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离不开城乡互动，与城市关系密切的乡村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开埠以后，福州和厦门等城市开始现代化的转型，人口增加，对外贸易繁盛，近代工业兴起。周边农村首当其冲受到城市现代化的辐射影响。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间的物质交流更加广泛和密切，农村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而促进了城乡关系的现代化转型。

一、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

开埠后，通商口岸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因而促进了周围农村蔬菜、瓜果、禽蛋等生产的发展。福州郊区遍布菜地，居民多以种植和出售蔬菜为业。在城南的内七里区，“各村田园之产，自秫、稻、薯、麦外，如烟、芋、麻、菽、蔬、果、瓜之属，亦不可胜纪”^[22]。城北富村区、西湖区各村“居民多以种蔬、肩贩为业”。城东鼓山区乡村农户“多半种菜售卖”。其中菜园比较发达的菜园口、琯尾、菜园中及灰炉头4个村389户居民中，除了灰炉头居民多半捕鱼外，其余几乎每户都种菜或卖菜^[23]。

对外贸易是通商口岸城市城乡关系转型的前提，它不仅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也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嬗变，与国际市场有关的经济作物生产首先发展起来。清末，马铃薯引种福建，种植面积很快扩大，主要销往国外市场。《闽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福州周围农村生产很多马铃薯，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但是在35年前，当地很难买到马铃薯，外国人餐桌上的马铃薯要从澳门或者汕头运进来。”^[24]到20世纪20年代，“栽种马铃薯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并且获利颇佳”^[25]。鼓山乡魁歧、上坂、快洲、坑门等村的马铃薯栽培较为普遍，其中以魁歧村为最，全村马铃薯栽培面积约300余亩，全年产量高达60万斤左右。由福州或马尾商人收购后，再运销香港。鼓山区“由于菜园全年种菜，其收益每亩抵得稻田3亩。”直到1951年，马铃薯价格仍超过水稻一倍，抗战前销路甚畅，价格更高^[26]。种植蔬菜、马铃薯的收入都超过了水稻。

福建沿海的河谷平原气候、土壤条件适宜，盛产瓜果。福州郊区一直有种植福橘、橄榄、龙眼和荔枝的传统。民国初年，福州西南各村福橘种植面积达2千町步(3万亩)，潘崎、吴山、阳崎、陈历等地最盛，年产15万担，价值50万余元。南台岛北部的凤岗、潘崎二村出产荔枝最多，年产值约40万元，大半制成荔枝干出口;龙眼产地也主要在南台岛北部的高尾、洪塘附近一带，产值和荔枝相近，龙眼干输往闽江上流及宁波、上海等地^[27]。据1929年调查:闽侯全县12个区中，第五、六、七、八、九各区多种果树，所产福桔、青果为出口大宗;第十区的甘蔗乡盛产甘蔗、青果等^[28]。据厦门海关报告载:在厦门西面，靠近漳州的河谷平原，水果是一项重要而又富有特色的产品。漳州地区的香蕉、柚子深受厦门市场欢迎。出口的柚子是新鲜的，出口的桂圆和荔枝则是干货。大多数水果销往上海和中国北部。水果以干货或罐头的形式外销。福建的海外华侨特别喜欢来自本省的桂圆干^[29]。海关报关称赞说:“水果种植方面的巨大成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尤其是漳州附近地区的柑橘和柚子。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每年出口到南洋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加。”^[30]

花卉生产包括观赏性花卉和用于制茶用的香花两大类。漳州南门附近圆山的水仙球茎久负盛名，成为出口商品。“当地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的水仙球茎贸易。1902年出口为1，687，000粒，价值为33，124海关两。1911年的出口增加到3，867，290粒，价值为45，353海关两。”^[31]福州郊区很早就种植茉莉花。宋代《三山志》记载:“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而香。”^[32]当地用茉莉等香花焙制茶叶历史也很悠久。1853年后，茶叶出口路线改变，出口口岸从广州转向福州，促进福州的茶叶加工和贸易的兴盛，郊区薰茶的香花生产迅速兴起。薰茶香花种类有茉莉、珠兰、水栀、木兰、柚花、玳花等，其中以茉莉为最，珠兰次之，水栀等又次之。茉莉花产区主要在福州东南门及井北一带的凤岗、远洋、湖里、战坂、西乡、洪山桥等地，1936年产量为60，251担，价值2，024，456元;珠兰盛产于六凤洲、葛屿、沙堤、闽口等地，1936年产量3，281担，价值78，745元;玉兰花1939年产3，635担，价格10万元以上;水栀年产1，590担，售价4，700余元;柚花年产1，300担，价格1，000余元^[33]。抗战以前，鼓山乡的不少乡村以种植茉莉花为主业，上古、樟林等村把一切可以种植茉莉花的田地都尽量利用起来^[34]。

城市周边农村还发展起了奶牛、家禽饲养等农副业生产，供应城市市场。清光绪年间，福州郊区白湖区义序乡有饲养奶牛。鼓山乡狱后、后屿、鳝溪、横屿等村的奶牛业较为发达，东山、竹崎、安宁下、溪口、琯尾、三角池、朝天桥各地也有一些从业者。抗战以前，仅狱后村就有四五十家奶牛业者，蓄养奶牛400多头。1951年一头奶牛每月出售牛奶所得扣除饲料等，可得白米150多斤^[35]。郊区的农民种菜、养猪、种瓜果、砍柴，除了自给，大多数供应城市市场。如1931年对福州义序乡的调查，该乡出产的油菜年产八九百担，多运销南屿及福州十四门桥，以供榨油之用。井下洋的芋头年产数百担，运销福州市。花类以珠兰为盛，次则茉莉，再次白玉兰，运销福州市。鲢鱼、鲫鱼、淡鳗等鱼类年产共数百担，鸭年产5万余只，鹅年产万余只，皆运销于福州市。此外果类如荸荠年产3万余担，运销福建全省及南洋群岛。红橘年产15，000担，运销福建全省及上海。根桃、梅桃、七月桃、观音桃、白冰桃、美人桃、乌桃等，年产3，000余担，运销全省;柑橘年产千余担，运销全省;甲壳类以蟛蜞为最多，年产500余担，运销全闽;蚬年产2万余担，运销闽侯全境^[36]。其中不少直接售往福州市场。

建立原料基地，设立农产品加工工厂也是农业生产结构性变动的一个表现。福建沿海平原盛产蔗糖，在沿海城市周边出现了一些机器制糖厂。它们有的购地建立自己的甘蔗农场，有的向当地农民收购原料。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南台倡议创办了官督商办的福州糖厂，但由于远离原料产地，几年后停业。福州西门外各乡产糖历史有百余年，20世纪20年代末，“以新洲为最盛，年约产糖二三万担，近年尚有七八千担。马洲、官洲、甘蔗洲次之，各有四五千担。”于是商人施景辉等人集股20万元，在福州西门外闽侯尚干乡办起了“华兴机器制糖公司”。该公司以高价采购甘蔗，“各乡闻风而起，遂多种蔗，即以新洲而论，所种视往年增三分之一，各乡略同”，后来糖价低落，“蔗价也因之，乡民不免失望”。华兴公司于是重新制定章程，分为由公司从蔗农手中收购加工以及帮蔗农加工收取加工费两种，“买收之价值以糖价之高下为标准，代制之价值每担仅收制造费台伏二元，视牛车便宜三分之一”^[37]。这是典型的公司加农户的新兴生产方式。公司不自设原料基地，通过就地向蔗农收购，或承揽代榨业务收取加工费，来维持企业运转，而农户也减少了和市场直接打交道的风险。此外，1909年，华侨郭祯祥兄弟集股45万元，创办“华祥制糖公司”，在龙溪县属王四爷洲、田边及同安县属水头购入300亩土地，设立甘蔗农场，从台湾移植甘蔗250万株^[38]。在同安和龙溪各设一所糖厂，装置最新式的机器。每季度的产量估计为1.5—2万担。林本源也在同安水头和平和县设糖厂^[39]。1929年，商人陈之鳞集股32万元，在漳浦创建“丰祥公司”，购地7，000多亩作为甘蔗栽垦场进行垦殖，并且设厂榨糖。1936年，秦望山、王振南等汇集侨股20万元，成立“南安温陵制糖公司”，次年春在南安境内发放蔗苗50万株，分给当地农民种植，并贷放肥料。1938年在南安洪濑、贵峰两处的榨糖厂投产。这类工厂还有仙游“华洋糖厂”、龙溪“兴农糖厂”、晋江“泉州冰糖厂”及广福种植公司投资4万元在龙溪建的新式糖厂等^[40]。糖厂采用机器榨糖，提高了蔗糖的产量和品质，增强了福建蔗糖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同时，这种由工厂自设原料基地或收购原料，向农民贷放蔗苗、肥料，最后收购产品的方式，体现了近代农村经济的新特点。

我们不妨把城郊农村与远离城市的内地农村作一比较。城郊农村的农民副业多种多样。据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福州北岭黄土岗的畲民，只有140多人，土地贫瘠，生活穷困。粮食中米仅占三分之一，生产的米、番薯和茶，都不够维持消费，不得不靠其他副业生产收入。但即使是这样地处城市附近高远山区的农村，村民从事的副业也有12种，大多数直接为城市服务。试列举如下:绑扫帚，畲婆扫帚是福州有名的家常用具;用秋竹做伞箍，售与城内伞厂;烧炭，运往福州;做烛苔:割取大草芒，晒干后裁成长短相等的烛心苔，挑到福州烛行出售;采摘兰花和金银花;夏天晚上在深坑小涧抓骨冻(一种蛙)，挑往福州^[41]。由于地处郊区，靠近城市市场，农民可以直接挑到福州卖，当天来回。这些割草芒、做竹篦等营生看上去很不起眼，收入微薄，但也不无小补。而内地的农村，情况很不一样。在屏南，农民除种稻为正业外，副业甚少。纵使有兼营副业者，收入亦属无几^[42]。在周墩，“除稻谷、甘薯、茶叶外，并无其他副业”^[43]。在闽北邵武这样农业条件比较好的产粮区，农民除单纯从事农田耕作外，“殊少经营他业，故空闲特多。在冬春之交，农民多袖手空闲，身负火炉，或聚赌或会谈，浪费时间”^[44]。邵武农家收入中，最主要为稻谷，占总收入的77.20%，其他黄豆、菜籽等农产收入为7.91%，猪牛等家庭副业收入为14.89%。农村手工业方面，除了纸、白葛布等特产外，普通农家的手工，例如纺织等因已不适合时代之需要而消亡，致使农家妇女多闲居家中^[45]。因此，他们对粮食生产的依赖程度很大，一旦米价下跌，生活就受很大影响。

二、乡村手工业的变迁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沿海城市周边农村比起其他农村更快，更直接地卷入了国内和世界的市场体系中。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以及城市现代化的拉动，促使周边农村兴起了针对国外市场和国内城市市场的新型家庭手工业，如织布、毛巾、织袜、制梳、砖瓦等。

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最主要的家庭手工业。开埠后，人们很快发现“输入的洋纱价格低廉，织土布的用作原料，显然是比自己纺纱更能得到厚利”^[46]。因而农户放弃土纱，采用洋纱纺织土布。1870年，厦门进口洋纱10，235担，“主要用于织造土布，这是漳州、同安、安海和邻近地区许多人民的职业”^[47]。由于洋纱进口增加，洋布的进口相对减少。在厦门，“本口岸对印度棉纱需求的增长也应引起注意。从1881年的27，858担稳步增加到1891年的57，978担。……就各种棉制品而言，其进口趋势是衰退的。毛绒制品的情况也大致一样”^[48]。福州情况也是如此，“在这时期，对棉织品需求的变化很大，对印度和日本纱的需求量特别大，1892年日本纱只进口一担，而1901年增至4，388担。在棉织品中，衰退数量最大和最受人注意的是市布，它从1892年的218，559匹下降到1901年的143，863匹，下降34%。当地人现在用进口棉纱纺织布匹，因此对市布的需求大为减少”^[49]。20世纪初，随着国内近代机器棉纺织厂逐步建立起来，也减少了外国棉纱和棉布的进口。《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就明确指出:“较粗劣的外国棉制品的进口没有任何明显增长。同时，外国棉纱的进口数量减少了。这一贸易不能扩展，主要是由于中国棉纺织厂生产的增长和竞争的增长。”^[50]

城市周边农村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与传统时代的土布纺织业有了很大不同。正如黄宗桂在《林森江口织布工业之研究》所言:“清末因技术的改良及原料的革命，商业资本因而兴起，雇主制度也与之俱来。”^[51]19世纪末，以福州为中心的机坊约500家，散布在福州市内及附近各村，尤以南面距市区40里的尚干乡最盛。大机坊备有布机30部，年产量1万匹;小机坊也备有数部，年产量500匹^[52]。他们接受布庄行的委托而织制，庄行将原料棉纱分送给各机场织制，制成的布再由染场收回，贴上本庄招牌出卖^[53]。这些新兴的农家手工业从属于近代工商业资本的厂商、行号。农民或自置织机，或从厂商处租机，并领取原料，织成后交给厂商，论件给资，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20世纪30年代初，据铁道部调查，福州城厢内外有织袜作坊、工场39家，毛巾作坊、工场6家，棉纺织业作坊、工场55家^[54]。其中很大一部分分布在城郊农村。

福州郊区闽侯江口织布业最为典型。江口居民历来多以织布为生，其织布区域范围为纵横四五里的一片农业地区，包括4个小村落，即黄都，过透，王厝柄，浦里^[55]。见表5－4:

资料来源:黄宗桂:《林森江口织布工业之研究》，1948年，第5～6页。

从上表看，在江口区1，050户，5，396人中，有织机1，336架，平均每家就有一架。江口织布业根据经营方法可分为家庭工匠、家庭工厂、合作经营等。家庭工厂有十余家，主匠及家人参加工作，机数较多，主匠负责主持并督促一切业务的进行，雇佣几个外工织布。兴盛时期，雇佣工人的织户有850家，没有雇佣的有150家。合作经营是根据《合作社法》，并经过主管机关准许登记成立合作社，在福州的窑江下开设推销处，推销布匹。推销处不仅销售社员布匹，且代理非社员推销，抽5%为佣金，还兼售洋纱土纱等原料。“故窑江下有人称之江口街，乃江口销售的集中地”^[56]。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都发生很大变化。

江口织布业发展起伏不定，可分成几个时期。1908年以前还是家庭工匠制。1908年后，织布技术发生革命，引进足踏机，进口洋纱，出品行销内地，颇受欢迎，织布业蒸蒸日上，逐渐形成江口织布区域。1915年至1920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及国内经济情形的顺利，引起布业的勃发，布机和产量增加很多。1921—1925年，内战频仍，外贸竞争激烈，江口布业受挫，同时内部组织原料及出品发生很大变化。1926—1929年，国内经济情形好转，家庭工厂随之兴起。1930年后，因世界经济不景气潮流波及中国，物价低落，出品衰微，加上外侮天灾并来，民生凋敝，百业不振。到1937年，沿海港埠封锁，原料来源中断，物价腾贵，织布工资难以糊口，工人多谋他业。福州沦陷，居住不安，且销路告阻，时有日军来骚扰。到福州光复，渐又复业，上海布匹因交通阻碍，无法运入福州。于是江口布匹在本省市场上，独健风头，销路极佳。布匹产量在繁荣时期达数十万匹^[57]。当时江西商人来闽定织土布，仅1938年3月的一次就价值40余万之巨，由南港江口乡各布厂承造^[58]。1945年抗战胜利后，口岸开通，外来布匹源源涌入，江口织布业大受打击。福建并非棉花产区，手工棉纺织业从来不是福建农村唯一的农家副业。随着城市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和其他一些新兴手工业的兴起，以及进口棉布、上海等地国产机制棉布的竞争，手工棉纺织业的地位逐渐下降，生产区域和规模都在缩减。抗战爆发后，港口封锁，进口商品减少，手工棉纺织业在各地都曾兴盛一时。抗战结束，织布业也衰落了。

手工业技术结构也有变化。仍以闽侯江口织布业为例，1918年后，江口淘汰手足并用的旧式木机，普遍使用拉梭式织布机。织布程序分为准备工程、织布工程和整理工程三步。其中准备工程包括漂染、上浆、络经、整经、卷轴、装置等六步。织布工程包括开口、投梭、打纬、卷布、送经。整经工程包括精练及漂染、水洗、脱水、扩布、干燥、给湿、出副、上浆、轧光、打布、检尺及叠摺^[59]。从前在布织成后，直接出售，无所谓整理。自从外货输入后，因其外观夺目，江口布匹望其项背。因此江口织布工艺也增加了整理一项，程序更加复杂，布匹的品质和外观得到改善，从而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具有地方特色或手工艺性质的一些传统手工业，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加上一时还没有机制品竞争，还能保持下来，如福州的制梳业、纸伞业、纸花业等。福州的制梳分篦梳、角梳两种，历来享有盛名。“篦梳，出福州洪塘，以麻竹入锅炒之，名‘炒齿’，为上。以篓竹烘染者，软而易折。密者名‘线篦’。装载甚广。”^[60]角梳以水牛角为原料，除了城内手工作坊生产外，在福州近郊南台一带农家也有作为副业生产。但由于时代变迁，女子剪短发的越来越多，篦梳的国内市场也逐渐萎缩，主要输往南洋。20世纪初，每年销往南洋市场的就达20余万元^[61]。再如福州的纸伞，1925年出口1，841，756把，值关平银736，702两。由洋行收购，装运外国，多销往香港、暹罗、爪哇^[62]。福州北岭的黄土岗乡，畲民在农闲时将秋竹破成细条，编成圆花箍，以每百只300文的价格售于城内的马广记伞厂^[63]。成为城市手工业的一个加工环节。

引起农村中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是城市现代化以及国内外市场的牵动影响。无论是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大，农副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传统手工业的保持与发展，手工业生产方式、技术结构的不断发展，还是农产品加工中的公司加农户，纺织业中的合作经营、集中销售等新型的组织方式，都是在当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推动下，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调整的结果。没有这种市场变动，就不可能有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另外，新兴产业一般来说比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更高。如手纺土纱由于价格等因素为市场排斥，趋于没落，人们自然会转而用洋纱纺布。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收益高于粮食，周边农村农民放弃种植粮食转而栽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往往占用条件较好的良田，因而郊区粮食不能自给。反之，如果没有市场，收益下降，自然会改变生产结构。如抗战时期海口封锁，经济作物出口所依赖的海外市场遭到打击，茉莉花、水果等外销锐减。“年来交通梗阻，运输困难，茶市与花季相连，香花销路顿减。”闽侯的茉莉花产量从1936年6万担，价值200万元;下降到1939年的2万担，价值51万元^[64]。经济作物生产一落千丈。粮食进口减少，粮价腾贵，郊区一带的农民就砍掉了果树又种植起了水稻。

三、城市工业对农村的促进作用——以福州电气公司为例

福州电气公司在推广农村电气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努力。1929年成立农村电化部，由董事会拨给定额经费，办理农村电化事业。它的宗旨是“用电气力量，改良农村;利用科学，以求增加生产;改良组织，以求分配均匀;发挥人地相依之原则;增进自给自足，以达共存共荣之境地。”^[65]所谓共存共荣，实际上就是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福州电气公司电化部进行的农村事业主要有培育推广水稻、牲畜、果树蔬菜的优良品种，并实行机器农田灌溉的试验。1929年，福州电气公司的鸭姆洲第二发电机所投产后，又在莲柄港设立“新安电气厂”，向长乐莲柄港溉田局供电，还在在科贡乡安设两架抽水机，试行电力排水。

公司还办理水稻改良试验及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等。1928和

1929年，与省建设厅合作办理王庄水稻改良试验及乡村教育事业。接待各机关学校到石仓、科贡等农场参观指导。1933年来场参观者有500余人。电气公司电化部还注意对外宣传，“对于历来所作事业及试验，均随时印成事业报告书及其他丛刊，以供社会人士阅览并寄赠国内外各农业机关，交换参考。”主要出版物有:《农村电化部事业报告》共4册，其他各项丛书、讲演集、杂说、特篇等共计16册，包括《改善农业之要素——福州在农业上之位置》、《日本农业发达情况及农村电化》、《外洋猪种饲养繁殖方法及猪堆料之制造及施用方法》、《养鸡大意》、《电力灌溉》、《福州柑橘改良上之意见》、《农村电化部科贡乡事业概略》、《农村电化部石仓牧畜事业概略》等等^[66]。推广工作经验，介绍国外农业发展情况及先进技术，还有对于农业技术改良的建议等。如刘崇伦在1931年的讲演集《改善农业之要素——福州在农业上之位置》中，介绍了日本的模范农村福冈县浮羽郡船越村以及日本全国组合发达之情况，协和大学生物学教授克先生和美国改良种大家巴邦克的研究，以及改良马铃薯、无刺仙人掌、无核果树等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农业技术^[67]。刘崇伦还倡议在农村成立组合，如金融组合、生产组合、消费组合、利用组合、农业仓库等，改良农村组织，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减少中间商人的盘剥^[68]。

公司把农村电化事业作为社会事业来扶持。电化部经费来源“系由福州电气公司董事会供给，故事业范围亦随经济之能力办理所指定事业，唯农村电化及农业改良等工作，均系社会事业……含有试验性质，难成为完全企业化。”1929年4月—1934年12月约6年中，董事会每年补助11，889元^[69]。福州电气公司的农村电化事业是以现代企业为依托，以农村生产技术改进为中心进行的。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灌溉了一些田亩，增加了农业的收成，引进一些优良品种，而且把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介绍推广到农村，对于促进农村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周边农村的生产关系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在上述的乡村棉纺织业、蔗糖加工业，而且在园艺、畜牧等生产中也陆续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些华侨热心投资，兴办农场，成立近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1906年正月，陈鼎元在厦门下八保院前社创办厦门畜牧公司，并在农工商部注册。该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银3万元，每股银100元，从事牧养牛、羊、鸡、豚等类^[70]。民国初年，各地兴办的农林公司有福州福星垦殖公司、建瓯惠利农业公司、永春殖牧公司等^[71]。20世纪30年代，地方政府也积极兴办实验农场，引进国外农作物品种，出售给农民。1935年，福建省政府建立了一些农场。总场设在福州，并在长乐、漳浦和福安建立实验场。长乐实验场拥有约300亩地，主要是培育良种，改进水稻耕作方法。漳浦实验场有500亩地，从事甘蔗的改良，并试图引进外国的甘蔗品种和柑橘、梨和香蕉等水果品种。福安实验场致力于改良茶叶，征用20亩地，向国外定购了制茶机器。省政府还在福州和南平建立了两个苗圃场。“政府的这些努力已取得一些成效”^[72]。

农业生产要素中体现技术结构的有农具、农艺技术、水利灌溉、种子、肥料等等。传统农具和耕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几乎没有变化^[73]。据20世纪30年代末的调查，“本省农业生产技术素称落后，所使用的农具均为数百年前旧物，如犁、锄、耙之属，绝少使用新式农具者。”耕地农具有锄、钉耙、草耙、铡刀、犁;灌溉工具有水车、龙骨车、汲桶、戽桶、水桶、水喷壶等;收获农具有镰刀、连架、晒席、箕斗、风车、箂、扁挑、竹扁;碾制工具有砻、筛、臼、钟;储存工具有仓屯、竹篮。耕地仍然依靠畜力，耕畜种类有牛、驴、骡马等，以牛最普通。另一方面，福建省“农地之零碎，经营的零细，甚至也排斥新式农具的活动”^[74]。农村耕牛缺乏，除少数农户有牛外，许多农户合股喂养，轮流使用，没有耕牛的农户只有向地主租借，甚至以人力代替畜力。《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称:“耕作方法依然十分原始，没有采取任何改良的措施。”^[75]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州从国外引进桃、桔、葡萄、苹果等树以及白菜花、椰菜等种子，经输入试种，结果颇佳^[76]。值得一提的是，福州电气公司在郊区科贡农场和长乐莲柄港一带等试行电力排水灌溉。

对近代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是化肥的使用。福建农田普遍使用的肥料有人粪肥、家畜肥、堆肥、绿肥、植物灰、骨灰、石灰、豆饼、菜籽饼、茶籽饼、石膏、海土泥、蛤肉、食盐等。此外，豆科植物的渣粕亦可用于肥田。然而全省农田土壤及自然环境不同，所用的肥料也不一样。如普通人粪尿、草木灰多用以栽植蔬菜、油菜、大豆、小麦等;家畜肥、菜籽饼、茶籽饼多用于种植早晚稻;硫黄、骨灰则限于插秧时用;石灰、石膏仅限于中和土壤酸性之用。因而肥料来源有限，普遍存在农作物施肥不足的情况^[77]。19世纪后期，化肥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化肥使用越来越多。《闽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载:“世界各国农业阶级多狃旧习，迟于革新。闽省农民自难例外，新式方法迄今未采用。惟硫酸亚肥料则逐渐行销。用于稻田足见新兴方法。”^[78]同期《厦门海关十年报告》载:“本地区对化肥的需求不断增长。化肥成功地与植物肥料或其他旧式肥料相竞争。豆饼仍然大量进口，但由于化肥具有便于使用、肥效高等各种长处，豆饼在农民中已不那么受欢迎了。”^[79]进口的化肥逐年增加。1932年，厦门口岸化肥的进口总量约为14万公担，1935年18.1万公担，1936年28.7万公担，1937年33.3万公担^[80]。1936年，福建进口化肥达56万担，价值4，357，663元，输入量从1935年的第6位跃居于第3位^[81]。

城市现代化的变迁，城乡关系的互动，使城市周边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职业选择作出了调整。农家经济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非农就业比例上升，收入中非农部分增加。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福州市郊紫阳村174户农家，有耕地500亩，平均每家仅2.4亩，“虽在田间勤劳工作，所得米麦菜蔬等的酬报，尚不能满足他们食的问题。还要利用农暇从事副业，以增加家庭经济的收入”^[82]。其中有74家兼营造炉业，27家兼营制角梳，20家兼营雕古董，2家兼营造皮枕，共123家从事这些手工业，以及饲养牲畜等等。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占农家总收入的36%^[83]。从紫阳村的男女分工看，妇女多从事农业耕作，供给家庭主要粮食，饲养家禽家畜并管理家事，教养子女。而男子多从事家庭副业，维持家庭衣食费用，清理完粮杂税并对外交际，应付社会^[84]。在城南郊区义序乡，当地女工从事造花炮、刮竹丝、粘箔、缝衣、造袜等手工业^[85]。福州鼓山后屿村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手工业者、工人、小商贩等占户数的42.52%^[86]。城郊乡村的一部分劳动力开始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他们虽然仍然居住在农村，但实际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户。上述的紫阳村174户村民中就有46户无地可种，完全依靠家庭手工业或小商贩为生。

家庭副业的多样化，就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农家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城市周边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相对较好。据1938年调查，全省长工的平均年工资为男工50.30元，女工29.71元，童工15.57元。其中福州郊区的闽侯县分别为81.60、55.20、34.50元，厦门郊区的同安县分别为84、66、54元，龙溪县为80.40、71.20元，石码镇为84、72元。城郊农村的农工工资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7]。福州农村与内地农村相比，“农民生活，尚非甚困苦”^[88]。厦门市郊农村禾山区虽然农业条件欠佳，但人们多往海外，有侨汇进入，农村生活费用和消费水平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地区。和内地山区农村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没去过县城不同，郊区的农民和城市的经济接触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进行。他们的消费水平、生活习惯与城内的居民差别已不明显。

五、周边农村经济环境的变化

城市是所在区域的经济活动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变化，在城市周围形成了一个经济圈，它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首先，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开始改善。福州成立的几家汽车公司都经营福州城内与郊区农村的路线。厦门的厦禾汽车路“自北部环绕厦市直达南部，转折而东，故交通亦便”^[89]。和郊区禾山区的联系方便起来。城乡交通设施的改善推动了城乡经济联系，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福州郊区的紫阳村处于福马路上，闽侯县生产茉莉花的凤岗等村靠近海湾及福峡两公路，上杭县城附近的烟丝产地也靠近公路，交通方便，往返顺利，方便货物运销城市。江口织布业的兴盛原因之一是江口地理环境优越，交通较为便利。进城卖布靠水道船渡，过乌龙江而至湾边，乘福湾公路的汽车，30分钟即可抵福州城。每日可往返三四次，“交通尚称便利”^[90]。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近代的交通网络在福建沿海城市与周边农村之间初具规模。

其次，城市周边的农村集镇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城乡经济交流以及与国内外生产相联系的商品流通的枢纽和关节点。漳州附近的石码镇，处于厦门和漳州之间，商业繁盛。从九龙江西溪、北溪两流域及漳浦方面来的米、杂货、松材及纸类等，从北溪来的黄枣，山地来的布包、漳州城外塘地来的水仙花等都要经过石码输送到厦门。从厦门输入北方来的豆、豆饼、药材、绸缎等的北洋货以及面粉、石油、洋布、玻璃器等洋货，也要经过石码，再输往西北两溪一带^[91]。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厦门西南的白水营镇居民600户，参加墟市的上千人，交易的物品除了菜蔬、杂粮、鱼肉、谷、豆、麦等农副产品，还有布匹、医药、苏广、杂货、花生油、肥料等^[92]。闽西峰市居民虽少，但为闽粤交通要道，商店达200余间。蓝市为烟丝生产主要地点，且靠近河流，人口4，883人，商店也有五六十间^[93]。

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墟市兴盛，出现了专业性墟市，如武平及邵武之牛市，仙游之柴墟，闽东北的茶市，龙溪白鹭洲之果市等^[94]。1928年后，在闽侯窑江下还形成专门的棉纱和布匹交易市场。最初不过几家外地人设立线庄，后渐渐转入江口人手里。每天晨9时至11时许，福州乡村各处纺纱者，均负纱到此贩卖，织户出售布匹得价后，即陆续向零线市而来购买棉纱。热闹非常，达千余人。入零线市参观，但见人头攒动，颇为拥挤，或现洋交易，或打听行情^[95]。闽南沿海有的墟市有转变为固定市场的趋势^[96]。规模较大的墟市不仅有定期的市集买卖，而且还有各种店铺、作坊、行号和典当行。集镇、墟市不仅在城市周边农村促进地方市场农产品贸易和商品流通，增加农民金融收入，而且在农村与城市、农村与国内外市场的经济交往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在通商口岸城市城乡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形成了城乡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新型的总体结构关系。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周边农村的经济结构变迁;同时，城市的现代化也离不开周边农村的依托和支持。周边农村是城市最主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支撑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现代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首先来自周边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如洋务运动时期在福州马尾兴办的大型企业福建船政局，规模宏大，动工之初，首先就吸收福州附近的农民、手工业者入厂做工。福州、厦门增加的人口大多数来自周边县份的移民。再次，城市工业向周边农村的扩散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农村的一些手工业成为城市加工业的一个环节。最后，周边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未来的城市用地。由于城市中心区域地价高昂，也为了靠近水源、原料产地和运输方便，新兴的机器工厂多半建于城郊边缘地区，或者设在乡村。如福州南台闽江北岸一带由于靠近水源、运输方便，成为工业区。而众多糖厂更是直接设于甘蔗产地的农村。城市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城市空间不断向周边农村拓展的过程。如福州从晋到明代几次把城墙范围扩大，虽然城墙到后来稳定下来，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在闽江两边的南台，也就是原来的郊区农村又发展起新的没有城墙的城区。19世纪20年代后，福州和厦门开展城市建设，拆除城墙，拓展马路，原来的农田变成了道路和商店，市郊乡村逐渐嬗变为城区。

但在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城市对农村的推动力不够，农村对城市的支持有限，因此城乡社会还没有达到一种理想和谐的状态。东南沿海城市因商而兴，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占主要地位，而与广大内地乡村市场的联系十分薄弱。福建诸多城市中，城市现代化成效最显著，城乡关系变化最明显的还是福州和厦门这两个通商口岸。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内地城市，由于城市现代化效果不明显，对周边农村的辐射效果也极其微弱。因而其周边农村除了给城市提供农副产品外，其他对城市现代化的支持十分有限。内地的广大农村，处于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国内外市场的最底层，最边缘，承受能力脆弱，极易受到市场风云的打击。如19世纪末期，受国际市场上印度、锡兰茶叶竞争的影响，福建的茶叶贸易走向衰落，闽东北产茶区的农村经济面临困境，茶山荒芜，茶农失业。曾经给地方经济带来繁荣的茶叶种植、加工业，在市场竞争的风险下，又使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口岸城市尚可以从其他产品贸易中获利，而茶叶出产地的农村，承担最后也是最沉重的后果。正如罗兹·默菲在《局外人:西方人在印度与中国的经历》一书中所说:“与印度的情形相比，中国通商口岸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联系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通过中国买办运出一些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再通过他们将进口或在开埠城市生产的比较少量的工业品分散到各处。在某些经济领域，通过通商口岸的间接代理商，商品化的程度有所提高，对外贸易有所增强，但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并没有能够带来中国经济状况的巨变。”^[97]这种现代化带来的城乡互动以及城乡经济分离、城乡不平等等局限性在福建城市同样也存在。城市现代化是以口岸城市为中心，它的辐射先到周边农村，再到内地城市，最后到内地农村，一波一波传递过去。由于内地城市的不发展，无法对传来的力量加以整理加强，最后到达内地广大农村时，辐射力已经微乎其微。

[1]［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9页。

[2]［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7页。

[3]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3年，第171～177页。

[4]民国《崇安县新志》，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册)，丁世良，赵放主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51页。

[5]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福建省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农业篇，第36页。

[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570页。

[8]唐永基、魏德端:《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1年，第236～253页。

[9]翁礼馨编:《福建之木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1940年11月，第104～106页。

[10]［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大正十年(1921年)，第116页。

[11]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金融志》，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106页。

[12]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金融志》，第108页。

[13]《益世报》1937年6月9日，载《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95册，季啸风、沈友益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第260页。

[14]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

[15]［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5页。

[16]［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东亚同文会发行，大正九年(1920年)，第67～230页。

[17]福建省档案馆编:《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1988年，第42页。

[18]《福建省三万以上人口城市1950年2月》，载《福建省基本统计》，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印，1950年10月1日。

[19]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沿海内地工商业物产交通报告书》，1933年，第41～53页。

[20]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0～59页。另据《各县市最近简要统计》(福建省政府统计室，1945年，第1页)称，福建有917个乡镇。

[21]刑文信主编:《福建省城镇发展与布局》，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84页。

[22]［清］郑祖庚纂;朱景星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闽县乡土志》(地形略一)，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23]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华东农村经济资料，第三分册，第43页。

[24]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福州，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599页。

[25]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4页。

[26]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第43页。

[27]［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594～596页。

[28]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3年，第59页。

[32]［宋］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四十一)，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652页。

[33]林贻桐:《闽侯香花产销概况》，《闽茶季刊》创刊号，1940年10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傅家麟编，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1941年，第307～323页。

[34]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第42页。

[3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第43页。

[36]黄榴坡:《义序乡调查记》，《福建文化》第1集，第1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文化研究会，1931年12月。

[37]陈衍纂，欧阳英修:《闽侯县志》，1933年刊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第558页。

[38]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840—189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05页。

[40]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441页。

[41]翁绍耳:《北岭黄土岗畲民生产概况》，《协大农报》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0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25～29页。

[42]周冕:《屏南农业环境与农业建设计划》，《闽政月刊》第五卷第六期，1940年2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54页。

[43]郑健魂:《周墩特种区社会概况及改进计划》，《闽政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5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85页。

[44]陈兴荣、郑林宽编:《邵武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6年，第49页。

[45]陈秀夔、戴云山:《邵武农家经济的调查》，《协大农报》第一卷第三期、第二卷第三期，1939年4月及1940年7月出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81页。

[46]1868年厦门关册;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彭泽益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5页。

[4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420页。

[49]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86页。

[5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7页。

[5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1962年，第257页。

[54]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第117～120页。

[56]黄宗桂:《林森江口织布工业之研究》，1948年，第13～18页。

[57]黄宗桂:《林森江口织布工业之研究》，1948年，第9～11页、第60页。

[59]黄宗桂:《林森江口织布工业之研究》，1948年，第26～37页。

[60]［清］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2页。

[6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5页。

[62]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第133页。

[63]翁绍耳:《北岭黄土岗畲民生产概况》，《协大农报》第一卷，第四期;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25～29页。

[64]林贻桐:《闽侯香花产销概况》，《闽茶季刊》创刊号，1940年10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313页。

[65]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编:《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事业现况及过去工作》，1936年，第1页。

[66]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编:《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事业现况及过去工作》，1936年，第4～7页。

[67]刘崇伦:《改善农业之要素——福州在农业上之位置》，1931年，第4～5页。

[68]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编:《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事业现况及过去工作》，第7～8页。

[69]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编:《福州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事业现况及过去工作》，第8页。

[70]北京农工商部署内商务官报局编:《商务官报》1908年，第8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影印合订本，1982年版，第135页。

[73]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74]福建省统计室:《同安县人口农业调查》，1938年;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197页。

[76]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35页。

[77]朱代杰、季天佑编:《福建经济概况》，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印，1947年，第54页。

[78]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34页。

[81]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868、833页。

[82]陈希诚编:《福州紫阳村经济调查》，私立福建协和学院农业经济系，1937年，第2页。

[85]黄榴坡:《义序乡调查记》，《福建文化》第1集第1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文化研究会，1931年。

[86]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23页。

[87]福建省统计室:《民国二十七年农工工资调查表》，《农情月报》第9号，1939年12月;转引自《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217～219页。

[88]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第74页。

[89]林传沧:《福州厦门实习调查日记》，［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12月，第88406页。

[91]［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202～203页。

[92]翁绍耳:《福建省墟市调查报告》，私立协和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印行，1941年，第15页。

[93]上杭县政府:《上杭县烟丝叶产销概况调查》，《福建农业》第1卷第5期，1940年9月。

[95]黄宗桂:《林森江口织布工业之研究》，1948年，第51～52页。

[96]翁绍耳:《福建省墟市调查报告》，第8～20页、第14页、第2页。

[97]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透视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