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系统的建立与发展，是近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于公众舆论和社会进步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作为传播知识、沟通信息，影响公众舆论等功能的报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一、近代报刊和出版事业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随着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一些外国传教士在福州和厦门创办了报刊。1861年11月，美以美会在仓山成立了美华印书局，这是福建最早的铅印印刷局，也是当时国内著名的一家印刷出版机构。美华印书局引进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印刷技术。除了印刷发售教会经书，承印中西图籍，而且还“著编报纸，执照、仿单、股票、招贴”等^[96]。福州最早的英文报是1858年教会创办的《福州府差报》(The Foochow Courier)，继之有1868年美以美会保灵、卢公明创办《教务杂志》。《教务杂志》主要内容以教会教务活动为主，1872年停刊，2年后迁往上海出版。1868年美国长老会办《中国记录报》，以报道时事为主。《中国读者》月刊介绍宗教和科学文化知识，不久迁往上海。之后出现《福州捷报》(The Foochow Herald)、《福州每日回声报》(The Foochow Daily Echo)、《福州广告报》(The Foochow Advertiser)、《小孩月报》等^[97]。福州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874年创刊的《郇山使者报》，由传教士武林吉创办，黄乃裳任主笔。它也是中国教会最早的中文报纸^[98]。黄乃裳曾在报上著文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还与保夫人合著“除缠足论”五篇。《郇山使者报》于1887年改为《闽省会报》，为美以美会之公报，内容有上谕、奏稿、中外时闻和教会情况。1898年又改名为《华美报》^[99]。

教会创办的新闻报业引入西方办报思想及近代报刊的形式。报纸内容除了宗教内容外，也刊登一些中外时闻和评论，读者对象也从外侨扩大到中国宗教界人士及一般知识阶层。在教会新闻报业经营过程中，还出现了最早一批本土的报业人才。1896年4月28日，曾担任《郇山使者报》副理、《左海公道报》主理的黄乃裳在福州仓前山盖华书局创办了福建第1份由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福报》，开福建近代报业之先河。《福报》比《时务报》、《国闻报》及《湘报》都要早。《福报》大力宣传开放变革、挽回利权、发展民族工商业，主张广设报馆，广开言路，以舆论兴民众。黄乃裳还曾参加创办或编辑的报刊有《郇山使者报》、《星洲日新报》、《左海公道报》、《伸报》、《福建日报》、《图南日报》等^[100]。

除了报业外，传教士在福州出版了一些中西文书籍，除了传教，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如吉必勋的《西国算学》、武林吉的《天演学正诠》、薛承恩、黄乃裳译的《天文浅说》、蔚利高的《大美国史略》等。据统计，1860年以前，传教士在福州出版各种读物42种，其中宗教读物26种，占61.9%;天文、地理、风俗之类16种，占38.l%。1860年以前，传教士在厦门出版书籍13种，内容都是宗教方面的^[101]。同时也有一些书籍在国外出版，把中国及福建的情况介绍给外国人，如麦利和的《Life Among the Chinese》、卢公明的《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等，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后，国人也开始创办杂志，翻译西书。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受厦门传教士雅裨理影响，著有《瀛寰志略》，介绍世界大势。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社科名著。《天演论》影响最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广为流传，“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在晚清思想文化界兴起了巨大旋风，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02]。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8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文学窗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很大贡献。

清末，在风雨飘摇的统治中，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政治官报。1908年7月福建提学使署办《福建教育官报》，1909年底福州工商局创办《福建农工商官报》，1910年福建官报局创办《福建官报》。这些官报的内容除了谕旨、奏、公牍、报告外，还有论说、译述、附录等栏目，介绍宪政、吏政、财政、教育、民政、军政、实业、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西方的科学文化。此外，一些团体、学校、商业研究所也纷纷创办自己的报刊。1906年出现《福建新闻》。1907年林炳章创办《福建去毒总社季刊》。1908年5月，福建法政学堂发行《福建法政杂志》，内容有插图、论说、译丛、史传、杂报、杂录等。1908年福州青年会发行《福州青年会报》，内容有代论、记事、演说、广告、会务、要闻。1909年，福建省商业研究所杂志社编辑发行《闽省商业杂志》，内容有谕旨、论说、奏议、文牍、规章、调查、记事、群议杂俎，主要发表朝廷商部建设商政的文章，“启劝工商人群进化之知识，阐明东西各国商计等学之新理”。1910年，闽省商业研究所创办《福建商业公报》，内容有图画、社言记事、法令评论、调查、谈从、杂著。1911年福建实业协会编辑发行《福建实业杂志》^[103]。1906年同盟会福建支部在福州成立，先后成立益闻社、桥南公益社、警醒社等革命团体，报刊应运而生。1910年，福州警醒社办《警醒报》，第二年3月又办《民心》。1911年1月同盟会福州支部办《建言报》。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还有《福建白话报》、《福建俗话报》，推动了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同时期还有立宪派1907年创办的《左海日报》，日本1898年创办的《闽报》等。

厦门第一份杂志是《鹭江报》，出现于1901年5月，每月出3期，每年收费3元，然而1904年便停办了。接踵而起的是《福建日日新闻》，每年收费5元。由于发表了一篇反对道台的诽谤文章，遭到镇压。该报持续到1906年5月。1905年末，《漳泉日报》开始发行，但由于缺乏公众支持，仅几个月后，它便停刊了。从1906年5月到1907年8月，厦门没有地方报纸^[104]。1907年8月在厦门创办了《全闽新日报》，由台湾“善邻协会”所主持^[105]。尽管并非异常兴盛，但却一直持续不断，拥有大约1，500名订户，其中450名住在厦门。1907年12月《厦门日报》开办，拥有资本8，000元，其中3，000元为福建铁路公司的捐款。每天出报1，000份，一直持续到1911年10月。由于财政困难，后来和《南声日报》合并。该报非常受欢迎，发行量立即增加到每天1，300份^[106]。

《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载:“邮政局出版的统计表明，人们喜欢看报了，对政治讨论、时事、普通知识的兴趣在过去几年里空前高涨了，尽管这里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通过邮政局投递的福州报纸和印刷品，从1905年的9万件增加到1910年的128.2万件。该报告对于报刊的影响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评述:这个古老和保守的国家，一向对于一切带有政治意义的事物抱着冷漠的态度，现在已经转变了。报纸带来了充满生机的、浓厚的求知欲望，这到处可以得到证明。报纸常论述国家大事，它们推理正确，思考严谨，但总带着一种惧外和仇外的色彩。清政府的孤立政策和幽灵经常影响作者的思维，他们的文章经常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向人们不断灌输明智的爱国思想，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受尊敬的而且自尊的国家。报纸经常发表日益发展的中国现代化工业的有关消息，并且对铁路线的延长和它给各方面带来的经济效益感到自豪。有关航空、电力、医药、法律等方面的文章，通俗易懂，描述详细，以传播有限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动向十分感兴趣，把自己国家与摩洛哥、土耳其和埃及进行比较。对外国人干预他们的国家事务和人民不能参加国家政治活动感到愤慨。他们发现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原则是建立在人民的意志之上的^[107]。

二、近代新闻文化事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据海关报告，1912—1921年，在福州发行的报纸有:日报——《闽报》、《健报》、《求是报》、《公道报》、《福建日报》、《华同报》、《民生报》、《正言报》、《福建公报》(福建省政府公报);隔日报——《福建时报》、《超然报》、《舆论报》、《侨商时报》;周报——化风报;十日报——《白水旬报》;月报——《福建实业月报》(福建实业厅出版)。而同时期创办的《福建时报》、《华南日报》、《公论日报》、《阵报》、《谏坛》、《信报》、《中报》、《醒文日报》、《天锋报》、《全闽学生联合会月刊》和《商业日报》由于缺少资金或者迫于政府命令而停办。报纸旋兴旋灭，能够一直生存下来的不多。除了资金困难，还由于“在外国大家都知道的新闻自由，在中国不存在。编辑人员只要敢于反对军人或者学生联合会，苦头就会降临到他身上。全中国现在都越来越感到报纸的力量了，很可惜，它们虽然做得很不错，但是敌不过社会恶劣势力的影响”^[108]。

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新闻事业蓬勃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福州有《福建民国日报》、《福州日报》、《闽报》、《政治日报》等各种报社24家。报社大多集中在城内的中山路、黄巷、锦巷、塔巷、东街、杨桥头、南门兜、道山路等地。这些报纸一般有4版，一、四两版登广告，新闻都在二三两版，划为专电、省闻、社会和其他的什载。也有两三种报纸，出版二三大张，有副刊。国人自办的通讯社有:先声社、快声社、民言社、福建国民新闻社、中国日日新闻社福州分社、益世通讯社、民强通讯社、求进通讯社。地址在城内的中山路、衣锦坊、文儒坊、三牧坊、虎节路、杨桥头、北后街^[109]。虽然这些报纸发行量不高，旋兴旋灭，但福州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市民文化程度也不高，竟能够先后存在这么多报纸，也说明当时的新闻自由和兴盛。到20世纪40年代，福州的通讯社有中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中央通讯社福州分社、中国经济通讯福州分社、华侨通讯社、现代新闻社、大陆新闻社、福建新闻社、福州通讯社等14所。报社还有《中央日报》、《南方日报》、《正义日报》、《星闽日报》、《福建时报》、《福州商情》、《福建商讯》、《粹报》、《农报》等21家，杂志有《福建教区月刊》、《改进月刊》、《籁报》、《工商杂志》、《格致月刊》、《现代儿童月刊》、《渔民通讯》、《社工通讯》等19家^[110]。

1911年底，厦门仅有《全闽新日报》和《南声日报》。1912—1921年，厦门发行的日报有:《全闽新日报》、《南声日报》、《声应报》、《超然日报》、《民钟日报》、《江声报》、《厦声报》、《思明日报》和《商报》。其中《声应报》、《超然日报》和《民钟日报》很快就停刊。《全闽新日报》自1919年6月改名为《闽南报》。1915年12日，由于批评政府的事务遭到查禁。1916年11月重新开始发行。1917年10月，“因同情南方党而被地方官员查禁了”^[111]。但很快又恢复。这份《全闽新日报》是“厦门最著名报纸，地盘牢固”，发行1，500份左右，新闻和广告都是4页。新闻记事有厦门记事2栏，台湾、日本记事半栏，其他则转载中国报纸的内容。此外还有1915年11月由台湾人发行的小型杂志《厦门台湾公会报》(中文)，有4－8页，大约每月1期，由日本人办的旭瀛书院及台湾公会干事编辑。主要报道书院状况、日本及台湾的事情，每月发行650份左右。1918年2月，日本人发行了大型杂志《中和报》(中文旬刊)，有20页。该刊在台北编辑，读者面向台湾及厦门，以新闻为主。《江声日报》继承《民钟日报》，1918年12月创办，是中国华侨借英国人名义发行，每期8页，发行800份^[112]。从1911年的2家报纸，每日发行量约为2，800份增加到1921年的5家报纸，每日发行量5，600份，这表明“或许由于教育的进步，读者数量已有了明显增加”。这些地方性报纸在外地没有派驻任何特派记者，因而，除了广告和本地事件外，有关大都市和各省的新闻，大多是从其他报纸转载的^[113]。

20世纪30年代初，厦门的报纸有:《民国日报》、《江声日报》、《民钟日报》、《思明日报》、《商学日报》、《全闽日报》、《厦门商报》、《厦门晨报》、《厦门晚报》、《民声日报》等。地点大多数在思明南路、中山路。一般二张半或三大张。还有二日或三日刊的小报，地点多在思明南北东路，如《厦门小报》、《厦门晶报》、《鹭门小报》、《知是小报》、《昌言小报》、《全闽小报》等，“因时喜作调谏文字，被地方当局以戒严条例，谕暂停刊”。一些报纸还运往外地，“消费外埠以南洋为多”^[114]。各种社会力量都参与办报刊，以鼓浪屿为例，有华侨办的《民钟日报》(1916—1930)、基督教会办的《道南报》(1921—1933)、《鼓浪周刊》、《石生杂志》，中学办的《春雷》、《新月周刊》，还有一些诗社和个人自己出版印刷的不定期诗刊。鹭江戏院办的登载影片说明书和影评的《鹭江周刊》等等^[115]。厦门定期刊物前后不下几十种。据《厦门指南》载，单单1929年厦门刊物就有40种^[116]。到1930年尚存17家。见表7－1。《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称:中国“文艺复兴”可以从本省学习和阅读兴趣的广泛提高得到特别的例证^[117]。1937年，厦门刊行的主要报纸有《江声日报》、《华侨日报》、《星光日报》、《厦门大报》和日本人办的《全闽新日报》。日本军队占领厦门后，仅有《全闽新日报》和《华南新日报》两种报纸存在^[118]。

资料来源: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五篇，1931年5月，第18～19页。

晚清时期，福建的印刷出版业还居于全国前列，但后来陆续停办或迁移上海。民国时期，则相形见绌。到1935年，福州有书店83家，印刷所44家。厦门有书店29家，印刷所44家^[119]。福州和厦门的印刷局大都印刷用于商业的账簿、广告和宣传单等，极少印刷书籍。“曾有一段时期，本地出版的书籍数量颇多，但由于上海成为‘文化首府’的趋势不断加强，像厦门这样的城市已更多地依赖于上海的出版物。因而，虽然书籍一度曾是本地的一种产品，甚至出口，但现在只是更多地从上海进口了。”^[120]《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32—1941年)》称:“厦门的阅读材料来自上海，包括杂志、期刊和学校课本。本地现存的印刷厂都是小型的，数量也较少，仅仅印刷名片、广告传单和商业账簿等，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册子。”^[121]正如海关报告描述的那样，上海已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内地传播的桥头堡，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中心城市，则成为外来文化的二传手和中转站，把上海及本地的出版物运到腹地。

广播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1933年，在福州东大路汤井巷原有旧无线台基地，建立一所一千瓦特广播电台。播音节目有党政报告、各科常识、国语会话、商情、气象、音乐等^[122]。还播送新闻、国乐、闽曲、船期公告、省政府施政报告、歌曲、体育、儿童教育等，内容丰富多彩^[123]。1936年省立民众教育馆成立后，每周借助福州广播电台，宣讲民众教育的有关知识。1936年8月到1937年4月，共播音36次^[124]。福建省建设厅代购一批英国亚司令牌四灯收音机，发给各个县使用。并在省会公园及码头各处，添设标准钟^[125]。

公共图书事业是城市现代化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福州和厦门的学校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图书，图书馆(室)成为学校教学设备中普及率最高的一个种类。如私立厦门大学、私立协和学院、省立福州师范学校、省立福州中学、省立福州工业职业学校、省立福州职业学校、私立福州中学都设有图书馆。除了学校图书馆外，公共图书馆事业也相对繁荣。福州设立了福建省立图书馆、闽侯县立图书馆、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福建省教育厅图书馆、私立福州乌山图书馆和龚氏私家藏书楼等。如福建省立图书馆建于1929年7月，地址在福州东街，藏书6万册，每年经费19，200元，设总务、图书、阅览、巡回文库4部。私立福州乌山图书馆设于1931年4月，设总务、征集、编目、典藏、阅览部^[126]。藏书达10余万册，包括陈宝琛藏书、双括庐遗书、北京晨报社存书、福州藏书楼藏书、景屏轩遗书、福州图书报社存书等^[127]。厦门有思明县公立厦门图书馆、厦门鼓浪屿私立中山图书馆、思明县私立通俗教育图书馆等^[128]。1875年，德国领事馆人员巴德热曾经在厦门城内创办一座公共图书馆，取名“博闻书院”，免费向所有的人开放。在那里，人们可以接触到外国经典著作的译本和主要的中国报纸。经费由社会捐款资助，每月固定给予捐助的有道台8元，海防厅2元，海关2元。然而几年后，其他资助停止了，图书馆完全依靠上述官方资助。从1884年起，海关税务司依据职权成了图书馆名誉秘书和司库。在厦门居住的一位领事雇佣了一个办事员，专门管理图书和期刊，但读者很少^[129]。厦门鼓浪屿私立中山图书馆前身是1899年在鼓浪屿设立的阅报所。1900年，与革命党人有关的人士创办“闽南阅报社”。1925年，许卓然、李汉青等国民党人创办了鼓浪屿图书馆。1928年5月，李以鼓浪屿“华人议事会”名义，向工部局交涉，接受北洋军阀张毅在港仔后的别墅，成立“中山图书馆”，邀请黄奕住等人成立董事会^[130]。1934年有图书33，221册。此外，福州和厦门还有民众教育馆、民众阅报处。这些文化机构为在校师生及社会人士提供阅读场所，传播了知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发挥了对学生及社会大众补充教育的作用。

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进步与开放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信息的公开化。资讯传播的广度和频率由于报纸杂志及电报电话的出现也空前加快。大众传播业及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增进了市民的知晓权，增加了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也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改变了城市的文化格局。虽然大众传播方式有了很大发展，但福州和厦门的报刊发行量都不大，影响也多限于本地(厦门有一些报纸销售到南洋)，而且旋兴旋灭。时人评论说:“福州新闻事业，不甚发达，因为一般民众教育不普及。并且报纸常使读者感到不方便，报纸不能怎么的畅销。……街上也找不出一个报贩来。宣传的效力也因此受影响了。”^[131]这和福建城市工商业较为落后相关，只有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里，大众媒体才能够凭借大量的广告收入和市场发行收入而生存下来。

另外，近代城市的文化传播路径趋于复杂化，出现了多路线、多层次的文化传播景象。既有从文化中心城市到中小城市的递次扩散，又有借助商业贸易和宗教传播而进行的文化交流。如从上海到福州、厦门再到内地城市形成递次传递路线，西方传教士、南洋华侨、留学生从海外带来了新的文化影响。中西文化的汇合使城市的文化内涵出现新的变化。城市体系还出现文化中心由一元向多元，特别是向二元的演变趋势。传统时代，福建省的教育文化中心是福州，也是福建各级中小城市的辐射源，呈现出众星捧月的景象。而随着厦门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式学校和文化事业增长显著，增强了它在福建城市系统中的文化地位。

[1]［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1921年6月，第47页。

[3]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5]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6]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327页。

[10]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328页。

[11]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24～325页。

[12]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福州，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414～415页。

[13]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6～427页。

[14]［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146～147页，第101页。

[15]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6～427页。

[16]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福州基督教青年会报告》，1928年，第19页。

[17]［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48页。

[18]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41～442页。

[19]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92页。

[21]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6～427页。

[22]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40页。

[24]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6～427页。

[2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福建省志·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779页。

[26]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27]《闽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73页。

[28]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280～281页。

[29]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97～398页。

[30]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5～237页。

[31]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32]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7～251页。

[33]郭公木:《福州的教会学校和各类学堂》，《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1988年。

[34]《闽浙总督松寿奏中等商业学堂本科第二班毕业请奖摺》，《商务官报》北京农工商部署内商务官报局编，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十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影印本，第587页。

[35]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14～415页。

[37]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50页。

[38]《福州市学校概况表》(1929年3月)，载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3年，第203页。

[39]［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1921年，第50～51页。

[43]《致许广平》，引自《鲁迅佚文全集》，刘运峰编，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559页。

[44]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40页。

[46]［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101页。

[48]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30、533页。

[49]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484～485页。

[50]《闽督附奏创办幼稚园片》，《学部官报》第33期，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李桂林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51]福建档案馆:《老福建——岁月的回眸》，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54]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36页。

[55]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283页。

[56]檀仁梅、庄明水:《福建师范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57]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

[58]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14页。

[59]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7页。

[60]［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48～50页。

[61]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

[64]鲁戈:《厦门妇女教育概况》，载《厦门指南》第十篇，第38页。

[65]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79、398、423页。

[66]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印:《福建省概况》，1937年10月，第99页。

[68]根据《福建省会识字与不识字人数比较表》、《福建省会学龄儿童入学与失学人数比较表》、《福建省会男女学生人数统计表》计算，各表载《福建省会户口统计(民国二三年)》，福建省会公安局，1934年12月。

[69]根据《1947年福建省现住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表》计算，载《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福建省档案馆编，1988年，第306～307页。

[70]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64页。

[71]［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

[72]《1934年福建省会居民职业分类统计表》，载《福建省会户口统计(民国二三年)》。

[73]Wiley，Martha，Women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in Fukien(Foochow，China)Life and Light for Woman 48:11(1918:Nov．)PP．450～456．

[7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85～186页。

[75]吴亚敏、邹尔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73，398页。

[76]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15～316页，第283，327页。

[77]《福建省会居民教育程度统计表》，载《福建省会户口统计(民国二三年)》，福建省会公安局编印，1934年。

[78]《福建省各县市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表》，载《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福建省档案馆编，1988年第328～329页。

[79]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十篇，1931年5月，第70页。

[80]《福建省各县市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表》，载《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福建省档案馆编，1988年第328～329页。

[81]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84]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1919年，第145～146页。

[8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北京，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83～102页。

[90]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06、298页。

[91]《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载《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戴一峰等译编，第399页。

[93]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73～578页。

[95]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十篇，1931年5月，第43页。

[96]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6页。

[97]福州晚报社编:《福州新闻志·报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98]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99]福州晚报社编:《福州新闻志·报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100]林星:《世纪之交福州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12期。

[101]熊月之:《五口开放与西学传播》，载《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765页。

[102]郭常英:《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概述》，《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

[103]福州晚报社编:《福州新闻志·报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页。

[104]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60～361页、第384页。

[105]［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94页。

[106]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60～361页、第384页。

[107]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18页。

[108]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30页。

[110]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8月，第22～23页。

[112]［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55页。

[114]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五篇，1931年5月，第18～19页。

[115]张镇世、叶更新、杨纪波、洪卜仁:《“公共租界”鼓浪屿(1903—1941年)》，《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62～64页。

[116]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十篇，1931年5月，第14～15页。

[118]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425～426页。

[119]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68页。

[122]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福建省概况》，1937年10月，第77页。

[123]福建档案馆:《老福建——岁月的回眸》，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124]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69页。

[125]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福建省概况》，1937年10月，第77页。

[126]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56～557页。

[127]福建档案馆:《老福建——岁月的回眸》，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128]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556～557页。

[129]《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281～282页。

[130]张镇世等:《“公共租界”鼓浪屿(1903—1941年)》，《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64页。

第二节 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

第二节　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