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城市人口增长的结果。城市人口的消长反映出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进入近代以后，福州和厦门都经历了一个人口增长的过程。

一、人口数量的变化

福州位于福建中部沿海，历来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发达，人口繁多。闽县、侯官县同为福建省治与福州府治。1829年，闽县和侯官县人口合计1，573，270人^[1]。19世纪50年代后，因茶叶对外贸易的兴起，福州港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光绪中叶，据闽海关估计，人数为65万，为通商口岸之第二大城，仅次于广州^[2]。19世纪70年代，在福州的美国传教士说:“对城市和郊区人口从来没有精确的符合要求的统计，7座城门外的郊区居民据说几乎和城内的一样多。居民和游客对城内城外的人口有60到125万的种种估计，其中包括数量巨大的疍民。大概可以得出一个差不多的人口总数是100万。几年前，一个官员告诉英国领事，说城墙内的居民有50万。”^[3]据统计，1906年，闽县和侯官县人口合计1，066，237人，其中城内、南台的汉族人口合计325，691人，旗人(其中部分在三江口洋屿)8，247人^[4]。即福州城区约33万人。

民国初年，据《支那省别全志》载，1915年海关报告是62.4万人;本地人称65或70万人;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报告省城内外及南台合计6.5万户，人口30万;福州警察局调查省城警察区辖内人口仅25.4万^[5]。又据海关统计，1921年人口32万^[6]。有人认为1920年左右福州有50万人^[7]。也有西方人估计是70万人^[8]。以上人口数分歧较大，其中一个原因是调查的范围不同。如海关报告往往包括城内、南台及马尾。福州警察局调查的只是城内和南台警察区范围人口，并不包括闽江水上居民(疍民)。而百万、70万多为估计之数字，而且很可能包括郊区乡村的范围。但从1928年后，福州城区就有了正式的连续性的户口统计，调查范围为城内和南台的警察区。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1928—1949年福州市户口统计表》，载《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福建省档案馆编，1988年，第42页。

依据上述统计资料^[9]，从1928年到1949年，福州增加37，142人，增加了11.87%，年平均增长率为0.54%。排除抗日战争对人口的干扰因素，从1928年到1937年，福州人口增加97，238人，增加了31.09%，每年增加10，804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05%。另外，1934年突然比上年增加8万多人，是因为该年“上游各县匪患频繁”，人口大量迁入福州市区^[10]。抗战爆发，居民疏散后方，市区人口大量减少。1945年抗战胜利后，省政府回迁福州，人口有所回升。到1949年，人口数约为35万，远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最高人口数。

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九龙江的入海口。至南宋时，岛上已有居民6000余人。元代，厦门岛设嘉禾千户所，成为海上军事重地。明初，江夏侯周德兴筑城，厦门之称，自此始见史册。明末清初，厦门海上贸易兴起，开始从一个军事要塞转变为一个贸易港口，并一跃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中心之一^[11]。到乾隆时期，厦门的对外贸易达到一个兴盛高潮，人口随之出现了一个增长的高峰期。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鹭江志》载:“通厦烟户，市镇设四社，乡村设四都，编立保甲……计共烟户16，100余户。”^[12]贸易和造船业的发达，吸引众多移民进入厦门。道光《厦门志》载:“厦门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13]道光十二年(1832年)，即鸦片战争前夕，厦门土著居民大小男女共144，893名，其中男子为83，229人，女子为61，684人^[14]。

开埠初期，据外国人估计，厦门全岛人口约30余万^[15]。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大多数中国人和不少外国人倾向于相信，在过去10年里，厦门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口增长了15%。1891年，厦门几个区或保以及鼓浪屿的人口为60万，而现在，其人口则达到70万。”人口增加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引起台湾的中国人涌入本地区。其次是由于从马尼拉和海峡殖民地返回本地区的移民数量的增加。再次是由于轮船航运开辟，大批中国人从内地到来并留在本地区。”也有人估计人口只有40万^[16]。宣统年间厦门人口为89，516人。民国初年设思明县治时，厦门市区人口为110，460人^[17]。又据《支那省别全志》载:“厦门岛全部人口号称30万，厦门港人口13万。1906年度税关报告11.4万。”^[18]1920年厦门日本领事馆报告称，厦门人口据称15万，厦门全岛人口35万^[19]。而1926年邮局调查估计，厦门及附近地区人口超过473，000^[20]。

各种途径的统计数字分歧较大，除了有的统计把过境人口计算在内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调查范围的不同，有的指厦门市区，有的指全岛。厦门包括市区、禾山和鼓浪屿三个部分。厦门市区的范围主要在厦门岛的西南部分，1913年设立思明县，实行警区制，警区包括市区的厦南区、厦西区和厦港区。厦门岛东部的郊区禾山实行保甲制，原属同安县，1935年改为特种区，鼓浪屿是公共租界，均不属厦门市区。1927年后，厦门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连续的人口统计。由警察局进行的近代人口调查，也只是对警区的调查统计，并不包括禾山和鼓浪屿。“现住户口总数，禾山及船户除外。”^[21]下表是厦门市区历年人口数:

资料来源:1927—1938年、1945年、1947—1949年数字来自《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福建省档案馆编，1988年)，第43页。1939—1941年数字来自《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戴一峰等译编，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426页。1946年5月数字来自《厦门要览》(厦门市政府统计室编，1946年)，第9页。1946年10月数字来自《厦门大观》(吴雅纯辑，厦门新绿书店，1947年)，第8页。

从表6－2看，从1927年到1937年，厦门市区人口增加了55，785人，增长了43.77%。平均每年净增加5，579，年增长率为4.38%，速度很快，超过福州，更高于同期福建省的人口增长速度。福建省1912年人口为15，849，296人，1927年11，822，615人，1949年为11，141，921人，1927—1949年均增长率为负0.12%。

但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厦门的现代化步伐，人口因之锐减。1938年5月厦门被日本人占领，居民大量逃离，有的逃到内陆或国外，有的则逃到鼓浪屿。“厦门攻略战，厦门市内残留民1万5千人或2万人，市街宛然废墟。”^[22]而《南支那的资源与经济》则认为:“日本军占领时厦门市的残留民在1万人以下，鼓浪屿的难民是人口的3倍，超过10万人”^[23]。不过，随着局势稳定，人口有所恢复。日本投降后，避居各地的人返回厦门。1945年人口为12.4万人，到1949年才渐渐回升到17.9万人，但一直没有达到抗战前夕的最高峰。

二、人口的迁移

城市是人口的聚集地，其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繁荣程度和城市的规模。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愈发达，辐射力越强，吸引的人口就越多。福州人口的自然增长有限，人口增加主要靠城市化吸引来的人口。其人口迁移情况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1932，1933，1934年数字来自各年《福建省省会户口变迁统计表》，福建省省会公安局编印。以下凡1932、1933、1934年的人口数字没有注明的均来自上述资料，不再标明。1935，1936年数字来自《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1937年，第124页。

总的来说，福州迁入人口远大于迁出人口，但每年情况并不平衡。从1933年和1934年的《福建省省会迁入迁出户口分类统计表》也可看出福州迁入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其次是县城，迁出也是如此。见表6－4:

资料来源:根据1933年和1934年《福建省省会迁入迁出户口分类统计表》编制计算。

厦门人口增加也主要靠城市化的吸引。大规模城市建设，填海造地，扩大市区范围。此外，由于内地经常发生动乱，厦门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不少海外经商致富回来的华侨和内地的有钱人带着钱财到厦门买地置业作寓公。厦门的人口迁移情况可见表6－5: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第125页。

城市人口的籍贯统计，还可以佐证迁移人口的状况^[24]。以下两表是福州和厦门人口的籍贯调查:

来源:根据《福建省会居民籍贯统计表(民国三十三年)》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住厦各省男女比较表》编制，载《厦门指南》第十篇，苏警予等编，1931年5月，第59～60页。

从表6－6和表6－7看，福州和厦门人口绝大多数是本省籍贯，分别占调查人口的96.86%和95%。在福州的外省籍贯中，浙江最多，为3，324人，占0.88%，以下依次是广东、山东、江苏、江西和安徽。在厦门的外省籍贯中，最多为广东，为2，174人，占2.07%，以下依次为浙江、江苏和江西。此外，厦门人口的福建省籍贯中，闽南最多，思明有33，400人，同安18，086人，晋江14，992人，闽侯也有9，241人，而闽东、闽北各县迁来的人口都很少^[25]。一般说来，距离迁入地的远近与其有关省份籍贯人口的多少成正比。沿海的省份江苏和山东虽然距离福州远一些，但由于从上海、青岛可以坐船直接来福州，移民比例还高于邻省的内地省份江西。

值得注意的是，厦门还有两个特殊的没有列入人口统计的人口群体，即海外移民以及台湾籍民。福建是一个移民大省，尤其闽南一带移民规模更为庞大。因此，厦门附近及闽南地区持续不断的海外移民构成了近代厦门人口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开埠后几年间，陆续有近万名契约华工被人口贩子从厦门运往法属布尔邦岛、古巴、秘鲁、英属圭亚那、旧金山等地^[26]。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被迫允准华工出国合法化，加之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锡矿业和烟草、可可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兴盛，刺激了沿海居民的海外迁移，移民人数不断上升。至1890年，净迁移人数累计达39万人。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是厦门及其附近地区海外移民的高潮期。由于东南亚地区银矿业与经济作物种植业迅猛发展，对华工需求更大;同时福建南部农村经济凋敝，人口相对过剩问题更趋严重;加上日本割占台湾后，原迁移台湾的移民改向东南亚，因而海外移民人数猛增。40年间净迁移人数累计达136余万。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锡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由盛转衰，各国政府陆续实行限制移民入境政策，福建南部海外移民人数大减。从1930—1949年的近20年间，净迁移人数仅4万余人^[27]。海外移民进出厦门口岸时都要在此暂时停留或长期居住，这个数目庞大的人口群体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影响几乎无所不至。

福州和厦门人口虽然有增长，但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人口规模排位和增长速度都很落后。上海人口从开埠的60余万猛增到1948年的540万以上。宁波从10万余人增加到30余万，广州从60余万增长到113万^[28]。武汉从30万增加到1948年的113万^[29]。福建省城市化水平不高，吸引外地的人口很少，从农村到城市的向心运动规模低于沿海许多省份。从表6－8可以看出，福建农村流民全家到城市的比例、青年男女到城市比例等在东南沿海各省中都是最低的。见下表:

资料来源: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尽管说城市是农村来的移民的天然蓄水池，也要看这个池子自身的容量。从“表6－3福州居民迁移户口表”也可看出，20世纪30年代，在乡村人口迁往城市同时，也有不小比例的城市人口回迁乡村。城市人口增长有限的原因首先是城市工业不发达，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多，因而吸收乡村人口的能力极其有限，从农村到城市的向心运动规模较低。这是福建省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一个缩影。其次是人口向海外的移民。福建省是一个向外移民的大省，大量农村人口不是迁移到本省的中心城市厦门和福州，而是移民到海外。李国祁曾经把福建省三个通商口岸的人口流动与浙江城市进行比较，认为闽省的对外贸易不及浙江兴盛，茶的贸易兴盛期过短，未能带动通商口岸工商业的繁荣，以奠定其强有力的都市化作用基础。而大量的人口移民海外，又使其流向通都大邑的力量减弱。因而未曾出现强大而深厚的都市化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相影响^[30]。再次是腹地狭小，发展空间有限。由于厦门市自身范围狭小，局限于厦门岛西南一隅。尽管20世纪30年代建市后禾山区划归厦门市，但这一带长期停留在农村状态，城市现代化主要是在西南城区和鼓浪屿区展开。福建境内主要是丘陵地带，和邻省交往被山岭阻隔，交通不便，限制了沿海与内地的联系。因此，福州和厦门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能吸引的物流和人流主要来自附近地区，面积有限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能够输送的移民人口毕竟很有限。广东潮汕辐射范围还进入了厦门的腹地闽西地区，浙江温州辐射范围也进入福州的腹地闽东地区。而上海地处平坦广袤的长江三角洲平原，能吸引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源源不断的人口群。和其他通商口岸相比，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也扩大了它们在人口增长速度上的差别。

第一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

第一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