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以前，福州和厦门已经成为福建区域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开埠以后，这种中心地位进一步形成并得到确立。随着对外贸易、金融、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福州、厦门等大城市人口增加，规模扩大，一些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比以往紧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城市进入了百年来较为良好的发展状态，形成了以福州和厦门为核心的城市体系。

一、经济中心的形成

城市体系的核心是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对于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经济职能。从宏观上看，福建可以分为北部和南部两大经济区。北部经济区长期以福州为中心城市。福州是闽江水系农副土特产品以及省外商品的中转集散地，商品经济的运转主要依靠国内的埠际贸易。南部经济区的中心经历了宋元时期泉州——明代漳州——清代厦门的更替。明末清初，厦门海上贸易兴起，开始从一个军事要塞转变为贸易港口，并一跃成为东南沿海航运贸易网的一个中心。

美国城市史专家施坚雅认为:在中华帝国晚期，一个城市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对属地或腹地提供零售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作用，在连接经济中心的分配渠道结构中的地位，在运输网中的地位。^[1]在施坚雅的晚清帝国城市体系中，福州是东南沿海大区的区域性大城市(地区都会)，厦门是地区城市^[2]。开埠以前，福州和厦门已经成为福建区域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但是，作为在传统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此时城市市场的兴衰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商业圈的经济消长;而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反倒决定了城市商业的前途。因此，开埠之前福州和厦门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还很微弱。

开埠以后，厦门的区域中心地位进一步上升，福州的中心地位继续得到确立。随着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福建地区的经济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以出口为导向的商品性农业兴起。从此，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地区洋货和土货的集散中心，其发展在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盛衰。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工业、交通、金融、邮电等事业的现代化。一批工矿企业、轮运业、银行、电报、电话乃至医院、学校、报刊渐次兴起。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设在进展。福州因此由传统的全省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闽江流域商业中心进一步演进为福建文化教育中心、福建北部的工业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通讯中心等。厦门也由传统的军事要塞、闽南商业中心、对东南亚贸易中心演变为福建南部的对外贸易中心、移民中心、以侨汇为中心的金融中心等等。城市的功能益发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变迁过程开始于开埠后，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

福州和厦门对腹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大为加强。开埠以后，流通的商品种类大大增加。出口货物除了茶、木、纸外，还有鲜果、干果、蔗糖等等。由于世界市场的需求，刺激了农民生产经济作物，内地的农业经济因而纳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但一旦国际市场风吹草动，腹地经济也直接受到影响。如19世纪80年代后其他国家茶叶的竞争，抗战时期沿海港口封锁，都直接导致福建种茶业衰退。与土货出口的增加相伴随，西方舶来品也通过福州和厦门口岸，不断开拓福建内地市场。棉纺织品、煤油、纸烟、肥皂、缝衣针、日用杂货、五金乃至汽车，源源流入福州和厦门口岸市场，再通过区域次中心城市，一层层传递到内地。20世纪30年代，福州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煤油公司每年输入福州约40万连煤油，在福州市销售十七八万连，分售上游各县二十三四万连^[3]。从民国初年日本人的调查看，内地县城销售的咸鱼、棉布来自口岸城市。即使内地的山城崇安，也输入高跟鞋和布匹等外来用品，“妇女亦多烫发高跟，旗袍短裤，而履声阁阁矣”^[4]。区域中心城市与内地商业圈的依存关系，说明了中心城市对区域的强烈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另外，福州、厦门还和全国沿海其他港口及国外市场保持密切的联系。抗战前福建木材除一部分由产地直接运往粤、浙、赣各省外，大多结排运集福州、龙溪、三都转销省外。木材运销区域，国内有上海、青岛、牛庄、天津、长江流域及赣、浙、粤、台湾等地，国外有菲律宾、荷属印度、香港等地，市场范围颇为广大^[5]。

二、市场网络的产生

城市和区域市场是密切相关的。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指出:“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没有城市就不会有地区性或全国性市场。……总而言之，城市普及了市场。”“没有城市就不会有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不会有这种贸易。……没有其他城市相伴，任何城市都不能独立存在。”^[6]

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下，在福州和厦门及其附近地区形成由批发商行和大量商店一起构成的商品流通网络。据厦门海关1880年的年度贸易报告，在闽南区域内有5条重要贸易路线，连接着泉州、同安、浦南、漳州和白水营5个城市。前两者与厦门东北面和北面的乡村相联系，即包括泉州府和更远的府;后三者则与厦门的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的乡村相联系，即包括漳州及更远的府。它们是与厦门贸易的次一级货物集散地，也是本地区的次级城市^[7]。

福州和厦门是福建区域的商业中心。茶叶、木材、纸张等商品集中于集散市场后，运往初级市场(往往是县城)，再聚集到区域中级市场，然后运往中心市场。有的从集散市场到区域中级市场，甚至直接运往中心市场。福建的粮食、茶叶、木材和纸都有各自的市场和运销路线。首先以粮食为例，见表5－1:

资料来源:巫宝三、张之毅:《福建省食粮之运销》，1938年，第5页。

福建茶叶的中心市场是福州和厦门，中级市场是三都澳、泉州和漳州，初级市场多在县城，分4路。西路是崇安、邵武、建阳、政和、松溪、浦城、建瓯、沙县、水吉;北路是福安、福鼎、寿宁、霞浦、宁德、屏南;东路是古田、罗源、连江、闽侯;南路是安溪、宁洋、大田、永春、南安、晋江、诏安、长泰、平和、漳平、龙溪、华安。以下是各镇的集散市场^[8]。再以纸张为例，闽江流域的初级市场是浦城、崇安、建瓯、建阳、松溪、政和、邵武、顺昌、建宁、泰宁、将乐、清流、明溪、永安、沙县、南平、尤溪、古田、闽清、永泰、德化。汀江流域的初级市场为长汀、连城、武平、永定。九龙江流域的初级市场是宁洋、龙岩、南靖。其他还有宁德、连江、安溪、南安和仙游等^[9]。

此外，1937年的《福建省统计年鉴》收录《各县主要物产产销概况表》，详细记载了福建各城市的主要物产、运销地点、运销数量等情况，可以看出它们的贸易联系和区域归属。见下表:

资料来源:《表405各县主要物产产销概况》，载《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1937年，第949～959页。

日本人编纂的《福建省事情》中，绘制了一张《福建省物资集散图》，体现了商品传递的层次:闽北的浦城、松溪、水吉、崇安、星村、建阳的大部分物产先集中到建宁，再到福州;拿口、邵武、光泽、泰宁、将乐的物产一部分直接运往江西，大部分先集中到洋口，再到福州;宁化、清流、归化物产先到永安，再到福州;宁化、长汀、连城、上杭、武平的物产先到永定，部分到广东汕头，部分到龙岩，集中在龙岩的物产再到厦门;宁洋、漳平、同安、长泰、南靖、漳州、海沧、漳浦物产大都直接运到厦门;德化、永春、安溪、南安大都先到泉州，再到厦门。在该书的《商业都邑》一章中明确指出，福州是福建北部的中心市场，闽江流域的市场是西溪的洋口、东溪的建宁。三都澳是东海岸的物资集散市场。西南海岸的集散市场是兴化近郊的涵江^[10]。另外一张《福建三大产出品集散图》，反映了福建北部地区的茶、木材和纸的集散情况。货物集散大市场是福州;其次是三都澳、建瓯，洋口、兴化;再次是沙县、延平、水口，它们是有名的通过港;然后是尤溪、邵武、古田、永安、嵩田、延平、沙县、尤溪;最后是原产物地点兼内地市场(各个县城)。该书还有一张《福建省福州管内都邑》的城市图。它把福州、三都澳、莆田、洋口作为地方的商业中心地，二次都邑为县城及黄田、水口、马尾等市镇。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勾勒出福建商品的运销路线和市场情况。福州周边的长乐、连江、闽清、罗源的物产运往福州，闽东的宁德、福安等地物产运往福州、温州和三都澳，闽北浦城、建阳等地的物产一部分输往福州，一小部分输往江西。而闽西的物产除了输往厦门和福州，大多输往广东潮州等地。莆田和仙游的物产分别输往福州和厦门。省内物产两大最终输出地是福州和厦门，它们也是全省的中心市场。福州是闽江流域和闽东的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闽江西溪的中级市场是洋口，东溪的中级市场是建宁。闽东的中级市场是三都澳。厦门是闽西南的中心市场。九龙江流域的中级市场是漳州，晋江流域的中级市场是泉州。闽西汀江流域的中级市场是长汀。而介于福州和厦门辐射交界的兴化地区，其中级市场是涵江。各运销区域划分也不是截然分开。如表5－2，罗源的茶运往福州，纸则运往三都。宁德的茶除一部分直接由三都运往上海外，大多经由福州转运各地。闽北浦城、建阳、建宁等地的物产一部分输往福州，一部分则输往江西。两大经济区之间的联系也很频繁。龙溪的水仙花、柑、芭蕉，惠安的花生，晋江的龙眼，上杭的烟等输往福州。福鼎的烟也运到厦门、漳州、泉州各地。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大正十年六月(1921)

三、金融网络的建立

福州和厦门是福建的经济中心，也是全省的金融中心。1934年币制改革后，国家资本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通称“四行二局一库”)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先后在福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此外，外省和本省的地方与私营各类银行、储蓄、信托金融机构也相继在福、厦等地建立分行、支行或办事处，从事各种金融活动。这些银行一般在福州或厦门设分行，在龙岩、漳州、泉州等地设支行，层层分设，一直到县城和某些发达市镇设办事处、分理处、汇兑所等。以中央银行为例，中央银行1914年在福州成立福建分行，1921年移设厦门。闽行下设龙岩、漳州、福州、泉州、梅县、大埔、兴宁支行及鼓浪屿和长汀办事处。龙岩支行下设永定下洋办事分处，蛟洋、上杭古田镇、上杭简易储蓄处;漳州支行下设石码办事处;泉州支行下设洪濑办事处、涵江寄庄、安溪办事分处、永春办事处、惠安寄庄、诗山简易储蓄处;福州支行下设永安办事处、闽清办事处(闽清办事处下设闽清县城办事分处)、福清办事处、古田办事处等等^[11]。1936年，中央银行在闽机构设置为:厦门为一等分行，管辖闽南的漳州、泉州办事处。福州为二等分行，管辖南平、邵武、三都、建瓯办事处^[12]。

1935年省营的福建省银行成立后，积极在各个城市建立金融机构，并很快形成一张规模庞大，组织系统的金融网络。1937年6月，天津《益世报》登载了一则题为“福建省银行完成全省金融网”的通讯。报道指出福建省银行开办以来，在福州设总行，厦门设分行，在全省设办事处12个，分理处6个，金库55个，汇兑所2个，仓库1个，现在又进行改组，“完成全省金融网”。改组后的金融机关如下:(一)总行设于福州。(二)分行设于厦门。(三)一等办事处13个，分设于浦城、南平、福清、长乐、仙游、晋江、龙溪、龙岩、建瓯、上杭各县及南台、赛崎、涵江。(四)二等办事处5处，分设于福安、宁德、沙县、长汀、连江各县。(五)分理处48个，分设于金门、云霄、尤溪、松溪、同安、清流、宁化、屏南、安溪、大田、漳平、南靖、惠安、闽清、古田、永定、平潭、宁洋、罗源、平和、武平、政和、崇安、建宁、泰宁、明溪、将乐、华安、德化、霞浦、永泰、南安、长泰、东山、建阳、邵武、永安、诏安、福鼎、连城、永春、漳浦各县及石码、峰市、周墩、柘洋、斜滩各地。(六)汇兑所10个，分设于寿宁、莆田、海澄、顺昌各县及三都、南日、禾山、穆洋、社口、胪北各地。全省共设立省立金融机关78处^[13]。金融机构设置和城市经济情况密切相关，总的来说，闽南漳泉一带机构数量多，闽东最少。福建省金融业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一库”的官僚资本银行为核心、地方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为国家资本所操纵的金融体系，在福建各级城市之间建立起一张密布的金融网络。同时，各地所设金融机构的级别也反映了各城市的经济地位和等级。

福州和厦门同处一省之内，金融上常常互相融通。如1917年7月，厦门洋厘升涨，各钱庄运巨额现洋到上海和福州采购规元。1921年下半年，上海洋厘大涨，福州钱庄运现洋30万元到上海，又因厦门银根抽紧，复装运厦门20多万元。厦门、福州与邻省的广州、宁波联系不多^[14]。施坚雅认为:一个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与该地区以外的城市联系密切，而且最频繁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全部包含在地区核心内^[15]。但福建的情形与此却有些不符。上海在东南沿海具有绝对经济优势，福州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超过了与厦门的经济联系。厦门与上海和香港的金融联系，也超过了与福州的金融联系。

四、城市体系的初步建立

在古代福建，与行政区划相适应，构成了一个以省、道、府、县为骨架的城市等级网络，在行政体系上已经形成城市体系，经济上的体系还没有形成。到市场结构的完善，金融网络的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的产生，一个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以经济为标准的城市体系出现了。

人口规模是划分城市等级的重要依据。除了福州和厦门在民国以后有连续的调查统计外，福建的其他城市一直缺乏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就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大致有几种城市人口数字。一是1920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在福建46个城市(包括县城和镇)的调查数字，收录在《支那省别全志》。一是同一时期日本领事馆对40多个县城和镇的统计，载于《福建省事情》。一是1929年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对14个沿海城市的调查，收录于《京粤线福建段沿海内地工商业物产交通报告书》。此外还有《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及一些方志的零星数字。上述几种数字中，以《支那省别全志》收录的较为可靠，既有当地人的说法，也有调查者自己的调查估计。但这些调查的范围不同，同一城市多没有前后延续性的数字。甚至对同一时期的同一地方，不同材料的数字出入也很大。因此，要从现有的人口数字来精确判断比较各个城市的规模十分困难。以下列举《支那省别全志》的一些城市人口数字:三都澳8，000—9，000人、福安8，000人、福鼎2，000人、寿宁2，000人、水口1，700人、连江5，000人、罗源6，000人、福清1，000人、延平2.5万人、建瓯2万人、浦城1万人、峡阳4，000人、沙县6，000人、尤溪6，000人、顺昌6，000人、洋口5，000人、永安2，000人、邵武4，000人、拿口1，000人、光泽4，000人、松溪1.5万人、莆田1万人、涵江3，000人、长汀8，000人、龙岩1.1万人、上杭6，000人、峰市1，500人、漳平2，000人、连城2，000人、归化1，500人、清流1，000人、宁化1，500人、宁洋1，000人、鼓浪屿2，000人、漳州7万人、泉州5万人、石码7，000人、同安4，000人、漳浦5，000人、惠安1万人、大田1，000人、诏安5，000人、永春6，000人、云霄5，000人^[16]。福州和厦门从1927年后开始有了连续的人口调查统计。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6月，两地的人口分别达到41万和18.32万^[17]。另外，1950年调查:福州有45万人、厦门17.4万人、建瓯3.31万人、南平3万人、莆田5.64万人、漳州5.41万人、泉州5.26万人^[18]。

划分城市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依据是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前述市场结构、金融网络均反映了城市之间的贸易联系和金融联系。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调查了福建一些城市、市镇的商店数量、商店种类、商业概况和重要市集之分布^[1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的地位。同时，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水陆路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从各地所设邮电机构的等级也可以看出各城市的地位与等级。

在上述这些不完全的资料中，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较为集中。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处于常态的发展阶段，也比较有代表性。因此，根据人口资料，结合前文市场结构中各级市场的划分，金融网络中各级机构的划分，以及各地商业状况等，大致上可以初步描绘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福建城市体系层次。见表5－3:

根据上述资料，福建的城市体系层次可划分为:(1)全省中心城市:福州和厦门是全省城市体系的中枢和核心。(2)区域中心城市:北部是福州、三都澳、建瓯、南平、涵江，南部是厦门、泉州、漳州、长汀、龙岩。(3)区域次中心城市:它们是联系中心城市和众多城镇的纽带。(4)县城:多数是该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5)乡镇:小城镇是城市体系网络的基础。据1937年统计，全省有69个县城，3，026个乡镇，30，626个村落^[20]。由于缺乏具体的人口和经济实力的相关数据，难以运用划分城市体系常用的潜力模型和断裂点理论等分析两个核心城市的影响区域和具体城市的实力排序。因此，以上的划分只能是十分简陋和初步的。城市是网络中的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中心城市福州、厦门作为全省经济网络的框架支点，并由它们联结区域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广大县城、市镇等一般节点，纵横交错，形成一个覆盖全省的以经济为主要功能的现代城市体系。

福建城市体系的结构突破了行政城市体系的框架，一些重要市镇的地位和所在县的县城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县城。如顺昌的洋口，永定的峰市，莆田的涵江，海澄的白水营，龙溪的石码，长乐的营前和金峰，连江的琯头，晋江的安海、石狮、东石等。有的虽然人口不多，如三都澳，但它设有海关，地位重要。当然，上面的城市等级是一个时代静态横切面的划分，交通条件的改变，时局的变化，甚至世界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这一城市等级和布局。

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遭受战火，发展停滞。而此时内地城市在战时特殊环境下有了较大发展。各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战前相比变化很大。原来籍籍无名的小山城永安成为战时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沿海经济和内陆经济互相渗透，闽北南平的交通集散地位明显优于建瓯而成为闽北的中心，建阳地位也在上升。闽西龙岩的地位超过长汀，闽东赛岐港渐渐取代三都澳的地位。而厦门沦陷后，外贸停滞，进出口货物改由泉州进出，泉州在闽南的地位上升。抗战结束后，城市体系又发生一些微调。

闽东区、闽江下游区、闽江上游区、闽中区、闽南区、闽西区各个小区域的城市体系各有特点:(1)闽东区是多核、弱核结构。该区经济比较落后，处于福州和温州两大中心城市强大引力作用下，缺少经济中心。三都澳在闽东区域的中心城市作用不明显，福安、福鼎和霞浦许多物产直接输送温州，而宁德、福安一些物产也直接运到福州。(2)闽江下游区是以福州为核心的单核、强核结构，中心城市的首位度极高。各县直接受中心城市福州的吸引和辐射，不存在中间环节，即没有区域次中心。(3)闽江上游区长期以来是一种多核、弱核的布局。由于该区是福建最先开发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和闽江下游区联系很紧密。以闽江为主干，建溪、富屯溪、沙溪注入闽江，形成一个以航运为中心的交通联系网络。^[21]但随着工业和公路交通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闽北区后来的发展与其他区相比相形落后。建瓯长期是本区的中心，然而公路发展起来后，南平和建阳成为公路交通中心，地位上升，民国后期建阳还成为行政督察区的所在地。(4)闽中区处于福州和厦门两市吸引重叠区。区域中心是莆田和仙游。(5)闽南区是三足鼎立，多核结构的布局形态。漳州、泉州为本区的次中心，是所在九龙江和晋江流域小区域的中心。厦门虽然地处晋江、九龙江入海口之间，将两江流域城镇群体融为一体，但仍然无法取代泉州和漳州。(6)闽西区为双核、弱核格局。闽西地处闽粤赣三省边界，比较闭塞，而和广东一带联系更多。区域中心有从长汀转向龙岩的趋势。但这一时期的城市体系还很不完善。首先是福建城市化进展缓慢，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城市功能弱，且分工不明显。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城市城市化的动力不足，经济实力不强，中心作用有限。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比较少，联系较为松散。

近代福建城市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在空间布局上是扇形格局。面向东南面的大海，以闽江和九龙江等大河为扇骨，城市就座落于由扇骨延伸出的脉络上。二是以双核心结构为主。三是经济重心偏向沿海，两个核心城市都在沿海地区。

第一节 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

第一节　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