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城市历史始于汉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研究近代福建城市的变迁，首先要考察近代以前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和特点，从总体史的长时段视角，考察福建城市的传统功能和变化趋势。

一、古代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

1.唐宋以前的福建城市

考古资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福建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秦以前，河谷盆地和东部沿海平原已有先民的聚居点。关于福建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职方氏》的“七闽”^[29]。七闽包括今天浙江东部的温、台、处等。秦设闽中郡，《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30]这是福建被中原政权设为正式的行政区的开始，但并没有实行管理。福建城市历史始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因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刘邦封其为闽粤(闽越)王，统治闽中^[31]。后因闽越反叛，汉武帝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并在闽越故地设冶县，隶属会稽郡。冶县辖地包括唐以前的闽县、温麻(今霞浦)、南安、建安、邵武诸县和江西铅山县^[32]。“冶”一般认为是今天的福州市^[33]。这是史籍所载福建第一座城市。

汉代，据《晋书·地理志》载，先后设置侯官(今闽侯)、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建阳、南平等县。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发动5次战争，建立对福建的统治，闽北得到开发。永安三年(260)，在今建瓯置建安郡，辖7县，即闽北的建安、南平、将乐、建平(今建阳)、东平(今松溪)、昭武(晋初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吴兴(今浦城)。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还有侯官、东安(今南安、同安)两县^[34]。当时福建的经济重心在闽北。在孙吴统治时期，福州就成为重要的港口，与夷洲和亶洲(今台湾和菲律宾)有海上往来。

西晋时期，中原人民因动乱大批入闽，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分设晋安郡，郡治在福州。福州和建瓯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晋安郡辖8县，包括闽西和沿海一带。太康三年(282)，在今福州置晋安郡治。太守严高以旧城(冶城)规模小，不足聚众，决定扩建，在屏山南麓建立郡城(子城)。宽广232步，北起今鼓屏路小山阜，南至今八一七北路虎节路口，东起今湖东路丽文坊口，西至今鼓西路渡鸡路口，设5座城门。城内官衙鼎立，郡衙在北居中。

东晋、南朝时期，新设一批郡县。东晋时，置绥成、沙村、绥安3县，改建平为建阳县。梁时，置梁安郡，领晋安、龙溪和兰水3县。陈时，立丰州，统晋安、建安、南安3郡。在闽南出现一个中心城市丰州。南朝梁时，晋安郡人口增加，析出南安郡，泉州一带开始繁荣。隋统一全国后，罢天下诸郡，省并州郡县。福建3郡合并为1，仍名建安郡，县数也裁为闽县、建安、南安、龙溪4县，郡治设在闽县^[35]。

2.唐宋元时期的城市

唐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福建也在此时期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首先，行政设置又有扩大。唐代，福建比较安定。由于中原人民避乱而大量入闽，沿海和山区的城市都得到发展。设福州、建州、泉州、汀州和漳州5个州，辖24县。“福建”一名开始出现，系取福州、建州之名而成。据《新唐书·地理志》，福建道属县为:闽、侯官、长乐、福唐、连江、长溪、古田、梅溪、永泰、尤溪、建安、邵武、浦城、建阳、将乐、晋江、南安、莆田、仙游、长汀、宁化、沙、龙溪、龙岩、漳浦^[36]。福州为省级行政中心，建瓯、泉州、长汀、漳州为地级行政中心。到了五代，中原再次战乱，北方人入闽更多。由于人口增多，经济发达，增设了南剑州、罗源、闽清、宁德、德化、同安、永春、长泰、清溪(今安溪)、建宁、泰宁，共设6州31县。五代时，王审知治闽，发展海外贸易，福州成为“控东瓯而引南粤”的海市，在泉州辟刺桐港。福州先后3次拓建罗城、夹城和外城。唐天复年间(901—903)王审知扩展城市，建罗城，形成街坊，北面将冶山括入，南面以安泰河为限;分区布局以大航桥为南北分界，政治中心在城北，商业经济区居城南。王公贵族居城内，属内城;平民居住区及商业经济区居城南，属外城。强调中轴对称，城北中轴大道两侧部分地段辟为衙署，城南居民分东、西两侧兴建坊巷民居，现在的“三坊七巷”即由此演变而成。功能分区明确，布局科学合理。并以屏山为主“严禁采樵”，保护城市外围植被。据《榕城景物考》，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集，两岸酒肆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足见当时繁荣景象。后梁开平二年(908)筑夹城，把福州盆地中心的三个制高点——屏山、乌山、于山括入新城，大大提高了福州城的军事防御能力。在建城的同时，整治城内外河道，内外水道与江海相通，海船可以乘潮入城。宋开宝七年(974)筑外城。福州城由内而外有4座城垣，中轴大道7座城门，“七重楼向青霄动”，巍然壮观^[37]。

宋初析泉州置兴化军、析建州置邵武军。南宋设建宁府、福州、泉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兴化军和邵武军，福建被称为“八闽”即得名于此。辖41县，新增南平、莆田和邵武3个行政中心，新增县为怀安、福安、惠安、兴化、崇安、政和、光泽、上杭、武平、莲城(元代改为连城)^[38]。宋代福建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宋初人口总户数46.8万户，南宋嘉定年间增到159.9万户。八郡都有新建或修拓城垣，如福州城、泉州城的增筑、拓建，建宁府城略有修筑，南剑州城(今南平)始建，兴化军城(今莆田城)由砖砌改为石砌。城市范围开始突破城垣所限，城市规划有了长足进步，完善了城市水系、道路，并进行城市绿化。据《三山志》记载，福州城市道路按宽度分为九轨、六轨、四轨、三轨、二轨5种^[39]。最宽的九轨合今16.6米，铺砌石路面。福州城区编户植榕，暑不张盖。唐代后期，泉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居住着众多外国商人，城市逐渐繁荣。唐开元二十四年(736)，长汀始设汀州县，至民国初年均为州郡所在地。由于汀江水运发达，汀州颇为兴盛^[40]。南宋末年，赵昰逃来福建，在福州即位，定福州为行都。

元代，在福建等处设中书行省，后并入江浙行省，置福建道宣慰司，统辖8路、2州、48县。至元末，复置为省。元朝重视海上贸易发展，恢复市舶司。福建形成福州、泉州两大贸易中心。自唐至宋元，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海内外联系密切，经济繁荣。

3.明清时期的福建城市

明洪武二年(1369)，置福建行中书省。7年后，改置福建承宣布政使司，统8府(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1州(福宁)。清因之，为福建省。康熙二十三年(1684)，收复台湾后，“以其地置台湾”。雍正十二年(1734)，“升福宁直隶州为福宁府。永春、龙岩为直隶州(永春旧属泉州府，龙岩旧属漳州府)，凡领府十，直隶州二”。即福州府、福宁府、建宁府、邵武府、延平府、汀州府、龙岩州、漳州府、泉州府、永春州、兴化府、台湾府，共12个府州^[41]。

明清以闽县、侯官县同为福建省治与福州府治，1913年废府，合并为闽侯县。南台在城墙以外，地势开阔，水路交通便利，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商业贸易，宋代以后，逐渐发展起商业。明清商品经济与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明万历年间福州共有市9个，其中郡城内市有还珠门市、安泰桥市、土街市、闽县前市、相桥市、怀德坊市6个，郡城外市有中亭市、潭尾市、洪塘市3个^[42]。清代，福州城市以今八一七北路为界，分东、西城区。东城区主要街坊有8条街、29条巷、16个坊里;西城区主要街坊有4条街、34条巷、35个坊里。明末，清兵攻下南京，唐王朱聿健在福州即帝位，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43]。最重要的商业区是南门外的南台和西郊的洪塘两处。从南门至南台，“十里而遥，民居不断”^[44]。最终形成“城”与“市”分离的组团式布局结构。明代中叶以后，漳州月港取代泉州的地位。清初厉行海禁，实行迁界，人口内迁，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因而有“自海禁严而福建贫”之说。

厦门城始筑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45]。明代古街道有铁局顶、黄厝巷、传厝巷、北门外街，城内以丁字路为骨架。17世纪中期郑氏集团控制厦门时，在厦门岛西南海边修筑了洪本部、水仙宫、神前港、五屿、高崎、五通、湖莲等一系列码头，并“兴市肆、筑庙宇”，修建新街、横街等道路^[46]。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解除“海禁”，在厦门设立海关和其他军事、民政等机构。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厦门逐渐成为对外贸易口岸，街道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新路头”即适应海运发展而建筑的新码头，通往这条码头的道路形成了街道。城镇居民点也不断扩大，人烟稠密，商贾辐辏，街道纵横，房屋栉比，成为闽南地区繁华的港口城市。并修筑了新路和码头，施琅的水师提督府亦移驻于此。翌年，以泉州府同知分防厦门，是为厦防厅。雍正五年(1727)兴泉道移驻厦门，兼衔巡海，后兼辖永春州，厦门自此为兴泉永道驻地。乾隆十七年(1752)，厦门城垣再次修葺^[47]。据《鹭江志》载，厦门城内外有25条街道，分别是桥亭街、关仔内街、火烧街、石埕街、神前街、碗街、磁街、竹仔街、提督街、亭仔下街、纸街、中街、木屐街、关帝庙后街、港仔口街、岛美头街、五崎顶街、走马路街、塔仔口街、局口街、荞巷街、新街仔、厦门港市仔街、桥仔头街、菜妈街等^[48]。厦门的街道大部分是粗打块石路面，少数为粗打条石路面，宽度一般在3米左右^[49]。到18世纪中叶，厦门海上贸易处于鼎盛时，商贾云集，人口众多，出现一番繁荣景象，梁章钜在《退庵随笔》称厦门“洋船丛集，商贸殷阗，仙山楼阁，甲於南天”。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厦门岛上的街道发展到220多条^[50]。清代中叶，位于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以其优越的港口条件，逐步取代了漳州月港，迅速发展成为闽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深水避风的水仙宫一带商船云集，水仙宫与第一码头之间逐步形成商业区和居住区。

二、古代福建城市的发展概况和特点

1.福建城市建立的原因和功能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城，指的是在一定地域上用墙垣围起来的城堡或城郭。市，则是聚集货物，交换产品或进行转手交易的场所。后来，城与市融为一体，兼具防卫和贸易两种功能。

中国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有很大不同。西欧中世纪的城市，首先是作为商人、手工业者和逃亡农奴的聚落点而萌芽，形成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城市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服务于经济和市民生活的各种市政设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设施则是在城市与领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经济职能是城市的基本社会职能。居民以手工业者、商人居多。城市管理主要是市民自治和城市贵族管理，一些城市还出现城市封建共和国，拥有高度自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中国传统城市的兴建，往往首先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城市的居民，首先是官吏、地主、军人、僧侣以及其他消费人口，从事手工业生产、商品流通的工匠商人却居于从属地位^[51]。

中国城市大多是多功能的城市，它们的形成与兴衰受多种因素所决定，例如政治体制、工商业发达的程度、农业的生产力、人口之增减以及生产组织的变迁。在早期历史上，政治因素重要性极高。城市是政治或行政的中心点。较晚期的城市发展，经济功能的重要性逐渐超过政治因素。城市发展的形态与速度、城市的平均规模等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52]。古代的城市不但是政府主动建造的，而且是政府精心筹划布置的。郡县州府的辖区是由政府决定，治所由政府选定，每个治所都有一个城。当人口增加时，一个州县可以分成两个或以上的州县，有的州县也可以升级为郡府。政府能够控制全国城市的数目，但是无法控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宋代以后，新的郡县设立仍然是由政府决定的，但设立的原因往往是人口众多、工商业发达，于是很多新兴城市的功能愈来愈向经济职能转化^[53]。很多唐朝未能取得合法地位的草市与墟市，日渐扩张，终于变成有大量常住人口的市集。也有一些唐及五代驻军的地点，称为镇，也因军制改变而转型为商业市集，成为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及制造业中心，如闽北的邵武等。

福建城市历史悠久，最初的城市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建立起来的，如汉代的冶城和汉城等。城市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军事统治的社会职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政设施，而城市的经济职能以及与一般市民生活相联系的其他社会职能则是派生的，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厦门从明代初期的军事要塞发展到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就是典型的一例。近代以前的福建城市往往就是当地的行政中心，城市凭借自上而下的政治、军事力量建立，府治设立并不单单根据经济功能。如福宁府的府治所在霞浦在该府中经济并不是最发达的。地方城市体系与行政区划并行。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行政区划进一步细化，东汉后期开始形成州—郡—县三级城市体系。唐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为道，宋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为路，道、路之下分别辖若干府、州，府、州之下分别辖若干县，大体仍为三级城市体系。元朝在全国实行以省制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体系，开创了以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单位的先例，以省会为中心的省级城市体系开始形成^[54]。这种体系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近代以前的城市，影响城市发展最基本因素是农业生产力，而非工商业的成长。在没有余粮的前提下，工商业根本无法生存。城市人口是否集中，大都市能否形成，也是取决于农业生产力^[55]。城市的军事中心、行政中心、消费中心的功能比较突出。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受制于农业经济的承担能力。大多数城市农业功能的下降是到近代后实现的。闽北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丰富，有余粮支持工商业人口。所以沿闽江流域的闽北城市先得到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到后来，闽南等地缺粮地区发展长途贸易甚至海外贸易，进口粮食，摆脱粮食不足束缚，城市获得了长足发展。一些城市凭借其优势产业或主导功能，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在福建沿海，对外贸易成为沿海港口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如宋元时期的泉州，明代的漳州月港、清代的厦门城市，凭借海外贸易发达，成为一方商业都会。福州也一直保持增长的发展势头。城市的这种发展过程在各地并不平均。内地尤其是山区的县城，只起着周边地区的商品交换功能，农业还占很大比重。

2.城市与地理风水因素

近代以前，影响福建城市选址和内部结构的因素除了自然地理条件外，还有区域人口分布密度、区域交通线路布局形式、社会经济因素、地理风水思想、矿产资源等。这里主要讨论地理风水因素。排除风水中的迷信色彩，传统风水原理倡导的是宏观的地理形势，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实质是追求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古代城市选址模式的共性是一方敞开、三方为山，前有河水(海边城市则为海水)，后有靠山，左右有砂山护卫，构成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单元。即要求北面有蜿蜒的群山峻岭，南面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间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整个风水区构成一个后有靠山(或称镇山)，左右有屏障护卫，前方略显开阔的相对封闭的小环境^[56]。从明清各地地方志刊载的县城形势图很容易看出这种模式。另外，陈文涛在《近代民生地理志》逐一介绍本省64个县城时，也总要首先说明该城市周围的主山(镇山、望山)，并用“负山背海，负山面溪”等词语说明地理环境。如屏南县城“四面皆山，双溪环抱”;霞浦县城“襟山带海，据东南形胜”;将乐县城“东南临河，西北据山，号称形胜”;建阳县城“邑治山环水抱，秀丽天成”;长汀县城“四面重山叠嶂，长溪环绕”;清流县城“境内诸山竞秀，一水环流，颇绕形胜”;诏安县城“三面负山，一面据海”，等等^[57]。城市选址几乎没有不考虑山和水的。城市的选址还要考虑安全防御。城市的典型空间模式是要求后有镇山，左右有砂山护卫，前面有碧水环绕，这种模式本身就具有一种防御的功能。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都是以山水环境为第一道防线，以城墙为第二道防线。而有些建在平地的城市则主要通过环抱状的水来作天然防线，有些则在两水分隔处连以城墙。如光泽县“环山带水，有险可凭”，归化县“万山环绕，形势雄险”^[58]。

水在中国的城市选址中占有重要地位。风水认为，水能聚气，特别是呈环抱状的水最能聚气。中国传统城市选址绝大多数都以河流的弯曲之处为首选。明代的王世懋在《闽部疏》中即评说:“闽中诸郡邑大都依两溪合处为胜，如延平府之顺昌，建宁府之建阳皆然。建宁府治在东，西大溪经城西而南，东溪从东北来，经南门而西，会西溪直下。建阳县治在西大溪，环其东而交考亭溪，诸水西来流经南门而东，会东溪，直下大都……皆合有面势。顺昌虽合流，一从正东，一从东北，会于城之西南，似少萦抱，故不如二建。”^[59]福州有4个水关，引闽江水入内河:“一在水部门东，引南台江潮，由水关入城，自河口缭绕凡三十六曲;一在西门之西，引洪塘江潮，由西水关入城，自西禅浦亦三十有六曲，城中河道周折萦回于民居前后，舟航随潮汐往来;其在北门、汤门二关，则但以蓄泄潦水而已。”^[60]在宋代，福州船只随潮涨落进出州城，形成别具特色的商业活动。许多文人墨客描写了这一繁荣的景观。如常常被人引用的“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这些河道既是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又是城市的排泄系统，还有重要的交通运输价值。今天在城市规划中，仍然有水是城市的灵魂的说法。

3.城市内部结构的特点

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布局以君主、官僚为中心，从国都到府、州、县，无论大小城市，一般都作方形，街道纵横垂直，成棋盘式，中央是皇宫或一地最高统治机构所在地，按照地位高低，建造不同品位、规模的府第，庙宇、学府也占据比较显要的位置。这种模式，在建筑学上被称为帝都型城市模式，它是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相适应的^[61]。城市的中心建筑是官衙和庙宇。古代城市作为地方行政中心，衙门位于城内的重要位置。衙门所在大街成为城内繁华的商业街。福州城内则有福建省、福州府、闽县和侯官县各级衙门。从清代地图可以看出，闽浙总督的衙署、福建省的按察使署、布政使署等都设在城内中央部位。庙宇也是传统时期城市主要建筑之一，主要有文庙和城隍庙。福建自古“信鬼尚巫”，佛、道及民间神明信仰发达，各种庙宇、祠堂、寺观遍布各个城市。19世纪来福州的传教士就认为“在外国人认为值得参观的很少公共建筑物中，大多数还是庙宇”^[62]。除此之外，城市内还有手工工场、商店和粮仓，较高级别的城市还有试院和驿馆等。

开埠以前，福州是水陆交通要道，闽江上游货物的集散地，整个城市重心仍在城墙内。南台虽然离城墙有一定距离，但是地势开阔，水路交通便利，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商业贸易，已有一定发展。福州城内东南还有规模不小的满营。三藩之乱后，福建海防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康熙十八年(1679)，汉军八旗的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2090名官兵被派往福州驻防。为了保持八旗军的独立性，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居住在福州府城驻防营地内，和汉族人隔离。衙署和兵营修在民房被毁的城东南一带，占地面积6里^[63]。厦门的衙署在城墙内，而商业区在西南海边。

福州历史悠久，空间格局也很有特色。人们利用“环山、沃野、漘江、吻海”的形胜，自北向南逐步扩展，城市布局顺其自然环境，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以今八一七路为中轴，两侧成坊成巷，既适应起伏的地形，又讲究对称，空间轮廓间隔得体，体现中国古代城市“居中为正”的传统观念。以三山两塔构成的城内高轮廓线与坐落在城内的坛庙府第、名宅故居和传统街坊民居的中间轮廓，以及城外的浩荡闽江和城池周围万亩平畴的低轮廓，构成高、中、低层次丰富，富有韵律的空间轮廓。整个城市还以今八一七路为中轴线，从北到南经茶亭街到台江与仓山相连。形成“三山鼎立，两塔对峙，一街贯穿，西湖独秀，闽江横陈”的城市空间格局^[64]。

资料来源: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年。

城墙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军事和政治功能。中国的城墙修造很早，最早是土墙，后来到明清时期发展为砖墙。但由于城市军事攻守技术的变化，加上福建多雨、多台风的气候特征，宋代福建的城垣一般都改用砖石建造。城墙对于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尤其是沿海一带对于抵御海盗等进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明代沿海倭患，嘉靖三十八年(1559)，福州增置敌台36，环城三面堑濠，深7尺5寸，广10丈，延袤3，346丈^[65]。福州和泉州有坚固的城墙，有效抵制了倭寇的进攻。因倭寇为患，福建沿海地区城市破坏严重，所以此后重视修造城墙成为福建明代城市建设的主要特点。从各地方志的《城市志》、《建置志》可以看出大部分县城城池建于明朝，如连江、平和、永泰、福宁州城(今霞浦)、惠安、德化、南安、永定等等。福州城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前202)，闽越王无诸筑冶城。此后几度拓城，晋太康年间郡守严高筑子城，唐王审知建罗城，宋刺史钱昱筑外城。明洪武年间驸马都尉王恭修砌府城。嘉靖、万历年间都有重修。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增修^[66]。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到明代形成相对固定的城墙范围。到清末，福州的城墙周围长15里，由炼瓦及石头叠成，高约4间，顶上约2间。城门有7座，分别是南门、北门、西门、东门、及东北门间的汤门、东南门间的水部门等^[67]。城门黄昏关黎明开，每个门上都有高塔，居高临下，十分壮观。在城墙的入口处建小警卫房。城墙大约高20～25英尺，宽12～20英尺，城墙内部由泥土和石头构成，外层用石头和砖头。城墙上面铺筑了花岗岩石板。城墙周长大约7英里，“可以在城墙上漫步，或是坐轿子，后者可以很快地看到接连不断的新奇而有趣的景象”。城门之外是郊区^[68]。厦门城墙狭小，建于明代的城墙不过“周425丈，高连女墙1丈9尺，阔8尺5寸，窝铺22，垛子496”。即1400余米长，6米多高。城门有4个，分别是东门启明楼，西门怀音楼，南门洽德门，北门潢枢门，在门上都建有城楼^[69]。厦门城也历经修建。厦门城在明永乐、正统、万历年间曾加以扩建、修缮。但清康熙二十年(1681)，闽浙总督李率泰却为防止郑氏集团的重占而下令毁城墙。两年后，郑克塽归附朝廷，靖海侯施琅奏请重建城垣，城墙周长扩展到2，000米。而那些不是县城，在交通要道发展起来的商业性市镇多半没有城墙，如洋口、峰市等。有的随着城市发展，为了防御需要，也会设置栅栏围墙，甚至城墙、城门、城壕和吊桥等，如闽南石码镇。城墙开设城门和城门楼。从景观排列上来看，中国传统建筑讲究从北往南赏景时，景物高度逐次减低，全城景物和街坊动静一览无遗。所以，城门门楼的设置，除了本身符合风水的吉凶观外，同时具有特定的赏景和巡视功能。福州的北门屏山，明代建有样楼，又称镇海楼，登高望远，可以看到闽江口及大海。塔也是城市重要的建筑。福州城内有乌山的乌塔和于山的白塔。泉州开元寺有东塔和西塔。1941年出版的《福建地理》仍然写道:“本省主要市镇，外表的特征，是由城墙和塔表现出来。到一个县城都可以见到砖的城墙和塔。”^[70]

自然生态环境与城市分布密切相关，环境的状况对福建城市的发展同时起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纵观近代以前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我们可以发现，福建是属于后开放地区，城市发展与全国并不同步，具有本地区特殊的发展历史。随着地区的逐步开发，从闽北到闽南，在新的地方不断建立新的城市。先是福州和建州，其次泉州，再次是漳州和汀州。秦设闽中郡，汉设冶县，三国始立建安郡9县，西晋设二郡13县，东晋设三郡，唐有5州24县，南宋有1府5州2军58县，元设8路2州48县，明设8府，清代设10府2州，辖厅县59。郡、州、府、县数量的逐步增加，可以看出福建地区的逐渐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福建城市最初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建立起来的，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等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对外贸易成为沿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的主要建筑有衙署、庙宇、城墙和塔等。在鸦片战争以前，福州和厦门已经初步成为福建的两个中心城市。

[1]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48页。

[2]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合订本)，1937年，第1页。

[3]陈及霖:《福建经济地理》，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页。

[4]陈佳源主编:《福建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5]林开明主编:《福建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1页。

[6]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永安:建国出版社，1941年，第61页。

[7]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0页。

[8]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9]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91页。

[10]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年，第65～77页。

[12]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24～125页。

[13]陈佳源主编:《福建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14]《本部具奏福建省城设立农务总会援案请给关防摺》，载《商务官报》，北京农工商部署内商务官报局编，宣统纪元第三十三期，第4页;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元月影印，第4册，第640页。

[15]戴一峰:《近代闽江航运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05～113页。

[16]林开明主编:《福建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17]陈秀夔、戴云山:《邵武农家经济的调查》，《协大农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傅家麟编，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1941年。

[18]谢章铤:《闽省形势答权守某公》，《赌棋山庄全集余集》(文一)，光绪刻本，第3页。

[19]陶懋立:《扬子江流域地形》，《地学杂志》，中国地学会编，1914年第6期，第2页。

[20]赵模修，王宝仁纂:《建阳县志》(卷十，交通志，1929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第934页。

[22]［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东亚同文会发行，大正九年一月(1920年)，第145页。

[23]林星:《试论近代福建海关的海务工作》，载《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戴一峰主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24]龙岩地区交通史编委会:《龙岩地区的公路交通概况(1920年—1949年)》，《龙岩文史资料》第8期，1983年，第72页。

[25]［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34页。

[26]［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39页。

[27]［清］瞿鸿禨:《使闽豫日记》，1933年铅印长沙瞿氏丛刊本，第22页。

[28]陈佳源主编:《福建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2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1页。

[30]［汉］司马迁:《东越列传》，载《史记》卷一一四，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79页。

[31]［汉］班固撰:《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32]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33]吴春明:《近七十年闽越都城地望探索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

[3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9页。

[3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一，志三一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64～1066页。

[3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38]刑文信主编:《福建省城镇发展与布局》，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39]［宋］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四，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40]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41]《嘉庆重修一统志》(第27册，福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68页。

[42]［明］喻政主修:《福州府志》(卷十二街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页。

[4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44]［明］王世懋撰:《闽部疏》，明宝颜堂订正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9页。

[45]李秉乾:《厦门建城与江夏侯周德兴》，载《厦门城六百年》，方友义等编，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46]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47]厦门市政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48]［清］薛起凤主纂:《鹭江志(整理本)》，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49]厦门房地产管理局编:《厦门市房地产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5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5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413页。

[54]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56]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36页。

[57]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年，第53～87页。

[58]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年，第76、82页。

[59]［明］王世懋撰:《闽部疏》，明宝颜堂订正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5年，第35～36页。

[60]［清］徐景熹主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府志》(卷四·城池)，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6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62]Rew．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New York:Harper＆Brothers，1895．Reprinted in Singapore:Grahm Brash，1986．P．59．

[63]［清］新柱等修，虚然等纂:《福州驻防志》，图二至图四及第三卷，第5页。

[6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65]［清］徐景熹主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府志》(卷四·城池)，第28页。

[66]［清］徐景熹主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府志》(卷四·城池)，第30～34、28～29页。

[67]［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40页。

[68]Rew．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New York:Harper＆Brothers，1895．Reprinted in Singapore:Grahm Brash，1986．P．18．

[69]［清］周凯纂，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卷二·分域略)，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70]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第62页。

第二节 古代福建城市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　古代福建城市的发展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