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3年到1949年的百年间，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福建城市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因此，在总结本文的考察时，首先要面对的是似乎老生常谈却又无法避开的两个问题:即城市现代化的动力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其次则是关于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缓慢原因的思考与讨论。

1.城市发展的动力

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和合力所推动的。城市现代化的动力因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出现差异。从时间上看，初期外力作用大于内力。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内部的发展潜力逐渐集聚动员起来，内力的作用逐渐增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力的作用可能超过外力。从空间上讲，在沿海地区外力的作用大于内力，当现代化过程渐次推向内地时，外力的作用会递减，而内力的作用会逐渐增强。在一定范围内，内力的作用也有可能大于外力。从具体的城市说，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也会因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而彼此消长。

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中，有所谓的早生和晚生的现代化，也有所谓的内生型和应激型的现代化^[1]。前者是一个自发的、渐进的过程，内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外部因素，现代化过程能保持较大的连续性。后者是一个被动的、突发的过程，外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内部因素，现代化进程不易保持连续性。“冲击—反应”理论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很多批判。但对于一个存在时间很长、影响甚广的理论来说，重要的不是急于把它推翻，而是对它提出修正，发现它的局限性，限定其应用的范围。即使是提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柯文，也建议把冲击—回应模式适用的范围缩减到所谓的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外层带”，即限于肯定是西方入侵所造成的历史侧面，如海关、总理衙门、留学生、近代兵工厂等。他认为帝国主义影响、西方冲击对上层和沿海的作用就比对内地大得多^[2]。如果按照“西方中心观”的理论分析框架，把近代中国的发展只归因于西方的作用，就会导致对传统因素复杂性和力量估计的不足;但如果按照“中国中心观”，突出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容易夸大内部作用，忽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实际。两种观点都有其片面性。来自内外的各种因素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是在不同的时空舞台上，表现各不相同。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福建城市现代化走上了一个产生、发展、停滞的曲折发展历程。从成长动力看，福建城市在近代的发展是内力和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福建城市的现代化以开埠带来的外力为直接动力，外来因素促进了福建城市现代化的产生。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仗特权，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走私鸦片、掠卖人口、设立租界、控制海关，无所不为，这给福建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茶叶、木材等土产的大量出口，使商品经济有了发展，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福建经济也开始卷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福建城市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和航运业的发展，在福州和厦门出现了一批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企业。内外贸易的发展使融通资金的需求迅速增长，外国银行先后在福州和厦门设立分行或代理处，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厦门鼓浪屿租界良好的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为对岸市区提供了效仿的典范。福建近代工厂、银行、商店是以外资工厂、外国银行、洋行为肇始;最早的近代电报、电话、轮船是外国人创办;近代教育、西医、新闻事业也是以教会办的学校、医院、报刊为发端的。殖民主义者设租界和外国人居留地，设洋行、开工厂、办银行，毫无疑问，主要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它们一方面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提供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如资金、动力、设备、技术、交通、电讯等。民族资本主义利用这些条件，在与外国资本的抗争中使自己得到一定的发展。传教士创办学校、印刷书籍、出版报刊、建立医院，是以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为手段，推动传教活动;同时在引进近代西方医学和教育，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外侨的这些活动也带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现代化。总之，外侨、租界、殖民主义者在福建城市的经营和活动产生的影响，是不以其动机为转移的。在促进福建城市社会进步方面，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外来力量对福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冲击作用，促发了城市内部的现代化的潜在因素。在外来力量的刺激下，国人自办的工厂、商行、银行、电话、报纸、学校等相继出现。

承认西方的作用不等于承认城市现代化的动力完全来自于西方。福建城市的现代化并非完全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冲击的结果，它也包括国人顺应世界潮流，主动选择、推进现代化的努力。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和西方文明的接触较多。当西风挟持着西方的商业、工业、金融、教育、报刊、医疗甚至生活方式和观念而来时，福建的城市居民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和调适。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是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次强烈反应，其中不少直接对城市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办工厂、造枪炮、兴办洋务教育、设立专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派人留学、翻译西书、培养专业人才都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福建船政局造船成绩斐然，在远东首屈一指。官督商办的电报局架设苏、浙、闽、粤电线，在甲午战争前全省就建立了电报网络，加速了城市之间社会信息的传播。清末福州等地很快出现了以福建船政学堂为首的一批军事学堂，毕业生活跃在军工制造、海军海防、路矿通讯、文化教育、外交事务等领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民国后，外力在福建城市的直接影响渐渐减少，外资逐渐退出工业、贸易等领域。地方政府、士绅商人以及华侨对城市的现代化都起了推动作用。城市的商业贸易、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继续向现代化迈进。只有当社会内部的发展潜力和积极因素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时，现代化才会有持久而强大的动力。

2.城市的功能与定位

福州和厦门是本文主要讨论的两座城市，在它们身上也体现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与定位。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共同倡导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吉登斯则认为，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以大大加强。在传统社会，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基本上是以社区的自发性组织达成。在民族—国家时代，这一切成为超地方性的，全民的事务，直接由行政力量实现^[3]。抗战内迁，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如安排沿海城市工厂、银行等迁移内地，在内地开设学校，实行公营贸易等。但在更多领域，都可以看到两者共同的身影。

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城市官员、士绅、华侨、商人、外侨以及普通市民在福建城市现代化的舞台上都有精彩的表现。在工业方面，有官办企业，也有外资企业，以及包括侨资在内的民族资本企业。在金融方面，有外资银行、国家和地方银行，有民间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侨批局等。在城市建设和改造方面，既有由政府发动组织的，又有市民自发进行的;既有外国侨民参与，也有华侨投入，参与阶层很广泛。如厦门的城市建设是在对岸鼓浪屿公共租界的示范作用下，由地方士绅、政府官员和华侨设计、筹资、施工的。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移风易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可以看到政府、民间组织、华侨、教会的身影，他们共同推动了福建城市的现代化。此外，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区的人文传统，原来的商品经济基础都对城市的现代化产生作用。但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各种力量的作用各不相同。这些因素发挥了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结合、牵制，形成不同的合力。正是这种不同的合力推动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现代化。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长期是全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清代的福州是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府知府、闽县和侯官县知县的驻地。文职官员有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提督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粮驿道、盐法道，还有福州府知府、通判、府学教授、训导、经历、知县、县丞、县学教谕、主簿、巡检、典吏等大大小小的官吏。武官有福州将军、副都统、满洲协领、防御、骁骑校等^[4]。“它是大批高等文武官员的驻地。在福州总是有大量等待授予实职的候补官员，还有从帝国其他地方退休的前任官员居住在这里。”“它是这个省政治、文学、商业的中心。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帝国文化大臣的驻地，有许多很有文化的人住在这里，也因为福建省所有的秀才，包括台湾岛的，为了竞争举人，每5年有两次必须到这里考试。在这些有趣和激动人心的场合，全省通常有6，000—8，000名读书人集中在这里。”^[5]到民国时期，福州仍然保持其政治地位。福建省政府、福建省会公安局、闽侯县政府、福州市政府、中央驻闽各机构、军队都驻扎于此，机构众多^[6]。市人口中党政军警等公务人员比例也不小。民国虽然没有科举考试，但福州仍然是文化中心，福建的高等院校、报社、文艺团体多集中于此。

福州也是福建省的经济中心。福州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冶城，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在历史上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平稳，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是明末的倭寇、清末的太平天国，对这个城市都没有太大影响。福州位于闽江下游，人口密集，物产丰富，素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兴盛著称于世。全省的财政收支大部分在此汇聚，众多军政文教机构和人员的消费，以及附近几个县区人民的许多生活用品，都依赖福州的市场供应。福建大半个省土特产的聚散，也都集中于福州。就经济而言，福州在福建省的重要地位建立在它是闽江流域商业中心这一基础上，它是闽江水系农副土特产品以及省外商品的中转集散地，商品经济的运转主要依靠国内的埠际贸易。在这个区域内，福州的中心城市作用十分突出。福州在省内的经济地位，一直居于前列。虽然同是沿海城市，与厦门相比，福州更具有内陆城市的特性。福州大多数时候是出超港，主要是和国内各港口之间的埠际贸易。福州公营企业多，福建近代官办工厂都在福州。福州有重工业和较大规模的机器修造工厂，如福建船政局和机器制造局。

厦门不是传统的政治中心，而是以新兴的商业大埠面世，是闽南物资的集散地，也是闽南一带移民进出的重要口岸，与海外的联系比福州更为密切。厦门在明代建城，明代后期开始从一个军事要塞发展成为港口城市。进入近代，厦门成为闽南一带的中心城市。厦门大多数时候是入超港，贸易主要面对东南亚。清代初期以海防军事见重，驻有武官水师提督和分守兴泉永海防兵备道。民国初期有道尹署、思明县署、巡防营、炮兵、警察总局寥寥几个机构^[7]。厦门还是海军的驻地，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在城市管理方面影响很大。但总的来说，厦门政治功能并不突出。厦门学校侧重商业教育，培养贸易人才，正如海关报告所说，厦门各校的毕业生一般进入商界，极少进入政界。20世纪20年代后，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有所增强。厦门工业主要是和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用工业，如食品工业、电话、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厦门是华侨出入的口岸，但它不是像上海、武汉那样的海纳百川的蓄水池，它更像是中转站，闽南一带到东南亚的人口在此进进出出。“华侨移垦海外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往返川流不息的社会下层水平流动，与一去不复回的人口移殖，情形不太相同。”^[8]《厦门电灯电力公司卅五、卅六年度营业报告书》即指出，厦门“出产品缺乏，无大规模工厂，商业亦畸形，从实际上观之，厦门仅为一华侨出入之口岸而已”^[9]。厦门是闽南地区洋货集散地，也是一个消费性很强的商业城市。由于华侨在厦门口岸出入频繁，大量侨汇流入厦门，厦门的物价相对较高，生活水平更高，生活方式也更西化。厦门居住环境好，社会较稳定，社会治安相对内地较好，成为闽南乃至福建有钱人的生活首选之地，尤其是公共租界鼓浪屿。时人甚至说“厦门不过是个‘南洋别墅’，是个消费中心，是回国华侨的休养所。”^[10]这种特点至今还能看到痕迹。

有学者指出，驱动近代厦门发展的两大因素是贸易和移民^[11]。闽南中心城市从宋代以来，经历了泉州、漳州和厦门的变更。16世纪初，厦门凭借海上贸易一跃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之一，并在1727年南洋禁航令取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对东南亚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成为国内外贸的一个重要的中转港。厦门辟为通商口岸后，外贸虽不及上海、广东，但也有相当规模。厦门不仅继续保持其作为闽南对外贸易中心口岸和货物集散地的地位，而且迅速成为闽南地区海外移民出入的门户，同时也成为闽南华侨汇款的集散地。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经由厦门出入东南亚的华侨人数每年高达150万左右;而经由厦门集散的侨汇则每年多达4，500余万元^[12]。“在正常时期，厦门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向南洋输送移民和农产品的港口。她从来也不是一个具有任何重要性的工业中心。”^[13]厦门和南洋息息相关，正如时人所评:“没有南洋，则现在的厦门一定不是这样。所以南洋可说是厦门唯一的救命者。南洋的经济发达，厦门便跟着发达。一旦南洋发生了变化，厦门也一定要随之变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所以，舍南洋而谈厦门的经济，决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结论。”^[14]

因而两个城市的现代化主导力量有所不同。福州的现代化主要靠政府倡导。政府在城市经济、城市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福州城市建设大部分依靠政府力量，几乎没有外国资本和华侨资本的投入。倡议和组织者都是政府官员。修建城市道路、建立码头、扩展台江新区、疏浚闽江航道、重修西湖公园等都是由政府决策、计划和施行的。“福州道路管理局领袖是先前的省官员，执行福州城所有道路的建设。”^[15]连公共汽车公司也有政府官员的背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采用官办的形式。和厦门不同的是，除了早期和琉球往来，福州与南洋联系很弱。在福州现代化推力中，华侨资本的投入很少，华侨的因素很淡。

厦门现代化主要依靠社会力量，特别是海外移民的支持。华侨的影响在厦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至。厦门的鼓浪屿是外国人一手策划兴建的，厦门市区则是地方士绅、华侨以及政府共同参与设计、筹资、施工的，华侨的资金在厦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厦门是福建省对外移民最大的输出口岸，到19世纪最后十年为止，厦门周围地区的人口流动数量每年接近十万。从厦门移民并定居在南洋的人超过了其他沿海城市向北方移民的数量。移民的汇款和投资造就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厦门。无论是商业、工业、金融业，还是城市建设、房地产业、教育文化、社会风俗等，厦门都体现了浓郁的“侨”的特色。厦门的工业以侨资为主，商业也依靠华侨投资和消费。华侨的汇款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和房地产投资的热潮。厦门教育和海外华侨的联系也特别紧密，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这在各章中都有具体阐述。20世纪40年代以前，华侨力量在厦门处于绝对影响。很难想象，没有海外移民，没有华侨对厦门的投资，厦门会在抗战前成长为一个现代化都市。

福州的士绅与政府多采取合作的态度，没有发生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事件。而厦门商会在局势动乱时曾成立民团，还曾组织抗争政府的不合理征税^[16]。福州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又居住着大批官员和文人，对异域文化排斥性相对要比厦门强。开埠初期西方势力在福州和厦门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福州相比，厦门城市的消费性更明显，在社会风俗领域的变迁比较深刻，也可以说是“洋化”比较彻底。虽然二者都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城市建设的主导者并不一致，体现了两个城市不同的特性。由于动力的不同，也给本文主要讨论对象的两座城市带来了鲜明的特色，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

不同的发展动力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定位。福州和厦门在城市的等级中是不同类型的城市，因此它们的服务功能和范围也不一样。福州是福建区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同时又是福建北部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在近代前期是福建北部的金融中心，后期特别是福建省银行成立后，影响涵盖全省，成为全省的金融中心。厦门是福建南部对外贸易中心，同时又是环南中国海商业网络的一个中心。开埠后，由于南洋贸易转往上海，这一地位有所减弱。厦门还是福建南部移民的出入口岸，是福建南部侨汇集散地，并由此成为福建南部的金融中心。同时两个城市又分别是福建北部和南部的交通和通讯中心。城市功能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正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

城市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热点之一。从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福建城市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传统和现代存在着复杂而多面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所谓的现代，可以理解为星星点点的新因素。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充满了新旧因素的纷争与消长，福建城市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扭结、没落与新生重叠纠缠的多元格局。在变迁的历程中，现代因素在成长，传统因素有的衰亡，有的继续存在，有的还获得了新生。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相互对立的关系，但有时也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关系，甚至还会相互渗透。传统中包含着某些有利于现代社会成长的因素，现代因素也总是承袭着某些历史传统。

在福建城市各个领域的变迁都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工业领域:工人数千，采用现代化机器，使用蒸汽动力生产的造船厂和电力企业，与大量没有使用机器动力，工人不到10人的手工工场同时存在。在商业领域:新式商人组织的商会和会馆、公所等传统商业组织共同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金融领域:现代银行力量不断壮大;传统钱庄一直生存下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占据金融业的主导地位。在交通通讯领域:邮政局与文报局、侨批局在传递信件方面，银行与侨批局在侨汇方面都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轮船远航海外，内河水面仍可以看到片片帆影。公共汽车、人力车、轿子在新开的道路上并行着。在教育方面:新式学堂里学英文、上体育课，私塾里仍然琅琅书声。讲台上既有满腹经纶的科举中人，也有高鼻蓝眼的洋教习。在社会生活方面:生病或看西医服用药丸片剂，或找中医把脉炖草药。看电影、逛公园成为闲暇生活的时尚;欣赏传统闽剧、南音，听评话、讲古，上茶馆、泡温泉仍然受市民欢迎。一边烧香拜佛，一边过新式节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这种旧俗与新风同时并存和杂糅的现象特别明显，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兼容性。

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中发生的。冲突的结果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相互冲击、渗透。它并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而是一个积极的自我调整和再造过程。新是新，吸收旧的养料。旧却不是过去的旧，也吸收新因素。这在金融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银行虽为近代金融机构，仍然保留传统金融组织的一些特点。银行和钱庄关系密切，一些银行还是由钱庄或典当转化而来的。所以《福建经济概况》称:“本省自设之银行，虽名为新式金融机构，实乃钱庄之变相。”^[17]钱庄长期充当洋行与中国商人之间的中介角色，其经营策略也从兑换银钱逐渐转向汇兑，放款工商业，发行庄票，投资房地产等。再如闽剧的布景、评话的内容都跟着时代而改变，以吸引市民的目光。不能够进行近代转型的传统事物自然走向消亡，进入民国后票号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一例。

传统和现代有对立和竞争，有淘汰和替代，也体现出合作和双赢的结局。当然，总的来说随着时间流逝，现代事物越来越被人们接受，传统事物越来越退缩，有的就此消亡。会馆的经济等功能逐渐被商会替代。随着币制统一和福州台伏票的取缔、各城市金融网络的建立，钱庄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生存空间，银行最后还是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当铺等旧式金融机构渐趋衰微，成为银行的补充形式。传统交通工具与现代交通工具长期并行，但最后方便快捷的汽车还是取代轿子、马车，直至人力车。城市社会的演变是一种多向度的复杂过程。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互动，推动着福建城市社会不断发展。

三、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缓慢及其原因

在外力和内力的共同作用下，以福州和厦门为首的福建城市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举步维艰，步履蹒跚。施坚雅曾在晚清的城市体系中，把福州作为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但到民国后期，福建的城市现代化成效却远落后于浙江、江苏、广东诸省，福建在东南沿海各省中地位不断下降。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首先是体现在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做大做强后，才能够对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发挥带头作用，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其他沿海沿江城市相比，福州、厦门起步不算迟，但现代化没有充分展开，发展的速度还是十分缓慢。人口增长不快，城区扩展不大。尤其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工业没有大的发展，无法起到发动机的作用。福建城市现代化起步很早，但发展起伏不定，城市呈现缓慢的、非持续性的发展状态，城市体系不成熟，中心城市的作用十分有限。

城市现代化首先体现在人口规模的扩大。百年间中国尽管多灾多难，总的人口趋势仍是在缓慢增长。1850年全国人口为4.50亿，1870年为3.70亿，1900年为4.43亿，1940年为5.12亿，1950年为5.62亿^[18]。鸦片战争后，福建人口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出现持续增长。从1840年的1，872.8万人(不包括台湾府)增长到1895年的2，603万^[19]。但此后人口开始大量减少。1912年减少到1，585万，1949年只有1，114万^[20]。其中有25个年头是负增长，人口呈现缓慢的递减趋势。福州和厦门人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增长过程，数量变化直接和城市兴衰相连。1928年到1937年的10年间，福州人口从31.3万增加到41万，厦门人口从1927年的12.7万增加到1937年的18.3万。但经过战争，到1949年，分别下降到35万和17.8万。而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人口、空间几乎是翻倍增长。就目前有限的资料看，福建其他城市的人口增加不多，全省的城市人口在整个福建区域人口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福州和厦门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增加的人口以迁入人口为主，人口教育程度提高，社会结构趋向复杂，职业分工细致专门化，商业人口比重大，家庭人口规模下降;但性别比例偏高，失业率高，贫困人口多，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

福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城市人口的城市化作用强度都不足。福建是一个向外移民的大省，大量农村人口不是到本省的中心城市福州和厦门，而是移民到海外。尽管说城市是农村来的移民的天然蓄水池，也要看这个池子自身的容量。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城市工商业的落后，吸纳乡村人口的能力极其有限。“没有现代工业和商业作为支撑，大多数行政城市和市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这一事实从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了中国社会某种难以变更的结构性停滞。”^[21]有学者曾经把福建省3个通商口岸的人口流动与浙江、宁波进行比较，和浙江相比，福建乡村人口向通商口岸的流动和通商口岸本身的都市化作用强度都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闽省的对外贸易不及浙江兴盛，茶的贸易兴盛期过短，未能带动通商口岸工商业的繁荣，以奠定其强有力的都市化作用基础。而大量的人口移民海外，又使其流向通都大邑的力量减弱，因而未曾出现强大而深厚的都市化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相影响^[22]。

福州和厦门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在下降。首先是港口贸易和关税收入在全国排位下降。据统计，1863年，福州港进出口总值在11个通商口岸中仅次于上海、汉口而居第3位，其中出口货值仅次于上海而居于第2位。厦门进出口总值居第7位。^[23]19世纪80年代后，因茶叶出口减少，福州港在国内各开放口岸中的地位开始下降。1929年至1931年期间，全国五大港口没有福州的踪影^[24]。1909年，各关税收中厦门和福州分别位于第9和第10位，排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汕头、镇江、胶州、大连的后面。到1928年，厦门第10位，排在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安东、汕头、牛庄的后面，福州落到第12位，排在重庆后面^[25]。1931年，福州进出口货物价值12，054千元，排名第16名。厦门38，909千元，排名第12名^[26]。

在外商机构上，1854年，上海的洋行有120多家，1876年发展到200家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1145家。广州1891年有280家，1901年有58家，1911年102家，1921年168家。汉口1901年洋行为76家，1910年为125家，1921年为197家。天津1891年46家，1911年260家，到抗战前已发展到949家，加上外资银行、航运公司等达2，686家^[27]。福州和厦门只能是望其项背。1935年全国有外资银行84家，其中上海28家、天津16家、北平9家、汉口9家、广州8家^[28]。福州和厦门在晚清时期还有丽如银行、汇丰银行、荷商安达银行、日商台湾银行等几家，此外印度渣打银行、有利银行、万国宝通洋行、荷兰商业银行、荷兰银行等也分别在福厦设立代理处。到民国以后只剩下汇丰银行、美丰银行、日资新高银行等寥寥数家。

福建城市工业实力不强。商办造船业由于贸易下降，过往船只减少而萧条，官办的福建船政局也逐渐衰落。除了城市生活所需要的电力、食品等轻工业以及福州的锯木业外，福州和厦门轻重工业都不发达。正如《福建省统计年鉴》所言:“本省工业化程度较为落后，食物及衣着用品等轻工业寥寥可数，更无论重工业。”福州合乎工厂法仅有福建造纸厂，福州电气厂等数家，其余“虽多名为工厂，实则仍为小工业之变相”^[29]。福州、厦门小企业多，分散性和落后性也特别突出。1935年的调查，福州市资本10万元以上的工厂仅有6家。厦门符合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工厂法所规定的条件的工厂仅有21家，平均每家资本约25.4万元。据1933年上海等12个城市不包括外厂的工业调查报告显示，福州的工业厂数、工人数、资本数、生产净值分别是366家，3，853人，2，612千元，7，773千元，只占统计的12个城市各同类数额的4%、1%、1%、1%。到1947年，又分别下降到176家、3，067人、2，612千元、7，773千元，只占该12个城市各同类数额的1%、1%、1%、1%。^[30]而这12个城市还不包括东北的工业城市。如果将其放在全国的总数额看，所占比例更小，工业在全国无足轻重。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列出了1934年和1935年“重要城市合于工厂法之工厂”，其中有南京、上海、天津、青岛、无锡、杭州、汉口、济南，长沙等城市^[31]。福州和厦门都没有列上。可见福建的城市工业在全国地位之低。

福州和厦门的教育、新闻、医疗等事业也落后于同处东南沿海的杭州、广州等城市。福州和厦门的新式教育起步比较早，但发展慢，普及程度不高，因此城市居民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1931年，全国每万人中平均有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93人，1936年天津平均每万人有406人，1946年为760人^[32]。而1947年，福州每万人中不到100人，厦门也不过176人^[33]，相差甚远。

福建的城市体系虽然建立起来，但还很不完善，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城市功能弱，且分工不明显，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比较少，联系较为松散。福建城市现代化是以福州和厦门开埠为开端，然而对外贸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毕竟有限，它不能为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城市化的主要促进动力是工业化。而福州和厦门贸易发展缓慢而曲折，尤其是城市工业不发达，城市化的动力不足。福州和厦门人口最多时不过41万和18万，大多数县城人口不上万人。福建城市化进展缓慢，1936年，福建总人口约1143.1万人，城镇人口121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仅为10.6%^[34]。从总体上看，福建城市经济对乡村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在城乡关系中，城市对农村的推动力不够，农村对城市的支持有限，即使是福州和厦门两个口岸城市，它们因商而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占主要地位，而与广大内地乡村市场的联系十分薄弱。另外，省内各地区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除了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永安，百年间山区并没有涌现新的有影响的城镇。闽南沿海一带市镇公路网密布，工业和电话等公用事业起步很早，其繁荣程度远远超过闽东沿海、闽西北的县城。

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强，城市规模小，中心作用有限，制约了在区域中的凝聚力和辐射力。而且福建腹地狭小，发展空间很有限，受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南北吸引和夹峙，位于省际边缘的地区往往被邻省的城市吸引过去。闽西很大一部分属于广东潮州、汕头的辐射范围，闽江上游的松溪、政和、建宁、光泽被江西上饶和浙江金华等城市所吸引，温州辐射力也进入了福州腹地边缘的闽东各县。如厦门腹地闽西的物产除了输往厦门和福州，大多输往广东潮州、汕头等地。由于历史习惯加上广东铁路的开通，闽西一带物产直接运往广东，从潮汕出口。1910年调查，“集于潮州之木材，咸自汀州附近顺流而下，即从汀州编筏至峰市而解至石脚基，再编筏下流。汕头为南方第一要口，船舶出入如织，国外贸易其额驾厦门而上”^[35]。又据民国初年日本人调查:长汀贸易品的大宗是纸类，纸行甚多。纸从广东佛山输出的约占一半，从潮州、汕头地方输出次之，占十分之四，剩下的十分之一输出江西省。^[36]福建省政府的调查也称:“闽西长汀一带以汀江关系，商贾往来于汕头，较往来厦门为便，故该地特产纸、烟概由汕、潮出口，潮海关册中之纸及烟类，袭为闽产。”^[37]“永定所产烟叶，纸，木及其他多不经由本省海关出口，而循陆路或小河至汕头再行出口，为数甚巨。”福建与各省贸易额以广东省居首位，因为“本省工业化程度落后，需要衣着及其他日用品甚殷，而广东工业甚发达，故得经诏安、上杭等地输入。而输出额之巨大，因闽西南所产之纸及木材均经由粤边数县运至潮汕一带，再转行出口”^[38]。而福州腹地闽东各县货物也多运往浙江温州。如闽东的福鼎，“近因浙江平阳开放之故，旅客多集中于平阳，来往浙江者不再过沙埕，故福鼎顿形衰落。从前每家日有十余元收入，今则不及三元，且所寄居之旅客，又大半到县诉讼之人，非行商性质”。福鼎最重要市集沙埕，背山面海，为福鼎交通门户，原先福鼎茶叶皆由此转口，“近来市肆多转移浙江之镇下关，又以古鹅头开放为商埠，商业渐又集中于浙江之平阳”^[39]。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闽南区，位于边缘的德化、永春、华安、诏安、东山等受中心城市厦门的辐射也很微弱。

总之，福建城市现代化速度缓慢，缺乏后劲。福州和厦门在福建区域发挥的龙头作用十分有限。影响城市发展的原因很多，除了第一章分析的生态环境对城市经济的不利影响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非经济因素

1.战争和社会动乱

一个城市及其经济圈内的经济要获得发展，必须具备安定的社会环境。福州和厦门这两个城市都是因商而兴，所依赖的是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商业辐射力下形成的商业网络。福州以物产丰富的闽江上游地区以及闽东作为商业腹地支撑，厦门以九龙江、晋江流域及闽西地区为依托，才保证了明清以来商业持续繁荣的局面。腹地的持续动乱和社会动荡直接影响着两个城市经济的发展。

1857—1865年的数年间，太平军先后4次进入福建，闽西北的邵武府、建宁府和汀州府深受战争之苦。太平军前几次从江西、广西等地进入福建，先后攻占光泽、邵武、泰宁、建宁、宁化、汀州、清流、归化、连城、武平、建阳、浦城、松溪、政和、泰宁，有的县城还几次被占^[40]。太平军与清军展开拉锯战，对所占城市均是随占随弃，无意也无力巩固和发展。特别是1864年7月的第4次规模最大，太平军李世贤部约二三十万人，经皖南、赣东进入福建，占领永定、上杭、武平、南靖、平和、龙岩和漳州，纵横数百里皆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之战场。战争相持的时间不长，太平军败走广东，福建境内的战事结束。这场战争对于汀州府、龙岩州及漳州府的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战争期间人口的最大损失，并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瘟疫。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建昌府及邵武、汀州各府，疾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41]。

由于受太平军入闽影响，一些城市衰退了。顺昌县原来是对邻县及与邵武方面的商业中心地，太平军入闽掠夺后，“商业中心转移到洋口，现在只是县治所在地。城内仍然可见断垣残壁的废址，令人追想往时繁盛情形”^[42]。邵武、建宁也是受太平军入闽影响，至民国初年仍然未恢复，“遭受长发贼掠夺最甚，其疮痍未愈，城内到处可见废屋残墙……荒废处很多，杂草丛生……市街衰微”^[43]。建宁县“自经粤匪之乱，民物凋残，田地山场多被江右汀州客民占住”^[44]。太平军入闽也对城市布局产生一定影响。顺昌县下游的洋口取代了顺昌和邵武，成为闽江上游富屯溪的中心市场和中心城市。“洋口从前本一荒凉市镇，自经粤匪乱，邵武、顺昌市场多移于洋口，遂为上流商品集散地。地势平坦，产米甚多。来往江西、福州船舶均停泊于此。帆樯林立，货物云集。物产茶、米、笋、纸、苧布、瓦器、林木煤铁。”^[45]民国初年，洋口人口就有约5，000余人，和延平、邵武及福州有直接民船交通，是百货集散的一大市场。从建宁、邵武输入的茶、笋，从上游地方运来的木材杉、松，在此集散，运往福州。三井洋行、台湾的台华公司等从日本和香港输入各种杂货，从日本输入海产品。店铺并立，街衢行人络绎不绝，住宅构造颇为宏大坚固，生活程度高。日本人称其为“闽北一流都会”^[46]。

小刀会对厦门有一些影响，对漳州的打击更为沉重。1866年的厦门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载:“因1864年底至1865年初的无政府局面而饱受折磨的工业和农业已开始自我恢复，并再次促进了本口岸的繁荣。”^[47]漳州的情况则大不一样，1871年的厦门海关贸易报告称:“当漳州城被起义军占领时，有60—70万人被杀害和被疾病夺去生命。价值2，000万的金银被劫走，其中大约1/3在帝国收复该城时尚留存当地。在遭毁坏的财产和房屋中，约有三分之二留存下来。当地居民总共约损失4，000万元。”^[48]1865年底，当厦门海关税务司克士可士吉访问漳州时，“那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废墟”。1867年1月他再次前往时，“漳州在外观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复兴生活的迹象，当然，要恢复它昔日的壮观与繁荣，还得经过许多年”^[49]。但1867年的贸易报告仍然称:“以厦门作为其出海港口的漳州府城，正在缓慢地从起义军占领带来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周围的乡村实际上正在重建，田野一定程度上重新耕作。但城市本身仍然呈现一幅荒凉、破损的悲惨景象。通向四个大门的入口处搭起了木棚，从前这里耸立着壮观的兴隆的商店。城墙内的街道上，依然是一片寂静和荒芜。”副税务司满三德悲观地认为“这座城市曾经是这一地区的骄傲和巨大的贸易中心，它已经没有希望恢复失去的地位了。”因为“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迷信使富人们不敢重建楼房，穷人又无力建屋盖房。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家庭已全家灭绝，找不到任何人可以有效地对土地提出所有权，以便占据它们，用以建造楼房。”战争带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1863年，漳州城市和郊区人口估计达20万人，而如今城内仅有2万人，所有郊区人口也不超过4万人。”在外国观察者眼中，把漳州和长江地区作了比较，“使人不禁想起在长毛兴盛及其随后的可怕日子里，长江下游地区到处可以见到同样的情景。如今人们目击的是静寂荒凉的无顶房屋，杂草丛生的田野，浑浊不清的溪流和残存桥墩的断桥。访问者可以想象，他是见到了大运河发大水后，无数乡村被冲走，沿途留下一片繁荣城市的废墟的惨状”^[50]。厦门海关1871年的贸易报告仍然说:“漳州所有富有阶层的人如今都陷入穷困境地。现在要让商业兴旺起来是不可能的了。许多人流离失所，以致现在各种货物销路萎缩。”^[51]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军阀势力膨胀和战乱不休的时期。从1912—1926年，接连发生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福建都是战区。北洋军阀李厚基、王永泉、孙传芳、周荫人等武装势力变换纷繁，陈炯明等广东方面的南军也时常进入福建和北军交火。1917—1918年，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和方声涛的滇军第1师一同入闽讨伐李厚基，战火燃烧至龙岩、汀州、漳州等地20余县。1922年10月，王永泉联合许崇智，把李厚基赶下台。1924年，孙传芳、周荫人赶走王永泉，又联合粤军、海军把臧致平、杨化昭赶出福建。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闽西南，周荫人逃出永定后经龙岩、永安逃往南平，率残部逃往浙江。1926年12月，张毅的第1军在福州附近的瓜山被北伐军剿灭^[52]。南军、北军、地方崛起的民军你方唱罢我登场，境内烽烟四起，战火不绝。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内统一，并没有使战争减少多少。起源于民军的福建各派大小地方军阀卢兴邦、张贞、陈国辉、郭凤鸣等，分别占据闽北、闽南漳属、闽南泉永、闽西汀属等地，为了争夺防区地盘，扩张实力，长期混战不休^[53]。20世纪30年代还有“刘卢之战”、“福建事变”。1927年后，闽西是红色根据地的集中地区，也是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为“围剿”红军，国民政府调集数十万大军四次“进剿”，战火连年不绝，社会极度动荡，一直延续到1935年。

战争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在战争中，首先遭难的是邮政和交通事业。1918年和1919年间，国内战争、流行病、水灾、饥荒、无政府状态以及抢劫的盛行，遍及厦门地区。邮政线路有时被迫中断。代办处或遭抢劫，或被捣毁，邮差经常遭绑架^[54]。1930年1月，卢兴邦绑架省府委员，发动“一六政变”，五十六师刘和鼎奉命进剿，刘卢战争爆发。已经开工的福州峡南常思岭至福清宏路的公路不得不停工，即将完工的由古田县城至谷口段公路也暂停修筑，福马公路的王庄至廨院的一段土方桥涵亦已开筑，也因这场战争而告中止。直至10月战争结束，11月才复工^[55]。战争和社会动荡阻碍了商品物资的流通，城市的工商业受到很大影响。1900年8月，日本水兵在厦门登陆，居民逃往内地3万，商业停顿2个月^[56]。仍以刘卢战争为例，这场战争历时6个月，福州与南平水陆交通几乎完全断绝，物资不能畅通，福州“薪米俱缺，人心惶惶，加以商业萧条，各业倒盘的声浪时喧耳鼓;一二月间，商店破产之数达数百万元，榕城金融滞涩，可谓空前”^[57]。与此同时，闽北闹盐荒，建阳县政府不得不设立购盐簿，每人每月限购食盐二三两^[58]。1917—1918年，南北军在汀州、漳州一带战斗，“烟作、纸坊、糖厂自南北用兵多被毁停工”^[59]。在同安，“商业以典当为大，南北军人所至，粮秣先空，银根奇紧。市面大扰，商况萧条，元气已伤”^[60]。1922年，北洋军阀臧致平驻守厦门，漳厦铁路一度归臧军接管。1923年7月30日至10月10日，南军与北军在嵩屿一带展开争夺地盘战争，漳厦铁路客货运输全部停止。广东方面的军队和福州方面的王永泉企图赶走张毅。9月，广东方面的南军和张毅军队在厦门发生冲突，9月20—21日，日本驱逐舰的海军登陆进城。同一天，英国水兵撤退。战争期间，厦门的局势动荡不安。厦门海关税务司与总税务司的函件中说:“贸易完全停顿下来了，因为有关的进出口货物不能分配到内地各处去。厦门的商人与他们的内地客户的联系被切断，无法接收内地的货，也无法向内地发货。而且一位经常进城去的常驻厦门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告诉他，那里的事态相当糟糕，致使他现在不大敢去那里了。在那里，那么多人都带着枪，而人命又那么不值钱。这位先生感到冒险上街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61]再如，1929年12月底，泉州军阀高为国与晋江民团在新门北门近郊激战，引起泉州罢市风潮^[62]。战争对战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更是直接的破坏。1926年12月，在北伐军的追击下，张毅放弃漳泉，引兵往福州，窜入南港。“南港者江流盘折之处，沿岸九十三乡庐墟舍田园焚毁，男女死60余人。”^[63]《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即指出:在这10年中的头7年，海关关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持续下降。除了废止“合法”的鸦片贸易造成的关税损失外，还有“1913年的政治骚扰和1918年的军阀战争引起普遍的动荡，并阻碍了贸易的发展;此外，从1914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造成了航运的衰落和普遍的贸易限制”^[64]。而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对城市经济的极大破坏。

另外，庞大的省内驻军开支及军费，也给财政带来困难。“福建岁出以军费为大宗。福建近年因军需急迫，挪垫军饷，福建银行基金闻只20万元，而官欠已30万余。……战事延至闽海道属银行钱庄深闭缩小，……库藏如洗，债额遂达88万元。于是教育司法等经费遂停欠累累焉。”^[65]1928年2月，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行政会议上提案整理福建财政时指出:“查福建现在财政纷乱，收支混杂，军人任意干涉，提拨款项，以致税收毫无起色，不但中央不能过问该省国税，即该省财政厅以不能统一该省征税机关……该省财政紊乱症结之所在，实缘年额无定，军费支拨无定”，“军人又把持税局，浮滥支销，尤所不免，中央地方，交受其困”，并称福建省“现在情形诚为国民政府辖下最纷乱之处”^[66]。面对严峻的财政困难及军阀干涉财政的情况，省政府束手无策，一筹莫展。1926年至1933年短短7年中，主管财政的官员就更易了12人。各方军队所经各处，都要勒派军费。1920年3月，靖国军、粤军在安海等地混战。靖国军退兵前向安海商会派款1万元。过了几天，粤军入境，又派款7，000元。1924年安海商会供应处决算，从2月到9月，维持军队派款及柴米挑夫等，就花费了47，000元^[67]。

持续不断的打击，使福州和厦门商业发展相对缓慢，抑制了土特产出口贸易的增长，进而影响在全国各大港口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对于福州和厦门这两个中心城市来说，战争的破坏不仅仅是指城市本身。腹地的持续动乱，尤其是闽西长期动荡的局势，也间接影响腹地和城市的贸易往来，以及城市体系中各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尽管造成这一状况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战乱和社会动荡给城市带来的影响，显然不能低估。

非经济因素还有政治斗争和自然灾害等。由于福建处于东南边陲，受国内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风波的影响还比较小。自然灾害对城市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破坏。福建灾害天气频繁，水、旱、风、寒历年可见，气候经常偏离常态。近代海关对自然灾害十分关注，海关的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各种自然灾害的灾情程度、受灾范围、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的数据以及灾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及应对措施等。在当时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相当巨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台风和由台风引起的河流水位上涨，山洪暴发。直接对城市建筑、船舶和附近乡村农业生产造成破坏。试从福州和厦门的海关报告中选择几例:

1900年6月29日暴雨，福州发生了50年来的特大洪水，“许多大小船舶的锚链被冲断，继而被猛力撞击在大桥上，船身撞坏了，船民跌落水里。洪水淹过了两座大桥的桥面，冲走附近的全部房屋，淹死很多人。大桥的三个桥墩都被冲坏，通往城里的交通断绝了。”“江湖与山洪肆虐，水位升高，洪水淹没了村庄，居民被迫逃到山上避水，损失无法估计。所有贸易完全停止两天。”1901年7月3—4日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水灾。“贸易一时完全停顿，街道无法通行。只能乘舢板从后门进出海关。水稻完全淹没，损失惨重。”^[68]1919年8月26日，台风再次袭击福州口岸，“伴随而来的特大海啸在闽江下游造成更大的破坏，很多人死亡”。1914年的洪水达到海关水位尺16英尺，“大桥全被淹没，人们被迫乘坐舢板船去上班”^[69]。厦门也经常遭受台风袭击。1884年8月22日，台风横扫厦门，“无论在水上还是陆上，损失都十分惨重。无数船只遇难。3艘帆船被冲上岸而毁坏，驳船和其他小船的损失很大。不少船只或桅杆断裂或丢失链条和锚。许多人丧生，其中有3个外国人。”1893年9月11日，一场台风经过厦门口岸，“鼓浪屿的许多道路和海滩遭到破坏。由于海水侵入仓库，大批茶叶和一船货物被损。据中国商人估计，全部损失达10万元。风暴和大潮在泉州和漳州引起普遍灾难。尤其是在海澄，河堤被冲垮，许多房屋被摧毁，许多人丧生，大批中国居民无家可归。”1894年6月，安溪和同安接连不断的降雨，同安镇的旧桥被奔泻的河水冲垮了，大批人丧生^[70]。1917年9月12日，厦门遭遇了自188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台风袭击。“几乎没有什么房屋能逃脱严重损坏的厄运。海关财产损失惨重，没有一座房子能幸免受损。……船舶的损失和毁坏非常惊人。停泊在本港口的内地小汽轮仅有6艘幸免于难。其余有3艘沉没，15艘完全或部分被损，4艘轮渡受损。较小的船只受灾更为惨重，大约有900艘舢板，200多艘驳船，约50艘零散的渔船和帆船失踪。估计有1，000人丧生。船舶和财产损失达几百万元。”^[71]

水灾和旱灾直接影响城市附近乡村的农业生产，导致粮食歉收，粮价上涨。海关报告对此也有记述。1889年福州的长期干旱，“不但严重地损害了庄稼，而且由于水源缺乏，影响水质，增加了人们的死亡”。1906年7月和1910年夏初的长期干旱，使内地粮食大歉收，出现了粮荒和抢劫^[72]。1904年，在泉州和漳州，倾盆大雨伴随着台风而来。泉州城内和周围地区发生水灾，水深达12英尺。1910年和1911年的长时间的干旱，“水井干涸，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由于降雨过量，1915年春季的收成仅是平均收成的60%，秋季收成则由于干旱而仅达到平均收成的50%。“粮食短缺，加上大批粮食输往广东省遭受水灾的地区，导致米价上涨。本地区主要货物的价格跟着上涨，使较贫困阶层的人民遭受不幸和痛苦。”1916年，气候条件依然如故，粮食产量同样很低，“在干旱时期，水井和河流都干涸了，人们为水的供应而异常焦虑不安”。在1926和1930年，严重的干旱造成水稻歉收，以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米。……时常有来自高地的山洪突然引起河水暴涨，冲入漳州和泉州附近的河谷地带，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73]。福建也是多震区。1883年福州发生地震^[74]。1918年2月13日，厦门地区发生了记载中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持续了48小时，造成附近地区财产的严重损失。尤其是在诏安，大约有2，000座房子被摧毁^[75]。

这些自然灾害给城市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也给城市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与近代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的西北等地比较，天灾对福建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小。即使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减产，也能很快从其他地区和国外进口粮食补充，“在本地区作物完全歉收或部分歉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食物匮乏，由于从中国其他地区和从外国进口大米、面粉等而得以缓解”^[76]。闽江水土保持比较好，与黄河、长江大水相比，很少泛滥成灾。相对而言，自然灾害对城市的影响是短期和暂时的，而且很快能够恢复重建。

现代化主要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也是依靠人来进行。福建城市现代化的主体是市民，包括政府官员、士绅、企业家、商人、华侨、外侨和普通市民。市民素质以及城市文化氛围对城市经济发展也有潜在影响。

政府官员的素质对城市现代化的成效影响极大。据统计，1840年到1911年的71年中，共有33名闽浙总督。其中任期在一年以下15名，占45.5%^[77]。官员更换频繁。尽管这些官员也跟随全国形势，办实业，开学堂，但基本上是亦步亦趋，除了创办福建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祯，办纺织厂的卞宝第等人外，大多没有什么建树。如开埠初期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想方设法反对英人入城，采取的是“以商制夷”的政策，私下“设卡阻碍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并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78]。福州开埠后对外贸易长期发展迟缓，外人甚至想放弃福州，更换其他通商港口。一直到刘韵珂去职后不久，福州的通商才开始^[79]。到民国时期，1912—1927年以前，任福建都督的，是孙道仁、李厚基、王永泉等一帮赳赳武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杨树庄、陈仪、刘建绪、朱绍良也是行伍出身。他们总的思想偏于保守。如在历任省政府主席中算是较有作为的陈仪还认为:“如果从振兴大工业，发展都市，开辟商埠，设立机器厂，开掘矿产等入手，势必先输入大宗资本，大宗洋货。现在入超，已至五千余万两，到那时必更大大的增加。入超愈多，经济愈困。一方面需要大批工人，农民多会离乡村而走向都市，农村将更易破产，农民将更增贫困。我并非反对大工业，但我以为要以农业为基础。使生活的必需品，无须外求，社会中没有游民，没有荒土，然后再进一步应社会的需要，谋大工业的振兴。这种次序先后，是值得考虑的。”^[80]先发展农业，再振兴工业;害怕输入资本和机器会增加入超;害怕城市发展，工厂设立会使农村失去劳动力进而使农村破产贫困的种种想法不免显得不合时宜。

企业家素质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如本文第二、第六章所述，福建企业数目不多，规模小，资本少，力量不大。福州和厦门商店众多，但商店小，资本少。厦门商店最大不过400平方米。1935年调查，福州商店有9，000多家，厦门5，000多家，福州商店资本平均每家3，000多元，厦门商店每家平均8，000多元。资产阶级在社会成员中比例并不高，而且多为小商人，少有大的企业家，在城市生活中的力量不大。商业社会长期形成的陋习和心理，如重转销而轻视加工，敏于投机而昧于大势等传统根深蒂固。这些顽症在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交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茶叶加工工艺长期不能改变，茶叶贸易中掺杂使假，屡见不鲜，直接影响到闽茶的信誉，也是造成19世纪80年代后茶叶出口量剧减的重要因素。贸易中只顾小利，目光短浅、丧失信用之事也时有发生。除了少数华侨巨商，人人都想做小业主，人人都想求得产权的明晰，自我控制，不是为了求得效益的最大化而走合作把企业做大的道路。这种商业文化心态至今犹存。同时也反映出福建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处于一个较低阶段。

近代福州和厦门，作为商业城市，形成了文化信息传播迅速，市民乐于接受新鲜事务并包容外来文化的特征。同时，由于城市的商业性，市民文化又存在急功近利等弊端。这种文化氛围对城市对外开放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由于城市商业文化所具有的喜新逐奇、兼容并包的特性，加上长期的对外贸易，历史上华侨众多，带回东南亚及西方文明特性，使市民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武力入侵的同时，对于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乐于接受、善于模仿和仿造，较少盲目排外的心理与举动，这在厦门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另一方面，贸易的发达，商业文化的特性又使人们追逐房地产、钱庄、典当等显而易见的行业利润，而对投资大、见效缓慢，风险也大的近代工业望而却步。正如费正清所说，从城市与区域文化背景看，“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人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他们迅速获得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迷恋于商业”^[81]。因此近代福州和厦门城市经济的基础趋向于商业化，资本多停留在流通领域，未能适时地转化为工业资本。民国初年，厦门房地产出现高潮，地价一度炒得比上海还高的泡沫现象，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翻阅有关地方史料，就不难发现本地商人大多从事于商业，而投资工业的则多为华侨和外省如广东商人。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和素质，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并不利。另外，从第六、第七章也可以看出，城市教育并不发达，市民的教育程度并不高。这些都导致城市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合力)的微弱，影响了城市的发展。

(二)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如外部经济环境，交通条件，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此外还有中央政府的态度，相邻城市的发展竞争等等。开埠后，福建地区的经济已经深深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大的经济环境、国家经济形势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都会对城市发展速度、规模，甚至经济地位的轻重产生影响。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不景气，华侨汇款锐减，直接影响厦门的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福州和厦门腹地的农业经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接近枯竭，加上赋税繁重，灾荒频仍，局势动荡等因素，使农村经济严重衰退，也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

近代交通网络格局的初步形成，削弱了福州和厦门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从而导致其经济地位在全国的相对下降。新的交通路线的开辟，科学技术的革命都会推动一些新的城市或经济区域的诞生，改变旧的城市格局。福州处闽江口，厦门在九龙江入海处，在近代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尚未形成以前，是天然的海港和河运的水路交通中心，其商业中心的地位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明清时期，福建陆路商业网络主要是通过内地陆路和河流，向北透过江西、浙江，向湖南、湖北、江苏直至华北扩散。开埠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新式航运业的兴起，外部商业网络转而向南，以海路扩散为主，通过通商口岸出海。江西等省入闽的货物也改了道。尤其是太平天国后，茶叶从福州而非广州出口。商路的改变，使清代唯一的对外口岸广州地位迅速下降，福州和厦门作为对外贸易中心和港口城市的地位随之上升。原来处于通往浙江、江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些城市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如浦城，原来是闽浙赣交通要地，闽江民船航行的终点。陆路180里通往浙江龙泉，水路瓯江上游250里到江山，和钱塘江上游水运连接。原来商业很繁盛，市况活泼。后来除了咸丰八年遭受太平军的兵火，难以恢复外，也受到福州开港的影响，南部地方客货不经此地和闽省往来，更加衰微。到民国初年仅有地方农村的中心市场^[82]。

中国最早出现的铁路是1876年修筑的沪凇铁路。进入20世纪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掀起了修筑铁路的高潮。由于铁路这一近代先进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改变以前陆路交通向来以驿道为主要交通线路和以车、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输状况，对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铁路修建形成了一批铁路枢纽城市，促进了铁路通过的城市的发展，并改变了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使原来位于交通沿线的城市变得停滞或衰落^[83]。清朝结束前，建成的铁路主要有京奉、京汉、胶济、沪宁、正太、京张、沪杭甬、汴洛、滇越、津浦，以及东北地区的东清、南满等铁路干线，总长9，100公里。进入民国后，到1927年，又修筑了陇海、粤汉、京绥，以及东北的吉长等干支线，总共里程近4，000公里^[84]。东西大动脉陇海线的贯通，使陕西、河南、安徽的货物有了一条便捷的出运通道。1901年开工的粤汉铁路，南段1918年已修到韶关，1936年与株洲接通，实现全线营运。这样，湖南、贵州的货运也开辟了一条通过该路直接运往广州口岸的路线。在长江航运上，宜昌、万县、重庆、岳阳开辟直通上海的航线，可以直接与上海贸易往来。因此，在近代新的公路、铁路甚至航空的交通网络建立后，各个商业腹地通往出口口岸的通道进行了重新整合，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尽享优势，甚至长江航线上有铁路通过的中等城市也得到发展的机遇。

而福建的城市尽管也发展起公路网络，但多在闽南漳泉地区。铁路仅有漳厦铁路一小段，而且很快被废弃。内地物质运往福州、厦门仍然多靠传统的水路。福州和厦门的腹地本来就十分狭小，在邻近地区发展的竞争下，中心城市辐射和吸引的腹地范围在交通网络的整合竞争中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被邻近地区的城市吸引分割。如前所述，闽西一带物产向广东运输的趋势更加明显，温州对闽东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三)内部经济因素

福建城市的现代化始终是与开埠通商这一历史现象联系在一起，是以商业化而非工业化的力量来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开埠通商对近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影响极大。作为沿海城市，又是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现代化的主导因素，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埠际贸易。也就是说，商业发展是城市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因商兴市是沿海城市繁荣的通则。其次，外国列强建立的租界，清末从洋务派启其端的国家对军事、民用企业的投资，以及随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发展有过推动作用。因商而兴，因工而盛是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现代化的途径。福州和厦门有前者，却缺乏后者。低下的工业化水平严重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所以，就城市本身而言，城市化的内在动力显得不足。

城市经济的兴衰除了外部影响，更主要还是取决于内部的经济因素。福建城市现代化起步早，是因为“外力”推动，开埠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内部的发展潜力并没有充分集聚动员起来，“内力”没跟上。而一旦外力减少或消失，城市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进入中国，福州和厦门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很快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少数口岸之一。洋务运动期间，在福州兴办了远东规模宏大的福建船政局，福州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行城市之一。如果能沿着商业和工业并举的道路发展下去，其在全国经济地位当蒸蒸日上。但遗憾的是，福建船政局并没有发挥在本地区工业带头羊的作用，一蹶不振。福州经济发展仍然主要只依赖于锯木业等出口加工业。虽然也有福州电力公司等现代企业，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发展速度很慢。厦门的工业只是民用工业。两地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逐渐呈下降趋势。我们可以从前述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关税收入的排位情况，银行数目、工厂数量和规模等有关统计中了解这一变化的具体情况。

福建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或不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福建的工业经济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在世界体系的分工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在生产上只是原材料和轻工业产品的粗加工。外国资本主义挟资金和技术优势，竞相向中国倾销商品，处于现代化初期的中国产业缺乏竞争力，难以发展。外国的布匹和糖的倾销压制了福建的棉布、糖的生产和销售即是一例。

其次，交通不发达，缺乏煤铁等资源影响了工业的发展。缺乏煤铁等资源一直困扰厦门和福州的工业发展。企业建立以后，原料和产品市场便是它的生命线。福建虽然兴办了不少矿，但由于产地交通不便，运煤成本高，储量不丰，规模偏小等原因，成效颇微。燃料多来自国外，自然成本过高，影响工业后续发展。另外，近代中国城市工业的主力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棉纺织厂开办成本高，吸收的劳动力多，是大型的民用企业。而福建省几乎不产棉花，如有需求就得从外省购运，势必造成纺纱成本过高。晚清开始的棉纺织业产品质量一直不好，也只在本地销售。省内不宜种植棉花，小麦，无法像华北及长江下游的城市那样发展棉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两个行业一直没有起色。以福建船政局为代表的重工业在福建并没有发展起来。福建没有大的煤铁矿，因此不具备创设重工业企业的条件。没有煤铁、没有棉花、交通不便，工业要发展自然困难重重。所以福州和厦门只能利用本省资源，创办出口加工工业的锯木厂以及食品加工、电力、公共事业、交通运输、机器修造等方面的企业。因此福建城市工业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市场影响大。

再次，市场狭小也是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福建城市腹地小，无法保证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便宜而方便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商品消费市场。1933年，福建农村总户数中，借款家数55%，借粮家数49%。约一半的人家要负债，且实物借贷占很大比重^[85]。农村的贫困自然削弱了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另外，近代福建人口持续下降，耕地面积继续扩大的事实表明，近代福建的人口压力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大，传统农业的危机并不始自近代。福建农村近代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经济的成分仍大量存在，农村对农用机械、化肥等的需求极其低下，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不高。再加上闽西、闽北作为商业腹地的地区长期战乱，又因洋货倾销和上海等地商品在内地的销售，使本已需求有限的市场变得更为狭小。需求决定生产，正是由于需求有限，市场狭小抑制了工业的发展。

最后，不安全的投资环境和呆滞的市场，让人感到大量投资购置机器办企业，既冒风险又很难在短期内获利。也使一些拥有巨资的华侨投资人望而却步，或转而到上海等地。相形之下，小企业、小作坊等风险较少，反而成为本地商人青睐的安全的投资方式，小企业大行其道。同时由于工业发展中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量大，一时难以看到效益等特点，有着长期商业传统的商家大多不愿将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这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商号林立的局面就可以一目了然。此外，福建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很少外商投资，东南亚华侨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也是在上海，而非祖籍地福建，这些都影响了工业的发展。这也充分说明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要走过曲折的道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在起步阶段也许可以借助外力，但要真正稳步发展，就非靠内力不可了。只有当社会内部的发展潜力和积极因素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时，现代化才会有持久而强大的动力。在落后国家，综合性多功能的近代城市一般都是先由商业兴市，然后再由工业发展进一步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如近代上海即走过了一个因商而兴、由工而盛的发展过程。而福建的城市因商业而兴，却没有因工业而盛。工业经济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其所依赖的商业和贸易经济又受到前述的非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被限制发展。加上教育的落后，市民素质的局限等种种因素，严重削弱了福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使之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后劲。当别的地区和城市迅速发展时，自然就相形落后了。

福建城市像中国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命运一样，犹如一棵小树，尽力吸取着微弱的阳光雨水，抗击着各种病虫害的困扰，努力地向天空伸展着身姿;如同一只装上了小马力发动机的小船，在狂风巨浪中起伏行进。虽然举步维艰，但毕竟向着前方迈出了脚步。在将来的竞跑中，它不会永远是落伍者。

[1]［美］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前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2]［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0～41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

[4]《嘉庆重修一统志》(第27册福建)(原154－16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75页。

[5]Rew．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New York:Harper＆Brothers，1895．Reprinted in Singapore:Grahm Brash，1986．P．18～19．

[6]具体机构及地点参见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43～44页;《福州指南》，周子雄等合编，1942年，卷二，第1～10页。

[7]［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东亚同文会发行，大正九年一月(1920)，第59页。

[8]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451页。

[9]福建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666页。

[10]林烈:《厦门经济的危机》，《厦门指南》(附录)，第134页。

[11]戴一峰:《厦门与中国近代化》，载《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张仲礼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12]戴一峰:《东南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菲律宾李氏家族个案研究(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4]林烈:《厦门经济的危机》，《江声报》1931年元旦特刊;转引自《厦门指南》(附录)，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编，1931年5月，第128页。

[15]Cartier，Carolynlee:Mercantile citie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Ningbo，Fuzhou，and Xiamen，1840—193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1．P．156．

[16]戴一峰主编;厦门海关档案室编:《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年—1949年》(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0页。

[17]朱代杰、季天佑编:《福建经济概况》，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印，1947年，第267页。

[18]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表。

[19]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20]福建省档案馆编:《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1988年，第1～2页。

[2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29页。

[22]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460页。

[23]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

[2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69页。

[25]《最近二十年间各关税收数比较》，载《中国关税史料》，江恒源编，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上海书店影印，1996年，第13～25页。

[26]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17页。

[27]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28]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7～128、291、28页。

[29]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1937年，第23～24页。

[3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06页。

[31]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0年，第67页。

[32]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33]福建省档案馆编:《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1988年，第328～329页。

[34]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8页。

[35]杨志洵:《汕头现势调查》，载《商务官报》，北京农工商部署内商务官报局编，宣统纪元第二十九期，第22～23页;影印本，第567～568页。

[36]［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66页。

[37]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福建省概况》，1937年10月，第27页。

[38]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福建省际贸易问题》，1937年12月，第3～4页。

[39]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沿海内地工商业物产交通报告书》，1933年，第41页。

[40]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8页。

[41]《曾文正公书札》卷6《致胡宫保》，转引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页。

[42]［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52页。

[43]［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89～191页。

[44]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年，第77页。

[45]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年，第72页。

[46]［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56～159页。

[52]陈建平:《北洋军阀在福建武装势力的嬗变初探》，《福建史志》1997年第1期。

[53]林星:《地方军阀对福建社会经济的破坏》，《福建文史》2002年第1期。

[55]福建省公路局史志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第一册)，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03、107、109页。

[56]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编:《南支那の资源と经济》(第一卷，福建省)，南洋协会台湾支部发行，昭和十三年九月(1938)，附录，第9页。

[57]《福州青年会报告书》，1930年，第1页;转引自《福建现代史》(第二册)，手抄本，徐天胎，第64页，福建师大图书馆藏。

[61]戴一峰主编;厦门海关档案室编:《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1911年—1949年》(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9～171页。

[63]《萨公长寿厅记》，载《雁门萨氏家谱》，萨镇冰、萨嘉曦修，福州远东书局，1935年铅印本。北京图书馆编，2000年，第767页。

[64]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64～365页。

[66]王孝泉:《福建财政史纲》，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1935年，第50～51页。

[67]陈炎书编:《安海大事记》，安海陈诸益书店编印，1936年12月，第15、26页。

[68]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福州，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页、第233页、第238页。

[69]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29页。

[70]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278页、第322页。

[72]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60页、第417页。

[73]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360页、第381页、第401页。

[74]吴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60页。

[77]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162页。

[78]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问题考辨——兼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79]福州的通商从1853年开始有了起色，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太平天国引起的茶路的改变。但地方督抚官员的态度也很重要。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第572页)中认为是刘韵珂的去职直接导致福州贸易的改观。而实际上刘是1850年12月去职。1851—1854年先后有裕泰、季芝昌、吴文镕、慧成四位闽浙总督，在对外政策上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

[8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

[82]［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第137页。

[83]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84]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

[85]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42页。

结语:对福建城市现代化的总体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