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变革与社会风俗的嬗变
一、放足与剪发
辛亥革命对于改良社会风俗发挥了巨大作用。伴随着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许多传统习俗渐渐被新习俗取代。有人对辛亥革命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迁作过如下生动的描述:“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70]正所谓“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
随着帝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消亡，跪拜等礼仪和“老爷”、“大人”等称呼的种种繁文缛节得以废除，人们见面行握手、抱拳或举手礼。孙中山先生来福州时，就反对向他呼喊“万岁”。等级服饰制度走向衰亡，经营满族服饰及官员穿着的帽店、靴店、衣庄，因剪辫易服而不得不转换营业范围。
辛亥革命前后，男子剪发易服，女子普遍放足。农家妇女以及佣妇、挑夫等劳动妇女因要与男人一样干活，仍以天足为主。满族妇女和在闽江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疍民的妇女也不缠足。除此之外，广大的妇女深受其害。“清时汉族士族女子必缠足，以别于蛮民、疍户且别于满人也。”[71]“满族女子并不像当地汉族上层女子那样缠足，她们比汉族女子体格更健壮，外表更高贵，行动更自由。”[72]在外国传教士眼中，缠足的妇女“和强壮的田间妇女形成鲜明对比。她们身体虚弱，无法做体力劳动，无法担负起自己生活的职责，依赖别人生活;她们在昏暗阴冷，散发着难闻味道的房间里迈着碎步;除了很小一部分的妇女属于有钱和有地位的家庭，其他缠脚妇女的一生是在贫穷和恐惧中度过。”[73]
清末，西方文明的传入，人们社会心理及生活观念有了变化，以缠足为耻，天足为荣。外国传教士首先倡议反对缠足，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温倡议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第一次集会时签名加入的中国妇女就有40多名，到1891年则超过了1，000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反缠足组织[74]。甲午战后，陈宝琛、叶恂予等于1897年在福州组织福建戒缠足会。当时严复与林纾等思想家也反对缠足并提倡兴女学，他们以强国富民保种为出发点，提出“母健而后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与纯粹的人道主义之宗教思想不同[75]。继戊戌不缠足运动高潮后，1902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发布了劝戒缠足上谕。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发布《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缠足恶习在城市渐渐杜绝。福建城市缠足妇女已很少见，而乡间还有不少。陈文涛在《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说:据1926年西人之调查，建宁各属上流社会妇女虽多天足，而下流及偏僻之乡则缠足者仍多。长乐、永泰、古田、邵武、延平各县均然。厦门天足会颇有势力，而禾山一带则倘若罔闻。惟兴化风气最为开通，女子缠足均已开放，所余留者不过中年以上之妇人耳。福州近年缠足已不多见，市上偶有一二缠足老妇，则群目注之，若怪物然。各县自国民军入闽后，经各党部之劝告，此风亦日见改良，再过数年，当绝迹矣。[76]
男子蓄辫和女子缠足还有所不同。缠足作为汉族的习俗，可以上溯到南朝，而辫子则是清王朝建立后强加于国人的习俗，成为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晚清随着西人来华的增多和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去辫留西式短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除了归国的侨商和留学生外，还有买办、通事(翻译)、洋行公司职员等。辛亥革命后，剪辫成为打倒帝制，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福建都督府发布公告，强制要求政府官员及家属，政府和商会、农会的办事人员首先要剪辫:“通饬商会，农业会办事人员悉宜剪辫，并令移文各分会一律剪除，并谕令各商照剪;凡在官人员家属及使用之人均令剪辫，有不剪者，即行撤差。……合行通告合署书记壮勇人等一体遵照，悉宜剪辫供公，有未剪辫者不许进入本署。”[77]蓄辫者很快绝迹，留西式短发已成为时尚。闽海关税务司华善在《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中评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先前男子留着长辫子，现在看不到了，妇女缠脚也已经解放了。”从人口调查统计中也可以反映出这一变迁。根据福建省会公安局调查，1928年有45人蓄辫，3，828人缠足[78];1932年蓄辫67人，缠足1，083人;1934年蓄辫30人，缠足695人[79]。固守这一传统的人已是寥寥无几。
二、节庆习俗的变迁
节庆习俗变迁也与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总理纪念周仪式被推广到所有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和民众团体，以此实现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全体肃立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婚人恭读总理遗嘱”成为当时集体婚礼的一个重要环节。民国以后，改用西方历法，在继承传统节日的同时，国家政权开始推行一些新式节日，如元旦、教师节、植树节等纪庆节日。以1937到1938年为例，福州各行政机关举行纪念式的纪念日就有:1937年7月9日国民国民军誓师纪念，8月20日先烈廖仲恺先生殉国纪念，9月9日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9月21日先烈朱执信殉国纪念，10月10日国庆纪念，10月11日总理伦敦蒙难纪念，10月31日先烈黄克强先生逝世纪念，11月9日省庆纪念，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12月5日肇和兵舰举义纪念，12月25日云南起义纪念，1938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纪念，3月12日总理逝世纪念，3月18日北平民众革命纪念，3月23日先烈邓仲元先生殉国纪念，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4月12日清党纪念，5月5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5月9日国耻纪念等，共19个纪念日[80]。在厦门，1925年5月9日，“照例举行纪念，店铺关闭，停止营业，同业公会的会员和学生们在市内举行了游行活动”[81]。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临巨大的社会变动，国家政权继续倡导新的社会风俗，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支持抗战。1938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3周年，福州各界开纪念大会。“效法总理奋斗不懈精神，以荡平倭寇挽救民族危亡。”省党部还发表告同胞书[82]。为“纪念革命导师逝世”，全市停止娱乐并下半旗致哀。上午8时省党部召集省会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在党部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下午2时在西湖公园紫薇厅举行种树大会[83]。1938年4月3日的第七届儿童节，福州全市小学举行晚上火炬巡行，参加者3000多人，沿途呼口号、唱歌曲，极为热烈[84]。这样的纪念活动还经常举行。同年五一节在西湖举行水上化装游行。5月6日，在台江举行省新运会短装运动示范游行。由省府军乐队前导，从道山路出发，至大岭顶解散，各机关服务团员均参加[85]。通过这些活动，强化大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
三、婚姻习俗的变化
近代以来，城市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得到初步实现，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成为时代的呼声。《福州事情》写道:“近年来流行新式婚礼。青年男女接触机会频繁，在同事、同学(福州中学以上是男女共学)或近邻、亲戚间往来，相互意气投合，先在公园、电影院、剧场约会，订立婚约。婚姻自由分半自由和全自由。前者两人相许，再征求家长同意后结婚。后者全然不许家长说话，自主同居。”[86]随着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婚姻礼俗也逐渐改变。一方面传统的婚姻礼俗被部分抛弃或加以改造、改良，另一方面清末已经萌芽的“文明结婚”、“新式婚礼”在民国时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婚姻礼仪呈现多样性和并存性。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以家族为本位，延续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作为婚姻基础的男女双方感情往往很少被考虑到，婚姻多为包办。而且婚礼繁冗，浪费时间和财物。因此，旧式结婚受到新式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新式婚礼在城市中流行起来。1931年的《厦门指南》载:“婚姻多旧俗，礼节繁重，费时伤财而已。近人事日多，莫不避繁趋简。改花轿为汽车，其礼堂或就家中，或借用会所、学校，或租用旅馆戏院。一经行礼，即告了事。……独聘金之厚，礼物之多，一时犹未尽改。”[87]新式婚姻礼仪的后面隐含着婚姻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它淡化了婚姻单单是为家族传宗接代的目的，标志着婚姻观转向以夫妇双方幸福及小家庭为主，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婚姻价值观和对人的尊重。新式婚礼的形式趋于简单，所费简朴，淘汰了许多陋习。《福州事情》介绍了新式婚礼的情况:“福州近来此种半自由新式婚礼渐渐占优势，礼仪极简单。大多数由恋爱而结婚的，没有介绍人，只是在礼仪上必要时，选人充当介绍人角色。定婚是两家共座，交换金戒指。结婚当日送去衣裳和家具，而旧式婚礼要一个月前送礼。婚礼大概午后3点举行，还要摄影纪念。证婚人是达官、豪商或德高望重的名士。”结婚仪式的次序依次是:奏乐，证婚者入席，主婚者入席，新郎新娘入席，证婚者、介绍人致谢词，来宾祝词，新郎新娘交换饰物，证书盖印，主婚者谢词，闭式，开宴[88]。在婚礼上，证婚人宣读定婚书、新人用印、主婚人训词、互致颂词和谢词等仪式，具有近代婚姻的法制性和契约性。举行新式典礼越来越盛行，有的在礼堂、饭店等公共场所，有的在家里举行，照相放大后作为纪念。在20世纪30年代福州等地婚礼的照片上，新郎理分头，穿西服，打领带，脚蹬皮鞋，佩胸花，新娘头戴花冠，手捧鲜花，或着西式白色婚纱，或穿中式旗袍。有的还是女坐男站，男女傧相也分别穿西装、旗袍等[89]。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种更新的婚姻方式——集团结婚应运而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厦门和福州都举办了几次集团结婚典礼。以厦门市第二届集团结婚为例。这一次集团结婚典礼于1936年元旦上午11时在厦门市政府礼堂举行，有5对新人参加。还请厦门双十中学军乐队参加奏乐，礼毕后乘车环游本市一周。由厦门市市长和市政府第一科长证婚。市长在证婚词中说:“移风易俗，厉行新制，从此一德一心，戒鸡鸣于昧旦，相亲相敬，举鸿案以齐眉。”表明了这种婚礼形式的意义。其婚礼秩序是:奏乐，来宾入席，主婚人介绍人入席，证婚人入席，奏乐(结婚人进礼堂)，全体肃立，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结婚人相对一鞠躬，证婚人宣读证婚词，新郎新妇依序前进(向证婚人致敬礼一鞠躬，证婚人授予证书及礼品，谢证婚人一鞠躬，退立)，市长训词，奏乐，礼成，摄影，茶叙。还规定了“观礼须知”，如“应于礼前半小时凭观礼券入场，应遵守会场秩序并依本处所指定之座位观礼不得紊乱，不得携带小孩入场(恕不接待)，不得随带违禁品，不得吸烟及随地吐痰，不得随意喊叫，衣服应清洁整齐入场应即脱帽并不得抛撒花草等物”[90]。
需要说明的是，初期的文明结婚，难免也掺杂了不少旧式婚礼的成分。实际具体举行时，往往有所简化。从总体上说，新式婚礼在当时并不占主流地位，绝大多数仍然以旧式婚礼为主，或新旧并存。而民间旧式婚制下的许多陋习恶俗，如童养媳、纳妾、守节等，仍然比较普遍。但新式婚姻展现着新的时代风貌，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的兼容心理，也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