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导言》是马克思为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这篇《导言》附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并列起来，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往往把分配提到首位，当做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认为生产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他把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指出他研究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他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还仔细地考察了经济学史上经济学家们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积极成果，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创立了自己构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方法以现实为依据，从简单的抽象规定开始，逐步上升到越来越具体的规定，从而在理论上使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内部联系得到科学的说明和再现。马克思说，只有这种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发展进程总的说来是同现实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马克思还说明了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文学艺术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导言》写于1857年8月下旬，在稿本上标明字母“M”，并附有日期：“1857年8月23日”。马克思在8月底中断了写作。他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关于《导言》写道：“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在稿本“M”的封面上，马克思除了注明日期和“写于伦敦”之外，还写明了《导言》的标题目录。在这个目录上，《导言》的分节标题与《导言》正文中相应的标题略有不同。写在稿本“M”封面上的目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1页)如下：
“A．导言
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
《导言》的这些标题比《导言》正文中某些节的标题更确切地反映出《导言》的逻辑结构，可以设想，这是马克思在起草了《导言》正文以后才写上的。《导言》最早的中译文是李一氓翻译的，收在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中。
2标题《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稿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稿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I”，在《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和它相连接。
3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做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评注，1835—18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
4社会契约是让·雅·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合法基础的国家的形成。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达到每个结合者的平等和自由。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为了消除这一自然状态，必须建立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
5市民社会(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
6氏族(或部落)的原文是“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研究中含义比现在要宽泛，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Gens)和“部落”(Stamm)两个概念。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研究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层单位，而部落则是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从而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于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随着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脚注。
7政治动物原文是“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一篇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在该章脚注(13)中还写道：“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
8法国经济学家弗·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都是庸俗经济学家，他们尽管在许多方面有所区别，但都主张“和谐论”，对经济关系的分析都是反历史的，说什么生产最初都是由孤立的个人进行的，然后才有分工、交换等，从而形成为社会。马克思在1857年写了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至于皮·约·蒲鲁东，他在自己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中也坚持与巴师夏和凯里类似的错误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对蒲鲁东的这些错误理论．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曾专门进行了分析批判，特别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分析了蒲鲁东如何编造从孤立的个人开始进行交换等等，在第三节末尾则分析了蒲鲁东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谬论。
9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所加的标题就是《生产的要素》。
10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结束语。
11关于生产不同于分配的内容，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25—26页。
12“规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就是否定”。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强调任何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内部都固有否定的要素。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180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逻辑学》第1部《客观逻辑》第1编《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117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第294页(《黑格尔全集》第13卷)。
13社会主义美文学家指的是这样一些庸俗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卡·格律恩，以及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有关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作过}论述。
14对让·巴·萨伊和安·卡·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70一272页上作了专门的评价。
15在这一页上，马克思标重了页码，结果出现了两个[M—9]。
16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
17这里除了指南美洲之外，可能还包括美国南部各州。
18马克思所说的“所谓实业家之间(zwischen dealers und dealers)的交换”，指的是亚·斯密把整个流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领域是只在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另一个领域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流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83b页上直接摘录了斯密的这一论点。
19关于黑格尔把占有看做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见他的《法哲学原理》第40、45、49—52节。
20关于秘鲁被西班牙征服以前不存在任何货币的材料，马克思采自美国历史学家威·希-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第1卷第147页。马克思从这一著作第1卷所作的摘录，包含在马克思1850—1853年期间在伦敦写的经济学摘录笔记(简称《伦敦笔记》，下同)的第XIV笔记本中。
《伦敦笔记》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侨居伦敦重新研究经济学时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作的经济学摘录笔记，写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期间，共24个笔记本，总共1250页(超过100印张)，其中共摘录了300多部著作和众多的报刊资料。这些资料后来经过进一步加工，被应用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写作中。
21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较多地谈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货币在军队中的发展。
22货币主义或货币体系(Monetarsystem)是重商主义(见注126)的早期形式，15一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其代表人物认为财富等同于货币，主张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对进口则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关于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真正财富的货币主义。
23重商主义是15一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人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见注22)，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
24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乍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
25皮·约·蒲鲁东的观念顺序的历史，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特别是第1卷第145—146页，马克思曾摘录并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方法》中的《第一个说明》。还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39页。
26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见注20)来看，他在1852—1853年期间阅读并在他的第XIX、XX和XXI笔记本中作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1部，1851年莱比锡版第2部；(2)威·德鲁曼《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类文化通史》1847年莱比锡版第6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7卷。
27这里指以德国历史学家莱·冯·兰克为代表的学派，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外交史，声称对外政策高于国内政策，忽视社会关系的历史，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兰克(1795一1886)的观点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和新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兰克的观点，宗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体现在国家中的政治思想。
28这个(1)的内容没有写完，马克思还打算在其中谈论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但未能实现。在写完对希腊艺术的评论以后，马克思随即中断了《导言》的写作，因而也没有写以后各点。
29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是英国发明家理·罗伯茨从1843年起主持生产各种工具、机器和机车的公司。罗伯茨是19世纪机械方面的发明家之一，自动走锭纺纱机就是他发明的。
30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当时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个时期，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效仿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类似的机构。
31印刷所广场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因此印刷所广场也就成了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19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的代名词。
32《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相传为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