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城市闲暇生活方式的变化
闲暇生活是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开埠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现代化，市民的闲暇生活也发生变化。扑克牌、跳舞、电影等相继传入，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人们的休闲方式呈现多元倾向。
一、丰富多彩的多元休闲方式
厦门的电影业十分兴盛。1924年夏天，鼓浪屿有人引进商务印书馆出品的“大义灭亲”、“郑元和”，在普育学校教室放映，这是厦门电影业的肇始。1926年第一家电影院鹭江戏院在鼓浪屿建立，大多映国产片，也有舶来品。1927年北伐军入闽，在厦门的海军才允许开戏院，中华戏院应运而兴，和青年会并立。中华戏院完全放映国产片，青年会多映外片。1928年三春戏院开幕，完全映国产片，青年会也改为大半放映国产片，国产片进入全盛时期。1929年后，外片几乎取代厦门全部的市场，国产片衰落。1929年1月思明戏院异军突起，专门映外片，尤其是美国米高梅和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的。青年会自10月后全映外片，同思明戏院旗鼓相当。受欢迎的外片，“大约总是武侠、军事、战争、侦探甚至野人禽兽的片子”。1929年鼓浪屿新开了屿光和延平两戏院。单单1929年映过的外片就有140多片，如《浮士德》、《古宫春梦》、《空中楼阁》、《七重天》等[115]。
20世纪20年代后期，福州的戏院有城内的文艺剧场、南华戏院、中华电影院、友声电影院、游艺戏园，南台的大声舞台、歌舞台、大光电影院、启明电影院、广星电影院、广裕楼戏园、天声戏院、大世界电影院等十几所。戏院有的专演闽剧或放映电影，有的兼有。文艺剧场在东街，设备较好，新剧、闽剧、电影都有上演。但到30年代初期只剩下几家戏院在营业。福州还有星月、新社、爱群等歌舞团体[116]。据1934年福建省会公安局的调查，福州有体育用具店16家、书纸笔墨店125家、照相馆35家、裱褙纸劄店105家，还有茶楼22家、剧场8家、讲书场24家、澡堂46家等大众公共场所[117]。可见文化生活的丰富，从中也可窥见当时市民休闲生活的点滴。到20世纪40年代，福州全市有书纸店35所，印刷局47所。戏剧乐社有钧天榕乐社、公余闽剧社、寒光剧社、闽轮俱乐部、省银行闽剧社、下游轮船公司俱乐部。剧场、电影院有青年会、文艺、南京、南华、大罗天、台江、三山、麦园等[11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福州便览》、《福州指南》、《福州要览》、《厦门指南》、《厦门大观》等，在“食宿游览”卷里，都详细介绍了本市的客寓、菜馆、饭店、浴室、理发店、茶楼、戏院、戏班、讲书场以及园林名胜，这些设施给外来游客及本地居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休闲选择。闲暇时间，年轻人喜欢到戏院观赏西方和上海的电影，打球，骑自行车兜风，到市郊踏青，到公园散步。普通市民多听评话、喝酒谈天、打麻将、泡温泉、泡茶馆等等。
原来的休闲方式有的被废弃，有的仍在继续。福州的温泉含有硫黄，可以治疗皮肤病。一部分福州市民以泡温泉为消遣方式。清代康熙年间，出现私人经营温泉澡堂，至光绪年间，最盛时发展到40多家。民国时期，随着打井引汤技术的进步，城东有温泉脉的地区纷纷凿井引泉。汤门一带浴室林立，都是掘地为井，泉水涌出，用铁管引入室内。城南王庄、南台一带浴室，也埋铁管，做暗渠，引来四五里外的温泉水[119]。20世纪30年代，福州澡堂业进入全盛时期。据《福州便览》记载，当时城内外的井楼门外、河尾、汤门、东门外、水部、王庄、台江汛等地有各种档次的浴堂55家[120]。福州的温泉浴堂还起着交际场所的功能。讲究的浴堂有理发所、餐馆等设备，普通浴堂也可以理发、吃点心、吃饭。“所以宾客、朋友远来的洗尘，诉讼调解的密议，往往在浴堂中集合。若是到了炎夏的时候，在浴堂里一榻横陈，不知朝夕，把浴堂当作纳凉场所的人们，更不知有多少。旅闽人士来福州，也以泡温泉为最爽快的一件事。”[121]福州茶楼是为了旅客休息或候船，所以多设在闽江边一带。特别是在马路没有修筑以前，城里和南台相距较远，茶亭刚好在城台中间，所以茶亭有茶店十几家。但后来交通便利，茶亭的茶店停业的十居八九。尚宾路一带的茶店因为邻近法院，所以也有十几家，客人大都是诉讼的当事人。30年代初在台江路还有茶店兼旅馆的南楼、第一楼、新顺兴、菊园、福新、南星、三山馆、法大等19家，新桥头4家，南门兜3家，尚宾路4家[122]。
福州的闽剧、评话，泉州的南音，厦门的讲古，仍然很受市民欢迎。一些传统的娱乐方式趋于消失，如福州的儒林景戏、线戏，都是用木偶来表演，人在幕后代唱，可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就很少了，“据说这种戏，是迷信家谢神而演的”。而闽剧“近来大加改良，对于幕景的布置，并不差于上海”[123]。闽剧的舞台美术设计曾开近代中国戏曲舞台美术创新风气之先，影响广及上海、武汉、西安、台湾等省市及东南亚国家。郁达夫曾著文《说闽剧的布景》，对之大加赞许。传统戏剧不断推陈出新，吸收其他剧种特点，甚至在布景方面也多有创新，自然继续维系了一大部分观众。福州大部分的戏院除了演电影还兼演闽剧。传统评话也很受市民欢迎。在福州街巷，到了晚间，商店门前常常聚集着一群人，聚精会神地听评话。尤其是神诞、个人做生日、商店新开张，都会请评话。时间大约4个钟头，由三四元到七八元不等。福州评话员约200人，其中女评话员有十几人。评话的内容除了传统的神怪小说、演义故事，如旧时的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隋唐演义、列国演义、红楼梦、乾隆游江南、大小红袍，还有“一部记载地方人物风俗史实的《闽都别记》，更是福州人喜欢听的故事”。而且还吸收一些现代的内容，如“近时的太平天国、中国革命史、刘永福传等”。评话所说的，“不外人生的悲欢离合，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符合一般人的道德观念，“多半能够吸引听众和迎合社会一般的心理”，因而很受市民欢迎。福州还在洋头口民众教育分馆设评话员训练所，每期3个月，课程是时事讲述、民众心理、国音、中史地等科，期满考试及格，发给证书，然后出场讲书。每期毕业后应加入评话员公会，每人分期应交纳入会金100元，给予讲书证。另外在南台和城里还有15处讲书场[124]。厦门的“讲古场”也很多，盛极一时。每个讲古场一般由两个“讲古仙”轮流说书，从上午11点开讲，至下午六七点收场，经常是座无虚席。
二、外侨的影响
外侨在福州和厦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在这两个城市留下了生活的痕迹。他们的休闲生活更为丰富。很多闲暇生活方式往往是外国人肇始，为国人接踵于后，如赛马、网球、业余剧社、音乐会等都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租界和外国人居留地作为西风东渐的媒介，它直观地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都市文明展现在国人面前。不少厦门人正是通过鼓浪屿这个公共租界的窗口了解西方并进而模仿的。在租界里，洋人大兴土木，建洋楼，修马路，建教堂、学校、工厂和洋行，开设赌场、舞厅，安装自来水、路灯，设立治安警察，这一切无疑起了示范作用。对岸的厦门城区华人也紧随其后，才有了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化都市建设。厦门的外国人大多数居住在鼓浪屿。19世纪中叶，外国传教士进入厦门，在岛上建起了教堂，也带来了管风琴。20世纪初，现代钢琴传入厦门。教会学校、教堂使用钢琴，引进西洋音乐，后来逐渐影响到市民。岛上出现许多“钢琴之家”，鼓浪屿也被人称为“钢琴之岛”。
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国人真是大开眼界。文学家林语堂在《自传》里提到他少年时期在厦门鼓浪屿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时好奇和惊恐的复杂感受，这里不妨转录如下:“我与西洋生活的初次接触是在厦门。我所记得的是传教士和战舰，这两份子轮流威吓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会学校之熏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的观点，一向不怀疑这两者是有关系的，直到后来才明白真相。当我是一个赤足的童子时，我瞪眼看着1905年美国海军在厦门操练的战舰之美丽和雄伟，只能羡慕赞叹而已。……外国人可分为三类:传教士的白衣、清洁无暇和洗熨干净;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屿随街狂歌乱叫，常令我们起大恐慌;其三则为外国的商人，头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轿，随意可足踢或拳打我们赤脚顽童。然而他们的铜乐队真是悦耳可听。在鼓浪屿有一个运动场，场内绿草如茵，其美为我们所从未看过的。每有战舰入口，其铜乐队即被邀在此场中演奏，而外国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们确是君子，即在场中拍网球，而且喝茶和吃冰淇淋，而其中国细崽衣服之讲究洁净远胜于多数的中国人。我们街上顽童每每由穴隙窥看，心中只有佩服赞叹而已。”
在《自传》里，林语堂还描述了1910年前后他第一次观看西方舞会的震撼:“然而我在中学时期最为惊骇的经验，就是有一天外国人在他们的俱乐部中开一大跳舞会。这是鼓浪屿闻所未闻的怪事，由此辗转相传，远近咸知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无耻，行若生番了。我们起初不相信，后来有几个人从向街的大门外亲眼偷看才能证实。我就是其中偷看之一，其丑态怪状对于我的影响实是可骇可怕之极。这不过是对外国人惊骇惊异之开端而已;其后活动电影来了，大惊小怪陆续引起。到现在呢，我也看得厌了，准备相信这些奇怪的外国人之最坏的东西。”[125]林语堂的父亲是一位常与洋人接触的牧师，林语堂后来也以“两脚踏中西文化”自诩，但当他40多岁回忆往事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租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给予他的强烈的文化震撼，以至接连使用了“中学时期最为强烈的经验”与“实是可骇可怕之极”这样的表述。到他写《八十自叙》时，这种感受在记忆中仍然十分清晰:“俱乐部若有舞会，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看里面男男女女穿着晚礼服，在大庭广众之中互相拥抱，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人间奇怪，真是使人瞠目吃惊。”[126]
厦门、福州开埠后，尤其是建立租界和居留地后，为了满足外国领事馆官员、洋行商人闲暇时的娱乐要求，开办了俱乐部。在福州，欧美人在烟台山山麓的公共俱乐部称乐群楼，20世纪20年代有会员50余名，有图书馆、庭球部、酒场等，会金30元，会费8元。日本人俱乐部在仓前山李厝山麓，有庭球、撞球、围基、图书部等，在仓前山眺望，景色极佳。民国初年会员有80余名，近邻设剧场大罗天[127]。鼓浪屿的外国人俱乐部有万国俱乐部，专供各国领事馆官员、外国洋行老板和高级职员娱乐。内有舞厅、酒吧间、桌球，还有露天板球场、网球场，是岛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外国人俱乐部。日本人经营的大和俱乐部，也叫日本球间，专供日本领事馆官员和日本洋行职员娱乐，内有舞场、酒吧、桌球、网球场等。海关洋员俱乐部也设有桌球、舞厅、酒吧间。后来扩大范围，洋行职员也可以参加[128]。1903年改建为附有地下室的西式砖木结构木房，以后又在南面建有两个网球场[129]。1924年6月，厦门海关税务司在给总税务司的信件中说:“海关俱乐部经营有方，顾客盈门，在公共生活中作用颇大，深受欢迎。”[130]
外国人利用俱乐部交换商情、闲暇娱乐的方式，为国人所效仿。鼓浪屿的买办、社会名流、地方士绅也设立“了闲别墅”、“思明俱乐部”等。福州电气公司的刘氏兄弟在水部门外第三桥附近建立私人俱乐部，称三桥俱乐部。有西式洋房一栋，四周围绕花木，设有温泉浴室、餐厅、球房、体育场。该公司高层人员多为日本留学生，得到日本方面好感，所以日本总领事馆经常在这里举行宴会，为来福州游览的日本名士或军舰将士洗尘[131]。外国人的球场在仓山石岩山山麓，跑马场占地400余亩，供赛马，间或充游戏场[132]。至今还留下跑马场的地名。夏天，福州的外国人和富豪常常到鼓山和鼓岭避暑。在那里，“洋屋已百余所，有庭球场、水泳场，欧美人暑日移居焉”[133]。福州的鼓岭夏天温度较低，凉风习习，虽然地方不大，住户只有101家，人口600多人，没有什么可以观光的。但一到夏天，中外避暑的人士都集中这里，一时添了四五百人，临时设立各种商店和警察分驻所、邮政局、电报局、医院以及外国人设立的万国公益社、鼓岭小学校、礼拜堂、侨民医院、球场、游泳池等。福州电气公司的“电光刘”，造纸厂股东等有钱人，多在那里自建房屋，以备夏天避暑之用。如果自己没有房屋的，每季房租要两三百块，其次100多块，最便宜的也要几十块钱[134]。赌博、宴会、舞会、跑马、喝茶、打球、跳舞、看电影、弹奏音乐等这些优劣互见、泥沙俱下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上流社会闲暇消遣的导向。
三、西方体育运动的传入
西方近代体育运动也传入中国。学堂是西方近代体育传入的重要途径。各种新式学堂一般都设体操课。文山女中首创课间操，为福州各校所仿效。一张1923年的老照片上，文山女中几十个女学生表演课间体操，动作一致，英姿飒飒[135]。福州和厦门还经常举行公共体育运动会和龙舟比赛等。1935年厦门市举行了第一届运动会，意在鼓舞民众体育精神，同时兼为四川难民募捐。弘一法师还为运动会作词谱曲[136]。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载:“体育运动和操练，使现在的学生和以前学生相比，增强了体质，提高了健康水平。这些组织良好、管理完善的体育训练的益处，纯粹是由中国教育者实现的。本地的学生在足球、网球和其他户外运动方面表现出一种天才，他们时常与驻厦外国海军举行的比赛备受称赞，并且充满了健康的竞赛精神。”[137]福州和厦门的基督教青年会重视体育运动，都设有体育部，建有篮球房、健身房，开办了各种口琴班、国术班、滑冰团、球队、游泳团等，经常举办游泳游艺会、国术表演会、球赛等体育比赛，在社会上提倡并指导开展体育活动。
福建城市的现代化既是在西风东渐的外力推动下进行的，同时也植根于传统深厚的土壤。大量传统习俗中固有的陋俗和西方社会涌入的一些不良风俗汇集在一起，成为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如厚葬、赌博、卖淫、吸毒、养子、蓄婢和小市民习气等。在陋俗的革新方面，政府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一些民间陋习如停柩不殡、溺婴、缠足、童养媳、迎神赛会等被明令禁止，虽然其中有的因令行不止而远未消除，但已大有减少。
正如经济的现代化变迁程度不一，社会风俗的现代化变迁也具有不平衡性特点。从城市看，且不说沿海与内地城市有差别，厦门和福州就有很大不同。由于两个城市原有社会机制的不同，社会风俗在接受冲击过程中的反应也有很大不同。厦门在开埠以前就是一个商业性城市。它不是传统的政治中心，而是以新兴的商业大埠面世，是华侨出入东南亚的口岸，与海外的联系比福州更为密切。它的社会风俗领域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商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有不少与现代习俗合拍的方面。因此其社会风俗领域的变迁比较深刻，也可以说是“洋化”比较彻底。厦门人对待外来文化和风俗较少以传统道德、伦理拒之门外，而是从实用观念出发加以模仿，哪怕官员也是如此。《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中国官员一般都非常保守，不愿摔掉旧习惯，但现在也开始表现出对外国建筑和外国生活方式的欣赏。现任道台按往常的习惯住在城内他的衙门里。但是去年，他在鼓浪屿中心区弄到了一幢欧洲式楼房，现在每天乘坐六桨的外国轻便小艇，来往于他的衙门和住宅间。今年皇帝生日时，该道台于他的私人住宅内和海军管带一道宴请各国领事、海关人员和所有主要的外国居民。”[138]对于省城福州的官员来说，这种情形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而福州作为省城，虽然也具有商业功能，但贸易对象多是国内口岸，又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作为传统文化的集结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又居住着大批官员和文人，他们容易固守传统道德和文化，对异域文化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对西风东渐的对抗程度要比厦门强得多，因此变迁相对缓慢。福州开埠初期西方势力在福州和厦门的不同命运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开埠不久的外国人入城斗争中，福州有官员默许、士绅领导的神光寺事件等，厦门的反应则温和得多。时人对于两个城市文化上的差异已有评说:“福州语之见于公文者，货币‘台伏’昔日奏报款目，今日呈报中央，常见于政府公报。福州语势力在官场，福建人官京外者，每用乡谈自成一团体。厦门语势力在商场，福建人游南洋者，多属厦门语系。南洋各岛可以通行，或与马来语相杂焉。”[139]
近代福建城市社会风俗也体现新旧糅合，土洋参见的特点。如一些工商界人士包括华侨企业家一方面追求民主和自由权利，服饰、饮食、闲暇生活也以“西化”为荣，但他们在企业内部却实行家族式的管理，所任用的人员多为自己的亲属。有的还纳妾，恪守封建纲常礼教。对厦门城市建设作出贡献，修建了淑庄花园的林尔嘉也有六房妻妾[140]。福州省政府及公安局内的乔木下设有仙爷的牌位，下级职员每年例行祭祀[141]。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沿袭下来的陋俗，也加进了现代因素。如在传统的出殡仪式中，还有西洋音乐凑热闹，民国时期厦门“惟出殡繁缛益甚，而西乐悠扬执绋塞途，其好铺张者，托机关领袖登报罗客，尤盛极一时。”正所谓“非心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也”[142]。扶乩(扶鸾、降卜)看起来似乎是与现代知识分子挂不上关系，而厦门鼓浪屿了闻别墅供奉娄公德先(称为娄大仙)，是官绅的俱乐部，也是扶乩、跳神的活动场所[143]。至于岁时令节仍然是中西杂糅。民国以后，改用西方历法，“颁行阳历，由政府提倡革故鼎新，但化成民俗非旦夕所能普及也”。民国以前海关已兼用西历。中国商人与洋商打交道多用阳历，而与本国商人做生意和自己记账仍然是用农历。西方历法和新的纪念日多为学校机关使用，对民间影响不大。如国庆双十节，“各署局学校放假，悬旗结彩为大庆祝，但偏僻地方毫无感觉。共和纪念、国会开会纪念、云南护法纪念，亦只各机关学校放假，工商营业如常”[144]。中西历法并行不悖，一直沿用到今日，体现出中西习俗的有机融合。
近代福建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不是传统的丧失殆尽，也绝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亦中亦西，亦土亦洋。社会风俗演变中出现许多旧俗与新风同时并存和杂糅的现象。国人多方面吸收国外传来的习尚，使自己的生活内容不断丰富，甚至成为复合习俗，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兼容性[145]。这种变迁是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渗透中发生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积极的自我调整和再造过程。社会风俗方面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福建城市现代化的一些特点。
【注释】
[1]严昌洪:《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江汉论坛》，1984年第2期。
[2]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福州，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3]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87页。
[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8页。
[5]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34页。
[6]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8～429页。
[7]［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90页。
[8]注:指李厚基，1913—1922年间在福建任镇守使、福建督军和省长。
[9]［日］野上英一编:《福州考》，福州东瀛学校，1937年，第105～106页。
[10]茅乐楠编:《新兴的厦门》，厦门棋轩巷萃经堂印务公司印刷，1934年8月，第88页。
[11]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昭和十六年八月(1941年)，第27页。
[12]茅乐楠编:《新兴的厦门》，1934年8月出版，第87页。
[13]周子雄、郑宗楷、姚大钟合编:《福州指南》，1942年，卷一，第22页;林传甲:《福建乡谈》，《地学杂志》，中国地学会编，1917年第2期，第92页。
[14]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昭和十六年八月(1941年)，第27页。
[15]Rew．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New York:Harper＆Brothers，1895．Reprinted in Singapore:Grahm Brash，1986．PP．44～45．
[16]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9页。
[17]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257页。
[18]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05页。
[19]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1919年，第91页。
[20]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5页。
[21]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51页。
[22]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63页。
[23]［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11页。
[24]［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65页。
[25]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50页。
[26]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1919年，第168页。
[27]［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65页。
[28]茅乐楠编:《新兴的厦门》，第81页。
[29]［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65页。
[30]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76页。
[31]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七篇，1931年5月，第9页。
[32]Rew．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P．46．
[33]［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65页。
[34]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第39页。
[35]李奋:《闽侯实习调查日记》，林传沧:《福州厦门实习调查日记》，［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中文资料中心合作印行，1977年，第88263～88451页。
[36]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七篇，1931年5月，第7～8页。
[37]［日］内山完造著，尤炳圻译:《活中国的姿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38]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第96页。
[39]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61页。
[40]Cartier，Carolynlee:Mercantile citie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Ningbo，Fuzhou，and Xiamen，1840—193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1．P．153．
[41]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61～362页。
[42]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63页。
[43]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3年，第173页。
[44]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9页。
[45]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61页。
[46]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23页。
[47]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9页。
[48]仲富兰主编:《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1840—1949):服饰·饮食·民居》，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49]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63页。
[50]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16页。
[51]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第28～30页。
[52]［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66～67页。
[53]［清］周凯纂，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卷15《风土记》，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54]［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11页。
[55]《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载《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270页。
[56]《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载《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36页。
[57]《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载《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59页。
[58]龚洁:《到鼓浪屿看老别墅》，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59]郑宗楷等编:《福州便览》，1933年，第139～141页。
[60]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第七篇，1931年5月，第1～2页。
[61]吕天宾:《天仙旅社特刊》，天仙旅社发行，1937年1月1日。
[62]Rew．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P．28．
[63]Lacey，Walter N．，Road Improvements at Foochow，China．，Journal of Geography，19(1920:Jan/Dec)
[64]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8页。
[65]John muccio，Growing market for automobiles in Fukien，China Weekly Review，August 1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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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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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沈志中:《导言(二)》，《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廿五周年纪念册》，厦门基督教青年会，1936年。
[113]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廿五周年纪念册》，1936年，第129～131页。
[114]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厦门指南》广告部分，1931年5月。
[115]陈忆明:《五年来厦门的影画》，载《厦门指南》第十篇，苏警予等编，第30～34页。
[116]郑宗楷等编:《福州便览》，1933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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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8月，第22～23页。
[119]郑宗楷等编:《福州便览》，1933年，第143页。
[120]郑宗楷等编:《福州便览》，1933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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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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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监理，东京商业会议所发行:《福建省事情》，第148页;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第418页。
[128]张镇世等:《‘公共租界’鼓浪屿(1903—1941年)》，《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34页。
[129]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关编著:《厦门海关志(1684—1989)》，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
[130]“1924年6月11日，厦门去函，第369号”，《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年—1949年》(第一辑)，戴一峰主编;厦门海关档案室编，第196页。
[131]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403页。
[132]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第418页。
[133]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1919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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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唐希主编:《福州老照片》，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136]蔡吉堂、吴丹明:《弘一法师在厦门》，《厦门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
[137]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98页。
[138]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36页。
[139]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1919年，第88页。
[140]龚洁:《到鼓浪屿看老别墅》，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141]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福州事情》，第54页。
[142]厦门市修志局纂修:《厦门市志》，第730页。
[143]厦门市修志局纂修:《厦门市志》，第730、736页。
[144]林传甲总纂:《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1919年，第105页。
[145]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