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化
社会风俗的演变是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产物。社会风俗这一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风俗习惯，一是社会风气。风俗习惯，主要指一个民族(或一定地域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包括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好尚、信仰和禁忌。社会风气，则一般是指一定时期社会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言行方面带普遍性的倾向。某一社会风气如果遗传下来，就会变成风俗习惯[1]。
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和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福州和厦门在其文化内涵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的明显影响。西方文明中首先被市民接受的是物质文明。日用洋货如洋布、洋火、洋油之类，既物美价廉，又方便简洁，很快就占据了城市市场，进而进入乡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崇西洋事物，并进而崇尚西方物质文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很快向现代化变革。有些社会上层人物除了日常用品喜用洋货外，还热衷吃西餐、住洋楼，形成了一股追求奢华之风。西方物质文明的进入，促使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起始于那些直观的生活习尚，当时西化较快、程度较深的首推衣着、饮食等生活习俗。
一、服饰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服饰的改革起了推动作用，服饰变化节奏加快，服饰流行趋向多元化。服饰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制度和风俗习尚变迁的一个鲜明标记。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与外国人联系密切的买办、商人、洋行职员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仿效洋人，穿起西服，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开始选择西式服饰。福州、厦门、三都澳口岸每年都大量进口用来制作西服的各种布料以及帽子、洋袜、皮鞋等物品。洋布有棉织品，包括灰洋纱布、漂白洋纱布、十字布、斜纹布;有毛织品，包括英制毛羽纱、粗呢、中呢、细呢、西班牙条纹呢以及粗毛呢等[2]。进口的洋纱洋布虽然不如土布结实，但因其花样繁多，样式新颖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销路很广。1892年，福州进口的市布有218，559匹。《闽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由于当地人用进口棉纱纺织布匹，因此对市布的需求大为减少。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生活比以前奢华了，喜欢用丝织品。”[3]在福州，洋袜逐年受到人们的欢迎，成年男人和小孩用的、各种尺码的、白底红条的普通棉纱短袜，在城市里到处都在陈列出售。一双儿童用的短袜，最低价格约为1便士或1.5便士[4]。《同安县志》也载:“男女常服皆尚长，而今尚短。普遍多以棉布为之，今则衣丝绸、呢绒、哔叽者多，一套衣服可抵中人一家之产。士人及商家多戴瓜皮贡缎帽，庶民则以布节缠首，今则夏凉笠而秋呢帽。履昔多双梁布鞋，镶云缎鞋惟士绅服之，今则以革履为雅观。而且服戴金边镜，手执镶金杖。……妇女首饰向用铜角，后则竞尚银玉，今则盛行金珠钻石。又妇人出门向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棠曾称为邹鲁遗风。近日潮流崇拜文明，秃襟窄袖短裙携洋伞。今则并此而陋之，遂以短袖齐腰，丝袜革履竟称雅观。吁，风俗之变，岂独服饰已哉。”[5]服饰风尚为之一变。
进入民国后，政治的变更，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服饰等风俗习惯继续发生变化，服饰呈现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景象。人们不仅追求服饰的美观、舒适，还常常以华丽、奢侈、时髦为荣。民初流行“西服热”，西服、中山装、学生装在知识分子、公务人员中颇受欢迎。《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的社会变迁有所感受。“现在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衣着和生活方式的思想，已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使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比先前进步了。昔日穿着普通蓝布衣服的青年女子，现在换上丝绸裙子和长袜;青年人穿上最时髦的西服，手上握一根文明杖，头上斜戴圆礼帽，装作绅士样子。”[6]进口的棉布，“色彩多样，有蓝色、灰色，还有福寿等吉祥文字图案。近年又有竹叶、海棠、梅花、兰、菊等花样”[7]。迎合中国消费者的特点，受到欢迎。
在这个新旧交替时期，服饰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洋相融并存的特色，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多元化特色。这一时期男装有长衫马褂、中山装、学生装、西装、大衣、夹克、毛衣等，女子的服饰更是多姿多彩。而且女子服饰由于直接受上海影响，流行很快。据福州东瀛学校校长日本人野上英一的观察，在20世纪30年代的福州，“服装样子与前清不同，袖子变短而小，更轻便。女子服饰流行比男子更激进，色泽不一定，款式变化多端。以前是衫(上衣曲蹄长衫)和裤。现在妇人全部穿‘鲜衣’(像男子一样长到膝盖的长衫)，穿长袜和长靴加上断发(俗称剪发)。李督军时代[8]妇女裤子渐渐变短，还贴出布告禁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上海的风气传入福州只要1年，福州妇女风气一变。发饰、耳环、手镯、长衫、长袜的风气意味着妇女的开放。现在未婚和已婚的妇女从服饰上区分不出来了”[9]。在《福州考》中，附有一张题为“近代福州妇人”的照片，在照相馆内，一青年女子背靠屏风，留着齐耳短发，穿直身裙，袖长刚过肘，裙长齐膝，扣带的鞋子，长袜，形象清丽。厦门的中等阶层没有缠足的妇女，大多穿高跟鞋，缠足者则穿着小巧的尖头的缎鞋子，鞋跟还要填很厚的红漆木头。而劳动妇女穿木屐或赤脚[10]。福州妇女服装“除疍族、畲民及蛮婆的大多数仍墨守特异的古风外，都市一般妇女的服装和上海、厦门、台北大同小异”[11]。此外，城市女子发式增多，有短发、发髻、长辫、剪发，后来还出现波浪形的火烫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改造体现民族特色的旗袍极为盛行，受到各阶层女性的普遍青睐。在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大量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女性或梳发髻或烫发，身着旗袍，大衣，佩戴戒指、胸花、别针等装饰品。
一部分市民还保留着原来的传统打扮。20世纪30年代，福州和厦门的劳动妇女仍然头上插着三条簪，脚上踏着木屐或赤脚。厦门的劳动妇女，“头上蓬松的发也不过打了个髻便算了。她们的衣服，四季都是黑色的，上身的黑衫可以没膝，裤是不长不短。她们前额罩着一块漆黑的油光布，遮没了半截脸容，这大概是工作的时候来抵抗太阳的炎热。尤其使人惊奇的是脑后插着三把镀银的刀，两只耳朵挂了一双我们通常挂帐的帐钩那么大的耳环”[12]。福州的农家妇女(俗称蛮婆)都是天足，穿的衣服长过膝盖，用青布制，头发上插着三条簪，长可七八寸，形似佩剑，中插一只，左右各插一只。银制的耳环直径约三四寸，形如帐钩，垂于两肩之上。后来福州市警察局认为此种装束有碍观瞻，下令强迫她们把三条簪和大耳环除去[13]。
日本在福州和厦门的领事馆编写的《福建省事情》，详细记载了民国初期厦门城市各个阶层男女服装的种类、款式、布料的花色质地等的变化。西服、中山装、学生装在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中颇受欢迎。《福州事情》也称:“以前长衫上罩马褂(礼服用上衣)，又套无袖的背心(称甲仔)，以为正装。近来此种马褂、背心被当作封建时代遗物，受人轻蔑，穿的人稀少了。近来洋服特别是中山装在公务员及知识阶级中非常流行。省政府率先提倡，强制在官界、学校、团体等推行简便的洋装，特别是中山装。”[14]服饰的变化是观察和把握社会生活变迁脉络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审美观和消费观念的重大变化。原先流行于工商界、知识界的服饰变革也迅速向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扩散。与传统时代相比，人们不再重视服装所代表的身份等级，而是从流行趋势、经济能力、生活方式和个人喜好出发选择服饰。从政府要员到商店普通伙计，都可着一袭长衫。从老照片上，都可以看到中山装、长袍马褂乃至西装革履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
二、饮食的变化
清末，据传教士观察，福州人可供食用的食品非常丰富，“他们主要以稻米、鱼和蔬菜为食，从不像西方人那样吃面包，面粉用来做各种面条和饼。最普通的肉是猪肉、山羊肉、牛肉、鸭肉、鹅肉、鸡肉和咸鱼、新鲜鱼，市场上没有任何小牛肉或绵羊肉。福州熏肉和火腿在东南亚很受欢迎。吃土豆被看做是特别贫困的标志。大量的地瓜被削片晒干，如果没有米，就作为食物。冬天牡蛎类很多，也很便宜。虾、螃蟹和蛤很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捕获小的野味。冬天，从乡村购买野鸡，它们是在山上射击或设陷阱抓到的。蔬菜有西瓜、南瓜、洋葱、大蒜、萝卜、胡萝卜、卷心菜、莴苣、黄瓜等。花生种植广泛。水果很丰富，有桃子、李子、梨和几种橘子以及柚子、石榴、杨梅、番石榴、柿子、质量下等的葡萄、荔枝、龙眼等，但没有好的苹果。福州没有种植柠檬、樱桃、无核葡萄，也没有任何浆果，如草莓、醋栗、越橘、黑莓、覆盆子等。菠萝、香蕉、可可豆、芒果和一种很好的柚子是本地帆船或轮船从台湾及厦门运来的”[15]。
随着中西交往增多，西方人的饮食习惯自然也会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影响。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和消费逐步丰富。在主食方面，市民改变以往单一食用大米的习惯，而开始对面条、馒头、面包、蛋糕一类的面食发生兴趣，从当时海关报告可以看出，面粉已经成为一项进口大宗物品。1898年的闽海关贸易报告载:“外国面粉的需求量剧增，从7，294担增加到23，745担，一年内增长225%。白糖和冰糖有更引人注目的增长，从3，294担增加到24，882担，增加660%。有理由认为，只要价格便宜，面饼和甜食的主要消费者的人民大众正在日益讲究食品的卫生。”[16]1881年至1891年，厦门海关的美国面粉进口量增长了7倍[17]。面粉的进口数量从1892年的24，177担上升到1901年的201，913担。“这些面粉大部分被用于制造面条、面线和本地饼干。所有这些食品大量地供本地的各阶层人民所食用。”[18]从食品结构看，品种更为丰富。在进口物品中，有糖、海带、海菜、海蜇、咸鱼干、干贝、胡椒、糖块及罐头果品等。由于罐头技术的引进，城市居民开始食用罐头、牛乳等食品。食品工业是福州和厦门最早产生的民营工业之一。福州的叶国瑞公司，生产浓净牛乳、杏仁牛乳、豆精牛乳[19]。迈罗公司开设于1911年，生产水果及竹笋罐头，生意很好[20]。在厦门有两家罐头厂，“瑞记栈建于1893年，每年生产水果罐头约4，000担(1担等于1000斤)，在本地及海峡殖民地很畅销。淘化公司建于1908年，每年产量为1，000担水果罐头，2，500担酱油和2，500担豆腐，在厦门地区、台湾和海峡殖民地很畅销”[21]。西方人经常食用的马铃薯也开始引种福建，除了作为一般老百姓的食品外，主要是外销。海产品多从日本进口，1907年，闽海关输入的咸鱼增加6，000担，“大量日本青鱼进口，虽然很咸，但味道好，合乎本地西方人的口味”[22]。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使人们追求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翻新，也影响到饮食观念。在城市里，荤菜成为中等人家餐桌上的常见食品，购买时鲜食物也不再被视为奢侈。从食品结构看，据日本人调查，民国初年，厦门上流社会主食是白米。早上吃粥;上午9—10点和下午2—3点吃点心，称中食;晚上七八点晚食;10点吃茶果。菜有猪肉、新鲜鱼或咸鱼、葱、韭菜、猪舌、鸡、家鸭、野菜、猪汁、鲍鱼、虾等。一般商家主食、副食品和上流社会的差不多。郊区农家极节约，鸡、家鸭、蔬菜是自己田园里种植的，自家酿造酒和酱油[23]。福州人的主食是米，副食品是蔬菜、猪肉、野羊、鸡鸭鱼类等。嗜好淡泊，食用油有猪油、虾油、植物油(茶油、麻油等，其中茶油用得最多)。中流以上家庭食品有五六种到七八种。早上食粥、炸稞或用酱浸的豆腐，豆浆，仅有少量肉类、咸鱼干、落花生等。中午和晚上吃鱼或肉。店员一同吃饭。每日午后3点过后及夜间睡前吃两次点心。如果是宴会，所谓山珍海味排列数十种。……酒的种类很多，有福州本地产的老酒、高粱、烧刀、五味皮、国公、绿豆烧、玫瑰露、乌豆老、老红酒、桂花酒、参老、宝圆、大极老等，用米、豆、高粱、果物或药品酿造。其他地方的酒有浙江省绍兴府产的绍兴酒、广东产的糯米酒、雪梨酒、黑米酒等。中流以上中国人常饮用绍兴酒，如花雕、红覃、叶包、什桃等。下等社会最欢迎福州老酒，永福产的酒糟汁液色红如血，浸鱼肉等荤菜类。他们不吃寒冷食物，饮料亦然。炎夏口渴，也要等烧开水。最近也进口清凉饮料，供应一小部分人。荤菜必用盐汁、酱油煮，烹调方法的巧妙是无法想象的[24]。福州地区烹饪方法喜用虾油、糖、酒为佐料，甜、醇、香为其菜肴风格，特别是讲究“甜”。郁达夫曾形象地形容:“福州食品的味道，大抵重糖;有几家真正福州馆子里烧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是同蜜饯的罐头一样，不杂入一粒盐花。”[25]《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里也说:“京沪闽菜馆以烹饪获利者亦厚。”[26]当然，贫富阶层的饮食相差很大。福州的“贫民及渔夫常吃番薯米，又称台湾芋，切开、晒干、蒸好代替米食”。他们喝的酒也就是本地产的廉价老酒[27]。厦门一般人的生活，大都粗陋简单，住的房屋多是狭仄的，吃的饮食多是粗糙的，因为米粮太贵，多以番薯煮粥[28]。
居住在福州和厦门的外国人尽量延续本国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很高，吸引上层社会人士的效仿。“当地日本人吃当地的物产甘米，副食品也是土产的鱼类牛鸡肉，用本国方法和从日本输入的酱汁、酱油等调理。日常生活物资充足，常用绍兴酒、日本酒。在华的欧美人多吃土产牛肉、面包、鱼类，用本国方法调味，其他需要的酒类、果子等多从上海、香港输入。”福州“近来进口外国的三鞭酒、红葡萄酒等，多供给在华外国人及中国高官绅商等阶级饮用”[29]。《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载:“在社交方面，外国酒也大量取代了中国酒。”[30]1931年出版的《厦门指南》记载的西餐馆有青年会西菜部、美美西餐馆等16家。厦门咖啡店也多兼备西餐，暑天均售冰淇淋，每杯小洋1—2角。咖啡店有罗克咖啡店等8家，都设在中山路、思明路、鹭江道等繁华市街[31]。一些市民爱面子、讲排场，也使外来白兰地等洋酒和三五牌等高级洋烟之类的奢侈品，成为富贵人家社交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也为追求时尚的人们所喜爱。
清末，西方传教士观察到福州的中国人在外人来时是男女分开进餐，“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的成年孩子一般同时同桌吃饭。如果有陌生人或客人来，男女不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在节日里，邀请朋友来吃饭时，男女也分开来。被邀请到同一座房子里吃饭的女士和绅士如果不认识，也没有正式的互相介绍，更没有西方那样的交谈和散步”[32]。妇女通常情况下不能到街上饭店在大庭广众下进食。随着近代社会民主思潮的增长和女性地位的提高，传统饮食文化中体现等级尊卑的部分逐渐被破坏。只要有钱，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在饭店一起饮食，宴客时男女不同席的饮食风俗也发生变化。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注意到福州“夫妇及子与外来的男女席位混坐”[33]。在城市里，女子上餐馆不足为奇，而且青年男女并肩入席现象也很普遍。
饮食的生产和消费开始走向社会化。随着工商业社会的形成和扩展，商贩、买办、店员、工人数量越来越多，许多人是单身在城市就业，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各种档次的饭店、菜馆、酒楼和摊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民国时期大量报道、小说、日记可以看到，官员的迎来送往，学生的毕业聚会，大都借助于饭店进行。《福州便览》、《厦门指南》等各种城市指南书都收入了当时较大的饭店名称以及地点、电话。福州人举行婚礼大抵在一流的大饭店如城内的三山、东亚、聚春园、南轩，南台的嘉宾、青年会、法大等[34]。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的学生李奋和林传沧在福州调查的短短一个月内，在他们日记里出现的朋友宴请、同学聚会、饯行的酒楼名称就有青年会餐厅、河上酒家、安泰桥的朋聚酒楼、南街的聚春园、可然亭酒楼等[35]。由于聚集了来自各地的人口，城市也分布了各种地方风味的菜馆。《厦门指南》就记载了南轩酒楼等闽菜馆16家，广益等粤菜馆11家，京菜馆2家，素菜馆3家[36]。在餐饮行业，除了一些饭店继续发挥传统时代上流社会宴客交际的功能之外，更多的是为中下层社会的从业人员以及一般的贩夫走卒的就餐提供方便。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内山完造从上海到福州旅行，住在闽江边的旅馆。他观察到马路对面的饭店每天早晨都摆出粥摊，用像挑水的四五只桶，装满了茶色和白色的粥。附近的住家、车夫、轿夫、船夫等都是其顾客[37]。烹调和饮食消费的场所正由家庭转向社会，这是近代饮食风俗变化的新特征。
三、日常用品的变化
西方舶来的各种日常用品玻璃器皿、火柴、煤油、洋钉、洋伞、洋皂、西药、钟表、玩具、灯泡、牙刷、牙膏、化妆品以及照相机、电灯、电铃、电话、电扇、钟表、测量器等出现在市场上。“胜家缝衣机器，家庭及成衣店用者甚多。”国人也仿造各种国货，如肥皂、牙粉、火柴、纸烟之类及人丹等。如织袜机，“昔年外国货每架约近200元，今中国货每架不过20元”[38]。
照明方面，最大的变化是进口煤油取代植物油，煤油成为普遍的消费品。以往人们使用菜油或花生油照明，由于煤油的价格便宜，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而且燃烧方便，火焰比植物油更亮，烧得很彻底”，很快取代植物油，使用更加广泛。煤油主要来自美国、俄国、苏门答腊、日本、婆罗洲等。对外国日用品的接受也有一个反复过程，煤油即是一例。煤油于1864年第一次出现在闽海关统计表上，当时的进口量为1，510加仑，以后缓慢增加，到1877年达到16，750加仑，1882年剧增到280，000加仑。它很快替代了传统的灯油并成为外国贸易中重要的进口商品，有时候在进口值上还仅次于鸦片和纺织品。但到1884年突然受到了挫折，进口量只有34，300加仑[39]。这是因为官方发布禁令，反对使用这种产品。1885年福州的长官在反对福州使用煤油的一系列布告之一中写道:“众所周知煤油是一个可怕的恶魔”。外国火灾保险公司认为在福州开办业务是冒险行为。福州的限制十分有效，大约10年，通过福州港的煤油的消费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中国的其他口岸，直到1892年福州的煤油进口才超过1882年。在厦门，美国的代理领事的一份文件说明商人被要求把他们的煤油商品搬到城墙外面，以免危及官方建筑。中国官方认为外国商人应该为城内因煤油引起的任何财产损失负责。当时外国商人试图通过地下通道把煤油运进城内，1893年城内的官员发布了禁止使用和销售煤油的布告[40]。《闽海关报告(1882—1891年)》对此分析道:中国政府担心发生火灾，禁止居民点煤油灯。据说多起火灾都是由于使用这种新式照明引起的。地方政府以布告的形式周期性地禁止居民使用煤油，要他们恢复使用无害的菜油，但居民没有听从。由于煤油的亮度强，价格低，对人们有吸引力，加上经过精心的加工和提炼，大大地减少了点用煤油灯的危险后，居民仍然愿意使用煤油。以前认为煤油是火灾根源的说法，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贫民阶层已经普遍使用玻璃瓶里装上煤油的原始油灯[41]。1907年，各种煤油的进口，增加到295，000加仑[42]。煤油进口量增长惊人，成为普遍的消费品，也说明了外国商品的受欢迎程度。到民国时期，煤油使用更加广泛。1929年调查，福州煤油公司有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美永及海满5家，其中以美孚、亚细亚资本最大。福州城台煤油商店200余家，每年在福州市销售十七八万[43]。
火柴也取代了火刀和火石。火柴主要来自日本及欧洲。1898年，日本火柴在市场上仍然独占鳌头。但不久福州兴建了火柴厂，来自宁波、杭州、广东的火柴也逐渐进入了市场[44]。火柴、煤油、针、肥皂等商品的进口量大大增加。从1882年至1891年，火柴从51，000罗增加到93，700罗，煤油从230，000加仑上升到394，000加仑，肥皂从4，500关两上升到8，000关两[45]。就连小小的缝衣针，“更为迅速地引起人们的爱好，需求量从1876年的5，500千根上升到1879年的8，500千根”[46]。1898年贸易报告中不无得意地说:“香水、肥皂和牙刷的进口量颇大，尽管消费量似乎仍感太少，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令人满意。”[47]吸烟是外来文化，烟草传入中国约在明朝后期，由葡萄牙人从欧洲经海路带来，华商和华侨从吕宋贩来及由欧洲经朝鲜、日本转运而来。乾嘉以后，禁烟令由缓和而至解除，种烟更加普遍。烟制品的种类以旱烟、水烟、嚼烟和鼻烟为大宗[48]。吸烟习俗在近代最重要的变化是纸烟(又称卷烟、香烟)出现。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流行中国城乡。随后华资卷烟工业也逐步兴起。因携带和吸食方便，敬烟成为社交手段等，吸烟人数急剧膨胀，纸烟很快盛行，普遍取代鼻烟等传统烟。1907年闽海关贸易报告载:“抽香烟成为中国人的时髦风气，城里和南台香烟摊贩到处可见。”[49]福州纸伞享有盛誉，历来就是对外贸易的传统手工业产品。但同时，仍有大宗洋伞进口，因为“其售价既廉，且较本处出口之油纸伞经久耐用”，而且可以与西服相配。闽海关副税务司来安士在《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中评论说:闲步街头，商店里陈列的外国商品是如此之多，可见它们已成为中国人的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了。无论在哪一个家庭，都不难发现有布料、煤油、钟、表和其他外国商品。[50]这是和近代社会商业化、生活节奏加快直接关联的。
四、居住的变化
这一时期城市居民的住宅建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旧建筑，中外建筑同时并存，构成了城市多姿多彩的建筑景观。闽江上游山区多产木材，因此福州的民居也以土木结构为主。《福州事情》写道:福州的建筑大概有洋楼厝、柴埕厝、广东厝、火墙厝四种。洋楼厝是砖瓦造的洋馆，在泛船浦到仓前山一带分布最多，南台方面次之，城内很少，主要是外国领事馆、外人商店、住宅、教堂、学校等。福州的官僚和巨商住宅、别墅也有一些，商店很少。然而旅馆、茶馆、温泉、饮食店、妓院等营业场所的房屋，称假洋楼(伪洋馆)，样式模仿洋馆，建筑材料是炼瓦和竹木框架，也刷白墙壁。柴埕厝是最大众化的木结构家屋，二三流商店及一般住宅都是这种房屋。广东厝分布在泛船浦和广东会馆附近，开始是广东人的住宅样式，渐渐在仓前山一带及南台普及。它是洋楼和柴埕厝两种形式的折中，适合作店铺，是砖瓦和木柱混用的二层建筑，通风采光设备得宜，有便所设备(柴埕厝大抵没有此设备)。火墙厝是福州特有的防火壁围，是以前上流阶级的房屋，城内最多，南台、仓前山次之，据说占全市建筑物三分之一。内部是三开间或五开间排成一列，一进到三进。住宅、钱庄、当铺及鸦片馆、清唱堂都是这种建筑[51]。在福州的“三坊七巷”中，这类明清以来的深宅大院比比皆是。《福建省事情》也记载:“由于闽江上游运木材方便，当地皆木头造的房子，上面盖瓦片，平房最多。房屋大体上是三间相连，左右尚有一间小厢房，中间是客厅，其左右是书房、卧室等，小厢房是家人居室及厨房。二层楼的房屋很少，只有富豪家才有，间数更多，还有投入巨资的庭园假山等。”即使在房屋内部陈设上，也能看出中西合璧的风格。“客厅装饰，大抵中央是一张条桌，左右是桌子及小茶桌。墙上挂书画，正面必定是关帝画像，下面放置时钟、洋灯、茶具等。其他书房、卧室四壁皆挂书画，左右排列着椅子。上流社会家中的椅子、桌子、书架、床等用紫檀、黑檀、香樟等佳木制作，精巧美丽，雕刻一流，一张床值数百元。”[52]
闽南地区缺乏木材，却富产花岗岩，所以厦门民居以砖石结构为主。厦门清代房屋特色是:“房屋低小而多门，上用平屋，惧风也，人可行走。墙角则置碎瓷碗、碎瓦片，堆积高尺许，防穿窬也。富贵家率用兽头筒瓦。”[53]近代以后，受东南亚一带建筑风格影响，厦、漳、泉等地城镇的临街住房多为“骑楼式”建筑，能遮阳避雨。骑楼前面是商店后面是住所，与闽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据日本人调查，在厦门，“上流社会住二三层高的楼房，围墙里面是庭园，内有四五栋房子，市街虽狭窄，住房却很深。房间里面摆放着西洋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品，装饰得很美丽。中流社会房屋比前者规模稍小，构造讲究光线和通风等。下流社会住平房或是租借别人的房子，大部分室内昏暗，通风很差，吃住都在一间。夏季酷暑时，常见路旁屋外躺着苦力。有的还住潮湿的地下室，损坏身体”[54]。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独院式花园洋房，它和中国传统庭院式平面布局的民居完全不同。它有低矮的铁栅栏、围墙、台阶、阳台、房屋周围有大片草坪、花木。室内宽敞，平面布置有起居室、卧室、书房、饭厅、厨房、卫生间、储藏室，主要房间通风、采光良好。许多闽南移民在海外经商成功后，带着钱财返回故里。由于厦门环境安定，他们选择在这里定居，盖起了西方式样的楼房。“在本口岸的邻近地区，到处可以见到一些成功者的华丽住宅。”[55]“富有的中国人从马尼拉和台湾返回，随之建起了许多外国风格的楼房以作他们的住宅。”[56]“这些幸运儿盖起了新式的，条件改善了的楼房。在鼓浪屿，最好的大厦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海峡殖民地、马尼拉和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后裔所有。在厦门和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的一些西式洋楼，也同样是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人所盖的。”就连道台也喜欢住在鼓浪屿的欧式楼房里[57]。在厦门鼓浪屿，集中了这样一大批各国领事馆、俱乐部、教堂、医院、私人住宅，它们是西方传教士、官员、商人和华侨巨商所建。著名的别墅有瞰青别墅、黄家别墅、菽庄花园、汇丰公馆、怡园和观海别墅等，至今保留完好，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成为厦门独特的城市景观[58]。福州仓山一带，也有一些职员、传教士、洋商等居住的洋楼。传统的建筑格局逐渐被打破，西式楼房越来越多。公共建筑咨议局、政府机关、商会、学校一般都采取西式建筑风格，如福州的福建省政府和参议院的大楼，厦门的市政府大楼都是直接向公众敞开大门，一改旧式衙门高墙深院、与世隔绝的格局。
另外，对于到城市经商、办事、求学的人，除了各个档次的旅店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住宿场所，满足不同需求。20世纪30年代，福州有客栈30多家，比旅馆便宜，一间房屋每月约七八元到10元，伙食若包在栈房，每月一个人约8元。岭栈约10家，提供岭里来的农民或肩挑贩卖的商人住宿，设备非常简单，伙食可以自己购米，在栈内自煮。寄宿舍约十几家，专供外县人士长时间的居住，如学生和找工作的，一间房子连同伙食和电灯费等，每月约十一二元。也有英国人和日商开的外国旅舍，位于太平巷和海关巷[59]。据《厦门指南》载，厦门的旅馆有青年会宿舍部、东亚旅社、厦门酒店、皇后酒家等28家旅馆，房费每日数角至4元。大旅馆皆设有菜部，可自由选择。专招待南洋各埠出入之客的客栈有仙春、福和等76家，大多设备简陋，可代客定购船票及安置行李[60]。1932年，华侨吕天宾开设了天仙旅社，它是一座位于厦门闹市区中山路局口街十字街口的五层大厦，内部装潢较好。客房里装置白磁盘、冷热水管、电话、电灯、电铃。楼内设有浴室、天台、会客厅，礼堂和宴会厅可供喜庆宴会及其他集会。旅社有账房部、落海员(穿制服戴证章到码头接客人员)、茶社、厨社、杂役等。为了招待女顾客，还设女管事。房价从1元2角到3元不等[61]。这在当时是一所高级旅馆。该旅社还出版一本印刷精美，类似城市指南的特刊，书中附有厦门市景、旅社外观、内部及工作人员的照片，旅社通告、旅客须知等，为旅社做广告宣传。
五、出行的变化
在出行方面，以往最常见的交通方式是坐轿子、骑马和乘船。无论是达官巨商出门，医生出诊，还是上流社会人家女眷出门，多以轿代步。福州的一个传教士写道:“旅行靠步行或坐轿子。文官坐两三个人抬的轿子，一定级别的官员坐四个人抬的轿子，最高等级的可以坐八抬大轿。低级武官和高级官员的翻译及助手等，常常骑在小马上经过街道。但是普通人从来不骑马。当有人骑马穿过拥挤的街道，马前面就有一个男孩或马夫大声叫着:‘马!’、‘马!’来清道，否则就会经常发生事故了。”[62]清末，人力车开始进入福州及厦、漳、泉等城市，俗称“黄包车”或“洋车”。
西方近代交通工具汽车也进入福州，部分取代了传统的代步工具，富有的人家还自备人力车、马车、脚踏车和汽车。1916年夏季，福州大约有600辆人力车在使用。1918年年底，福州出现了大约2，000辆人力车，20辆一匹马的马车，数不清的运货两轮板车，几辆福特和其他牌子的汽车[63]。随着近代道路建设的展开，马路的材料由沙石铺路渐渐改用水泥铺路，道路宽敞平坦，行人车马来往方便。《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载:“许多人力车在马路上奔跑，进出城里，还有几辆汽车和两辆公共汽车在新马路上奔驰。”[64]到1931年，在福州及其周边地区，有74辆小汽车，4辆卡车，26辆公共汽车和8辆摩托车在使用。所有注册的车辆中，98%是美国制造的[65]。一位协和大学的美籍教师说:新的交通方式显而易见的优点之一是节约时间。从大桥到南门这段路程步行或坐轿子要40—45分钟，坐人力车要20—30分钟，但乘公共汽车只要9分钟[66]。
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普及，轿子和轿行渐渐减少，但仍然能满足部分市民婚礼和出行的需要。据1934年福建省会公安局的调查，福州有营业性的轿馆47家，人力车的车馆、车行483家[67]。在1929年出版的《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上有一张福州大桥的图片，可以看到公共汽车、人力车和轿子并行的情形。福州市区内河众多，还有木帆船充当交通工具，如“渡船”、“门头船”、“渔船”、“洋驳”、“舢板”等。特别是厦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山填海，筑路修堤，道路宽敞平坦，并大多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现代化交通工具得到普及。1926年到1935年，厦门海关进口汽车共872辆，价值1，670，580元。仅1929年就达289辆[68]。19世纪60年代后，轮船也迅速取代帆船，在长距离航运中占优势地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交通工具长期并行，但最后方便快捷的汽车还是取代旧的轿子、马车等，后者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
洋货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促进市民生活习俗的改变，趋新、趋洋成为时尚。一些市民爱面子、崇尚奢侈，讲求虚荣，容易以势利眼看人，形成留存到今天的所谓小市民习气。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追求洋货，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崇尚。这种民俗心理固然有利于洋货对中国的倾销，同时也成为刺激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如果说西方宗教的传入，只得到少数人的信仰;西学的传播，主要是打开了士大夫们的眼界的话;那么，西方商品的输入却打开了千家万户的大门，让普通之家也与世界发生了密切联系[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