居民活动的范围，增加了城乡之间及城市与外部世界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的频率。水路运输在传统时期的福建是沟通外界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手段。福建内河运输发展相对平稳，随着海运的发展，河运在为海运集散物资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进入近代，河运在粮食、竹木、纸张及其他土特产品的集运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15]。福建内河由于各不相连，无法形成航运网络，所以河运在古、近代有所进展却始终没有太大的起伏，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海运服务[16]。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福建海上航运和贸易一直很发达，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并且还是中国近代航运的发祥地之一。在明清时期，福建敢于冲破海禁，发展私人海上贸易，对外贸易发达，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福建也得风气之先，相对内陆其他省份，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
三、自然环境对福建城市的消极影响
事物的发展总存在两面性，自然环境对福建城市发展同样也存在阻碍作用。近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动，使福建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利一面越发凸显。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山多平地少的特点对福建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在福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土地的开发与利用。福建林地多而耕地少，土地资源紧缺。土地资源绝对量少，人均相对量也少。而且耕地主要分布于沿海平原和河谷盆地，村落、城市和集镇也分布于此，“山多则田少，纵有平原，亦皆为小型，在沿海冲积之区，或山谷开展之处”[17]。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清代谢章铤曾指出:“闽地硗薄，无生产。人多地少，资于田者二、资于山者二，资于海者二，资于商贾者四。”[18]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特别突出。
福建山地地形极大地阻碍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在公路和铁路出现之前，水路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因而福建城市大都坐落于河谷。福建虽有众多河流，但除了下游一段外，大多水势湍急，河道浅窄，可通航的很少。“福建省山地森林茂密，水流清而湍急。”[19]由于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匀，河流水量和水位的季节变化大，对航运也有影响。许多即使可通木船的河道，也是险滩不断，礁石林立，船户稍有不慎便人船皆毁。全省最大的河运交通要道闽江，多险滩、暗礁，如“剪刀滩”、“秤钩滩”等，支流上有建溪的“黯淡滩”等。闽江上游，溪流悬湍，滩石密布，“上则挽揽绵亘项背相摩，下则一泻千尺，舟行如矢，犹时有倾覆之虞”[20]。汀江是典型的山地型河流，滩多流急，礁石嶙峋，尤其“棉花滩”是峡谷地带，水面窄，水流特急，被视为航运的“禁区”[21]。除了闽江外，其他河流航运并不发达。近代轮船兴起，轮运得到发展，然而能够通行汽轮的河段也很有限。民国初年，从福州出发，沿闽江上溯，到水口下游还可以通行小蒸汽船，到上游建宁府城就难以航行。到黯淡滩，可通行二三十担的麻雀船。到洋口水流湍急，稍难航行，一般到尤溪口就得换小舟到尤溪[22]。路程越来越艰难，交通工具也越换越小。
即使是大动脉闽江河道，到民国初年，由于久未整治，泥沙淤积，浅濑毕现，所有外海船舶的航行都只能以马尾罗星塔为终点。货物和旅客从罗星塔再雇小船逆流而上，也只能在潮水半潮以上才能向上航行。虽然1919年后，闽海关和福建省政府合作，对闽江台江至马尾段航道进行了疏浚整治。但耗费巨资，历时10年，只能使1，000吨级海轮上驶福州南台靠泊[23]。福建逐渐丧失航运的主动性。
陆路方面，由于群山阻隔，交通十分落后。人口集中的平原和盆地之间多被山丘阻隔，出行要爬山，行途艰辛，货运靠长途肩挑。而且山路被人形象地称为“依山者多崩，旁溪者多缺，鸟道蚕丛，几不容趾”[24]。据日本人民国初年的调查，福建的大多数县城，在城内及附近有轿子，货物搬运靠挑夫，间或有简易木板车。偏远一点的城市和外界的交通纯粹靠人力，连小木车也没有。闽北商业最繁盛的建瓯，“县城内及附近交通工具是轿子、小车。货物搬运靠挑夫，少数小车。外地交通都靠水路”[25]。政和县城“几乎没有交通工具，只有载人的轿子，货物靠少数民船。陆路货物搬运靠挑夫”[26]。当时到福建上任的官员在日记里也留下了对行程艰难的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瞿鸿禨任福建正考官，五月离京，沿陆路一路前行，七月十四日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境内。翻山越岭，舟轿交替，二十七日终于到达水口。坐上省城派出的洋船，八月初一在洪山桥上岸抵达福州。作者感叹道:“旱行山路多峻……以舟渡，激湍汹涌，而艇子小甚。一叶飘荡，险不可言。计陆路仅千二百里，而所历多艰。”到了洪山桥，才“从此得少安息矣”[27]。瞿鸿禨是清政府高级官员，一路还有驿馆住宿，官员接送照料，行程尚且如此艰辛，何况一般行旅之人。有意思的是，由于瞿很快调任四川，九月二十六日由福州启程，坐海轮，二十九日就到达上海吴淞口。两种路线，两种交通工具，速度真是天壤之别。
地形对公路和铁路修筑的局限十分突出。在近代技术力量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福建的公路主要在沿海平原地区，山区极少。闽南沿海平原地区较早开始公路建设，公路网比较密集。由于山区条件限制，闽西北到20世纪20年代后才有一些建设，而闽东就更落后。从福州到厦门坐汽车、轮船8个小时可达时，从闽西山区连城到福州却要走上10天。在山区，货物从乡村到县城的短短距离都要靠挑夫的肩膀在绵延山路上艰难跋涉。至20世纪30年代初，以龙岩为中心的闽西主要公路干线基本接通。但由于开筑后的公路常年失修，加上抗日战争期间沿海“自毁”公路，战后公路建设又没有起色，也使经济的恢复陷入困局中。近代，福建仅有清末建成的漳州市郊江东桥至厦门对岸嵩屿一段仅长28公里的铁路，而且很快被废置。交通的落后，直接影响了城市和腹地的联系和沟通，影响了城市现代化对腹地农村的辐射效果及腹地对城市的支持。
福建省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带中的重要成矿区之一，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能源矿产比较少，是一个缺煤省。煤矿资源主要集中在龙岩、永定、永安、永春、大田一带。福建的煤在供应燃料方面还有作用，但用于发展重工业则远远不够[28]，而且煤矿在近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开发。缺乏煤铁资源一直困扰着福建城市的工业发展。
如果我们把福建的中心城市福州和厦门与同是通商口岸的上海等城市相比，更可以看出自然地理环境对福建城市经济的不利影响。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拥有广大的腹地，有黄金水道长江大动脉，轮船可以从上海一直驶往上游城市，连接起各大支流的城市，彼此沟通联系，天然形成一个密集的城市网络。福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武夷山脉阻隔了与江西等地的物质畅流，城市腹地狭小，发展空间大受限制。地理条件还导致交通不便。腹地河流除了下游一段外，大多水势湍急，通航条件差，陆路多丘陵山地，近代的交通方式铁路和公路运输落后，水陆交通并不发达。沿海城市的现代化对腹地农村的辐射力不强，福建各地也一直没有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而且缺乏近代工业需要的煤铁资源，发展后劲不足。随着东南沿海其他省份的迅速发展，福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闭塞，原先的外向型经济到近代后期越来越萎缩，约束了城市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狭小的腹地，不便的交通，落后的市场条件，制约了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