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的变迁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和深入
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兴盛，各种佛、道，及民间神明信仰发达，这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建有巫道崇拜、禅师崇拜、乡贤崇拜、清官崇拜、医神崇拜、女神崇拜等等[91]。明代谢肇淛说:“大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无虚日。”[92]近代以后，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民智日开，西方宗教的传入，传统的宗教信仰与习俗缓慢地发生变化。宗教作为较高层面的文化形态，它的辐射力、渗透力比其他物质文化更为深刻。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西方传教士进入福州、厦门传教布道，并由沿海通商口岸深入内地山区。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同时到达厦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夫妇。1842年6月，美国医生甘明也来到厦门。1848年归正教的波罗满从美国募捐到3，000美元，在厦门新街盖起福建乃至全国的第一座新教教堂“中华第一圣堂”——新街礼拜堂。英国伦敦会传入福建，始于1844年7月施敦力夫妇来厦门。接着长老会等也传入厦门。福州新教传入比厦门稍晚几年，主要有美国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安立甘会[93]。基督教、天主教等都形成各自的势力网。通过长期的努力，吸引的教徒逐渐增加。《中华归主》称:就基督教势力而言，福建省被认为是最兴旺之省区[94]。据1928年底福州市公安局的人口调查，福州有佛教徒7，667人，道教3，820人，回教265人，耶稣教(基督教)3，626人，天主教1，755人[95]。1934年，在福州信教的5，680人中，最多的是耶稣教，2，699人，其次是天主教1，448人，再次是佛教961人，道教465人，回教68人。在耶稣教和天主教的信徒中，女性比例更大[96]。但这个数字不全，至少没有包括水上居民即疍民天主教信徒部分。20世纪初，西班牙多明我传教士积极在闽江下游一带疍民中传播天主教。疍民也多在这一时期依靠“洋教”势力上岸定居。在福州天主教的信徒中，疍民占很大部分。据解放初民政部门的统计，水上区共有天主教徒1，069户;1951年的统计，天主教徒有5，589人，但信仰妈祖的还有11，732人。[97]20世纪30年代，厦门的基督教极为活跃，正式教堂有新街、泰山口、竹树脚、关隘内、霞溪仔、厦港、禾山、鼓浪屿8所。青年会也是其活动的主要场所[98]。
西方传教士为博得当地人民好感，为传教扫清障碍，经常以创办医疗事业和设立教会学校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大多数医生在来华之前，都受过神学的训练。医院注重宗教方面的设施，一般看护妇和职员大都受过宗教训练。医院有专聘的传道人员或牧师，担任向病人讲道及分发布道传单等工作[99]。利用治病机会，进行传教活动。开始时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吸引的多半是下层百姓。早期的教会学校经常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用具，招收到的多是贫困人家和教徒的子女。基督教牧师的儿子林语堂在漳州坂仔的教会铭新小学读书以及在厦门教会学校寻源书院接受的中学教育都是免费的[100]。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家境贫寒，1876年进入美国教会在福州办的小学培元学校，1881年就读于教会办的中学英华书院[101]。
西方宗教对城市社会风俗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教会学校传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教会创办的报纸开近代报业之先河，西医西药也传入中国。教会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蓄婢，反对妇女缠足，主张妇女受教育。教会开设救助弱者的慈善机构，如福州盲童的灵光学校等。这些在客观上为国人改造相应的社会陋习提供了借鉴。市民在道德观念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受到熏染，并进而参与移风易俗。一些追求时尚的青年人也开始过起圣诞节等节日，丰富了节日习俗。但教会和本土的观念习俗也产生了一些冲突，特别是在内地。“大多数攻击中国信徒的事件发生在港口的腹地教会。腹地是传教士挑战的地区。中国基督徒当然是他们社区的少数人，而且经常遭受折磨和偏见。立誓信教不是他们的邻居仇视的唯一原因。基督教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小山村和城镇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推翻了长久建立起来的社会互动和合作的传统。”如在厦门东北大约70—80里的地方的惠安县城外，10个中国基督徒受到攻击，据说是没有捐钱支持当地的“某些游行仪式和戏剧”[102]。
二、传统宗教的变革
明清以后，由于赋税繁重等原因，福建正统佛、道教急剧衰微。清末兴起的“寺产兴学”，对佛教又是一个打击。1933年，福州共有已知兴建(包括重修)年份的寺庙95所，而兴建或重修于光绪至民国时期者并无1所。这种现象反映出福建社会对传统宗教佛道信仰的减弱[103]。从上述信教人口的调查也可看出西方宗教的兴盛。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仍然是市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福州和闽侯乡村消耗的锡箔、神香、蜡烛、爆竹等用品达1，184，500元。1935年福州专营锡箔、神香、蜡烛、爆竹等用品的商店还有155家，兼营的有877家，遍布市内各区[104]。佛教本身也进行了改革，以太虚法师为首的佛教人士在福建兴起了佛教复兴运动。如改革寺院制度，组织佛教社团，创办刊物，刻印佛经，兴办慈善事业，兴办佛教学校教育等[105]。厦门佛教颇为发达，太虚法师住持之南普陀寺，创有佛学院，并在鸿山寺组织佛化青年会，发行杂志。此外如妙释寺、太平岩、白鹿洞、宝山岩、虎溪岩、醉仙岩、万寿岩、碧山岩等寺庙，也各有僧人主持。而菜姑之斋堂，则有7处[106]。佛教也尽力争取民众的继续支持，使佛教能够适应近代变化的社会环境。
三、基督教青年会与社会生活
基督教青年会对城市市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服务的机关，经常为会员及社会人士举办各种体育、游艺培训及比赛，放映电影等活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在城内和南台都建有分会，设有智育部、体育部、会员部、交际部、职工部等。福州青年会“是一座漂亮的建筑，建于1915年，费资15万元，具有美国同类建筑的所有设施，如商业室、教室、宿舍，自办的小发电厂、游泳池、娱乐室等等”[107]。1928年，福州青年会体育部筹集10万元巨款为会员建筑体育馆、游水池、雨浴室、手球房，开办国术团、游泳班、排球班等。除举行游泳游艺会、国术表演会、卫生浅说宣传及球术公开比赛外，又帮教育厅筹备福州市运动会及公共体育场。青年会内设有留声机、弹子房、游艺室、电影厅，还有会员宿舍、大餐室、理发所、寄物室。1928年，“为提倡正式娱乐起见，本年更不惜重金特赁电影，如罗克、卓别林、范朋克名星主演之巨片来闽在会开映。”每年夏天青年会集合闽北区各教会学校在山明水秀的地方，敦请各界名人“担任演讲及研究目前国家社会及自身各项重要问题”。1927年联合女校在仓山新英华校舍开会，“为男女合作春令会”[108]。青年会餐厅还成为当地设备一流的就餐和社交场所。从著名文人郁达夫到学生，或旅行或公干，东道主常常选择在青年会招待食宿。青年会餐厅价格，一般每位5角一份，二菜一汤，饭在内，二人四菜一汤，但不得饮酒，因教会禁酒[109]。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的学生李奋到福建调查土地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同往青年会晚餐。青年会居闽江之旁，风景佳丽，凉快无比。吾人畅谈其中，几不知暑气之恼人。”[110]
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丰富多彩。1912年3月29日，英国人麦坚志成立厦门基督教青年会，首次董事会在鼓浪屿旧会所召开。1913年1月13日，在厦门设总会，在鼓浪屿设分会。该青年会“规模宏大，组织完备”，历年工作大概为“提倡新生活及厉行节俭、拒赌、拒毒、卫生、反疫、保婴、赛跑、泳赛暨读书会、义务教育、德智育演讲会等”[111]。青年会的经费除了各界热情赞助支持，还主要得益于华侨踊跃捐资，“尤其南洋各属侨商巨子”[112]。会员根据赞助之多寡分为下列几种:永久会员、特别维持会员、维持会员、赞成会员、赞助会员、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学生会员、少年会员等，分别享有不同的待遇。如普通会员、学生会员、少年会员的权利有:得享雨浴室、弹子房、补习夜校、钢琴练习、长途旅行、租赁会员宿舍与大礼堂、参加口琴班、国术班、滑冰团等之优待;参加各种球队、游泳队班、游泳团及各项体育运动;利用修函室及休憩室;享用游艺厅准备的乒乓、象棋、洋棋、小高尔夫球、木弹沙包、木饼、索环、钢索十余种游艺品;加入各项参观团、旅行团与查经班、礼拜会、布道会、讲演会、交谊会、同乐会、游艺会、音乐会小团体集合，各种展览会、讨论会、研究会，凡关于德、智、体、群四育运动之集会与动作;得享埠内外公司商场不时对于本会会员之优待;关于职业介绍指导暨往来国内外各埠时，代缮当地青年会照料及优待之介绍函;到会阅览中西内外埠各种报纸，向图书室借阅中西各种科学图书杂志及新旧小说;送阅会刊刷物书籍及通讯全年[113]。青年会还是外国电影主要的放映场所，和思明戏院旗鼓相当。青年会曾在《厦门指南》等书刊上刊登广告，介绍青年会的活动。广告上称:“智育部:每年夜学招生三次，分别是3月、6月、9月，科目有国语、汉文、英文、数学。日学的科目有‘地方自治讲习所’及‘英汉算专修科’，另有每月一次的学术讲演会。体育部:每星期二四六球类练习，会员参加免费。夏季招收游泳队，春季举行婴孩比赛，设备有健身体育室。电影部:专映欧美最新名片，每星期五六放映有声电影一次，券资便宜，座位清洁。宿舍部:布置清雅，招待周至，青年人公认为第二家庭。甲等每天1元2角，乙等每天1元，会员优待减收。其他理发部、西餐部设备完全，兹不尽述。”[114]青年会的活动丰富多彩，对城市青年和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青年会经常组织体育比赛、旅行、参观、讲演、交谊、阅读等，为市民的娱乐和休闲生活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