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是人口学研究的基本层面。人口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31]。

一、人口的空间结构

人口的空间结构是指人口在一个既定区域中的分散与集中程度。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乡村。1935年，福州每平方公里19，624.1人，厦门每平方公里16，614.4人，全省每平方公里101.97人^[32]。在城市内部，人口的分布也呈现地区差异。福州划分为5个警区，每1区设1个公安分局。城内以到任桥为分界，桥以北归第一公安分局管辖，桥以南归第二公安分局管辖;南台以小桥为分界，桥以北归第三公安分局管辖，桥以南至闽江归第四公安分局管辖，大桥以南的中洲岛、仓前山一带归第五公安分局管辖。即城内为第一、第二分局，南台是第三、第四分局，桥南仓前山为第五分局所辖^[33]。5个警区分别称为鼓楼、大根、小桥、台江和仓山区。各区户口统计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福建省省会户口分类统计表》(1932、1934年)，福建省会公安局编。

资料来源: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第4页。

根据1947年的《福州要览》，福州市面积16.89平方公里，其中鼓楼4.18平方公里，大根3.41平方公里，小桥2.67平方公里，台江3.87平方公里，仓山2.76平方公里^[34]。按此计算，各区人口密度如下表:

人口密度最高是第三区，其次第二区，最低是第一区。另外，如果把1947年人口分区情况和1934年的做一比较，各区人口都有下降。第三区人口减少最多，其次是第二、第四区。南台的第三、第四区是福州商业集中的地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后福州城市经济的衰落。

厦门3个警察区分别为厦南区、厦西区、厦港区，1937年以前，由于市区范围狭小，人口密度差别并不明显。1929年，厦门警区人口分布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现住户口总数表》统计，载《厦门指南》第十篇，苏警予等编，第58～59页。

这3个区之外还有鼓浪屿和禾山。鼓浪屿区人口稠密，绝大多数是消费性人口，居民生活程度很高，生活费用比厦门昂贵。1920年，鼓浪屿人口据称15，000人^[35]，1930年21，032人^[36]，1936年年底为30，854人^[37]，1941年鼓浪屿人口猛增到43，000人^[38]。禾山区人烟稀少，农业人口居多。据1934年7月25日的《华侨报》载:经禾山办事处调查，禾山区计19社，共11，402户，约3.5万人，鼓浪屿约5.2万人。厦岛与鼓浪屿人口合计约为26.6万人^[39]。又据1936年调查，“厦门方面比照警区范围，划为四区。禾山方面，划为三区，系注意地形之交通之便利，及经济分配之平均。鼓浪屿一区，则天然形势所系，无须更张。又因各区情形不同，面积大小亦难一致。如厦门原为市区，人口财力较为集中，故划区较小。禾山本属乡区，人烟较稀，故划区较大。至于各区所划坊数及各坊户数，因有特殊情形，均以每区10坊，每坊500户为限。”^[40]禾山特区署调查，禾山面积约30里，其中荒地576，000余公亩，田园乡村约502，000余公亩。1936年人口50，510人，其中华人50，015人，外侨495人。外侨中日侨307人，约占外侨总数62%强^[41]。但沦陷后，人口只剩2万余人^[42]。1937年禾山区划归厦门市。若把禾山、鼓浪屿合计在内，1937年厦门市人口总数为265，631人^[43]。抗战后，1945年12月，厦门市政府奉行政院电正式接收鼓浪屿公界行政权，鼓浪屿公共租界被收回。厦门划分为思明、开元、厦港、禾山、鼓浪屿5区。1946年5月鼓浪屿的人口为24，039人^[44]。从“表6－18:厦门人口职业分类表1946年”看，厦门中心区(包括原来的厦南区和厦西区)、厦港区、禾山区、鼓浪屿区4个区中，工商业人口比重最大的是中心区，商业人口21.47%，工业人口11.81%;农业人口比重最大的是禾山区，占36.51%。

二、人口的自然结构

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是指一定地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性别比也叫性比例，是同一年龄组内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45]。人口的性别结构后面蕴涵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人口调查资料，男女出生比例一般是105∶100。但在福建，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和溺弃女婴的陋俗，使人口性别比偏高。1935—1937年为123，1938—1945年在109—118之间，1946—1949年在107—112之间^[46]。而在福州和厦门，由于城市发展，大量外来青壮年男性人口的涌入，性别比更高。根据表3－1和表3－2的福州和厦门历年户口统计表计算:福州1928—1937年在129—147之间，1938—1945年在109—132之间，1946—1949年在110—112之间。厦门1927—1937年在135—137之间，1938—1945在93—130之间，1946—1949在95—102之间。

福州、厦门性别比大大高于全省，这是因为城市的发展，大量外来青壮年男性人口进入城市谋生，使城市的性别比严重失调，男多于女的现象比农村更为突出。《厦门指南》就指出，“关于两性分配的差别，原因是因为有许多劳力都只身住厦，其妻女以及家眷多半散住内地。”^[47]这从“表6－4福州迁入迁出户口分类统计表”中迁入性别比之高也可以看出。而且，越往后，城市性别比越平衡，越趋近全省水平，反映了后期城市化速度减慢，迁进人口减少。另外一方面是受战争影响，战后性别比下降，福州大约是110，厦门更低，几个年份甚至出现女多于男的现象，可见战后城市发展的停滞。另外，从1937—1938年“各大城市户口表”看，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广州、汉口、杭州、青岛、重庆、济南、武昌人口分别是216万、154万、109万、102万、85万、73万、60万、58万、53万、44万、43万;其性比例分别是133、161、142、149、130、134、147、139、136、155、132^[48]。这些大城市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均高于福州，而厦门人口规模太小，没有列入表内。反映了福州和厦门在全国城市的地位和现代化成效的不尽如人意。

在各区之间，人口性别比例并不均衡。根据“表6－9:福州分区户口统计表1932年、1934年”计算，1932年，福州5个区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33、137、158、150、136。1934年，分别为141、145、149、158、140。第三、第四区的性别比例特别高。这两个区是商业区，在商业区内，店户多，一般的住户相对少，而女性商业人员更少。

再看人口的年龄构成。根据国际标准，所谓成人或成年人是指满15足岁的人口，儿童少年是指14岁及以下的人口。中国古代基本上也是以15岁为界线划分的。早在20世纪初，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尔就阐述了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增长型、静止型、缩减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目前根据各种指标，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可以分为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年老型人口。年轻型人口是指儿童少年人口占40%以上，老年人口5%以下;成年型人口指儿童少年人口占30%～40%，老年人口占5%～10%;年老型人口指儿童少年人口在30%以下，而64岁以上人口占到10%以上^[49]。

1934年福州公安局把调查人口分成9组，分别是:1—5岁，6—12岁，13—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70岁，71岁以上。1—5岁和6—12岁的人口相加为85，593人，占调查人口379，758的22.54%，13—20这一组占16.37%。也就是说，14岁以下儿童少年比重在22.54%和38.90%之间。1934年，61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只有18441人，占调查人口379，758的4.85%，如果去掉60—65岁的人口，则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更低^[50]。而在1943到1947年的调查中，人口年龄分组为0—5，6—17，18—24，25—29，30—34，35—39，40—45，46—54，55以上共9组。1943年，0—5和6—17二组合起来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08%，1944年占40.29%，1945年占36.66%，1946年占37.19%^[51]。1936年，厦门0—14岁人口占19.7%，20—49岁人口占62.2%，60岁以上人口占1.1%;而同期全省对应年龄段分别为30.5%、46.7%、5.0%^[52]。虽然当时的分组标准和现行的指标体系不尽相符，但大致可以推断福州和厦门人口为年轻型人口，青壮年人口比例高。当时人口平均寿命很短，但高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高死亡率又决定了婴幼儿的数量不可能形成高增长态势，因此是一种低增长型的人口，这种年轻人口结构是和当时城市化水平不高相关的。

三、人口的社会结构

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按一定的社会标志和经济标志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的民族结构、婚姻家庭结构、教育程度结构、在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等等^[53]。

福州和厦门的人口以汉族为主，其他还有满族、苗族等，由于人数不多，在民国时期的人口调查中没有专门列出。从康熙年间开始，就有八旗官兵被派往福州驻防。据外国传教士估计，19世纪80年代，满族人数大约在1—1.5万。^[54]1906年，驻扎在省城东隅和三江口洋屿的八旗共8，247人^[55]。辛亥革命后，一部分满族人迁回东北，其他大多和汉族融合。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族群疍民，即水上居民。他们广泛分布于福建沿海和沿江地区。据1929年水上公安局调查，福州疍户人口有8，937人，主要分布在台江、大桥、新街、苍霞洲、泛船浦、帮洲、后洲、关前、中洲、妈祖道、鸭姆洲、港头、水院、洪山、谭尾街、泗街、西河和龙潭角。^[56]又据福建省水警总队1937年对39个县市的调查，全省水上居民有84，990人。其中闽侯26，200人，厦门4，130人^[57]。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部门对分布于闽江下游约10公里两岸的固定疍民进行统计，共有3，731户，17，235人(其中男8，760人，女8，475人，性别比为103)。^[58]随着时代变迁，疍民也逐渐上岸居住，成为城市固定居民。

2.婚姻家庭结构

社会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大家庭存在的基础，城市家庭人口规模明显下降。血缘关系是家庭的纽带，其横向延伸表现为兄弟姐妹关系，纵向伸展表现为长幼关系，纵横交错则形成相应的家庭结构和规模。在社会测量与统计中，家庭规模与“户”的规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家庭规模是指共同居住并共享膳食的家庭成员数量，通常也包括暂时离开家庭在外读书或打工而没有在经济上独立的家庭成员。“户”以居住关系为标志，其规模指所有共同居住并共享膳食的人口数量，包括符合该条件的家庭仆佣在内。政府统计常以“户”为单位^[59]。清道光九年(1829年)闽县和侯官县户均5.8人。1933年福州每户5.30人，1934年户均5.56人，1946年每户4.4人^[60]。城市户均人口小于乡村。1929年，厦门户均人口5.96人。1937年，福州户均人口4.80人，厦门是5.56人，而全省为5.28人^[61]。1947年，福州户均人口4.06人，厦门4.39人，全省4.55人^[62]。百年间，户均人口有所下降。一般说来，城市户均人口比农村少，越是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家庭规模趋小。

关于人口婚姻状况的资料缺乏，目前只见到1934年福州的统计。根据1934年《福建省会居民婚嫁分类统计表》，婚784件，嫁741件，各有597件在本市，分别占76.15%和80.57%，通婚范围大多数在本市。婚嫁到外乡的分别为144和131件，外县分别为41和13件，外省只有2件。又据同年的《福建省会居民婚姻状况统计表》，未结婚男女分别为57，819和29，648人，有配偶的男女为79，574人，无配偶的男女分别为25，837和15，325人，男子未婚和无配偶的比例远高于女子。这和前文所说的人口性别比例偏高有关。

职业构成也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的状况。从下表看，福州无业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最高是1934年，占总人口56.37%;最低是1947年，占23.33%，比例惊人。以绝对数来说，无业的人数在1934年有24万，最少的1947年也有将近10万，扣除老弱病残外，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见下表:

资料来源:1928年数字来自《福州考》第100页。1947年数字来自《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第196页。

1929年，厦门有职业者共43，195人，其中男子32，584人，女子10，611人^[63]。当年厦门人口为154，367人。1947年，厦门无业人口53，030人^[64]。战后厦门元气大伤，百业萧条，从外地返回的人口找不到新的工作，失业状况更加严重。

正如上文分析，福州和厦门现代化动力不足，工厂很少，城市吸纳和维系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另外，厦门也有一些人依靠海外汇款生活，不需要外出工作。另外，在无业人口中，女性比例特别大。由于福建城市经济的落后，没有棉纺织、丝织、缫丝、火柴等能够吸纳大量女工的工厂，限制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城市人口的劳动就业程度。

随着近代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城市人口中出现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劳动者，职业结构出现近代色彩。人口调查也反映了这一巨变，它不同于以往“士农工商”四民类别，而是代以农业、矿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公务、自由职业、人事服务等几大类别，然后再具体细分，反映了城市职业分类的细致化。见下表: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第116页，表51。

资料来源:根据《福建省会居民职业分类统计表》(1934年);《福建省各县市人口职业状况统计表》(载《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第214～215页)整理编制。

从表6－14看，1934年福州人口职业构成中，农业人口极少，仅4，000余人，占总人口的1%。商业人口42，610人，占10.27%，如果再加上小贩11，579人，从事商业流通的占13.06%(上海是16%)，可见福州商业繁盛。工业人口31，379人，占总人口的7.56%。又据省政府统计室统计，1936年省会从事工业之男子，占有职业男子之25.1%，从事商业者占22.1%。^[65]1947年的人口构成中，农业人口2.51%，工业人口18.64%，交通运输业人口3.60%，商业人口18.27%。由于在统计时所用的分类方法不同，各年份的统计数据不可进行直接比较，但是大致的趋势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而人事服务(侍从、佣役、家庭管理者)在各年中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反映了城市消费性的特点。在自由职业一栏包括教师、医生、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新闻记者等人员。他们一般都受过一定的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从上表看，他们的人数也不少，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是省会，公务人员(党、政、军、警)、教育、医疗、新闻等从业人员也有一定数目，反映了福州作为全省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1940年，在全省总人口1，100万人中，农业占77%，工业占11%，商业占8%，渔业占1%^[66]。福州人口的职业分布集中在商业、工业、佣工等行业，反映了作为工商业商埠的特点。

厦门公安局1933年、1936和1946对人口的职业进行了调查。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思明市市民职业类别表》整理制作，载《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47页。

注:原表中的旧医、新医、助产、补齿合并为医药。教职员、塾师合并为教育。交通、航业合并为交通运输。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第116页。

注:无业人员包括就学人员。资料来源:《厦门市人口职业分类》(1946年12月)，载《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第657页。

从表6－17看，1936年，厦门农业人口极少;工业人口10，012人，占总人口的5.53%;商业人口(商业、小贩)16，818人，占9.29%;工商业人口合计占14.81%。公务人员(党、政、军、警) 3，876人，占2.14%。自由职业(教育、医药、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新闻、宗教、社团)2，578人，占1.42%。又据省政府统计室统计，1936年，厦门从事工业之男子占有职业男子之20.2%，从事商业者占30.1%。^[67]1947年，在调查人口102，403人中，从事农业的11，233人，矿业3人，工业9，748人，商业18，025人，交通运输975人，公务1，977人，自由职业1，423人，人事服务2，180人，其他3，809人，无业53，030人^[68]。工业人口占9.52%，商业人口占17.60%，工商业人口合计占27.12%。厦门的人口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商业，体现了商业大埠的特征。所以尽管厦门遭到战争的重创，到1949年，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政治部编的《福建调查》中，仍然认为厦门“商业为全省第一，系一已经近代化的消费城市”^[69]。

人口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机制之一。人口的数量、构成和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和意识形态是决定实绩的基本因素，是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他强调，解释历史中的经济实绩需要人口变迁理论^[70]。福州和厦门处于传统向现代城市的转型时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人口规模、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城市人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增长过程，增加的人口以迁入人口为主。其次，人口自然结构中性别比例高，年龄结构表现为年轻化，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第三，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呈多方向变化，教育程度提高，商业人口比重大，职业结构出现现代色彩。这些都显现出城市现代化的色彩，但同时也暴露出城市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性别比例偏高，失业率高，贫困人口多，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等等。

福州与厦门相比，虽然两者都是通商口岸，但人口特点仍有很大差异，体现了两个城市不同的特性。福州是省会，是传统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国内贸易的重要港口，人口规模最高时为41万人，远大于厦门的18万，党政军警、教育、新闻人员的比例也高于厦门。厦门是以新兴的商业大埠面世，人口规模在全省仅次于省会福州。厦门城市化速度更快，和平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比福州快，但受战争影响更大。商业人口比重比福州大，工业人口数量和比例都少于福州。厦门也是闽南一带移民进出的重要口岸，与海外联系密切，海外移民规模和外侨人数也远远超过福州。人数颇多的海外移民和台湾籍民构成厦门城市人口的特色之一。

不妨再把厦门、福州人口的职业状况与沿海其他通商口岸作一比较。1932年上海华界有工业从业人员32万余人，占华界总人口的20.7%，商业从业人员17万余人，占华界总人口的9.5%，工商两项合计共50万人，占华界总人口的30%。广州的工业从业人员约为28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1%，商业从业人员约6.7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5%，两项合计共约35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4%。两地的工商业从业人数无论从绝对数或相对数来看，在全国十大城市中都属于领先地位，从而也反映出两地的工商业在当时的发达程度^[71]。而从前面职业构成中可以看出，福州和厦门工商业人口比例低，工业人口比例更低，可见两个城市的现代化动力缺乏工业力量，而商业是城市的生命线。“因商而兴，因工而盛”，厦门和福州少了后者，城市化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第二节 人口结构的分析

第二节　人口结构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