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省会内迁与内地城市的短暂繁荣
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城市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福建省政府决定把省政府迁移到内地的永安。沿海的工厂、学校、医院以及部分沿海城市居民等也陆续迁到永安、南平、沙县、建阳等地，内地人口增加，经济有所改观，城市建设有一定发展。
一、省会的迁移和战时中心城市的兴起
1938年春，金门、厦门等地相继失陷，战争不断扩大，为了抵御敌人向纵深侵入，福建省政府决定把省会从沿海的福州迁往内地的永安。4月18日，省政府内迁得到行政院批准。5月1日，《福建民报》登出大幅通告，标题为“发展全省经济文化，省政府决迁治永安”。布告称:“省政府为发展全省经济文化，及适应国防军事需要，决将军事机关仍留福州，政治机关移设永安。”从4月29日到5月11日，民政厅、卫生处、建设厅、财政厅、会计处、教育厅、秘书处陆续迁往永安[42]。
永安成为战时福建省会，沿海各机关、学校以及城市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也举家投奔到闽西北相对安全的地区。由于资料缺乏，难以对内迁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等进行具体分析。但从迁出地的人口统计看，抗战前的1936年，福建省最大城市福州人口达41万人，厦门有18万人。而1945年下半年抗战结束后，福州人口只有28.7万;厦门战时人口最低不到9万，战后也仅恢复到12.4万[43]。这些减少的人口除了一部分直接死于战乱，一部分逃往海外和邻省，其余大多数是迁往福建省的内地。大量内迁政府机构人员及其家属成为内地城市的移民人口。战时物质供应紧张，为“改善公务员工之生活”，福建省政府成立了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以限议价品物供给公务员工”。福建省政府在永安、沙县、南平、福州等“省级公务员工众多之处”成立“各机关员工消费合作社”。1945年，永安机关员工消费合作社有127个，社员10，500余人，社员眷属约15，900余人。南平有97社，社员约6，900余人。沙县有39社，社员约6，475人[44]。3个城市单公务人员合计就有23，875人。从合作社的业务报告中也可见沿海机关、银行、学校、报社、出版社、医院的迁移情况[45]。
永安位于福建省中部，山岭绵亘，溪流萦带，“往昔治安不靖，交通亦极不便，故于本省经济地位上殊不重要”[46]。“地僻民贫，风气闭塞，一切均极落后”，自“省府迁治后，始渐改旧观”[47]。战前永安全县人口不过6.4万，1938年省府迁治后，人口骤增至9.7万[48]。1946年省政府返福州后，全县人口又下降到7.8万人[49]。1942年，永安粮食总产量25929.6吨，比1936年增产21.24%。1944年，经省公务局登记造册的建筑厂商有47家，中央、省、县各级金融机构有11家。当年发放农业、土地和合作事业贷款计1，735.77万元，各银行汇入、汇出总额达7.96亿元。这几项都居全省各县市之首。到1945年6月，永安官办和私营的电力、煤炭、建材、印刷、碾米、化工、机械、木材加工等近代工业企业43家，手工业行业扩展至30多个，大小商店530多家，从水路运入和输出的商品总值达4亿元。永安公路东北达南平，南连宁洋，西南接连城。水运上溯清流、下放南平，境内各地亦可畅通无阻[50]。
永安“基于政治中心，而造成文化、经济、交通之发达”[51]，一跃而成战时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平、沙县等闽西北城市的军事和经济、文化功能也得到加强，新的中心城市在兴起。
二、内地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抗战前，福建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多为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工业几乎处于空白。“永安全县除普通商业外，实无工业可言”[52]。闽北南平等城市稍好一些，到1937年，南平集中了一些小电厂等企业。抗战爆发后，为避免聚集于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业内迁。由于福建的工厂规模比较小，没有纳入西迁的计划。但日机的轰炸对福建沿海的工商业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工业的内迁得到本省政府的重视。
福建省政府积极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同时对迁移的工厂进行贷款帮助。建设厅与省银行签订合同转贷资金，订立《资助闽南沿海各县重要各业厂商迁移内地办法》。资助对象是闽南沿海“迁移各业厂商，以发展后方生产及避免资敌之工厂，如铁工厂、机器厂、五金电料业、制胰厂、药料厂、棉布厂、火柴厂、日用必需品各业等”。贷款额“不得超过其内移机器及原来货品价值十分之三，并不得超过其迁移费十分之八”。关于机器及原料存货等运输，由建设厅“代商运输机关协助并发给护照予以沿途便利”。“置备新厂基屋遇到公有土地及祠堂庙宇”等，由建设厅“函请省政府饬县准其借用”。产品由建设厅“函请沿途税收机关免收或缓收捐税”。并规定还款期限暂定18个月，从第7个月起分期摊还[53]。
沿海一带的工厂纷纷内迁永安、南平等城市。以电力工业为例。1939年，连江琯头电灯公司接到省政府内迁令后，联系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合资内迁，在三元县城改组为“公训电厂”，11月复业发电[54]。1939年，省营漳州电厂将1号和2号发电机组先后内迁到龙岩[55]。海澄县城的“海澄真光电气厂”于1938年交给福建省建设厅整理。1939年，机器设备内迁至永安。1939年8月，奉海澄县政府命令，厦门六丰公司设在白水营的米绞厂内迁，先将40马力蒸汽机迁至永安，后又将60马力蒸汽机迁至龙岩[56]。1939年6月，“涵江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奉命疏散，一些设备内迁至永安[57]。政府主办的内地城市电力事业很快发展起来。1940年，永安建成桂口水电站，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电站，装机容量264千瓦，可满足城区机关、学校及少数居民照明之用[58]。南平的沿海迁来工厂很多，对电力需求增大。1940年3月，福建省建设厅接管了南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到抗战结束时，共有5个发电所，总装机容量为288千瓦[59]。此外，建瓯和沙县两地的电气公司也收归官办。龙岩、长汀、将乐、光泽等县的电业也是内迁后兴起的。抗战期间，福建沿海各地电力工业损失颇重，与此同时，山区电业发展较为明显。在难得进口新机器的情况下，山区电厂的设备几乎都是从沿海拆迁的，内地城市工业的发展来自于沿海工业的支持。
南平位于闽江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的汇合点，为闽北交通枢纽，抗战时期成为全省经济中心，繁荣一时。福州迁往南平的工厂有纺织厂、电化厂、电工厂、面粉厂、铁工厂一、二、三、四、五部、肥料厂、建华火柴厂、福电铁工厂等[60]。建华火柴厂乘战时专卖之便，成为福建一大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火柴不再进口，福州建华火柴厂的火柴成为福建省贸易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的囤购商品，贸易公司为建华厂提供原料和包销产品。1938年，建华厂在贸易公司的协助下迁往南平，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仅在南平设总厂，还先后在福建的大田、龙岩和江西的光泽、吉安、临川设立分厂，在福建的将乐、龙岩设立仓库。总厂共有职工2，000余名，加上各分厂、仓库，职工总数逾3，000名。建华厂的原料也逐渐实现完全自给，木材由协利锯木厂提供，药料则由林弥钜在南平水南创设的白药厂制造。抗战期间，闽省财源枯竭，省政府和附属机构日常开支特别是职工工资，往往要靠建华厂支持[61]。南平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木材加工业、机械工业、造纸、纺织等发展极快，成为战时重要的工业城市。
沿海城市工厂相继内迁，促进闽西北城市的电力工业、公用事业及化学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度衰败的传统手工业(手工造纸、卷烟、织布业)有所复苏。除了一些内迁企业获得大的发展外，还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省营和私营铁工、造纸、印刷等工厂。1945年对福建省符合《工厂法》的工厂进行了统计，除福州和厦门之外，全省共有82所工厂。其中南平20家，资本26，601，888元;永安16家，资本10，926，000元;闽清2家，资本5，150，000元;水吉3家，资本2，040，000元;龙岩10家，资本1，338，370元;建瓯2家，资本1，268，590元;龙溪3家，资本1，220，241元;大田1家，资本1，500，000元;连城1家，资本1，100，000元;德化3家，资本841，000元;莆田5家，资本530，000元;沙县2家，资本474，045元;上杭4家，资本325，000元[62]。工厂数最多的依次是内地的南平、永安、龙岩。工厂的内迁，使福建省的工业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虽然这种迁移是因战争的因素被迫进行的，但这种短暂的转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福建工业发展的进程和布局，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的开发建设。内地的南平、永安、龙岩、沙县等城市也因此成为战时工业中心。
随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迁入，商人纷纷迁来开店营业，内地城市商业鼎盛一时。1941年，永安大小商店增至530余家，比1937年增加400多家，其中资本额大者达200多万元，年营业额最多者达2000万元[63]。有13家苏广店，19家布店，四海春、一品轩、燕江楼、快乐轩等15家酒楼，中南旅运社永安分社、大中、新交通等7家较大的旅舍，还有理发、澡堂、照相馆、五金交电、西药店等等[64]。1940年11月12日，省工商业展览会在永安体育场开幕，展出商品数万件，展期7天。第一天前往参观的达3万人次[65]。南平等地也迁入了不少相邻的浙江省工商人士，仅浙江金华就迁来7家百货店。浙江东阳籍人士在南平工作的，多达1000人以上，他们大多从事建筑业，如横店人杜荣记、六石人张发记等营造公司，规模很大，生意兴隆[66]。战时公营商业企业也得到发展。福建省贸易公司迁移南平，随后省运输、企业两公司相继在南平成立。省贸易公司控制全省大部分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对糖、纸、粮、茶、木材、火柴设专部管理。省际贸易也有很大发展。以南平总公司为主体，机构遍布全省及省外部分地区，构成庞大的商业贸易网，营业额约占当时全省贸易总额的60%～65%[67]。1943年夏，3公司合并改组为省特种企业公司。在战争时期，福建省政府创建省营公司，限制私商巨贾，稳定社会经济，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多少解决了战时政府财政的困难。
三、内地城市市政建设的展开
抗战以前，近代城市建设多在闽南沿海进行。抗战开始后不久，福建省政府迁往内地永安。“永安位于本省中央，因为它位置的适中，和群山的险要，在抗战时期，就建为新的省会。这新的省会就由老小的市镇成长为近代化的城市。”[68]永安本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内地县城，位置偏僻，交通落后、人口稀少。抗战前，县城南郊及吉山等地还经常发生虎患。“其房屋大都毗连狭小，城内街道仅能通行人力车，卫生方面向不注意，市政建设未具雏形”[69]。成为战时省会后，政府开始对永安进行近代城市规划。省政府制订了《改良永安市政计划大纲》。初期工程以维持城市原规模及节省建筑费用为原则。计划进行的工作有:建筑下水道，沟身用乱石块以洋灰粘砌;由于城内狭窄，已无空地可供公共建筑之用，拟在永安城外造一平民住宅区;改善路面，长约5公里，宽约2公尺，用三夹土实铺，行驶人力车辆;建设公共厕所;搬运污物设备;改良中山公园;建筑小菜场及屠宰场;建造挑水码头等。以上计划均属改善现状而着重公共卫生[70]。1939年，省政府设立永安市政委员会，由省建设厅长兼主任委员。同年，曾规划以永安县城西南郊一带与巴溪两岸广场为基地，建设省会新市区。大东、东南等外地营造厂商纷纷迁到永安承建新市区工程项目。至1941年2月，经省公务局注册登记的营造厂商达33家。1944年，增加到47家。负责市政建设和设计的机构有福建省永安市政委员会设计室、省经济委员会设计室、省工务局技术室、省会新市区工程处等建筑设计单位[71]。新市区的规划是:“沿溪两岸50米以内划为工业区，建国路及复兴路一带为商业区，桥尾沿山脚一带为住宅区”，建成面积“除筑堤建马路外，实有450亩”[72]。
首先进行的是道路、排水设施和防洪设施的建设。1939年，县政府颁令拓宽新街，先后把新街、大同路、中华路、中山路、民权路等12条街道拓宽至10—14米。1940年，省会工务局利用城墙砖铺设新街、东门路、民权路、公正路等路面。至1943年，城区道路有36条(包括3条防火街)，总长7，193米，路面有卵石、城砖、三合土、碎石土等，路面最宽的14米，最窄的仅2米[73]。1943年省政府市政工程局对城区沟渠进行规模较大的整治。1939年，市政工程局利用拆除的城墙砖，在巴溪东岸沿河修筑土堤。1944年，修筑块石护岸，长34米，高5米;同时用竹篓填石，建造5座横坝，以防洪水冲刷堤坝基础[74]。经过建设，永安的城市范围推广到城墙外附近20公里左右的地方[75]。
城市卫生、电灯、公园、绿化等事业也随之展开。1941—1945年，省政府先后颁发《永安县新生活促进会通告》、《永安县环境卫生纲要表》、《整顿永安市容临时指导委员会决定事项》、《永安县公共卫生》等文件和通告，进行市容管理[76]。到1940年4月底，永安电灯用户增加至562户[77]。1940年6月，新街、旧街、大同路、中华路、中山路、中正路先后安装路灯[78]。1940年春，省政府于县城东门修建中山公园，占地1.5万平方米，建俱乐部、池塘。1941年3月12日，县城各机关、团体、学校开展植树活动，计植树200亩。1944年，省市政工程局在大同路、公正路等植树212株，在林森桥头(今西门桥)、东门桥头及中山公园植榕树12株，苗木由省园艺实验场供应[79]。
省会之外，其他城市也有较大改观。建阳是闽北公路交通中心，闽浙、闽赣公路的交叉点。到南平、崇安、邵武、浦城的汽车都要经过建阳，附近有本省著名的汽车修理厂[80]。但市政建设比较落后，建阳“扼闽北及浙赣交通要冲，人烟密集，运输频繁，奈市政未加整理，尤以中山路南段及东大路为商业中心区域，街道狭小，行人拥挤，卫生管理不畅”。“鉴于地方繁荣发展之重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组织建阳县地方建设委员会，邀请当地党政军首长及地方人士为委员，并公推专员为主任委员，县长为副主任委员，对建阳城市道路进行拓建。第一期扩建中山路南段及东大路，长521公尺。全部工程包括补充路面，关闭水沟，铺筑人行道明盖板及明井等。招标承办工程费计170余万元，由道路特赋项下统筹支给。建成后车道宽7公尺，人行道各宽1.5公尺，“市容为之改观，商业日就发达”[81]。
南平位于建溪、沙溪、富屯溪的汇合点，是闽北水陆交通的中心，在“交通上、工业上，商业上，占重要地位”。抗战以来，南平郊外的水南，成为本省最重要的工业区。“这个山城现在已变为人山人海熙来攘往的场所”[82]。1936年，对南平进行全面地普查测绘，城区建成区面积0.89平方公里。省政府内迁永安后，南平成为大后方。省建设厅工务局曾编制《南平县城区改造规划》，对沿街店面实行统一装潢，改善市政设施。至1949年，城区建成区为2.66平方公里[83]。南平等山城很早就用毛竹引山涧水入城。在19世纪70年代，外国游历者就观察到“在水口镇，用一根根竹管和竹槽连接起来的供水系统，从居住区穿过，将山边一英里之外的泉水直接引入供人们饮用”[84]。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为解决供水问题，南平自来水公司不断扩大规模，1941年由县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加装动力设备80马力的抽水机，开引水桥，大量敷设铁管[85]。1942年，南平县政府为准确全城时间，特别在中山公园内建立标准钟一座，台基高达2丈[86]。经过抗战时期的大规模兴建，福建内地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四、内地城市教育文化的发展
为了躲避战火，东南沿海不少教育文化机构先后迁到福建内地，大批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也相继云集永安。原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山城永安，不仅成为福建战时政治中心，而且一跃成为抗战期间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与西南大后方的桂林和重庆遥相呼应。永安出版事业非常兴旺，据统计，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0月的7年间，永安先后有改进、建国等出版社和编译团体共计50多个，书店、印刷所各10多家，先后编印报纸12种、期刊129种、各类图书800种以上。还有新闻学会、记者公会、经济学社等40余个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87]。马寅初、千家驹、巴金、王亚南、范长江、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学者都在永安进步刊物上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印刷和图书发行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不少印刷所已有铸字、制版等设备，有的还承接外地刊物和书籍的印刷业务，业务发达。当时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民主报社、政干团等都设有营业处、门市部、服务部等，兼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在永安设立的支馆以及立达书店、青年书店等书店。这些书店与重庆、桂林、昆明、韶关、衡阳、赣州等都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抗战时期永安的戏剧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话剧运动盛况空前。戏剧团体有话剧团、评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特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除定期在永安举行公演和联演外，还经常配合抗战形势，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88]。以报刊和图书的出版发行、戏剧宣传为主体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永安蓬勃兴起，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永安成为东南沿海的文化中心，在内地城市历史上呈现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象。
省政府内迁永安后，福建高校和大部分中学陆续疏散到内地。1937年11月，国立厦门大学迁往闽西长汀。1938年6月，设在福州的私立福建协和学院迁闽北邵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闽北南平。私立福建学院先迁闽清，后迁闽北浦城。福建省医学专科学校首迁永安，1938年5月迁闽中沙县，1940年4月迁返永安，改为学院，1941年8月迁三元。福建私立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从厦门先迁闽南安溪，后迁闽中大田。国立海疆学校1944年5月创办于仙游，1945年春迁南安，战后迁晋江。省立福州、龙溪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立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在南平[89]。抗战爆发二三年后，东南各省大多陷落，而福建相对安全。东南沿海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在福建设立或迁设福建办学。如原设于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1941年迁至闽北建阳[90]。浙江之江文理学院，先迁上海，1942年迁至福建邵武[91]。还有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国立东南联合大学、苏州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等也先后迁到闽西北城市。
同时以战时省会永安为中心，陆续创办、改建了当时地方建设所需的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省立农学院、省立南平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大专院校。一批沿海中学内迁，省政府在闽西北山区也增设省立初级中学和完全中学[92]。在偏僻的闽西北山区，这些内迁学校克服种种困难，不仅保存了基本实力生存下来，而且在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上述高等学校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1938年内迁长汀后，在校长萨本栋的带领下，克服战时办学的重重困难，使学校得到较大发展。学生从迁校初期的240多人，发展到1945年的1000多人，院系设置从3院9系发展到文、理工、法、商4院15系，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厦大学生连续两次获得当时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国立大学的第一名[93]。福建协和大学1938年迁校时有教职工37人，学生142人。到1945年，学生达693名。据不完全统计，毕业生有379名[94]。其他各校在校学生人数都有增长。
内迁学校注重为当地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服务，积极参与到当地社会事业的建设中。邵武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教育落后。1938年6月，福建协和大学迁居邵武后，创办了豫章、汉美两所民校，还接办了协大附属汉美小学、协大附属中学、协大附属高级农业学校以及各种补习学校[95]。抗战前邵武青年到协大读书的每届只有二三人，自协大迁邵后，每届邵武青年升学协大的有时竟有二三十人。协大为了帮助当地发展农业，协同地方政府开办了农训班，招训各乡基层农技人员。又将在福州开设过的协大附中改为附属高级农业职校，以解决地方对中等农技人员的大量需求。协大农学院在城郊下南寮设立农事试验场，进行农作物新品种和新耕作制度的试验，并另设有花木、果园、山林试种场地。农学院从广东岭南大学引进高脚南特稻种。用温州蜜橘与福州蜜橘嫁接变种培育了南丰蜜橘。因海岸被敌封锁汽油无法进口，协大化学系把松香树脂配合烧碱淬取而发明了汽油代用品。生物系多次组织人员对邵武七台山区和武夷山区的珍异生物进行考察[96]。此外，师生深入农村，进行水稻品种、水果的栽培，茶叶的制作，茶油的提炼以及鸟类、鱼类、作物的病虫害研究。协大还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学者、教授。协大内迁，促进了当地民众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文化水准的提高，以及闽北山区的文化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抗战前，福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平衡，内地经济落后，教育也落后，人才稀缺。内迁后，这种状况得到迅速改变。闽西北学校数量骤然增加，形成了以战时省会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络，改变了战前学校集中在福州、厦门两地的布局，促进了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也有利于全省教育格局的平衡发展。
福建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沿海地区，城市的现代化也主要是在沿海城市展开。抗战爆发后，改变了这一布局。海口被敌人封锁，一方面省内的土特产无法出口，另一方面，原来被进口商品占领的市场也空缺出来，土糖、土布生产一时兴旺，促进山区一些市镇的发展。如邵武龙斗镇，在邵武北部离城35里。抗战时期修建的光泽公路经其东，每日有汽车往来。富屯溪经过其西，舟楫便利。“抗战军兴，农村经济渐次繁荣，外糖因海口被敌封锁已无法进口。闽南产糖区域，也限于交通困难，不能大量输入闽北，促进本镇甘蔗生产之复兴。”全乡居民约600余户，以种植甘蔗为业者，占总户19%以上[97]。闽侯的江口镇，也是在抗战初期迎来织布业的繁盛。正如《福建地理》所言:本省最繁华的市镇，在战前是福州和厦门，战后这种中心就移到内地去。所以抗战以来，政治中心由福州移到永安和三元。因为学校的内迁，邵武、沙县、南平、闽清、永安、长汀，就变成文化中心。其他像军事中心，移到沙县、梅列、浦城。工业中心，移到南平、建瓯、永安。交通中心，移到南平、永安、建阳[98]。
福建各地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并不一致，沿海城市远远快于内地城市。由于有华侨的投资，20世纪20年代闽南沿海的电力工业、交通运输和市政建设早已起步，内地城市还是寂静无声。日本的侵华战争使福建原本就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停滞，但另一方面，抗战也为内地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大量移民进入内地城市，为其注入了活力，促使内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府主导下，在战时特定环境下，闽西北的城市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永安“及至抗战军兴，本县成为一省之省会。于是无论商业、工业、交通、金融均扶摇直上”[99]。“内地的城市数世纪以来渡着恬静的生活。抗战以来，内地的山城一个个醒起来了。因为工业、文化、经济、政治中心的内移，使旧式人口稀少的山城，慢慢地挟上新潮的外衣，便如雨后春笋般，发达起来。”变化较大的内地几个城市，分别是永安、南平、建瓯、建阳、浦城、沙县、三元、连城、长汀[100]。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福建内地城市的发展更多意义上是沿海城市受到战时影响的替代效应，这种发展具有暂时性，突变性，一旦战争结束，沿海城市的优势仍然存在，它们从战时创伤恢复过来后，很快又走在前面。抗战结束后，1945年10月，省会迁回福州，机关、学校、人员等也随之大规模回迁，福建的经济重心重新回到沿海城市。内地城市渐趋沉寂，发展滞后于沿海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