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工业的起步
新式机器工业的创办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主要推动力。福建城市工业起步很早，福州和厦门是中国最早出现近代工业的两个城市。工业的产生与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福建近代工业始于开埠后不久外国资本在福州厦门开设的船厂。随后在洋务运动中，1866年福建船政局的创办标志着官办近代工业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在外资和官办工业刺激下，福建商人创建了一些民族企业。工业的发展对推进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外资工业的兴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南五口通商。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和航运业的发展，在福州和厦门出现了一批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企业。从19世纪80年代起，又陆续出现其他一些企业。
早在1854年，英国商人在福州的马尾罗星塔下建立一座兼营船料供应和船舶修理的道比船厂[100]。1864年，英国商人在罗星塔下建立了福州船坞，长300英尺、宽95英尺、高22英尺，并用蒸汽机抽水[101]。福州船坞于此后数年中不断扩建，又相继建立机器厂和翻砂铸铁厂。以后随着福州贸易地位的衰落，船厂的营业逐渐萧条。19世纪90年代初停业[102]。厦门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是美国人包义德于1859年初创建的厦门船坞公司。仅1862—1867年，就修理了328只帆船[103]。该企业有三个船坞，还有一座机器工厂、一座铁工木工工厂和一座仓库，由欧洲人担任监工。1892年改组为厦门新船坞公司，在香港注册，资本67，500元，由德记洋行、和记洋行、太古洋行和中国绅商等出资组成[104]。新公司在以后几年里投资近10万元，添置了新机器设备，大大提高了效率。船坞经过改建可以修理310英尺长的船只。在海边有一台20吨的起重机，有“装配着现代机器”的机器厂、冶炼厂、锅炉厂、铁工木工厂，常用的机器有展铁机、钳凿机、新式旋床。19世纪末，这家公司常年雇佣200多个职工，另随时根据需要很容易雇到大批的临时工[105]。1893年，在厦门对岸鼓浪屿又出现另一个修船厂——厦门机器公司(Amoy Engineering Company)，也在香港注册，资本仅3万元，股东大多是当地买办，由外国人管理经营[106]。
外国资本为了便于收购原料和推销商品，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福州、厦门等地创办了砖茶、油箱、鸦片等制造加工厂。1872年，汉口的俄商在福州创办第一家外国砖茶厂，其产品直接经海道运往天津。到1876年，在福州及产茶区设立了9家俄商茶厂，还有一两家华商茶厂，分属阜昌、新泰、顺丰等3家洋行。俄国资本的砖茶厂茶叶总产量1875年合计36，403担，1876年达52，024担[107]。据《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说:在1871年福州的贸易统计中还没有提到砖茶，翌年砖茶出口已有727担，至1876年则已增至53，298担。统计中运往俄国的砖茶，主要是从汉口、福州先运到天津，然后从天津由陆路经恰克图运往西伯利亚;还有些则是从上海运往海参崴[108]。到1879年，产量增加至12，000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加入砖茶业竞争。在福州、建宁等地也有中国商人的砖茶厂。1891年建宁的富商就打算购买机器，改手工生产为机器生产[109]。但19世纪80年代以后福建茶业日趋衰落，这些砖茶厂陆续停业或转到华商手中。为便于进出口商品的运销，外商还在通商口岸附设专门的加工厂。19世纪90年代，外商纷纷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建立储存煤油的火油池。1894年英商拉蒲拿加斯洋行(Lapraik，Cass＆Co．)在厦门建立了3个火油池，储油量达30万加仑。为了便于贩运和销售，在火油池旁边附设制造铅铁煤油箱的小工厂[110]。1870年，一家英商在厦门创办了一个把生鸦片制成烟膏的鸦片加工制造厂，供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市场。但不久，就因不胜厘金局的困扰而放弃了[111]。
19世纪80年代后，福建茶叶贸易走下坡路，木材出口地位上升。甲午战争结束后，德商禅臣洋行、英商天祥洋行、日商建兴洋行、英商义昌慎洋行和祥泰洋行等相继在福州设立了十余家锯木厂，从海道运销上海、香港等地[112]。20世纪初，日本人到闽北兴办许多樟脑工场，砍伐樟树，炼制樟脑和樟脑油，运往福州销售。但“闽地樟树叠经制脑者砍伐，年少一年”[113]，最后也没落了。
在船舶修造工业、出口产品加工工业出现不久，外国资本还投入城市公用事业。1881年，德商葛拉洋行在厦门建立了铁锅制造厂。同年，新加坡华侨的裕丰洋行在鼓浪屿也建立了铁锅厂。然而由于触及了当地垄断铁锅生产运销的富豪的利益，受到地方当局一再反对和阻挠而很快停办。19世纪80年代，福州和厦门先后出现了外资制冰企业。1880年，英资福州制冰厂向福州船坞定造了一艘小轮船。1882年3月，福州制冰厂正式开始营业，在夏季为居民制冰[114]。随后，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商屈臣氏大药房在厦门鼓浪屿设立分店，附设冰水厂生产块冰和汽水[115]。
外商在兴办木材加工业的同时，还设立了火柴厂。1898年，英商德兴洋行在福州南台苍霞洲创办“耀明火柴厂”，资本10余万元，因亏损而歇业。1903年，由英商天祥洋行以3万元的价格承顶，改名“福建火柴厂”，并与福州商人合作经营，1905年倒闭。英商韦仁洋行工程师皮利在厦门鼓浪屿黄家渡附近创建电厂，并在租界工部局取得供灯25年的专利权。该厂创办时资本37，000元，由柴油机带动120千瓦发电机，于当年8月正式供电[116]。
福建外资经营的工厂虽然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但外商的投资，客观上起了示范作用，刺激了福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外资企业的发展，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培育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在本行业发挥了技术骨干作用。甲午战争后，原来外资经营的船舶修造业因福州和厦门贸易地位的衰落而大受打击。加工工业中的砖茶厂，因茶业的衰落而停顿。此后外国资本在福建没有开办什么大型企业。但甲午战争后，在福州地区还一度兴起了外资兴办锯木厂的热潮。
二、官办工业的产生
工业的产生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现代工业始于开埠后的外资工厂，但不久之后，本国资本工业随之出现。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更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推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在福州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是福建船政局和福建机器局。70年代开始又创办民用工业。官督商办成为洋务运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
福建船政局是福建最早建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6月25日奏准创办，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经营下，成为与江南制造局并驾齐驱的近代工厂，而且在当时的远东也是首屈一指。船政局的技术设备和技术力量都从国外引进，最兴旺时中外工人达二、三千人。第一艘排水量1，370吨、功率150马力的运输船于1868年1月18日开工，1869年6月10日下水，命名“万年清”[117]。
福建船政局不仅为中国海防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它和江南制造总局都是采用机器大生产的近代工厂，在这里诞生了我国最早的机器造船工业。福建船政局规模之大、设备之完备、工人人数之多，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它由造木壳轮船发展为造铁胁兵轮，然后是造铁胁兼碰快船，又发展为造钢质海防舰，并具备了制造3，000吨以下的钢质穹甲快船的能力。从1866年开始建厂造船到1907年，40年间共制造了大小兵商轮船44艘[118]。
福建船政局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历程，但后来衰落下来。1884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遭法军严重破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船政局的庞大造船计划遂成泡影。进入20世纪后，船政局仍是一蹶不振。据《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载:“这时期的最后几年，除了对一些船只进行各种各样的修理外，再没有做什么事情，而且，由于经费不足，这些船只的修理还时常中止。”[119]
福建船政局走向衰败，原因有多方面。有人认为由官办企业封建性产生的资金不足与大工业生产的矛盾，使船政局的生产缺乏内在动力。当时存在向资本主义经营的转变，但船政局并没有像江南造船所那样彻底完成这样的转变。也有人认为根本原因不在官办，因为船政局创办的目的就在于求强，先天就是一个亏本的企业，不存在盈利不盈利的问题，是西太后把海军经费移建颐和园，使马尾造船厂由于缺乏资金，无法更进一步[120]。还有人认为是管理者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福建船政局不是附属于一个城市(福州)或一个港口(马尾)的地方企业。它的原料和市场都不在福州。作为中央政府兴办的军事工业，它的命运和政府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中央政府失去对这个企业的兴趣，不再以重金支持，而地方政府又把它视为包袱，加上企业在自身转轨或转为面对市场的民用生产并不成功的情况下，自然只能是日渐衰微。
这一时期官办的军事工业还有福建机器局及铸币厂。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创办“福州机器局”，它的规模很小，时停时办。后任闽浙总督文煜、杨昌浚继续支持办厂。1885年，杨昌浚趁办理海防的机会，重新招募工匠入厂，还投资2，400余两对该厂进行扩建。生产能力一度达每日600斤火药，并仿造出克虏伯车轮炮十余尊，子弹数千颗[121]。福州机器局成为一座小规模兵工厂，有百来名工人。到1901年，“已生产出很多毛瑟枪和来复枪，现在准备从国外进口机器以加快生产子弹”[122]。甲午战争后，该厂一度移附马尾的福建船政局。许应骙担任闽浙总督后，于1899年把福州机器局迁回水部门内，并加以扩充[123]。接着又向乾记洋行定购一套制造无烟火药机器，于1902年春在洪山桥创建“福州制造局”。截至1903年年初，制造局仿造出智利无烟枪100支。机器局则在迁回后数年间生产出沪式2磅快炮24门、陆军后膛炮2门、洋式12.5磅快炮2门、新式后膛抬枪100支、各种后膛枪弹320万余颗，改造陆军快炮4门、后膛车炮8门、短柄洋枪100支。1903年，新任闽浙总督崇善经奏准，洪山桥制造局停造枪炮。此后“常年制造子弹，以供操防之用”。城内机器局改为银元分局，将机器厂所余锅炉拨归银元局改配应用[124]。制造局1907年由崇善移交总督松寿管理，兵工厂由一名相当于候补知府职位的委员具体负责管理，一名外国工程师仍在该厂负责技术工作[125]。
由于铸造铜圆利润可观，福州除了上述的城内机器局外，还有两个铸币厂，分别附设在马尾的福建船政局内和洪山桥制造局内。苍霞洲铜圆局称为“南局”，洪山桥铸币厂称为“西局”，马尾的铸币厂称为“东局”。1905年3月，船政局创办铜圆局铸造铜钱，每日可铸币50余万枚。洪山桥制造局附设的铸币厂规模及设备稍逊，每日可铸币31万余枚。这一时期，各省为追逐厚利，也竞相办厂制造铜圆。铜圆价格因之大跌，最初一枚铜圆可顶十三四文制钱，后竟降至八九文，致使“官款无著，负债累累”。而福州一地3局，情况更糟，“各省币政之坏，亏耗之多，未有甚于闽省者”。到1906年1月，3局均已停工，而南局停工之后，机器被废置，厂房后来用于开办电灯厂、火柴厂[126]。
三、民办工业
在外资工业和官办工业兴起后不久，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福建的民族资本工业，买办和华侨比起一般商人捷足先登。民营资本工业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工业，如制茶业、蔗糖业和木材业。紧随1872年俄国商人在福州地区设立砖茶厂之后，1874年，一位洋行的中国买办在福州创办悦兴隆砖茶公司，“和外国商人竞争”。这是福建第一家华资商办近代工业企业，在全国也属前列[127]。在产茶区建宁等地，福州的一些商人也设立了机器焙茶厂。悦兴隆砖茶公司于光绪初年停业，盘予外商，数十年间几经易手，到1910年旧址及设备被粤籍商人买去，改名为“致和砖茶公司”。工厂经过改造，重新投产。该厂资本15万元，雇工人数百名，压榨机2台，24小时生产800枚，年产砖茶12，000担[128]。南台泛船浦致和有限公司用压榨器制茶砖，畅销俄国、蒙古，“用为货币”[129]。制茶业率先引进机械生产，开创了民营资本工业的先河。1910年8月，福州商人从俄国人那里购买久已停产的砖茶厂，重新经营，改名政和有限公司砖茶厂[130]。1885年2月7日，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试办糖厂。福州糖厂建在南台闽江北岸，离外资的福州冰厂不远。与糖厂有连带关系的一个机器面粉厂也办了起来[131]。但都没有成功。之后，华侨郭祯祥等人在同安、龙溪、海澄等甘蔗产区设甘蔗栽培场，创办了机器制糖厂，用机器榨糖。每季度的产量估计为15，000—20，000担[132]。福建林木资源丰富，造纸、锯木工业很快发展起来。1898年，日本大阪商船公司买办冯大年，在福州买下英商天祥洋行的一家锯木厂，改名为“建兴锯木厂”，资本3万元。以后，冯大年扩充了这家锯木厂，并从日本吸收了大量股资，使股本增至100万日元[133]。华商在福州有木行和锯木厂多所。
除了外向型加工工业外，民营的公用事业和食品工业等也开始起步。福州和厦门的电灯业先后于1906年和1909年开始试办。食品工业以罐头厂为主。福建的罐头工厂原料充足，在旺季可以大量收购肉类、荔枝、龙眼等食品，到了淡季则可加工从北方运来的豆类。1893年，建立了“瑞记栈”罐头厂，每年生产水果罐头约4，000担[134]。1907年，祖籍集美后溪的归侨杨格非和华侨医生陈天恩等人集股12，000元，另向钱庄贷款3，000元，开办了“淘化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3，000银元向回国的英国人收购在鼓浪屿的慈化酱油厂作为厂址。初期除产销豆干外，还经营牛乳。数月后购进手摇罐头机，开始经营酱料罐头，牛乳经营转归其他商户[135]。另据《商务官报》载:“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黄廷元等创设‘淘化有限罐食公司’，总号在厦门鼓浪屿，并设分号于厦门埠，共资本银15，000元，合资10人，为合资有限公司，专办酱料牛乳及食品各种罐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注册。”[136]初创时，资本共1.5万元，机器值3，000元，其余为器具及流动资本，每日出品8箱，每箱60元[137]。到1911年股本已增至4万元，雇佣45名本地人，年产量为1，000担水果罐头，2，500担酱油和2，500担咸豆腐，在厦门地区、台湾和海峡殖民地很畅销。公司利润高，发展顺利，添置了动力机器[138]。随后福州也出现了罐头食品工业。1910年8月，商人张秋舫和罗勉候、史式珍等，集资3万元，在福州仓山观音井创办“迈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中亭街设有批发部，主要在福州市面上出售[139]。并定简章12条，在农工商部注册[140]。该公司全部由中国人投资，由一名曾经在一家美国罐头厂工作过几年的广东人经营。在天津、汉口、上海、香港和海峡殖民地的销售情况很好，获利匪浅[141]。
此外，棉纺织业以及玻璃、肥皂等小型的化学工业有所发展。19世纪80年代，闽浙总督卞宝第在福州提倡机器织布。福州出现织局60余所，1年可出100万筒。1890年，福州的商人们集股创办新式纱厂，并通过驻守闽江口长门要塞的楚勇将领福宁镇总兵曹仁祥等，函商驻英国公使薛福成，请其代购纺纱机器。机器买来后，在福州城内五福巷建起纱厂[142]。然而福建境内不产棉花，需到外省采购原料，企业被迫于1892年停闭。1887年，厦门曾试图引进外国的火柴和玻璃制品制造工艺，但这两个厂规模很小，“不久便放弃了”[143]。广建玻璃制造厂建于1908年，资本为3000元。该厂雇佣了54名当地人。每天生产300打不同等级的灯罩，每100打17—140元不等，主要市场为厦门地区[144]。1910年，福州原先由日本人办的一家小玻璃厂已由中国人接办，主要生产煤油灯的灯罩[145]。1910年，福州创设“华川制皂公司”，资本2万元。同年登记成立的还有福州维中胰皂公司[146]。
福州和厦门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之一。生产部门主要集中在和外贸相关的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工业。现代工业的产生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工业采用动力机器进行生产。如厦门新船坞公司常用的机器有起重机、展铁机、钳凿机、新式旋床等。这些机器带给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以往的手工劳动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近代工业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福建船政局有工人2，000多名，厦门新船坞公司经常雇佣的职工有200人。这些来自城乡各地的工人集中在一个工厂进行劳动，互相协作，有利于克服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作坊劳动者的涣散性和封闭性。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结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整体团体，可以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争取权益。
再次，近代企业的管理水平、决策能力大大超过了传统手工业时期的家长制和行会制。即使是官督商办的福建船政局，虽然存在封建衙门的习气和现象，但它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规模工厂，设有13个工厂(车间)，有具体的生产部门分工。船政大臣沈葆祯主张“士绅商民可用之才”均“随时搜访札调入局”。他认为人才“必取资于学堂”，“船政替人，似当于通西学者求之。”继沈葆桢之后的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黎兆棠等人都是通晓西学的洋务派官僚，他们“通晓造船西法”，“谙习西法营造”[147]。船政前后学堂历届毕业生中，有一部分直接被船政局录用。船政局中也有不少人在接触西学过程中，自学成为科技人员。通过举办近代造船工业的实践，船政管理人员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船政局高薪聘请洋员日意格等，创办培养技术人才的船政学堂，引进西方的动力造船技术，这在传统时期是无法想象的。此外，船政局在管理制度上也有创新，建立了质量管理、仓库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制度。如厦门机器公司股东大多是当地买办，但工厂的管理经营却聘请懂行的外国技术人员，所有权和经营权得到分离。
福州和厦门的工业又各自呈现明显特色。官办企业在福州的产业部门占有绝对优势。福州工厂除了纯粹官办的船政局和机器局外，民办工业中有好几家都是官督商办，如福州糖厂、面粉厂、石竹山铅矿等。福州民办工业发展也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如1884年夏末，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后，积极倡办民族资本工矿企业。而这一时期厦门侨资工厂无疑占大多数比例。厦门铁锅厂、厦门机器公司、华宝制瓷公司、淘化罐头食品公司、华祥制糖公司、林本源糖厂、厦门电灯公司等都是华侨创办和投资的。
工业的诞生改变了传统城市经济的模式，促进了经济发展新因素的诞生，福州和厦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城市、消费城市和手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它们踏上了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化的艰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