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沿海城市的发展停滞
第一节 沿海城市的发展停滞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福建的金门、厦门、东山、福州、平潭、林森(闽侯)、长乐以及诏安、海澄、漳浦、云霄、惠安、福清、南日岛、罗源、宁德、霞浦、福安、福鼎等城市和沿海岛屿都曾沦陷。日军的侵占，给福建沿海城市造成极大破坏，沿海城市发展的步伐因此停滞下来。
一、日军的侵略和破坏
1.日军的侵略
“七七事变”后，日军加紧对华南的侵略步伐。1937年10月26日，侵略军占领金门，揭开了侵略福建的序幕。1938年5月初，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以航空母舰装载20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1，000余人，进攻厦门。5月13日，厦门岛沦陷。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封锁华南沿海，决定占领福州。1941年4月21日，福州陷落。直至1941年9月3日，福州才克复。日本为配合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先发制人控制福建沿海交通线和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线，发动了第二次福州作战，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陷落。1945年，侵华日军为挽救败局，决定收缩兵力，撤回在福建沿海的部队。5月18日，先从福州撤退，经罗源、宁德、福安、霞浦、福鼎等地，向浙江永嘉方向逃窜。盘踞在金门、厦门之敌也被迫于6月30日开始撤退，经海澄、漳浦、云霄、诏安，出分水关向广东黄冈逃窜[1]。
日军对沿海城市狂轰滥炸，工厂、商店、学校、机关、民房、渔船等遭到破坏。据统计，侵略军在厦门毁屋2，000余座，焚烧船只3，000余艘;金门毁屋496座，烧船200余艘;漳浦民船损失60只，东山渔船出海被敌焚毁120只[2]。福州两次沦陷，公私房屋被炸和破坏2，745座，被炸面积0.84平方公里。长乐县被敌毁屋2，100余间，闽侯县被毁1，000余间，宁德县被毁158座[3]。日军对占领的每个城市都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烧杀淫掠，屠杀平民，强征夫役。据统计，在两次侵占福州期间，福州被杀340人，难民18万人;连江被杀723人，难民3万;闽侯县被杀299人，难民6.2万人[4]。厦门被杀2，000余人，难民29，500人;金门被杀104人，难民5万多人;漳浦被杀22人，难民5万多人;云霄被杀8人，难民1.5万人;诏安被杀48人，难民5，500人;东山被杀223人，难民5.1万人。在厦门强征壮丁15，000人，在金门强征驮夫3，000人，在诏安抢民夫百人。永宁也被拉走百余人[5]。日军还在福州、厦门等地强征夫役，修建机场、港口等。
2.伪政权的建立和对沿海城市的控制与掠夺
日本侵略军在对沿海人民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殖民统治。首先是建立傀儡政权。当时在金门、厦门、同安、福州、长乐、马尾、平潭、连江等地都建立了伪政权。厦门沦陷不久，1938年6月20日，在日本兴亚院直接操纵下，成立了“厦门治安维持会”。1939年7月1日改为“厦门特别市政府”，取代原来的维持会，统治厦门市、禾山区和金门岛[6]。1941年4月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成立了“福州治安维持会”。1944年第二次沦陷时，又成立“福州市政委员会”。
在经济上，日军采取“以战养战”政策，掠夺资源财物，以支持侵略战争的需要。并发行货币，控制金融，将沦陷区经济纳入殖民地经济体系。在金融方面，日军操纵傀儡政权建立“储备银行”、“劝业银行”、“华兴商业银行”等，加上台湾银行，大量发行“中储券”。日伪当局在厦门共发行伪币1，099，945，116元[7]。由于战时封锁，交通阻塞，厦门物价居高不下，滥发纸币造成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特别是粮食、盐、食油、柴火等日常必需品更以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暴涨。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就设立“钞券交换所”，发行日本政府的军用票。无论是汪伪“中储券”还是日军的“军用票”，都是在刺刀下强制人民使用的，是对沦陷区人民的又一次掠夺。另一方面，用伪币从人们手中套取大量法币，再投到国统区抢购战略物资，破坏后方金融，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严格的经济统制。由于厦门被封锁，财乏民困，实行粮食配给分配，日本人和日籍台民的配给量始终多于中国人。当厦门粮食极度缺乏之时，日人每人每月24斤，台湾人、朝鲜人17斤，而中国人仅2斤碎米，且经常无货供应。市民坐以待毙，饿死甚多。日伪当局还垄断厦门一切经济，凡进出口货物均由日人管制，然后分配各组合，其利益由日、台人垄断操纵。如设立统制会，以统制外埠货物;设立交通船舶站，以垄断方式，与内地交换粮食、燃料;设立水产公司，以剥夺渔民利益;设立粮食管制机构，以剥夺禾山农户的粮食;设立福大土膏局，用鸦片毒化人民[8]。在日军统治下，厦门工厂关闭，商店歇业，经济萧条。
日军通过伪政权，设立“物资调查委员会”、“木材处理班”、“商会”、“物资交换所”等机构，疯狂掠夺粮食、钢铁、木材等战略物资。日军每经一地，经常三五成群，洗劫银行、商店、民宅、工厂、学校、机关等。1945年4月，派兵拆卸福州公私建筑物，将木料铁器悉数运走。并派人到内地搜索铜钱，以供国内军火生产。福州、厦门存盐被掠夺一空，经常闹盐荒。据统计，福州两次沦陷期间，被掠夺杉木估计价值347，000元，粮食约31，967担，棉花204，000担，布匹24，000匹;闽侯被抢粮食30，312石，棉花7，266斤，布匹1，233市丈[9]。厦门的商办电灯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以及兆和罐头公司被夺占，设备、房屋、线路等被破坏，损失惨重[10]。厦门战前有40辆公共汽车，30辆货车，战后只剩下公共汽车10辆，车辆损失92，000万元。学校建筑物、仪器、图书损失1，142，800万元。全岛道路破坏63公里[11]。据1946年统计，福州财产损失价值9，918，285，884元，厦门市损失2，302，871，898元。沿海其他县城损失也很大[12]。
二、沿海公路及交通设施的破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从战略上的考虑，福建省当局为了扼制敌人的机械化、重武器横行，防止日军向福建内地扩进，部署分期破坏东南沿海路线及通向内地各线的公路，并封锁港口。1937年12月，建设厅发布命令，要求沿海公路未完成者应即停工，“沿海公路例为营前至峡兜连江至琯头等，其未完成者应即停工。业经完成者必要时应即予破坏，免为敌人利用。破坏地点及破坏方法与材料应事前安排”[13]。
1938年厦门沦陷，即对福厦公路的泉州至角尾段、马巷至沃头、同安至集美、漳州至嵩屿等通向厦门的公路进行破坏。5月省政府迁移永安后，就开始分期分段大举破坏公路。至年底共破坏沿海的闽粤干线及京闽干线以至若干支线公路33条，计864.3公里。1939年继续破坏沿海通往内地的福州至古田、同安至永春、漳州至水潮等31条公路，计1，152.1公里。1940年又破坏通往广东的永定至峰市及上杭至峰市两条县道，共89.5公里。1942年再破坏永春至大田、水潮至龙岩、古田至西溪及古田至谷口等7条道路，计332.4公里。1944年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命令将应付盐运迫切需要的水潮至坂寮岭公路再行彻底破坏;第三战区也命令限期将西溪至建瓯(福古瓯路的末段)91.30公里的公路彻底破坏。至此共破坏2，529.6公里，占已成公路的51%，而且大部分是福建省公路的精华[14]。
战前福建已建成通车公路有福州至漳浦等干线33条，包括各支线公路，总长4，218.4公里。抗战时期，福建省为支援前线，沟通后方及便利粮运而临时修建的公路，只有连城至宁化、沙溪口至泰宁、邵武至建宁三线，共762.45公里，其中干线(国道)130公里，省道555.6公里，县乡道76.8公里[15]。到抗战胜利时，全省可通车公路里程计1207.8公里，仅及战前的1/3[16]。新建公路的质量远不如被破坏的公路。总之，抗战时期福建省公路破坏多于建设，处于衰退阶段。破坏公路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部署，是为了配合把工厂设备、学校、机关迁入内地，以内地山区为基地进行抗战的行动。这也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大举纵深破坏公路，以图阻遏敌人，力避与敌人正面接触的政策直接相关。但到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已成强弩之末，福建当局还在继续破路。而且破坏的多为闽南沿海公路，它们大多是福建省公路的精华，如漳州中山桥和江东桥，南靖宝林桥等都是耗费巨资兴建的现代钢筋混凝土桥梁。由于破坏公路过多，战时劳民伤财，战后修复艰难，不仅造成福建省公路建设的大损失，而且使省内各地及与邻省交通不便，增加了人员来往、物质流通的困难，导致战后经济恢复困难重重。战后政局动荡，加上经费不足，沿海一带没有新的建设项目。直到1949年，沿海一带都没有恢复到抗战前的交通状况。
除了前述的被日军飞机炸毁和掠夺的直接损失外，由于战争征用等因素，工厂设备及汽车、船只等交通工具损失也很大。战前全省共有各类汽车756辆。抗战中，有的车辆被日本侵略军所掠夺，有的被炸毁，损失过半。1945年6月，商营漳嵩、泉安、龙绍、泉永德4公司为请求政府救济，陈述战时闽南汽车业遭受损失的情况时即称:“抗战军兴，政府转饷、运兵需要汽车，曾将厦禾、泉安、泉永德、漳龙、漳嵩、龙诏、安溪、同美、泉漳厦、泉围、泉溪、溪安、石东、漳浮、龙连汀、安陶黄、同溪、福峡各汽车公司之健全汽车大量征用至今。迨金、厦沦陷，闽南公路、桥梁悉数破坏，汽车业务归于停顿。影响所及，员工数千人，多数失业。而漳嵩公司之漳厦、嵩厦两汽船，漳浮公司之大通、巨通两汽船，厦禾公司两汽艇，或因不愿沦敌，驶入内港，停泊多年而致损坏;或因无法退出，致被击毁。而泉安公司之安海、东石、石狮三处站屋及东石码头;漳嵩公司之厦门、嵩屿两处码头和站屋及嵩屿之修车厂，厦禾公司之修车厂，复先后遭受敌机炸毁。八年以来，闽南汽车业之损失，实至重大，或仅残喘苟延，或全部停歇。”又据漳龙等10家商营汽车公司所列报的战时损失，计达法币1，724，375元，折合美金508，660元[17]。可见福建交通事业损失之严重。
三、沿海城市经济的萧条
1.进出口贸易和交通运输业的衰落
福建濒临台湾海峡，日舰经常集结沿海洋面，封锁海口，截击商船;日机多从舰上或台湾基地飞临内陆上空射击和轰炸。为了防范日舰入侵，福建军政当局决定在沿海港湾构筑封锁线。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先后在诏安湾、铜山湾、灯火湾、九龙江口、围头湾、深沪湾、晋江口、小蚱港、平海港、兴化湾、平潭海峡、闽江口、连江口、罗源湾、三都港、福宁港、沙埕港等17处，或以船舶载石沉塞，或敷放水雷，或装置鱼雷，构筑了多道封锁线[18]。其中以闽江口、九龙江口、晋江口3处封锁线工程最为浩大。沿海港湾自构筑封锁线后，轮船一律不能进出，海轮运输失去了作用，只有木帆船尚可绕道行驶。福州和厦门是福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由于海口被封锁，加上厦门很快沦陷，福建对外贸易直线下降。见表4－1:
表4－1 抗战时期福建输出入货值及总值表(1937—1945年)
资料来源: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6页。
从表4－1看，除个别年份贸易总值略有增加外，其余均逐年减少。出现这种情况，其一是战争的影响。“日本人对沿海地区的封锁完全扼杀了中国沿海的贸易活动，甚至外国商船也严重受到影响。港口、船只时常遭到轰炸和炮击，对外贸易完全停顿，或转到泉州等可以较自由与内地联系的地方。”[19]以厦门海关为例，1936年贸易总值为39，990，000元，1937年为38，704，000元，1938年为24，845，000元，1939年为27，488，000元。1940年上半年下降到23，653，551元[20]。刚沦陷时下降最厉害，以后局势平定，也在低谷徘徊。其二是受世界经济衰退之影响，银价高涨，外汇汇率上升，省内外购买力萎缩[21]。另外，厦门沦陷，海关的统计也不全。受战争影响，航运、公路交通运输趋于萎缩。从1932年到1936年，进出厦门口岸的船舶数量和吨位总数基本在460万吨以上。1941年，下降到了226万吨[22]。
福建的茶叶、木材、水果、蔗糖出口都大幅度减少。抗战期间，海口封锁，外销停滞，糖价、果价惨跌。加上本省粮食不足，粮价上涨，果农、蔗农因无法谋生，改种水稻，果产损失浩大，蔗糖栽培面积逐渐减少，茶园荒芜。蔗糖产量从1937年的121万担减少到1941年的65万担[23]。木材出口1934至1936年每年平均值为6，125，460元，计5，099，806株。抗战期间，木材出口禁运，林木砍伐量减少，从1937年的4，825，000株递减至1940年的2，221，970株。至1941年又突然增加，计5，390，427株。这与战时营建事业之兴办以及日本一度大量收购木材以补偿其船只损失等不无关系[24]。
抗战时期，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进口物质减少，价格暴涨。首先是一向依赖进口的交通器材、燃料价格飞涨。每加仑汽油价格从6角涨至3，000余元，暴涨5，000倍;每套轮胎价格从70元涨至20余万元。加上汽车配件供应中断，车辆损坏后无法修复，使运力不断下降，业务日趋萎缩。抗战期间，官营运输车辆被征出省无下落者计29辆，因军、公运输损坏者计145辆。1938年至1942年间，官营车辆每月行车约28万公里。1943年至1945年间，由于车辆减少，原料缺乏，行车班次不断缩减，运输日见萧条，每月行车里程由8万公里递减至5万公里。战前全省每年货运周转量约84万吨公里，而抗战期间平均每年货运周转量约34万吨公里，仅及战前40%。全省官营运输每天开行的客班车，1939年平均达55班次，而到抗战后期缩减为8班次[25]。厦门岛内公共汽车也陷于停业。
运输业务的萎缩，阻碍了福建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抗战以前，福建的笋干、食糖、茶叶、木材、纸张、香菇等土特产品，销售于国内的上海、天津、宁波、青岛、烟台、温州、汉口、长沙、台湾及华北各地，大部系由水运承担，但也有一部分是通过陆运销售到省内各地和外埠的。特别在战时海运停顿期间，部分外销的土特产品则由海运转为陆运。如南平、建瓯一带出产的笋干等，战时均由陆运转销于汉口、长沙等地;闽南一带出产的土糖、水果等，也有一部分是通过陆运转售于省内外[26]。1940年以后，由于汽车运力的严重不足，土特产运输大受影响。
自从港口封锁、公路破坏、公路运输萎缩后，内河航运地位上升，战时运销路线有所改变。厦门沦陷后，闽南物产改由泉州出口，泉州部分取代战前厦门的地位。凡闽东以南及泉州以北的客货，均由陆路步行或人力肩挑至福州，经闽江水路转运至省内外各地。闽南漳属各县的客货，则由九龙江船运转往闽西一带。闽中泉属各县的物资，一部分陆运至福州，一部分通过晋江运至内地。闽西汀属各县的物资，以永安、龙岩两地为中心，经清流、宁化的九龙溪，通过一小段陆路，进入汀江流域转运至粤、赣边境[27]。闽南各地的盐粮运输路线也起了变化。原由厦门中转的东石、莲河两盐场运销赣南的食盐，均改由泉州中转，通过晋江东西溪的木帆船，运至永春、安溪两县集中，然后分水陆两路转往赣南。泉属各县的粮米，也因上海及外洋粮米来源短缺，改从漳州或石码用沿海木帆船装运漳属各县之米，绕过厦门进入同安改装小船运至泉州[28]。蔗糖战前输出以厦门为巨，约占95%，福州极少。销售地为长江流域，永嘉、华北一带。战时蔗糖改由福州出口，除一部分莆仙食糖由兴化湾一带运至上海、温州销售外，大部分由福州转运闽北、浙西、赣东等地[29]。纸类的销路也转向浙江、江西。福建省特种贸易公司的将乐办事处收购大广纸、土报纸，运至南平改装后，运销浙、赣;上洋转运所专收大广纸，运至南平改装后，运销浙江;沙县采购所收购大广纸运至南平，以应省内需求;宁化办事处收购玉扣纸、长行纸、印书纸、土报纸运至石城，转运赣州韶关销售;长汀办事处收购玉扣纸、长行纸、印书纸、土报纸运至瑞金，转运赣州韶关销售;连城办事处收购连史纸、贡川纸，由朋口，长汀运往赣州韶关销售;赣州办事处专收玉扣纸、长行纸、印书纸、土报纸、连史纸，并转运韶关销售[30]。
2.城市工业、商业和市政建设的萎缩
抗战期间，沿海城市工业大受打击。福州马尾造船所屡受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损失惨重。部分机器和人员内迁至南平峡阳。1941年4月22日，日寇从马尾造船厂撤出时，将未及内迁的笨重机件劫走或破坏掉，厂房大部分被炸毁，船坞、船台被毁坏，厂区成为废墟[31]。福州电气公司不断遭到严重破坏。抗战期间，日本飞机经常空袭福州，电气公司多次中弹。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次沦陷，公司被日寇直接洗劫。到1945年5月福州收复时，电气公司的库存材料被掠一空。在福州未沦陷期间，海口被敌寇封锁，公司的汽轮发电机组所需煤炭远不敷需要，不得不改装炭炉，以木炭和薪柴充燃料，低负荷运转，被迫实行分区定期轮流停电，勉强营业。1943年不得不把新港第一发电所内的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售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柳州电厂，以弥补亏空[32]。此时福州锯木业一度得到复苏。抗战爆发，九江、宁波、厦门、汕头、广州等沿海、沿江各口岸相继沦陷，上海租界、香港和外洋所需木材几乎集中由福州一口供应，通过外资轮船输出。不但本地商人重新设厂，浙江木商也纷纷来福州开业，松木厂回升至6家，杉木厂回升至62家。其中最大的一家松木厂是林弥钜办的协和锯木厂，资本额达15万元[33]。福州沦陷时期，日军在福州大肆搜刮木材，使木材商人蒙受重大损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和香港，封锁了中国沿海，木材无法外运，福州锯木业失去市场，陷入困境。
厦门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等，在战争来临之际，职员逃亡避难，机器或被带走，或遭破坏，日军占领厦门后一时呈现通信断绝状态[34]。《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32—1941年)》称:在这10年里，本地出现的是工业的衰退而不是发展。从本期初到中日战争爆发前，由于无力与价格低廉的日本布匹竞争，漳州和泉州的所有棉纺厂实际上都已被迫关闭停产了。1933年创办的“福建火柴厂”于1937年被台湾商人接管，改名“荣兴磷寸厂”[35]。厦门沦陷后，日资成立福大公司，接管厦门的三大公司——电灯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及山海冰厂，改为“日华合办厦门电灯公司”和“厦门水电公司”等。沦陷期间经常停电。1937年，厦门淘化大同公司在香港设立总管理处，大部分机器财产迁至香港，留在鼓浪屿的厂房和设备于1941年底被日军强占，资产损失80%。该厂战前拥有员工近千名，抗战胜利时仅剩20多人，年营业额7万元左右，勉强维持员工生活[36]。兆和公司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累计亏损达11万元，沦陷期间再遭打击，终于在1942年倒闭。1938年厦门沦陷后，厦门钱庄更趋衰落，银行纷纷迁往鼓浪屿等地。城市商业陷入困顿状态，继续营业的商行、商店也因大批居民逃难，加上日军封锁，海运日减而经营乏力。
厦门沦陷期间，日军成立各种经济统制组织。据1945年11月调查，有福大公司、厦门物质交易组合、厦门重要物质组合、紫云行、厦门经济统制会、米田洋行、金义发洋行、外义组合、丸永会社、福建兰麻会社、阪口兴业株式会社、加籘物产会社出张所、江商株式会社出张所、日商产业会社支店、钟渊产业会社、南光洋行、大成洋行、世义发洋行、东亚物产公司、三井洋行、新兴公司等21家[37]。日本控制厦门金融市场，保险业由日商控制，三井洋行代理的保险公司最多[38]。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公司垄断了厦门的进出口贸易，大阪商船公司挤占大部分航运业务。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企业控制了厦门的商贸活动。
在战争环境下，沿海城市无力进行新的市政建设。“为求敌机投下燃烧弹及人民不意之疏忽而遭受火灾时，防止灾区扩大以减少损害”，省政府制订了《建筑物防护计划纲要》，规定:“工厂车站限制向市内发展，新建者尤应令其分散郊外。凡新建或翻造旧有房屋所用材料严密加以限制，应尽量避免全以木料构筑。一切建筑物最忌密集，故以分散为原则。建筑物之高度以不超过三层为原则。凡一切建筑物之装配与着色须与当地地面颜色相适合，绝对禁用红白色或其他易使敌机注意之颜色。”[39]厦门沦陷8年，在日伪统治下几乎没有新的建设，原有的设施破坏惨重。据战后《厦门市工务局整理道路公园工程进行计划》载:“举凡公私建设干支马路、码头、堤岸毁损沉重。甚至防御工事遍布市内，妨碍交通。沟渠淤塞，秽气四溢。中山、虎溪两公园亭台楼阁坍塌尤巨。”[40]
1944年10月的《侨声报》刊出一则报道，题为《福州之“福”如此!物价高于全国，治安一塌糊涂。打风盛行，失业人众，机关待遇菲薄，卫生变成污生》。福州物价高涨:“秋深了，严冬将至，冬服市价每套布料起码25万元，工资10万元。难怪有人提倡恢复棉衣运动。但棉袍做一件也须10万。”失业增加，治安恶化:“从省府裁员后，省会便平添了千多人的失业。由12月1日起省会的公用人力车开始淘汰，市内5，000余人力车夫(据市府统计为4，000余辆)亦临近失业的境地。市政府决定最近先行淘汰1，000辆，被淘汰的车夫只好加入失业人群。还有近千名的失业军官。福州市失业人口经统计为2万余人，平均约12个人中便有1人失业。扒手、窃盗日渐增加。宪兵与军官队，复员青年军经常发生流血的冲突。”卫生状况恶化:“1个夏季，染鼠疫者共1，400余人，卫生当局束手无策。市内之河坝甚多，无一不是淤泥塞积，臭气喷人，下水道简直是储水道，垃圾堆积，整月不清”。这是战时“一幅福州社会的风景图”的真实写照[41]。另外，福州和厦门两个城市的命运稍有不同。厦门被日军长期占领长达7年多。日军对福州是两进两出，合计约1年多。厦门对海外市场依存度更高，对侨汇更依赖。战争对厦门的影响更大，厦门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