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教育的演变
随着城市的发展，对近代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推动了福建城市文化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城市，福州和厦门站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前沿。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一时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教育结构多元化，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学堂创办人有外国传教士、地方官员、士绅、商人及华侨，适应了近代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一、外国教会学校与教育事业现代化的起步
西方宗教的传入，既有文化侵略，也有文明的传播。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西方传教士进入福建，以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为基地，并向内地扩张。教会的活动主要是布道，基督教教会的办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启动。日本人评论说，福建近代教育是“从外国人经营开始，都带有宗教的色彩”[1]。
1844年英国伦敦会在厦门鼓浪屿开设的英华男私塾是最早的福建教会学校[2]。1846年4月，英国伦敦公会传教士养为霖夫妇在厦门创办了一所女学塾，学生12人，这是福建境内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女校之一。1848年3月，美国美以美教会传教士柯林斯在福州创办主日学校(福州男塾)。1853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创办男童寄宿学塾[3]。1850年马克来夫人在福州创办女校。同年，长老会设学校于厦门，又在鼓浪屿设“英华男校”、“怀仁女校”。归正会同时也在鼓浪屿设立男女学校。1856年厦门又成立了“真道学校”[4]。1859年美以美会建立毓英女塾寄宿学校、华英女塾等。首批教会女校创设时，面临来自中国传统势力的强大压力。福州毓英女塾实行寄宿制，这一有违习俗的做法使当地居民大为惊恐，误信如果让女孩在教会学校住宿，朦胧入睡时就会被挖去双眼。于是开始收的7个学生，两三天后相继逃离，只剩下1人[5]。随着社会风气开放，各国教会先后在福州开办了文山女塾、格致书院、乌石山女学堂，陶淑女子中学、三一中学、协和道学书院;在厦门开办了福民小学、寻源中学、毓德女学堂等学校。1881年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福州大学后，又将其更名为鹤龄英华书院。同年圣公会设寻珍女子初级中学。1909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创建“扬光初级中学”。1908年1月基督教会在福建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华南女子学院，它和燕京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是全国仅有的3所女子大学。
教会创办初期，多是初等小学，以传授圣经和识字为主。之后又办起中学、大学，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并教授英文和国文。城市居民对于西方人创办的文化事业开始反应很淡漠，教会学校开办之初，大多阻力重重，学生不多。因为上层人士之家多不屑将子弟送往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光宗耀祖的“西塾”学习。教会只得以不收学费或免费提供食宿书本等优惠条件吸引贫苦子弟入学。《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称，学生交纳的学费根本不足于支付教师报酬，以致可以说教会学校是免费的。[6]但很快，由于教会学校办学方式改变，兼顾中学，加上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英文好，容易端上洋行、海关、电报局的“金饭碗”，有的可以资助留学，逐渐为社会人士向往，教会办学有较大改观。不仅要付费上学，学费还十分高昂。学生也多出身牧师、海关、邮政的高级职员以及高官、富商和士绅家庭。
厦门的同文书院是1898年由6个富有的中国商人在美国领事的协助下创办的。该校设有理事会，其成员按规定不能超过9个中国人和4个外国人。美国领事、厦门海关税务司与书院督学成为理事会当然成员，并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和秘书等职。书院内部管理由督学及其助手们负责。所有外国教师由理事会的外国理事们推选，其他职员则由督学任命。书院经费来自学杂费、道台的援助、私人的捐款和书院基金的利息。创办时全院学生为41名，到1901年增加到253名。学生们是准备进入商界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中上阶层，并主要来自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家庭。学生年龄从9—30岁不等，每年须交纳学费22元。另有膳食房和宿舍，提供每月3—4.5元的寄膳和25—50元的寄宿。厦门另外有一所伦敦会主持的华英书院，在鼓浪屿。到1901年，书院在读男生为106名，其中一半是寄宿生，每人教育费用为每年24元[7]。1902年，同文书院在厦门岛靠近虎头山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大楼，可为600名走读生和200名寄宿生提供食宿。1903年，第一次向那些通过语法课程或高级课程的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有26名学生获得通过两种课程的毕业证书，有69名获得通过语法课程的证书。……1911年，学习年限从7年增加到9年[8]。“书院当局是如此热心于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启蒙和文化的中心。在那里，可以遵循西方的思想和原则，按照英国的方式，以忠实于基督教理想为目的，对年轻人进行细心引导和教育。”[9]
教会学校直接聘请外籍教师，“其课程完全是传授英语，并为完整的西方教育提供基础知识”。以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为例。这所学校定修业期为8年4个月，是初级大学，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的程度，课程有数、理、化、英等。除了国文教师为中国人外，其他各科教师都是美国人。数、理、化、英所用课本均是美国出版的原本，所以毕业生可直接插入美国任何大学的第三学年，修业2年课程后，可以获得美国学士学位。1885年，鹤龄英华书院在本省最早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全国最早成立青年会的学校之一，开展音乐、游艺、体育比赛、夏令会、冬令会、圣诞活动等[10]。厦门的同文书院前5年学习语法，用英语讲授有关阅读、听写、写作、会话、算术、地理和书法等知识，也用本地语言讲授阅读和写作知识。后2年的高级课程是在上述课程基础上添加了历史、英国文学、生理学、天文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代数、几何学和汉语等学科的基础教育。英语组有外国教师，还有教方言的中国教师。华英书院开设基础课程、商业课程和科学课程。商业课程包括书写信函、缩写、打字、记账及政治、经济与商业的会话。科学课程包括化学、天文学、自然科学、数学、教育和心理学等[11]。教会办学发展很快。《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载:“教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教育制度，由低级学校向高级学校输送毕业生。有些低级学校的学生人数比10年前增加了3倍，高级学校的学生也一年比一年多。高等教育的课程已在大学里教授，神学院、师范学校和医务学校的学生都要接受特别的训练。虽然教会学校的学费增加了一倍，但是要求入学的学生人数很多，达到学校所能接纳的饱和点。”[12]
民国后，教会学校继续在发展。《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说:“教育工作发展很迅速，只要看一下福州教会办的学校的数量就知道了。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很多。”[13]据日本领事馆调查，民国初年福州的教会学校有:福州协和道学书院(Union Theological School)，学生90名左右;鹤龄英华书院，学生约400名;榕城格致书院，学生240多名。1912年福州的广学书院、中学校、英汉学校3校合并，改称三一学校(Trinity College)。这些学校均为预科2年、本科4年的中等教育。1914年美以美教会、美部教会及联公会设立福州协和医学校(Foochow Union Medical College)，开设5年课程，设于圣公会附属柴井医院。1912年上述3个教会创办福州协和师范学校(Foochow Union Normal)，培养传道者，学制3年，学生约60名。1911年福建6教会联合创立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Union College)，是专门学校程度，课程有物理、化学、三角、英语、汉语、历史等，学生40名[14]。美国办的英华书院1912年在学学生为319名，1921年增加到493名。该校开始时课程设置是8年制，2年为高小，4年为中学，最后2年为大学一、二年级。1917年将最后两年课程移给福建协和大学。美部传道会的格致中学办学情况与英华书院相似，不同的仅在于高小设有四年制课程。福州青年会创办了一个同类学校，“虽然规模不很大，但侧重于商业科目，配有高质量的中、外教员。在美以美和美部传道会的支持下，还办了一所联合方言学校。该校内部也设了一门手工劳动课程”[15]。青年会的学校要求十分严格，到1928年为止，“培植工商界不下千余人。中间或就教育之职或在工商机关均能谋自立之生活。共开平校9所，共计学生413人，考验及格得有文凭者只156人”[16]。
民国初期，厦门教会学校主要有:1850年英国人创办的协和冰道学校，专门培养传教士，学生20多名。1890年设于鼓浪屿的英华书院(Anglo Chinese College)，由伦敦教育会管理，实行英国制中等教育，和香港大学联络，学生150多名。1881年在鼓浪屿设立的美国的寻常中学堂(Union Middle School)，由三教会管理，美国人担任校长，学生八九十名。1916年9月美国人在鼓浪屿设立的美华中学校有六七十名学生。同文书院(Tang Wen Institute)在厦门望高石，是美国系的学校，实行美国制高等教育及商业教育，学生270人。1906设立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在鼓浪屿，是英国制，中国人出资，教师是英国妇女[17]。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逐渐脱离宗教色彩，陆续在教育部立案，归中方管理，1930年后遵照教育部规定，改宗教课为选科。但还是保留注重英文，体育严格训练的特点[18]。
1936年，福州和厦门的教会大学有福建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会中学有福州私立三一中学、福州私立鹤龄英华中学、福州私立格致中学、福州私立华南女子学院附属中学、福州私立陶淑女子中学、福州私立文山女子中学、福州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福州私立进德女子初级中学、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福州私立协和幼稚师范学校、福州私立协和职业学校、福州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福州私立扬光初级商业职业学校、厦门私立英华中学、厦门私立同文中学、厦门私立慈勤女子中学、厦门私立毓德女子中学、厦门私立怀德师范学校等18所。学生共计3，602人[19]。还有一些小学，如私立格致中学附小、私立文山女子中学附小、毓英女子中学附小、培元小学、三一中学陶淑女子中学附小、寻珍女子中学附小等等。
教会学校的经费除了教会支持，主要还是靠学费收入和中国人捐款，特别是海外的捐款以及租金。“三一学校的英华学校每年学费为38元，除了外国教员的工资以外，可以做到自足。”“除了每年收取少量学费以外，大部分经费由传教团体支持。”美国教会办的英华书院除了外国教师的工资以外，大部分经费从当地收入解决。1912年学生共交学费9，847元，1921年为17，622元。“现在除了从学费收入一部分外，小部分由美国捐助，作为助学金和教职员工资以及修理校舍等等。”福建协和学院每年经费来自学院基金、租息、各公会捐款和学生学费、什费共计362，300多元。其中学费收入约8，300多元，什费13，000多元[20]。教会学校由于经费充足，设备和校舍大都比较齐全。福州青年会“是一座漂亮的建筑，建于1915年，费资15万元，具有美国同类建筑的所有设施:商业室、教室、宿舍，自办的小发电厂、游泳池、娱乐室等等”。私立福建协和学院位于福州鼓山脚下，包括山地和平原，占地面积共50亩以上。校舍包括一个娱乐所，里面有科学图书馆、电影院和办公室等等，以及可以容纳150名学生的集体宿舍[21]。
1908年开办的华南女子学院和1916年开办的福建协和大学是省内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前者经费来源于美国美以美会女布道会及校董会，1933年改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26年4月正式在教育部立案。福建协和大学为国际布道会所办，1922年7月经教育部核准立案[22]。20世纪30年代初，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是林景润，分文、理、教育三个学院。文学院内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等系。理学院分数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系，并附设医学专修科。教育学院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并附设师范专修科。协和学院设4个年级，男生152人，女生20人。教职员共58人，其中男49人，女9人。校舍洋式17座，华式7座。图书共45，620册，价值8万多元。生物仪器价值1.1万元，化学仪器价值1.3万元，数理仪器价值1万多元[23]。
教会大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年人在基督徒的赞助下，有机会得到中、英的教育，使其智力和品德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使中国学生在花钱少的情况下，能够受到现代化教育，并在尽可能温暖的环境中培养他们，以便他们将来去国外深造时，能更好地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吸取中国需要的东西”[24]。近代福建教会学校的毕业生除了部分做传教士和教师外，大部分在洋行、邮局、海关、盐务、领事馆等机构服务。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从1890年到1917年，共有毕业学生147人，很大一部分在此类机构任职。福州三一中学从1913年到1919年的毕业生在邮政、海关、盐务、铁路、洋行工作的占59.5%[25]。厦门的同文书院、华英书院毕业生一般也都进入商界。
教会学校引进了西方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首先开创女子教育，在福建起了借鉴作用。教会所办的这些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是城市新式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从传统书院走向近代学堂
清末，官学与多数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各种学校大多是为科举准备的机构而已。科举考试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正如福州人严复所指出的:“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书院之兴，虽较胜于学校，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26]这种教育制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传统书院教育仍然在继续，但随着新式教育的进入，魅力日渐失去。福建很快兴起了书院改学堂及新建学堂的热潮。《闽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福州有鳌峰、凤池、越山、龙光、正谊、致用书院。正谊书院是所著名的学院，只有举人才能进入，它是在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时创办的。致用书院是在王文勤担任福建巡抚时办的。这几个书院还得到社会捐助，对生活困难的学者进行资助。[27]同一时期的厦门海关报告说:在厦门岛上，有玉屏和紫阳两个书院……书院的职能似乎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教育。书院的全部费用均由厦门绅士与商人捐献。自1881年起，上述书院停办了。[28]“虽然科举考试仍然在进行，但对青年学生的诱惑力下降了”。英语等新式教育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先前青年人的理想目标是考取秀才，然后继续努力，争取更高的学位。但是现在他们对研究西方深感兴趣，热切希望学习英语，而视本国语言为不重要。南台的英华书院和城里的英学书馆在教育当地学生学习英语和汉文，特别在英语教学上，做了很大努力。除了英华书院和英学书馆以外，当地人还办了几所学校教授，或者自称是教授英语。”[29]
西方教会的办学标志着教育现代化的初步启动，在福建起了先导作用，也为国人所借鉴。“洋务运动”的内容之一是兴办洋务教育，设立专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国外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以及派人留学，翻译西书，培养专业人才。船政局创办后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特推荐沈葆桢即着手筹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该学堂以学习轮船(军舰)制造，驾驶理论和技术为主，兼习外文，培养轮船和驾驶人才。船政学堂分前、后学堂，前学堂学习造船，后学堂学习驾驶[30]。在福建船政学堂的示范作用下，福州等地很快出现了一批军事学堂，如陆军的福建武备学堂、福建陆军小学、闽江要塞炮科学堂、福建讲武堂、福建全省警察学堂等。1876年设立的福州电气学塾还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一所电报学堂。这些官办学校成为福州近代新式教育体系中除了教会学堂之外的另一重要系统。
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培养造船和航海科技人员的学校。从1866年至1946年，共培养了驾驶和制造的专门人才1，131人。派出的留学生遍及英、法、德、美、比、日等国，总计241人[31]。船政学堂的毕业生、留学生在我国的军工制造、海军海防、路矿通讯、文化交流、学校教育、外交事务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海军人才方面，有清末水师提督和曾任民国海军总长、总司令的叶祖圭、萨镇冰、刘冠雄、程璧光、李鼎新、黄钟英、兰建枢等人以及许多管带(舰长)、船长、驾驶员、轮机员。自船政学堂始，福州人与中国近代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各省矿政、路政、邮政等行业也都活跃着学堂培养的工程技术人才，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林日章等人。担任教习的毕业生为数不少，严复一生从事教育，曾担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等教职。船政学堂学生在校必修法文或英文，先后有4批出洋留学。归国留学生翻译了外国小说、游记、科技著作等，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与科技。如王寿昌与林纾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陈寿彭翻译《格致正轨》、《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等，陈季同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刊行巴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船政留学生担任外交官的也很多，如罗丰禄曾任英比意三国公使，吴德章曾任驻奥匈帝国公使，陈季同曾代理驻法国公使兼驻比、奥、丹、荷四国参赞等[32]。受船政文化的影响，福州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人才的聚集地。
戊戌变法后，维新思想深入人心，西方教育方式和教学思想的影响也迅速拓展。随后，清政府迫于时势，实行新政，1903年颁布新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1905年又明令废除科举，提倡新学。这些举措引起了政府、教会、士绅及华侨办学的热潮，各级新式学堂大批涌现。福州首先在凤池、正谊书院的基础上成立全闽大学堂，把福州东文学堂改办为全闽师范学堂，并设立一批实业学堂。从1902年到辛亥革命前，除教会学堂和官办军事学堂外，福州公私立学堂有全闽大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福建官立法政学堂、私立福建法政学堂等4所高等学堂，福州府中学堂、八旗中学堂、福建官立蚕业学堂、福建官立商业学堂、福建官立农业学堂、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7所中等学堂以及20多所小学堂[33]。1908年，闽浙总督松寿两次上奏，请求对福建中等蚕业学堂和福建中等商业学堂毕业生奖给功名，“照章核奖以劝实业而励进修”。官方派专员对学堂毕业生进行考试，“将本堂毕业分数及复试相加平均，并检同历届学期积分总计，平均实得80分以上者列为最优等，70分以上者列为优等，60分以上者列为中等。按照中等实业学堂毕业奖章，最优等应给奖拔贡，优等应给奖优贡，中等应给奖岁贡。”上新式学堂、奖旧式功名正是体现了清末这一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教育特色[34]。
海关报告反映了这一时期教育的巨大变化。在福州，由政府创办和由当地绅士创办的学校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学校情况相似，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除了旧的科举制度，这对于新的学习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促进，许多新式学校开设了英语课、科学课，与中国经典课程同时教学。为了进行现代化训练，学校采用了外国的教育方法，并且购置了昂贵的仪器设备[35]。在厦门，1906年9月，在玉屏书院旧址上开办厦门官立中学堂，设中学、小学高年级和小学低年级。在读学生从开办时的60名增加到1911年的215名。课程科目为生理学、历史、植物学、中国文学、数学、体育、伦理、地理、音乐、绘画和英语。除了学费，该校还从属于玉屏书院的财产等的出租中得到收入，以维持开支。1907年到1911年间，厦门开设了8所小学堂，l所商业学堂。讲授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伦理、哲学、中国经典、体育、唱歌、绘画、汉语、算术、英语和音乐[36]。
这些新式学堂变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大幅削减经学和伦理课程，引进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方法和管理也有很大进步。以全闽大学堂为例，学堂讲授的科目有读经、图文、修身、外文(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法制、音乐、体操等科。每年聘教习20余人，其中英、日、法、德等国的洋教习数名。读经、图文、修身等课程聘本省进士、举人出身的知名人士主讲。1905年闽海关贸易报告称:“本地中国人对外国教育的兴趣与日俱增。……虽然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孩子和年轻人只占本城市人口的极小比例，大部分人仍在私塾读书。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追求外国知识的进步运动正在逐步发展，本地官员也不反对这种精神。”虽然对于新的教学制度还在探索中，大部分中小学似乎并不协调，各行其是，“但这种混乱现象最终将会结束，一种普遍的制度必将建立起来”[37]。
三、新式教育体系的形成
民国以后，1913年国民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福州和厦门建立了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专业教育等较为完备的新式教育体系。各种学校数目增多，学生增加，办学方式、课程设置、管理机制也有很大进步。据1929年3月调查，福州市有私立大学专门学校3所，学生1，131人;省立中等学校7所，学生1，831人;公立中等学校4所，学生480人;私立中等学校10所，1，369人;教会学校11所，学生1，423人;省立小学7所，学生2，485人;县立小学7所，学生1，022人;公立小学7所，学生691人;私立小学14所，学生2，500人;教会小学9所，学生770人;省立幼稚园3所，学生282人;县立幼稚园2所，学生189人;公立幼稚园2所，学生181人。[38]还有识字学校、补习学校等各种民众学校，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厦门的教育也有很大发展。1920年，厦门的学校有各区设立的公立国民学校、公立崇实女学校、商业夜学校、励业女学校、义务学校等各种形式的学校24所[39]。《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载:现代化运动的扩散，公共服务的需要，商业的需要以及战争带来的繁荣，都极大地刺激新式学堂的开办。由于进步的公众观念，也由于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的影响——他们带回了关于组建教育体系的非同凡响的思想，教育方法也有了很大改进。除了上述这些学校外，10年来，有17所新的学校开办——不包括纯粹由基督教徒主办的那些学校。它们拥有将近4，000名学生，超过100名教师。它们都依靠捐助和学费来维持。本地也存在政府办的小学，估计有注册学生20，000名。……教会学校现在的学生数大约是12，000名[40]。据海关估计，到1931年，厦门的学校和学生数量已增加了10倍以上。“这种兴旺发达的景象尤以小学最显著。政府的教育管理人员试图使教育工作系统化，并沿着精心制定的方向发展。”农业、工业和职业教育则刚刚开始，发展缓慢[41]。
以高等教育来说，福建最早的大学是教会办的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学院。1929年成立的福建学院，前身是1911年创办的福建法政专门学校。该院专办法科，分法律、政治、经济三系，男生175人，女生10人。教职员39人，其中男36人。每月官府补助费约1，100元，其余支出由学费挹注。每个学生全年交费70元，分两期交，图书费3元，体育费2元，讲义费每学期5元，寄宿生宿费每期10元[42]。后增加农科。1921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高校。1926年9月开学时，学生在三四百人之间，分为预科及本科7个系，每系分3个年级[43]。1928年3月在教育部立案[44]。1932年到1934年，每年在校学生数平均为477人。除了广阔的校园和壮观的建筑物，该校还拥有一座藏有6.5万册中外书籍和500种世界著名杂志的图书馆，拥有价值18万元的科学仪器，并收集了3.5万种以上的动植物标本。在1931年到1933年的连续3个夏天里，生物系为了研究现存渔场的状况、渔场的设备和捕捞方法的适用性以及改进的前景，对福建沿海的渔业情况作了调查。1935年，该大学受太平洋科学协会中国分会的委托，负责厦门地区海洋生物的研究工作。尽管得到大批捐助，厦门大学还是遇到财政困难。1934年，该大学不得不将法学院和商学院合并。1936年，又将教育学院和文学院合并。1935年，附属中学停办。1937年7月，厦门大学由中央政府接管。萨本栋博士被任命为校长。此后，扩展理学院，添设了工程系[45]。
中小学学校数量在不断增长。据日本人调查，1920年，福州中等以上学校有: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公立甲种商业学校、公立农业学校、公立蚕业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校、省立第二中学校、省立女子师范职业学校、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私立女子中学校、华侨中学校等。[46]华侨中学校由暨南局设立，供侨商子弟回国就学，省政府月助500元[47]。1935年统计，两地中学有省立福州中学、福州私立三一中学、福州私立建龄英华中学、福州私立福州中学、福州私立三民中学、福州私立三山中学、福州私立华南女子学院附属高级中学、福州私立陶淑女子中学、福州私立文山女子中学、省立厦门中学、厦门私立英华中学、厦门私立同文中学、厦门私立慈勤女子中学共13所。初级中学有福州私立开智初级中学、福州私立榕西初级中学、福州私立光复初级中学、福州私立福州女子初级中学、福州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福州私立进德女子初级中学、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厦门私立双十初级中学、厦门私立侨南初级中学共9所。[48]1935年，福州有小学132所，厦门有小学93所[49]。
学前教育即幼儿教育。19世纪80年代教会在福州就创办了幼儿教育机构。1907年，官绅合办在光禄坊玉尺山房建立闽省公立幼稚园[50]。1910年增设福州公立蒙养园，附设于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51]。1915年，创办了私立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学制3年，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学校附设小学及4处幼雅园，儿童入学计有千余人[52]。省立福建师范学校也设有幼稚师范科，培养幼教人才。
专门教育是为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福州的警察教育有直属于福建省省会公安局的警官养成所和直属于福建民政厅的福建省警士教练所，两警所合设在西湖。警官养成所学生班的学生完全由各县保送，初试及格后，经该所复试而录取。同时设警官补习班，由省会公安局现役的警官考取入所训练。警士教练所学警班有的是向社会招考，有的是考选现役警察入所训练。教学上完全采用奥地利警察制度，讲授课程除了警察、法律、军事各学科和其他辅助学科外，还有“警察训育”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刻苦勤劳习惯和严格规律的生活[53]。专门教育还有师范和职业教育。1934年，师范学校有省立福州师范学校、省立福州乡村师范学校、福州私立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厦门私立怀德幼稚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有省立福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福州工业职业学校、省立福州职业学校、闽侯县立工业商业职业学校、福州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福州私立扬光初级商业职业学校、福州私立育秀女子初级职业学校、福州私立协和职业学校、厦门私立闽南职业学校等[54]。
四、女子教育的发展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从四德”的儒家伦理束缚着妇女身心的发展，社会上没有为女子开办的学校。正如《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所言，“除教会之外，本省未见有任何女子教育的迹象。如果存在任何这类教育的话，那也只是在家庭中，由那些身为父亲、丈夫或兄长的文人，有选择地训练一些聪颖的女儿、妻、妾或姐妹，使她们学会作文或赋诗。从福建男性教育的一般平均水平判断，能成为中国的女才子必定是极罕见的”[55]。
福建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以教会女塾产生为发端，女子教育成为教会办学的重要特色。教会女学的体制、教学内容及一些管理方法也为中国人所仿效。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他们把兴女学看成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官吏、士绅、华侨等各界人士都加入创办女子学校的行列。随着光绪三十三年(1907)《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的颁布，女子教育取得了合法地位。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闽师范学堂监督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在福州创办乌石山女塾，次年陈宝琛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女子师范传习所，由王任监督，当年招收女生60余名。光绪三十三年(1907)，福建教育总会创办了福建女子职业学堂，招收女生80人，由王眉寿兼任监督[56]。与此同时，林伯棠创办福州私立女子中学，陈君新在文儒坊设蚕桑女学堂，首期招收女生10人[57]。在这些学堂里，女子学到了一定的职业技术。
民国以后，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1913年国民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基本确立女子教育的地位。《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称:这时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开展了对妇女的教育训练。福州现有1，000名女生在校读书，其中五分之四就学于教会办的学校。[58]而到1921年，福州有省立女子师范职业学校等16所学校，共1，750名以上的女子在学。当时担任闽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华善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迈得很快，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福州这么明显，那些长期生活在福州的人们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妇女们怎样从落后与黑暗中过渡到文明。”[59]在厦门，这种进步也很明显，据日本人20年代初的调查，英国人在鼓浪屿设立毓英女学校、怀仁女学校、明道女学校，在厦门岛设立文化女学校。美国教会在鼓浪屿有育德女学校，在厦门的道源小学校和通育国民学校都附设了女学校，学生从25人到270人不等。[60]1906年4月24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设立于鼓浪屿，依靠私人捐款、学费和捐赠基金的利息来维持开支[61]。《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评论道:“10年来教育进步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女性教育的发展。女子学校及其注册学生的数量都增长了几倍。这表明，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让他们的女儿接受教育的必要性。”[62]下一个十年报告又说:由于家长对女儿观念的改变和给女儿以同等教育机会的意识迅速地提高，这方面的教育获得了很大进步。学校工作面向女孩这种观念的改变是福建南部教育事业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尽管学校男生仍然以4∶1的比例超过女生，但女生的比例趋向于迅速增加。每10个大学生中有1名女生[63]。据1930年调查，厦门岛和鼓浪屿的女子学校有厦门女子师范等25所，此外各小学均兼收女生，中学兼收的也不少，学生数约5，000人[64]。到1941年，海关报告再次强调了女子教育的变化，“女子教育在上个十年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现在更是大踏步地前进。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在小学是2∶5，在初中是1∶3，在高中是1∶7。”[65]据1914年《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及《中华基督教年鉴》的教育统计，当时福建有公立女校14所1，080人，私立女校16所969人，教会女校学生有6，344人。到1936年，全省女中学生由民国元年的548人增至4，077人，增加7倍多[66]。其中大多数都在福州和厦门。
福建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较早。1908年美国美以美教会在仓山开办了作为大学预科班的华英女学堂。1914年开设大学本科一二年级课程，改名华南女子学院。1917年创办四年制本科，正式定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30年代初期，校长王世静，设6个年级，女生72人。教职员31人，其中男7人，女24人。经费除来自美国美以美女布道会外，主要靠学生什费的收入。学生每期每人学费20元，什费9元，膳费27元，实验费每科2—4元。学院设备有图书馆储藏汉文书15，000卷，英文书7，000卷，化学实验室的仪器有4，020件，物理实验室的仪器有8，480件，生物实验室有仪器1，993件及标本1，300件[67]。设国文、英语、教育、家政、数理、化学、生物、音乐等学科。除华南女子学院外，厦门大学、私立福建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省立医学专科学院、国立福建音专也都招收女生。
从人口统计也可以看出女子教育的状况。根据福建省会公安局的调查，1932和1934年，在福州不识字人群中，女子分别占58.15%，56.53%。1934年，入学儿童中，女童只占38.77%，女生占学生总数的30.27%[68]。1947年，福州的受高等教育者中，女子631人，占22.07%;中等教育，女子12，242人，占34.48%;初等教育，女子36，647人，占44.41%;私塾，女子占38.83%。而不识字人数中，女子占66.43%。在厦门，比例分别是22.09%、32.07%、36.47%、9.46%和63.28%[69]。女子的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处于明显的不平等地位，相对乡村，城市女性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受过教育的女性不再把天地局限在狭小的家庭中，许多人毕业后到各地的女学堂充当教习、管理者，有的从事传道、医学、教育等行业。1888—1909年福州毓英女塾有毕业生117人，其中有机会继续深造的20人，学医11人，留学9人，就业17人，教师19人，嫁给牧师23人[70]。到1926年，华南女子学院毕业的38名学生中，有24人在教会学校任教，9名入研究院。1928年毕业的12名学生中，2名入医学院，3名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71]。
受教育机会既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也是影响妇女发展以至整个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福建女子的教育在东南沿海各省中比较突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女子教育形式从家庭的个体教育向社会化的学校教育发展。她们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了一定的谋生手段，开始朝着职业女性的方向发展，逐步走向自立自强。进入20世纪特别是到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走上了广泛的职业岗位，企业中女工的使用日渐普遍，共同构成了职业妇女群。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女记者等职业群体人数不断增加，且素质有所提高。1934年，福州女性在教育界占19.12%，在医药业占26.38%[72]。反映了女性在医务界、教育界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能够接受学校教育并因此进入职业领域的妇女毕竟很少，但她们一旦得到这样的机会，对社会的贡献都不小。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赞扬说:“只有极少的妇女经历着从更高教育到职业的历程。但一定数量的妇女进入职业充分说明中国妇女完全能够达到美国姐妹的成就——如果她们有同样的机会。”[73]
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74]女子接受教育并参加社会工作，无疑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可喜现象。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福建最早的具有民主革命意识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女知识分子群体。部分妇女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到近代社会的改造过程中。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她们组织革命团体，创办女校，办报鼓吹革命，参加革命战争，要求参政等，在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市民的教育程度
人口教育程度是一个城市人口素质的重要体现。《闽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在福州地区，成年男子不识字的占60%，女子只有家境较好的能学到一点文化。下一个十年报告又称，据官方人士说，有14%的人是文盲，但是另外一些人说，有50%的人会读会写，45%的人会读不会写[75]。19世纪末，据外国人估计，厦门约1%的人受过良好教育，能够阅读作文。约10%的人受过一些教育，能够登记商业账簿，处理来往信件，约70%的人不识字。[76]民国户口调查都有居民教育程度一项。据统计，1934年，福州总人口414，831人中，识字的190，420人，不识字的224，411人，占人口的54%。识字者中，男149，223人，女41，197人。识字者中粗识字的114，555人，私塾31，366，幼稚园4，711，小学24，367，中学12，177，专门或大学2，967，留学277。不识字中男97，546，女126，865。[77]1947年，福州289，888人中，受高等教育2，859人，中等教育35，485人，初等教育82，516人，私塾87，244人，不识字81，784人。[78]分别占调查人口的0.99%、12.24%、28.46%、30.10%、28.21%。1929年厦门公安局人口调查，154，367人中，识字52，496人，不识字101，871人，不识字的比例是66.00%。学龄儿童共计25，771人，其中男童13，335，女童12，436。就学的儿童共5，847人，其中男童4，361，女童1，485，失学儿童达19，924人。[79]入学率仅为22.69%，其中女童的入学率更低，仅有11.94%。1947年，厦门121，253人中，受高等教育2，132人，中等教育12，757人，初等教育27，374人，私塾6，449人，不识字72，451人。[80]分别占1.76%、10.52%、22.58%、5.31%、59.75%。
在近代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沿海各省中，福建的教育相形落后。如果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福州和厦门的新式教育起步比较早，但发展慢，普及程度不高，因此城市居民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据1931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全国每万人中平均有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93人，1936年天津平均每万人有406人，1946年为760人[81]。1947年，福州每万人中不到100人，厦门也不过176人，相差甚远。时人指出:“今日福建全省学校之数不及江苏一大县。”[82]民众教育“和江浙各省比较起来，实在差得太多”。此外，由于福建高校极少，也给学生带来升学的苦闷[83]。新式教育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实业教育并不兴盛。“福建专门以上实业教育，惟工业一，法政二。学生毕业而闲置者尤以实业学生为甚。实业不振，致优秀之民皆趋于仕宦”。法政学校因为比较容易进入政界，学生趋之若鹜。实业不振，实业教育的学生失业，实业缺乏人才，更无法振兴，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学校的课程“或译外国文或取普通印本，不切本地之需用，及服务地方之情形。学校训练未甚得法，学生毕业不能措诸实用”。学校的毕业生除了升学外，不能马上为社会所用。加上经费不足，无筹款生利之术[84]。
福建城市现代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法的现代化，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就业于商、学、农、工、警、政等社会各界，改变了传统教育为科举仕途的培养目标。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以往都有很大不同，倾向于社会变革事业。如1902—1905年的福州学界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争取自治运动，收回利权运动[85]。辛亥革命中的福州学生组织北伐军，五四运动中的“福州事件”，20世纪20年代福州学生联合会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等，都显示了新型的近代学生群体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城市社会的变迁。
纵观近代福建城市教育，可以发现这几个特点:
其一，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办学。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包括教会、官绅、商人、外国人、华侨都积极筹款，捐助办学。“学校大多仍然依靠自愿的捐款来维持，或者依然靠外国教会的积极参与，或者依靠热心公益事业的绅士和获得成功的海外归侨商人。”[86]厦门学校和海外华侨的联系最为紧密。正如《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所说:在厦门地区，教育界的最好朋友是那些在国外发了财的厦门人。他们不但给本地附近的教育事业以慷慨赠予，而且他们的影响也有助于传播学校教育的健全思想。本地有一大批学校都得到来自本地商人、绅士和归侨的捐款的支持。……乡村地区建有一些乡村学校，依靠该村在国外发迹的华侨后代的支持，许多政府或教会办的学校也受惠于华侨的巨额捐款和馈赠，使学校得以扩大和发展。在过去几年里，厦门的教育事业从福建华侨那儿接受了超过100万元的捐赠。[87]华侨领袖陈嘉庚及他创办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1894年，陈嘉庚在家乡同安县集美村创办惕斋学塾。1913年，又创办小学和幼稚园，以后又陆续创办中学、师范和商科、水产、航海、农林等职业学校以及国学、水产、商船等专科学校，统称集美学校。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得名。1919年筹建厦门大学，1921年基本建成，成为中国第一所由私人独资创办的综合性本科大学。在以后10年间，学校设置17个系，建成校舍40多幢，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爱国人士和热心公益事业的陈嘉庚为一些学校的扩大、发展和日常开支捐献了数百万元。这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把他的财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的理想，奉献给这样一个愿望:应该让他家乡的人民享受教育的益处。”[88]厦门大学发展很快。《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32—1941年)》载:中央政府、教育部、省教育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及许多爱国华侨，都为厦门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捐献或提供了总数颇为可观的款项。在这10年的前半期，厦门大学从上述渠道收到的款额总计约达85万元。而她的创办人陈嘉庚仍然每年捐献80万元以上[89]。在陈嘉庚等爱国华侨的带动和影响下，福建华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各级各类侨办、侨助学校遍及城乡。
其二，教育的城市分布格局有所改变，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发明显。传统时期，各级各类学校不过是科举的附庸。城市行政等级与教育规模、水准成正比，各级文化中心基本上也就是各级行政中心，省会无疑是全省的文化中心。随着西方教育的传入和新式教育的兴起，这种相对封闭的系统被打破，并依照新的城市定位，初步建立起新式教育的格局，厦门成为福州之外的福建另外一个文化教育中心。1931年统计，厦门大学有学生435人，教员62人。而福建协和学院有学生164人，教员42人，福建学院学生137人，教员33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学生56人，教员24人[90]。厦门大学成为福建规模最大的大学。抗战时期，省会内迁，永安成为战时文化教育中心，兴起了永安进步文化运动。另外，教育以经济实力为主要依托，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比关系，这比传统时期更加显著，如厦门的教育由于有华侨的大力捐资而呈现兴盛局面。
其三，在新式教育的新格局中，各城市的教育特色也日益突出。福州偏重师范和法政。厦门偏重商业和理科，适应东南亚华侨的要求。正如海关观察到的，“厦门各校的毕业生一般进入商界，极少进入政界”[91]。如前所述，厦门同文书院的学生们主要来自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家庭，为进入商界做准备。华英书院的商业课程占很大比重。这与传统时期千篇一律的学校风格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四、教育形式多样化。新式教育推行同时，原来的私塾保留下来，但也根据社会需要，有所改变。1919年，福州推行改良私塾，设立塾师夜班讲习所，入所者百余人。福州还有经学会，经生百人，月支千元[92]。福州教育局对塾师进行考试，及格者才准其设塾。1936年，福州有私塾454所，均通过教育机关认可，已改良者341所。厦门有35所，20所经过认可，其中10所经过改良。福州的454名塾师中，有238名经过师范和中学教育。厦门35名塾师中，有12名经过师范和中学教育。同年福州私塾学童有9，418人，厦门有697人[93]。据《福州便览》载:塾师大都是前清的举人、秀才。福州塾师设塾开学的办法，分为“坐斋”，和“请斋”两种。坐斋就是塾师写一张红纸的斋标，去拉拢学生。学生每月束金，或4角或1元，所以福州人把这斋叫做“蚊子斋”，因为学生只有二三十个，每月只有20多元洋钱，并且学生的嘈什声音，和蚊子一样。请斋是由学生家长出面邀聘先生，写一张红纸“关书”，约定明年薪金多少，大概二百元至三四百元不等[94]。在厦门，没有建立学堂之前，私塾遍布全岛，供平民及商徒求学。到1930年，厦门全岛统计仍然有20多所[95]。在历次福州和厦门人口教育程度的调查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是私塾毕业。在新式教育并不发达的时候，私塾在提高居民识字水平，熟悉日常信件、商业账簿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对新式学校教育也是一种补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相互依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