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以后，福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刺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福建经济愈来愈深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福建城市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福建沿海3个开放口岸的国内外贸易，以福州和厦门最多。“福州是土特产贸易的中心，厦门为洋货的销场，三都主要是茶叶出口的口岸”^[1]。从贸易总值看，自开港以来，福州大多占50%以上，厦门占40%左右，而三都澳不及10%。1932和1933年三都澳仅4.7%。然而从直接对外贸易看，厦门在福州之上，三都澳不及1%^[2]。民国前期海关历年输出入货值及贸易总值如下表:

表3－1　民国前期福建省海关历年输出入货值及贸易总值(1912—1936年)

资料来源:周浩编:《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福建省政府统计处，1941年。

该表虽然是福建3个口岸的合计，但由于三都澳贸易量十分微弱，可以反映福州和厦门贸易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福建对外贸易大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增长缓慢，而且上下起伏，很不稳定。民国时期木材取代了晚清茶叶的地位。1929年出版的《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就指出:“茶业之衰落每惹起吾人误会，影响于海关收入甚巨，不知茶业虽落，而他物代兴。即杉木一项近年之输出量已与前此茶之输出量相当。海关贸易额近年比前十年超越一倍。”^[3]而1926—1931年贸易的高值与对外汇率低落，华侨汇款的购买力增强有关。1932年后贸易值开始下滑。以最大宗的木材为例:从1931年起，受银价回升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的木材需求量锐减;再加上日本侵占东北，掠夺性地开采东北松木，使江南木材的销售市场更见狭小。福州的木材输出值陡降，1928—1929年，每年输出2200多万元，1931年惨跌至362万元，仅及1929年的1/6。1932年再降至不及290万元，1933年又降至241万余元，1934年跌至谷底，仅200万元挂零，1935年为239万元^[4]。

根据全省历年贸易统计，1912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79，292千元，1931年上升至179，700千元，20年间增长1.27倍。而在分类货物总值比例上，1912年及1931年分别是:土货出口值占36.97%和27.47%，土货进口值占24.40%和40.16%，洋货进口值占38.63%和32.37%^[5]。进多于出，进口值(包括洋货和土货)常占60%～70%，呈现全省贸易入超的局面。福州和厦门口岸的贸易情况又有所不同。根据1912年及1931年统计，福州港占全省的贸易总值分别为48.44%和47.95%;厦门港分别为41.12%和47.03%;三都港分别占10.44%和5.02%。1912—1931年，福州港虽有个别年份入超，但其余年份均属出超。厦门港自开埠以来，即为入超口岸，而且年年上升。1907—1915年入超额在2，000万元左右。1916—1918年虽然稍见跌落，但1919年又入超2，200万元，1921年为3，200万元，1927年突破4，000万元大关，1931年高达6，700余万元^[6]。这主要是因为洋货进口值所占的比重较大。三都港虽是出超口岸，但贸易量不大，对全省贸易总值的影响无足轻重。

福建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贸易出口商品仍以农副土特产为主。据1935年调查，全省各县主要贸易土特产共有40余种。其中出口以茶、木、纸为最大宗，三者合计占总输出值的70%左右。其余有鲜果、干果、菜蔬、烟草、糖等^[7]。进口商品主要有米谷、麦粉、棉布、棉纱、豆类、豆饼、化肥、煤油、植物油、车辆、纸烟、肥皂、五金、煤等。而在货物数量及价值上，以米谷、棉布和化肥等3类为大宗^[8]。米谷输入虽依丰歉情形而涨落，但20世纪以后仍渐增加。1925及1934年占入口的第一位，值1000万元左右;1935及1936年减至500万元，仍居第三或第二位。福建不产棉，布匹及其他衣着用品每年输入在1，000万元左右，1934及1935年均占输入首位^[9]。1914年以前，鸦片进口为大宗，1905年与1910年曾居洋货进口的首位。1914年中国禁止鸦片进口后，鸦片减少，其他洋货的进口，如布匹纱呢、五色染料、铁条、软钢、五金、电料、煤油、火柴、纸烟、西药以及百杂货等则源源而来，逐年增多^[10]。

二、城市商业及其空间结构

对外贸易的发展，拉动城市商业兴旺起来。福州处于福建省第一大河闽江下游入海口，商业地位十分重要。“沿其本支各流，远通省内诸地，故内地物产，悉须一度集中于此，然后轮运国内外各埠;运入内地之需要品，亦必一度集于福州，再由水运或陆运输转，尤以对外贸易最为繁盛。”^[11]福州商业主要和腹地市场联系在一起。商业除了供应本地的零售消费，批发行业主要针对闽江上游等城乡，闽江上下游经济联系频繁。福州牙行众多，据福建省会公安局调查，1929年，福州市内粮食商407户，其中米牙40家，米店300余家。米牙系批发性质，间有兼营米店者。米店则经营本洋、溪、海诸米，直接粜售消费者。经营砂糖业者30余家，在下杭街、潭尾街等地，每年交易数万担，舶来土货各占其半。除本市消费约三四成外，其余多向上游各地销售。福州煤油公司有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美永及海满共5家，其中以美孚，亚细亚资本最大。各公司均在福州设油仓，囤积煤油。城台煤油商店200余家，各公司每年输入福州煤油约40万连，在福州市售十七八万，分售上游各县二十三四万^[12]。1914年后福州道路的建设，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兴盛。“在路上，特别是在河边，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条新马路两边的新商店，商店里迅速增加的各种各样外国物品，在河流上穿梭往来、持续不断的货物船只……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城市商业活动的增长。”^[13]

厦门“地处闽西南要冲，华侨进出必经之地，内陆与南洋、沪、港各埠贸易归此集散，市井繁华，商业兴盛，为闽省之冠。市商多营大宗批发，国际贸易有茶、杉、面粉、豆饼、丝绸、土产、洋杂货等”^[14]。厦门的商业不仅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也和华侨及侨汇密切相关。雷麦在《外人在华投资》指出，厦门的“商业情形，可以从侨汇方面得以解释，而且只有从侨汇方面加以解释”^[15]。厦门是海外移民进出的口岸，是闽南侨汇的集散地。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每年吸纳的侨汇约600—700万元。20世纪头20年，每年约1，800—2，000万元。20年代至30年代，每年约4，500—4，700万元。40年代，每年约1，300万元。闽南华侨汇款成了国内亲属收入的主要来源，据调查，约占80%^[16]。厦门由于华侨出入，侨眷多，生活水平高。另外，海外移民经过厦门，往往购买棉布等商品带回家乡分送亲友，回国移民的棉布消费量约占厦门全市的三分之一左右^[17]。从而在厦门形成一个颇大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本地的商业繁荣。厦门商业发达，以与市民生活最密切的粮食为例，厦门粮商网点分布密集。据1933年统计，全市有兼营粮食的洋行9家，大小粮商385家，主要集中在岛上西南滨海的鹭江道、洪本部、打铁街、典宝街一带。二、三盘商的米店、糖油粉店和番薯店则分布于市区9个市场。其中批发米商(顶盘商、二盘商)47家，分为米郊和五谷商。米郊即由本地商人经营粮食批发的顶盘商15家，又分仰光郊和大、小北郊。仰光郊主营缅甸、泰国、越南等国洋米，大北郊主营长江以北的豆类，小北郊主营芜湖大米。五谷商(专营米谷、杂粮)32家。糖、油、粉商152家，其中二盘商43家，零售店109家。米郊42家，多是前店后坊。零售米店110家，番薯店32家。据1937年统计，厦门人口265，631人，粮食月销量近10万担^[18]。

福州的商业区域有两个，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南台。两大商业区各具不同特色。北部城内鼓楼商业区政府机关多，士绅富户多，居民比较集中，从而形成以消费为主要特点的商业区。城内的商市则以南大街为最盛，“各书坊、洋货、布匹、南北货及食物、茶馆等，均集于是”^[19]。东街口一带是购货的中心，周围街道辅以行业性消费市场，如温泉路的澡堂，水流湾的家具市场，政府机关所在地的总督后的古字画、古玩及特艺工业品(脱胎、漆器、木雕等)市场，南后街的纸灯及纸扎市场等。沈绍安漆器的恂记在宫巷，镐记在杨桥巷。仿造者多家，设在总督后街一带^[20]。总督衙门西边有一条珍宝街(Curiosity Street)，那里有大量出售昂贵奢侈品的商店。外国人经常来参观，他们评价最高的是树根雕刻的工艺品和青铜制品^[21]。

南台商业区位于闽江下游，历史上为闽江水系农副土特产品、沿海水产品以及省外商品的中转集散地。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内居民纷纷迁徙到南门外沙洲，沙洲人口不断增加，市集也逐渐随之南移。《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有一大河宽一哩，穿行此城。此城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22]可见南台商业区已开始兴起。近代，南台人口集中，楼房会馆林立，成为繁盛的商业区。它以中亭街为中心，形成以中转批发为主的商业区。南台万寿桥以东至义和码头一带，“凡茶叶输出商，及市布、斜纹布、棉纱、煤油、糖等输出商，以及电话公司、银行、运送业、各杂货商、旅馆皆在此处，此外重要洋商，亦悉在此”^[23]。纸行和油行集中在潭尾街、上杭街和中亭街。木材行集中在苍霞洲、白马洲、下渡洲^[24]。台江码头和中亭街为水产品市场，上下杭街是南北京货、纱布、化工原料的批发市场和金融(钱庄)集中的地方，小桥左侧的达道路是水果市场，苍霞洲为茶叶市场，帮洲、义洲为木材市场。大商行、大行栈以及仓储设施等主要集中在上下杭街，是大宗交易活动的主要场所。有人把福州的这种商业区格局形象地称为“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从南门兜至洋头口的街道，联结了南北两个商业区^[25]。这条街道是有名的一条手工业街，行业五花八门，店面小而众多，前店后坊，自产自销。从民国福州的彩色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格局，街道两边还都是田地。零售商业的空间结构与城市人口分布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如饮食和日用两类商店大多是零售商店，它们在各区分布的数量比例和人口比例很接近。从1934年的《福建省会营业分类统计表》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趋势^[26]。福州第三、第四区即小桥区和台江区是福州的商业区和金融区。全市177家钱铺中，有100家分布在第三、第四区。洋行252家中，台江区有110家，仓山区59家。杂货店699家中，第三、第四区合计496家。台江区在闽江边，旅馆、饮食店众多。从闽江上游及闽东北来的客商多在此住宿消费。旅馆98家中，台江区就占了42家。各种档次的饭店分布则又是以不同消费水平的人口分布为转移的。那些饭菜简单，价格低廉的小饭馆，多设于台江区的工厂、码头附近，以供应那些收入微薄的单身工人。而装修高档的高级饭店为数不多，且都在中心商业区，如聚春园等。

厦门的商业主要集中在西南临海的鹭江道一带。民国初期，厦门街市有中街、庙横街、怀德保、关仔内街、典宝、洪本部、提督街、史巷、镇邦街、岛美街、小走马街等^[27]。20世纪30年代，最繁盛的街市当推中山、大同、开元、中华、镇邦街等处^[28]。1928—1931年间，厦门集中建筑了9个市场，分别在中华路、美仁宫、厦港、思明北路、思明南路后街、鱼仔市、青龙宫、鹭江道第一段、惠灵宫^[29]。此外还有鼓浪屿市场及江头墟集场。鼓浪屿纯属消费市镇，又因外国人、侨眷和中、高级职员较多，零售商店颇为发达。鼓浪屿商业区最繁荣的地点是龙头街和市场周围，街道两侧尽是店面。除饮食行业外，百货商店、布店、药房、京果、钟表、理发、照相和食杂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其次是泉州路、内厝沃，再次是福建路^[30]。

三、洋行和商店

民国以后，福州和厦门洋行数量增多，业务不断扩大。如英商的怡和洋行涉足领域从进出口贸易扩大到保险、轮船、码头、房地产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扩大在福建的势力，在福建的洋行数量也随之激增。据1915年税关统计，外国人在福州开设137家商店，其中有109家是日本人(包括日籍台湾人)开的^[31]。1914年，厦门的外国商店153家，以后各年依次是203家，179家，310家，206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占大多数^[32]。1920年，日本人在厦门的商店共34家，如台湾银行支行、三井物产出张所、大阪商船出张所、三五公司(樟脑)、台华殖民合资会社(移民)、广贯堂(药材、杂货)、柏原洋行(药材、杂货)、久光堂(药材、杂货)等。经营范围涉及樟脑、药材、杂货、米、面粉、杂谷、茶、烟草、纺织品、石油和香港、南洋、东洋等地的什器买卖以及砂糖制造、钱庄、外河航运汽船业等^[33]。1930年，厦门比较大的外国公司见表3－2:

资料来源:陈清保:《外人营业一览》，载《厦门指南》第十篇，苏警予等编，1931年，第47页。

随着中国商人财富的积累和力量的增强，他们与在华的外商展开竞争，争夺进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种趋势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至于商人阶层，现在有一股强烈的趋向，要求逐步取代以前由外国控制的商业。大量的鸦片贸易现在已转由本地人经营。外国纺织品和货栈贸易现在几乎都是在中国人手中”^[34]。《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32—1941年)》也称:“中国商人直接进口货物或拥有独立的销售进口货的代理机构，这种趋势在上一个十年业已开始，在中日战争蔓延到本口岸之前一直迅速地继续发展。利用较小量的日常开支费用，他们甚至能在降低价格的情况下营利。这一般发生于大宗买卖中。”^[35]但因“华商才力单弱，不能结大公司，如洋人之雄厚，市价任洋商操纵。故一经亏折，视为畏途”^[36]。因而到20世纪30年代，外贸主导权仍然受制于外商，“对外贸易之经营，悉操诸洋商之手，己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福建输出之完全听从听命于洋商，而未能有所左右也”^[37]。

表3－3　福州商店数量、资本额、营业额和店员数统计表1935年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800页。

资料来源:汪方文主编，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经济档案》，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20世纪30年代，福州和厦门的商店众多，种类丰富。据福建省会公安局调查，1935年，不包括钱庄和银行，有9，328家商店，资本总数28，850，382元，店员人数17，958人，学徒8，550人。详见表3－3。除钱庄和银行外，厦门各类商号5，202家，总资本达42，104，275元，店员达28，484人。详见表3－4。但平均起来，每家商店的资本都很小，福州商店每家平均3，000多元，厦门8，000多元，资本十分分散。福建城市多的是小商小贾，缺乏有影响力的富商巨贾。在厦门的商业领域，华侨投资起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12—1949年，海外移民投资兴办的厦门商业企业有300余家，经营范围涉及进出口贸易、茶叶、棉布、五金、化工、医药、客栈、糖、粮油等20多个行业^[38]。

进入民国以后，郊、行、会馆等传统商业组织仍然存在。在商业中，根据营业范围不同，分成各种行帮。商帮既有以地域形式划分，也有按行业划分。行业组织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可以补充法律公序，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并且具有提供信息，协调行动的功能。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商业行帮也发生了变化。透过商帮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市场发展的轨迹以及城市与腹地的商品交流。福州和厦门的行帮如茶帮、粮食帮、煤油帮大都以出口为导向，和国际市场联系密切，它们在近代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发生异变。以福州茶叶商帮为例:福州茶商分为本地帮和客籍帮。各帮从事的行业各有侧重，即使从事同一行业，其经营方式、组织等往往也不同。20世纪30年代初，福州的茶业采办分为茅茶帮和箱茶帮，各有10余家，地址在下杭街、苍霞洲、泛船浦、南台三保、二保、上杭街、下北街、下渡。茶叶运销分为天津帮、京东帮和洋行帮。天津帮20余家，又分为福长兴帮和福泉兴帮，主要出售绿茶于天津、牛庄、烟台三大埠。京东帮有三四十家，又分为京徽帮和直隶帮，均系北京人和安徽人开设，运售绿茶于平津各埠。洋行帮是装运箱茶出售外洋的福州各洋行，有19家^[39]。再以木材帮为例，福州木材商帮有3种:木客(又名山客)，专门深入闽江上游各林区购买，贩运入福州;木牙(又名木行)，专门代山客转手售卖木材;木帮(又名木商)，多为江浙等省外商帮，向木行购买木材，运销到省外。厦门粮食主要靠外面输入。据1933年统计，厦门糖、油、粉商有152家，具体可分为主营外国面粉、生油，兼营土产、干果的“洋帮”17家;主营由香港转口输入的美国、澳洲面粉及南洋群岛生油，兼营闽土特产出口的“香港帮”21家;代营输往龙溪、晋江、漳浦、云霄一带面粉及杂货，介绍内地粮商来厦买卖的“出水帮”10家;主营青岛、大连、烟台、营口等地花生、大豆、豆饼、生油、豆油批发，兼营北方杂粮、土特产输入转口贸易的“北帮”12家;主营漳属7县油类，兼营粮油转口买卖的“油帮”12家;专营本市油、粉、糖的“在地帮”80家^[40]。经营海外移民的客栈也有分帮。民国初年，厦门经营移民的客栈共170家。其中南安帮41家，同安帮33家，福清帮22家，安溪帮19家，晋江帮18家，头北帮8家，禾山帮9家，漳州帮7家，惠安帮11家，金门帮2家等^[41]。

各帮经营的工商业常常相对集中于某一社区，乃至形成行业垄断势力。而且同帮经营的企业或商号大都雇佣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外人很难插足其间。如厦门人力车夫兴化籍的占有半数，福清次之。而人力货车工人则多数是北方人。228名粪业工人中有225人是海澄人。厦门打铁、提督、磁街、水仙宫四个路头的驳船运送被吴、纪、陈三大姓所把持^[42]。福州台江码头有号称“五澳十三帮”的势力，垄断这一带水产品市场，恃强压价，强赊硬欠。由于城市中的一些行业常为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所垄断，形成同业或多业相结成“帮”的现象，从而使城市的职业结构、移民的地缘关系以及社区结构之间构成又一层次的关系。

民国期间，会馆继续存在，但重要性大不如前，许多功能被商会替代。会馆转而侧重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加强同乡凝聚力。正如日本人调查后所言:福州“最近会馆、公所等的事业渐渐转到商会办理”。漳州“以前会馆公所的诸般事业渐次归于商会之手，这和其他地方倾向相同”^[43]。到20世纪30年代初，福州的会馆、公所有广东、浙江、安徽、两广、山陕、湖北、湖南、河南、江苏、江西、奉直东、上北馆、下北馆、川滇黔、四川会馆，以及省内的泰宁、南郡、永福、宁德、福安、福鼎、汀洲、浦城、兴化、古田、延平、三山、建郡、闽清、泉美会馆等^[44]。民国初年，厦门有广东会馆、永春会馆、兴化会馆、湖南会馆，其中有3家在小走马路^[45]。

新式商人组织——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1919年，除了厦门和福州的总商会外，成立商会的城市还有平潭、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永泰、永泰嵩口、琯江、古田平湖、莆田涵江、永春、仙游、晋江、同安等等^[46]。从而形成一张遍布全省各城市的商会网。商务总会与各地商会，商会与商会之间经常沟通联系，传递信息，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1916年3月，厦门商务总会奉农商部令，改称厦门总商会。1928年依照《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商会改组大纲》改选，以各商业公会为本位，改会长制为委员制。1932年迁入新会所，同时奉令改称厦门市商会^[47]。1928年《厦门总商会章程》指出，厦门总商会的宗旨是:本会以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联络商人感情，团结商人力量，图谋增进工商业之公共福利及对外贸易之发展为宗旨^[48]。1929年和1932年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促进了商会的发展。1946年厦门总商会根据修正的商会法进行了修改，定名为厦门市商会，通过《1946年厦门商会章程》，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为宗旨^[49]。到1931年，厦门总商会第九届会员有392名，包括面粉、火柴、清洁业、米郊、南洋商业、新医药、肥粉、棉纱、猪行、照相、水果等48个同业公会^[50]。1936年厦门总商会所属47个公会，共有会员13，684人。其中厦门市旅栈业同业公会和什货业同业公会会员人数最多^[51]。

在局势动乱时，商会还成立自己的武装，维持治安，并参与政治活动。1922年年底，臧致平、张毅、许崇智等军队在闽南一带混战，局势紧张。厦门海关注意到“最近有一个自愿民团运动已经在市内店铺、在各个学校、在商界的青年当中开展起来了。他们正在进行班教练并用假的步枪进行练习，以便学会使用武器。自愿民团运动旨在创建一支能够保卫市区的武装力量，使它免遭强盗的袭击。”厦门海关的洋人税务司对此予以热切关注，希望“商业界奋发自强”，自愿民团成为“商人为维护自己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所需要的骨干力量”。甚至希望厦门“像西方的威尼斯和伦敦城的民团一样，通过拥有在自己控制下的军事力量来巩固他们的权力”。然而很快，“没有听到多少关于自卫军运动的消息，只听说军方和警方不很赞成”^[52]。1925年11月，由于厦门商会拒绝缴纳新的赋税，海军当局逮捕并拘禁商会的两名委员。而且当局认为，这次拘捕行动具有“致意性”的作用。但有两天，厦门市区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以抗议这一行为。最终，海军当局妥协，释放这两个人，并达成一项协议，即免征1925年的税，而1926年度的征收问题，仍待讨论^[53]。

根据第九届厦门总商会的工作汇报，1927—1930年厦门总商会的工作主要有15项。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抗争不合理的捐税:如力争撤销火柴税，抗争土货征收内地税，抗争特种消费税，交涉印花税，力争撤销豆饼税，抗争竹木税，呈请撤销同安云霄茶务捐，抗议铺贾捐，抗争糖类税，抗争肥料重征抵补税，抗争常关征收内地税，抗议包办海味税，抗争撤销五金特税。二是振兴实业，维持市面:如维持市面金融之恐慌，救济米荒，提倡国布及国烟国酒。三是维持自身生存:如争取维持商会，设立商事公断处等^[54]。商会在地方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厦门商会维护厦门的金融秩序和物价稳定;提倡使用国货，举办国货展;引进侨资，发展对外贸易;沟通与政府联系，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商界利益等。另外，厦门商会还积极参与市政建设，振兴地方教育，维护地方治安，发动民生救济，参与政治活动，增进与南洋各地社团的往来。对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商会组织经济职能的延伸，同时也是其政治影响的基石^[55]。商会也因此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之一。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