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第一部

01、我出生02、四岁以前03、祖父和“兰芝堂”

04、小锦旗05、在山沟里06、在柴房中

07、“中国人”08、夜半，穿越火线09、曾连长

10、骑马11、大风坳12、弟弟失踪了

13、投河14、老县长15、难民火车

16、弟弟找到了17、别了！曾连长！18、打摆子

19、融河二十日20、糍粑与红薯21、瞿伯伯

22、捡柴23、一个猪头大家啃24、强盗与县长

25、《红薯熟了！》26、抗战胜利了！27、泸南中学

28、在上海29、再度回乡30、初抵台湾

第二部

01、少年“尝尽”愁滋味02、绝望的“初恋”03、落榜

04、无法"死别"，毕竟"生离"05、二十岁06、初试写作

07、庆筠08、结婚09、贫贱夫妻百事哀

10、离别与儿子11、小庆12、痛苦的婚姻

13、二十五岁14、《窗外》出版，愁云满天15、初见鑫涛

16、1964年，离婚·写作·出书17、“梦想家”与“实行家”18、生死一线的体验

19、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20、浪漫与残酷21、衔云衔不住，筑巢筑不了

22、幸福的“声音”23、后记　

缘起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我在离开故园三十九年以后的第一次，从台湾飞抵北京。展开了我为期四十天的大陆之行。

　　关于我的大陆行，我另有一本书，名叫《剪不断的乡愁》，已经写过我的感触和经过，这儿就不再赘述。

　　当我初抵北京，就有读者和朋友，拿着坊间出版的各种介绍“琼瑶”的书籍来给我看，我这样一看，才知道自己这“浑浑噩噩”的大半生，已被“糊糊涂涂”的报导过了。其中不少“新闻”，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在阅读这些刊物的时候，我不禁震动，不禁感动，原来在海的两岸，竟有这么多人对我关心着！当时，我就激动的说了一句：

　　“回台湾后，我要写一本书，来介绍真实人生中的我！”

　　回台后，这愿望一直缠绕着我。但是，真实人生中的我，是那样难以下笔啊！镜中的我非我，别人眼中的我非我，未来的我不知何在？今天的我仍在寻寻觅觅……那么，能谈的我只有过去的我！过去的我是怎样的？当前尘往事，在我脑中一一涌现，我真不相信自己已走过这么长久的岁月，历经了这么多的狂风暴雨，目睹过生老病死，体验过爱恨别离。至于人人皆有的喜怒哀乐，在我的生命中也来得特别强烈！我的过去，原来堆积着这么多的汗水和泪水，这么多的痛苦和狂欢，这么多的相聚和别离，这么多的寂寞和挣扎，这么多的矛盾和探索，这么多的错误和抉择……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和“传奇”！我细细整理，前尘如梦！

　　我细细整理，为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们！

　　且听我“从头细述”！

  

 

 

  

一、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着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决不允许的。母亲怀着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型男胎给流产了！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抚的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X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X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的一正一倒的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的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醒觉，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的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的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像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着她们上街逛公园！”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着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

　　“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的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挤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当医生惊奇的告诉她：

　　“第二个是个男孩！”母亲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像，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的说：“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像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着点传奇色彩！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着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并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的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堕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着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在踌躇志满的心情下，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至今都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喜煞小生陈致平，

　　待到男婚女嫁后，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

  

 

 

  

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总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惟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吮，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

　　我生来就不够漂亮，这使我从小就对母亲很抱歉，抱歉我不能成为她的骄傲。最让我泄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面颊右上方，有一块面积颇大的胎记。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糟糕，脸上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对于自己这么丑，感到好悲哀。（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脸上的胎记，却始终是我的烦恼，一直到二十几岁，我才学习用化妆技巧来淡化它。所以，直到如今，我总是“略施脂粉”，当别人给我拍照时，我总是习惯把左半边脸对着相机。）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的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我四岁以前，惟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着嗓子嚷嚷：“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分，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的期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着父亲的教科书，指着“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帐，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着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的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也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的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着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着母亲不停的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着，哭着，哭着……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着找奶妈。

  

 

 

  

三、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做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大家抢着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着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着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着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着照片偷笑”的巧三！（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的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

　　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着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婶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着手笑他：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钩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的说：“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惟一的孙女儿（我的伯父也只生了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着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至于我脸上有块胎记什么的，祖父认为根本不损我的容貌。在他老人家的眼中，这三个孙儿孙女，个个都好！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着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着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着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常，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烬。

　　以后这段童年往事，我在我的书《不曾失落的日子》中写过。所以，从下面一段到抗战胜利，我将部分引用自该书的“童年”篇。

  

 

 

  

四、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连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

　　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着母亲，固执的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

　　“你跳一只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着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着，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只“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着，我终日拿着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着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的遥望着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的收拾着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着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的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的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的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的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着我们三个孩子，匆忙的说：

　　“嘘！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着祖父，抱着小弟，拉着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的走入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着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慢慢的，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的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着、找寻着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着，却又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的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

  

 

 

  

五、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的拥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的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的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是越皱越紧了。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夹、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的叮叮当当，仍然又哭又闹。小弟才只有四岁，更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里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惟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着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坐在那儿，我一直在追悼我的小锦旗。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的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着，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着弟弟，右手搂着我，不停口的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我们掩护着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的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母亲的脸色雪白，她紧搂着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的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的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抬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溜溜的转着，嘴里结结巴巴的叽咕着：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着：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的抬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着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着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着，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着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查！”

　　祖父不得已的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等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教书的，嗯？”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的，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的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的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着枪，望着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的看着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着，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着头，清清楚楚的说：

　　“你不用检查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夹、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着，接着，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窜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变生仓促，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着一根大木棒，他咧着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的说：“跟我走！”说着，他就死命的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间，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喝叫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着，军官叽哩咕噜的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着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的一摔手，跳出了山沟，背着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着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恐的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却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

　　“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四岁。”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的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着他的队伍，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度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着父母，仍呜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跺地，毅然的对父亲说：

　　“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就去面对这个事实！

  

 

 

  

六、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星期？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往往只是一些片段的“面”，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中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的，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的一家会合在一起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抱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貌清秀可人。很明显的，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当我们结伴迁移的那些日子中，他们最关心和最保护的，就是那个怀抱中的小儿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的一位老佃农家中，这位老农夫已经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是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所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已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所未及，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所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股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俩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的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入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那些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坐下来就开动，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着手叫：

　　“快！快！快！去山里！鬼子来了！快快快！”

　　父母丢下筷子，七手八脚的来抱我们，孪生弟弟麒麟赖在饭桌上不肯下来，小弟弟塞了一嘴的炒鸡蛋。表叔表婶同时扑到床边去抱他们那才睡着的宝贝孩子……混乱中，老农夫已冲了进来，口齿不清的，脸色仓皇的喊：

　　“来不及了，没时间进山里了！鬼子来得好快！找地方躲一躲，快找地方躲一躲！”

　　说得容易，农家的房子家具简陋，房间都一目了然，我们两家老老小小有九个人，什么地方可以躲？我们正犹豫间，农夫的儿媳妇又冲了进来：

　　“鬼子已经进来了！这次来得凶，看样子知道我们家藏了人！别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只有陈家……”

　　再没时间耽误，老太婆当机立断，招手把我们带出屋子，绕到农庄后面，把我们两家老小，全塞进了一间堆柴的柴房，仓促的对我们抛下一句叮咛：

　　“千万千万不要出声音！”

　　说完，她带上房门，匆匆而去。

　　我们挤在那小房间里，大家面面相觑，呼吸都不敢大声，我记得，麒麟手里，还紧握着一双筷子，嘴里叽哩咕噜的唠叨着：“我饿了，我要吃饭！”

　　母亲用手蒙住麒麟的嘴。父亲试图把柴房的门拴起来，这才发现，这柴房根本没有门闩，乡下人堆柴的房间也实在不需要门闩。而且，那简陋的木板门上有着手指一般粗的隙缝，从内往外看，可以把农庄天井看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从外向内看，也不难发现我们这群妇孺老小。这个“藏身地”，实在是糟透糟透！父亲挥手要我们远离门边，但是，天知道！那柴房一共有多大，挤了我们两家人，已经是密不透风了，还能退到哪儿去？我们紧倚着柴堆站着，孩子们都瑟缩在母亲的怀里。很快的，我们听到日军走进农庄的声音，一阵大声的吆喝，日本兵立刻分散在农庄各处，显然在大肆搜寻，有个发号施令的军官，似乎就站在柴房外的天井里，在用日语大声下令。于是，我们听到，日兵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搜查，有箱笼倒地声，有桌椅翻倒声，有日军呼喝声，有老农夫喊叫解释声……在这一大片混乱声中，还有日兵在抓老农夫的鸡鸭宰杀，于是鸡飞狗跳，人喧马仰，闹得天翻地覆。而那些挨房搜查的日兵，已逐渐走近了柴房……。

　　我们倾听着那日军的靴声，沉重的敲击在晒谷场上，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们听老太婆在赌咒发誓，呼天呼地的乱喊：

　　“什么人都没有！鸡也快杀光了，狗也给你们杀了，你们还要什么……”外面很闹，柴房里却静得出奇，母亲紧紧的搂住麒麟，因为这些孩子里，麒麟最会闹。可是，我们却没算到表叔的小儿子，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会忽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这婴儿的哭声把我们全体都震动了！表婶也无法避讳，立即解衣哺儿，想堵住他的哭声，谁知那孩子拒绝吃奶，却哭得更加厉害，表婶急了，用手去蒙他的嘴，但是，却蒙不住那哭声，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哭得更响了，祖父长吸一声说：

　　“命中注定，该来的一定会来！”

　　表叔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他迅速的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涵了太多的意义。在以后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表叔那一眼的深意，然后，忽然间，表叔从表婶怀中抢过了孩子，迅速的用手勒住了孩子的头颈，死命的握住，孩子不能呼吸了，脸色也变了，表婶扑过去抢，哭着喊：“你要做什么？你要弄死他了！”

　　“是的，我要勒死他！”表叔哑声说：“可以死他一个，不能死我们全体！”“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表婶忘形的大嚷，眼泪流了一脸，她发疯般扑过去抢孩子，一面哭着喊：“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你要识大体！”表叔叫：“我不能让这一个小小婴儿，葬送了我们两家的性命！尤其是连累表哥一家人……”

　　“你要杀他，先杀我！先杀我！”表婶是疯了，她的头发披散了，泪流满面，喉咙嘶哑，居然拚命的抢过了孩子，孩子能够呼吸，就更大声的哭了起来，父亲立刻抱住表叔，表叔还要挣扎着去抢孩子，父亲沉着嗓音喝阻着：“够了！如果日军要发现我们，这样一闹，他们已经发现，你杀他也没用了！”真的，在这一时间，孩子哭叫，大人吵闹，表婶狂喊，表叔怒吼……什么声音都有过了，我们大家彼此注视着，父母脸上，都有着听天由命的平静。而忽然间，那婴儿却止住了哭声，柴房里顿时又鸦雀无声了。同时，靴声清脆的停止在柴房的前面。“打开门！”是日军的日本国语。

　　“啊呀，老天爷！”是老农夫的太太，那从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在唉声叹气的叫着：“连茅厕都要检查呀！”她用手推门，声音又平静又自然：“门都没有闩，能藏得住什么人？”

　　“我至今还在想，那老太婆真该得最佳演技奖。”

　　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们的心怦怦跳。但是，像奇迹一般，那日军用日本话叫了一句什么，就径自掉头而去。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日本兵是真的走了。难道我们那一阵哭叫和喧闹，他们会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和祖父以及表叔和表婶都瞪大了眼睛，不信任似的彼此注视着。然后，又一阵鸡飞狗跳，那些日本兵抓了许多鸡，一个军官一声令下，这队日军居然不可思议的走了，不可思议的放过了我们。

　　好半天，当外面完全平静了以后，老太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时却苍白着脸，又嚷又叫的说：

　　“老天爷！你们怎么弄的呀！小的哭大的叫，我放了一笼子鸡出来，赶得它们满天飞，才掩过你们的声音呢！”

　　我们彼此凝视，又一次厄运被逃过了，又一次灾难被避免了！我太小，还不能了解那种死里逃生的滋味。但是，当表叔知道危机已过，立刻就抱住表婶，不顾一切的，疯狂般的吻她，又抱过那差点死去的儿子，含着泪，满头满脸的乱吻时，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爱”，是多么复杂，多么珍贵的东西！如果说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大概就由于我自幼体会了太多的东西吧！

  

 

 

  

七、“中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知怎的，又和表叔一家分开了。父亲知道老佃农之处已不是藏身之地，事实上，整个衡阳县的境内几乎没有一块净土。我只记得，父母和祖父常彻夜商量，如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并且讨论又讨论，祖父是否和我们同行的问题，因为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如何能承受颠沛跋涉之苦？可是，把耿直的祖父留在沦陷区，父亲却怎样也不放心。这问题最后终于有了结论，祖父留下，我们走。于是，我们先要把祖父送回老家渣江去。记得我们全体化了装，穿着老佃农给的衣服，打扮成一家乡下人。不过，尽管父母都穿上了粗布短衣，但父亲的文质彬彬，和那近视眼镜，母亲那口北平口音，以及风度举止，都很难掩饰原来面目。不管怎样，我们又离开了佃农家，冒着被日军捉住的危险，往老家走去。这天是倒楣的一天！这天是充满了风浪与戏剧化的一天！

　　这天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天！

　　我们大约在动身后两小时，遭遇了第一批日兵。

　　“站住！检查！”日军吼着。

　　我们全站住了，这大约是日本兵来中国之后“必修”的一句中国话。以后我们遭遇了几次日军，都是用这句话来喝止我们的。带队的日本军官大踏步对我们走来，上上下下的打量我们，父母都不说话，以免暴露身分。那军官指着祖父，对手下的士兵命令了一句，大约是要搜查祖父。祖父的眼睛要喷出火来，却无法阻止日本兵在他浑身摸索。因为我们都化了装，那日本兵主要是想搜查有没有武器。既然找不到武器，他洗劫了祖父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就轮到了父亲。

　　这批日本兵没有为难我们，只是，他把祖父和父亲身上所携带的金钱全洗劫一空，就挥手命令我们离去。我们默默的走着，祖父、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沉默，使我们三个孩子也静悄悄的不敢吵闹。那时，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只觉得日军是一群令人恐怖的劫掠者。但，对于父母们那种受异族迫害的耻辱及愤怒却无法深深体会。（直到我长大后，童年点点滴滴的回忆，才带给我更深的感受。）

　　中午时分，我们遭遇了第二批日军。

　　“站住！检查！”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日本兵，同样第一个搜查祖父，同样再搜查父亲。所不同的，是祖父和父亲身上找不到金钱了。但，那日军却在祖父身上找到一张写了字的十行纸，他看看，显然并不懂中文，又对祖父那身老农的装束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找不到什么嫌疑，他就抛开那纸条不管了。叽哩咕噜的，他用日本话骂了一大堆，就带着队伍扬长而去。父亲透过一口气来，才对祖父说：“爹，你那首诗就丢了吧！”

　　“不！”祖父简单而固执的说，把那张写满字的纸又郑重其事的揣回了怀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祖父所作的一首长诗，主题是忧国哀民，咒骂日军的。如果落在一个懂中文的日军手里，我们必被枪杀无疑。”

　　午后，我们“运气”真好，又碰到第三批日军。

　　“站住！检查！”父亲忍无可忍了，他翻开自己所有的口袋，把口袋底都拖了出来，愤愤的说：“你们要检查几次？身上的东西，早被前面检查的人拿走了，再也没有东西了！”那日军不见得懂中文，但是，他懂得了父亲的意思，知道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更明显的，是知道我们这疲倦的，老老小小的一家人，身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搜刮了，于是，他又放走了我们。

　　一天里遭遇三批日军，使我们深深明白，整个乡间已遍布日军了。对我们来说，这天还是幸运的，因为这三批日军都志不在人而在财，除了抢劫以外，没有发生在山沟里那种掳人的恐怖事件，也没有被识穿本来面目，在不幸中，这已是万幸了。黄昏时分，我们已走得又饿又累又渴，再加上随时可能听到那声“站住，检查”的声音，使我们都精神紧张而心力交疲。小弟弟开始哭，父亲只得背着他走。当夕阳衔山，晚风拂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越走越荒僻了，乡间四顾无人，只有山林树木，四周安静得出奇。在遇过三次日军的吆喝与跋扈之后，这份“安静”居然也使人惴惴不安，尤其是在这暮色渐浓，山树模糊的景象里。

　　我们走了一大段山路，什么人都没有碰到，连个农家和茅屋都没有，父亲怀疑我们已迷路了。大家□徨四顾，犹豫不决是否往前走，尤其，前面是不是没有日军占领？正在磋商而举棋不定时，忽然间像天神下降般，我们迎面走来了一个乡农，这农夫一目了然就是湖南乡间那种最老实憨厚的乡民，他大踏步而来，手上拿着一枝竹枝，肯上背着两个叠起来的竹篓，通常，是农夫们用来装鸡鸭或红薯的。

　　父亲和祖父都兴奋了。有什么事比迷路在荒郊野外——

　　遍布日军的荒郊野外——时，遇到一个自己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更令人兴奋和快乐的呢？祖父拦住他，几乎是喜悦的问：“你从前面来，有没有遇到鬼子呀？”

　　那农夫瞪眼望着祖父，似乎不了解祖父在说什么。湖南人一向称日本人为“鬼子”。父亲怕那乡下人误会我们的来路，又重复了一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们在逃难，前面有没有日本人？”

　　那农夫的眼光从祖父身上移到父亲身上，他没有笑容，湖南民风憨厚，最爱交友，对陌生人也是笑容满面的。他慢吞吞的放下背着的竹篓。父亲觉得不对劲了，拉拉祖父，说：

　　“我们走吧，别问他了！”

　　那农夫迅速的拦住了父亲，用标准的国语，厉声的说了一句：“不许走！站住！检查！”

　　父亲母亲都呆了，祖父的脸色也顿时大变。我们三个孩子，虽然懵懂无知，对这“站住，检查”四个字已经十分敏感，就也都怔住了，呆呆的望着那个农夫。在这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这农夫和我们一样化了装，他不是普通的乡下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为日本人做事的知识分子。是的，他是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恶更可怕的中国人，日本人到底是为他们的天皇打仗，这中国人却为日本人来打中国人，这是一个——汉奸！那“农夫”用手指着祖父：

　　“你站住，我先检查你！”

　　每次都是先检查祖父！祖父瞪视着那“农夫”，忽然间爆发了，他高昂着白发萧萧的头，坚决而果断的说：

　　“不行！我不给你检查！日本人检查我，我无可奈何，你，中国人！不行！我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把地上那垒着的竹篓打开，里面没有鸡鸭，没有红薯或任何收成，只有一堆稻草，稻草上，赫然是一把手枪！

　　“很好，”那“农夫”拿起手枪，对祖父扬了扬：“听你的语气，就知道你的身分，农人？你是个老农夫吗？不给我检查？你身上藏着什么吗？”

　　祖父的脸色更难看了，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注视，空气好沉重好紧张，我想着那张写着字的纸，望着祖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忧那张纸，一个中国人，他会认得中国字！“你不许碰我！”祖父严厉的说：“今天我们已被三批日本鬼子检查过！我再也不被中国人检查！”

　　那“农夫”大大的发怒了，他吼着：

　　“不检查，也行，我马上枪毙你！”

　　他舞动着手枪，样子是完全认真的，绝非虚张声势。祖父挺直了腰，更坚决，更固执的说：

　　“你枪毙我，我也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举起了枪，父亲立刻扑过去，拦在祖父面前，急急的说：“爹，让他检查吧，你就让他检查吧！”

　　“不行！”祖父斩钉截铁的说：“我宁可死，也不给他检查！”他望着那“农夫”说，“你枪毙我吧，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

　　“你是个顽固的老头，嗯？”那“农夫”有些困惑的看着祖父：“我只要检查你，并不想要你的命，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是的，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查吧，请您让他检查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查，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吧！”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着跑过去抱着祖父的腿，一个劲儿的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着祖父，哭着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着我们，却依旧固执的嚷着：

　　“不检查！不检查！不检查！”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着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着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查我们吗？”那“农夫”凝视着父亲，轻轻的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中国人”三个字，我总是迷惘的想着，那“农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没天良的“汉奸”？还是个有人性的“中国人”？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

　　于是，我知道，即使一个“坏人”，也有一刹那的“良知”，即使是“汉奸”，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八、夜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们一个个的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钩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入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着，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箩筐中，只有一个装着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着走。

　　自幼，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箩筐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箩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着，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着。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的“摸黑”进行，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着全黑的衣服。

　　不敢走大路，我们穿小路往前走。两个挑夫显然对路径很熟悉，对日军驻扎的区域也很熟悉，大约他们并非第一次送人出沦陷区。这次我们雇用他们，却不止于送出沦陷区，还要一直把我们送到广西境内，听说，到了广西，就有难民火车，可以到桂林。我们的路线，是乘湘桂黔铁路的火车，越过广西，穿过贵州，再赴四川。多么一厢情愿的打算！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竟整整走了一年之久！当我们在一年之后，终于抵达重庆时，正是家家鞭炮，户户欢声，大街小巷，一片旗海，抗战胜利的时候了。

　　在暗沉沉的夜色里，我们这一行人悄悄的、小心翼翼的往前移进。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走在路上，而是穿过一人高的稻禾，从田里面走过去，那分开稻禾的沙沙声，以及偶尔踩到一块碎木的破裂声，都足以使我们胆战心惊。从衡阳沦陷起，我们似乎一直有逢凶化吉的运气，这穿越火线的一关，是不是也能安然度过？我想，父母一点把握也没有。支持我们做这样“壮举”的只是父母的那份决心与勇气而已。

　　那种“夜遁”的日子只有几天，白昼，我们会被好心的乡农所留宿，夜里，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箩筐里的旅行一点也不舒服，两腿盘坐久了，就酸麻无比。因而，一路上，我们孩子们总是要求“下来走一走”，孩子的腿短步子又小，进度缓慢。所喜的，是这段路程，我们始终没有遇到过日军。但，我们所经之地，已遭日军蹂躏过的村镇却不在少数。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小女孩——小娟。

　　怎样“捡”到小娟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好像是我们听到哭声，追踪而至，她正躺在田里哭泣。她大约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大一点，父母把她抱起来，她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在简短的对话里，我们已知道她父母双双遇害，他们遭遇到一批残暴的日军，在乡间滥杀无辜，她侥幸逃开毒手，孤身飘零，而饥寒交迫。她带哭带说，浑身泥泞，我却大大的“激动”起来，自幼，我就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

　　“妈妈，我们带她一起走！”我说。

　　那女孩用一对渴求的眸子望着母亲。至今，我对那乌黑的、期望的、无助的眼神仍念念不忘。母亲叹口气，没说什么，却把那孩子揽进了怀中，为她拭净了嘴脸，又找出东西给她吃。我把这种举动看成了“默许”，于是，我兴高采烈的让出了我的箩筐（反正我已坐得腿发麻）。我在她身边走着，悄声的，絮絮叨叨的安慰她，在我的心目中，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将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因为，她已没有家了。在战争中，收留捡到的孩子是常有的事。

　　一夜之间，我和小娟已成为了好友、姐妹、及亲人。凌晨，我们投宿在一个农家。母亲给她洗了澡，换上我的衣服，受伤的地方也搽上了药。于是，我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我挽着她，头靠着头，肩并着肩，就这样亲亲热热的睡了。

　　那天我睡得不安稳，依稀恍惚的听到，父亲母亲一直没有睡觉，而在研究路线，似乎，当夜我们就可以穿出日军的火线，走出沦陷区了，因而，他们特别紧张，也特别兴奋。然后，他们在讨论捡到的女孩，讨论了很多很多，什么人性、现实、经济、自身难保……我听不懂，后来，我睡着了。

　　迷糊中，我被母亲摇醒了，我坐起身子，母亲轻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吵醒小娟。我睡梦朦胧的被穿好衣服，带出农舍，天上无星无月，又是一个暗沉沉的夜！直到我坐进箩筐中，我才陡然惊醒了过来。我挣扎着站起身子，惶惑的嚷着：“妈妈，你们忘了小娟了！”

　　母亲按住我，她试图对我说明白：

　　“凤凰，我们没有办法带小娟一起走，我们要走的路太长了，已经自顾不暇，实在没办法再多带一个小孩！这家农人认得小娟的舅舅，我已经留了钱，托他们把小娟送到她的亲人家里，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

　　“可是，妈妈……”我慌乱的喊：“小娟以为我们会带她一起走的！你也答应了的……”

　　“孩子！”母亲长叹了一声，满脸凝肃。“你要懂事一点！”

　　我不敢再说话了。坐在箩筐中，我们开始了前进。箩筐颠簸着，四周寂然无声，我们涉过小河，穿过稻田……夜风带来深深的凉意。我瑟缩在箩筐里，悄悄的哭泣着。孩子的感情多么奇怪，离开祖父时我没哭，离开小娟时我却哭了。我哭了很久，因为，我总是想着，当小娟醒来后找不到我们，将多么伤心和绝望呢！（事后很多很多年，我才能体会父母毅然留下小娟的那份无可奈何。战争中，生死聚散，原是那样不由自主的事！）黎明时，我们穿过了火线。

　　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在父母欢欣雀跃中，我以为，前面都是光明大道了。怎料到前面还有重重困厄，和更多更大的风浪呢！

　　无论如何，我们结束了“夜遁”的时期，恢复了“晓行夜宿”的生活，开始一段长途的跋涉。那一路上，我始终依依怀念着那女孩——直到如今。

  

 

 

  

九、曾连长

　　曾连长，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人物！

　　曾连长，那是我们这一次逃难中，命运安排给我们的最大的奇迹！曾连长，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他，我们一家人的历史都必须改写！曾连长，曾连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当我们穿出了日军的封锁线之后，眼见的是宽敞的大道，耀眼的阳光，和一队队南下的中国军队。我们不必再偷偷摸摸躲日本兵了，不必再担心被捕和枪杀，天知道我们有多高兴！那些日子，我们孩子们依然被挑夫挑着，沿湘桂铁路的路线往广西走。但是，才走了几天，我们就发现情况完全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首先，这条路上已经少有难民，老百姓要走的早就走了，剩下的农民是根本不预备离开乡土的。（湖南人土观念极重，轻易不离故乡。）我们这挑着孩子，打扮得不伦不类的一家人，显得非常特殊。其次，我们正赶上了抗战史上的“湘桂大撤退”，各路驻守国军，正撤离湖南，因而整条马路上，有骑兵，有辎重，有步兵，有伤兵……一队一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这些国军行军速度极快，我们这家人却进度缓慢，杂在军队中前进，难免会妨碍行军。于是，牵牵绊绊，推推拉拉，我们一直被前面的军人往后挤，后面的军人往前推，经常弄得进退无据而狼狈不堪。母亲生平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没多久，就走得双脚都起了水泡，再两天，水泡磨破了开始出血，一跛一跛的显得极为痛苦。两个挑夫不堪负荷，也开始抱怨和提出辞意，父亲竭力挽留，一再提高他们的待遇。我们孩子在风吹日晒之下连日奔波，也逐渐困顿了下来。这样，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就在这艰苦的行程里，日军的轰炸机出现了，经常是一阵降隆机声，由远而近，然后呼啸着从我们头顶掠过。国军们虽在撤退中，仍然纪律严明，他们背上都背着掩护用的稻草，轰炸机一过来，他们就地一滚，就只看到一片稻草。日本飞机很少投弹，（它们多半是奉命去炸城镇的。）却偶尔会来上一阵扫射，那就相当可怕而触目惊心了。

　　危机越来越重，几天后，我们得到消息，日军正沿湘桂铁路追打过来，国军奉命保全实力，尽量撤向广西，而避免正面交战。于是，军队的行军速度更快，我们夹在军队中，也更加行动不便。国军作战之余，饱受风霜之苦，难免都脾气暴躁而易怒，当我们妨碍了行军时，各种吆喝也纷纷而至：

　　“让开！让开！老百姓别挡住军队！”

　　“你们不会走小路？一定要妨碍行军吗？”

　　“你们懂不懂，军队为你们老百姓打了多少仗？你们还在这儿碍事！”我们被推前推后，说不出有多狼狈。

　　这样，一天中午，敌机又隆隆而至，军人们都伏下身来，辎重和马匹也被牵往隐蔽的地区。我们一家人没有掩护，就都避向山腰底下的一棵大树下面，站在树下，眼看那些敌机一架架的掠过头顶。在那大树底下，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军官，带着辎重也在那儿掩蔽。其中有一个军官，一直对我们不住的打量着，他手里牵着一匹马。说实话，我对那军官的注意力远没有那匹马来得多。那马是褐色的，高大而魁梧，鼻子里不停的喷着气。父亲看着敌机掠过，看着满路的军队，又看看委顿不堪的我们，忽然叹口气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穿着一身农装的父亲，一句话就泄了底牌。那军官把马绑在树上，对我们大踏步走来，望着父亲，他问：

　　“你们不是普通农民吧？”

　　对中国军官，父亲不需要掩饰身分，他坦然回答：

　　“我是一个教员。”“教书的老师？”那军官眼睛一亮，又望望母亲：“那是你太太？”“是的，她也是个教员。”父亲说。

　　“哦！”那军官黝黑的脸庞上涌起了一片肃然起敬的神色，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们，简单明瞭的问：“你们要到什么方去？”“四川！”“四川？”那军官像听到了什么希奇古怪的话一般，讶然的大叫了起来：“你知道那有多远？”

　　“我知道，”父亲冷静而坚决。“离开家乡，我就知道这是条多远的路，但是，我必须走！我不能留在沦陷区，让日本人侮辱！”那军官紧紧的盯着父亲。我这才注意到他，方面大耳，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看来和他那匹马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典型的，粗壮的军人！一个典型的，抡枪打仗的军人！他对父亲不解的注视着，我想，他一生也没看过像父亲这种书呆子。好半天，他才问：

　　“你预备就这样挑着孩子，走到四川吗？”

　　“有难民火车，就搭难民火车，没车，就走了去！”

　　那军官重重的摇头。“你们走不动！”“走不动也要走！”那军官又蹙眉又怀疑，他仔仔细细的看父亲，又研究着我们，忽然说：“你们读书人真奇怪，我没念过书，生平就佩服读书人！这样吧，让我指示你们一条路。像你们这样混在军队里乱走根本不是办法，我注意你们已经很久了，目前我们在撤退，军队情绪坏，脾气坏，你们迟早要惹麻烦！现在惟一的办法，你们找广西军队，让他们保护你们往广西走，广西军队的路线和你们相同，有军人保护，你们不至于受欺侮，也不会落后，这样，或者能走到目的地！”

　　“广西军队？”一直不说话的母亲插了进来。“这么多军队，我们怎么知道哪一队是广西军队？”

　　“我就是广西军队。”那军官推推帽子，忽然朗声的说：“你们如果愿意，我保护你们到广西！”

　　这一下，父母都呆了，他们面面相对，彼此交换着目光。乱世之中，人心难测，父母必须面临一个决定，这军官，是好人？是坏人？很快的，父亲下了决心，他伸出手去，坦然的，诚恳的说：‘我姓陈，陈致平，我们诚心接受您的帮忙。感激您的热心！”那军官用大手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热烈的摇着，爽朗而愉快的说：“我姓曾，名彪，第二十七团辎重连的连长！”

　　这就是曾连长！从此，我们成了他保护下的老百姓，跟着他的军队走，吃他的军粮，喝他水壶里的水……曾连长，他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十、骑马

　　和曾连长同行的那段日子，是令人刻骨难忘的。

　　首先，曾连长发现母亲的脚跛了，父亲也步履蹒跚，他立即命令手下一位排长把他的马让给母亲骑。那排长姓王，是位和气而服从的好军人。他把马牵了过来，母亲一看那又高又大，直甩头，鼻子里直喷气，蹄子直踹土的庞然巨物，就已经吓坏了。拚命摇着头，母亲说：

　　“我走路！我宁愿步路！”

　　“不行！”曾连长皱着眉，命令的嚷着，完全把母亲当成他手下的“军人”，他横眉竖目，十分威严。“非骑马不可！上去！”母亲不敢不“听命”，只好压抑着恐惧心，乖乖的往马背上爬，她才碰到马鞍，那马认主人，一声长嘶，吓得母亲回头就跑。军人们忍不住都笑了，曾连长却丝毫不笑，对母亲严厉的看着。于是母亲又乖乖的走回那匹马身边，在王排长的扶持帮忙之下，好不容易总算爬上了马背。可是，才坐直身子，那匹马又一声长嘶，背脊一耸，前蹄直立，吓得母亲尖声大叫，抱着马脖子，死命不放。这一下，连曾连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摇摇头，示意王排长把母亲搀下马背，拉过他自己的马来，他简单地说：

　　“换马！”

　　原来他自己那匹马十分驯良，母亲坐上去之后，它丝毫没闹脾气。但是，母亲仍然战战兢兢，脸色发白，于是，连长又派了一个士兵，帮母亲牵马，并且，“负责保护陈太太的安全！”他自己却骑了王排长那匹劣马。后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对他自己那匹马，是十分珍爱的，轻易不肯让给别人骑。我们就这样跟着曾连长走了。两个挑夫仍然负责挑我们孩子和行李。一经上路，我们才发现行军的速度和我们那慢吞吞的走走停停完全不同，他们可以一连走数小时不休息，而且包括“夜行军”。深更半夜，也可能突然开拔。这样走了两天，两个挑夫开始怨声不断，对父亲表示，他们决定不干了。父亲只是软言相求，希望他们忍耐一点，无论如何要挑下去，两个挑夫猛烈的摇头，不停的说：

　　“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回家了！这笔钱不好赚，我们不干了！”父亲怎么说好话都没用，两个挑夫执意不做，就在纠葛不清的时候，曾连长大踏步走来，一声怒吼，大嚷着说：

　　“不干了？谁允许你们不干？事先讲好到广西，没到广西之前，你们敢不干？”两个挑夫看到曾连长就害怕，畏缩着不敢多说什么，其中一个仍然在念念叨叨的低声诉苦，曾连长“啪”的一声，手重重的按在腰间的手枪上，竖着眉毛问：

　　“哪一个要不干？”两个挑夫再也不敢开口了。当天，我们仍然往前行走着。黄昏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吃饭。军队都有伙夫，专管做饭，随时随地，就可以搭起炉灶来煮饭吃。吃饭时，一个挑夫露出他肩头的肌肉来察看，父亲才赫然发现他肩上已磨掉了一层皮，正流着血。父亲不禁恻然满面。曾连长站在一边，也看到了，他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当军队再度要开拔的时候，曾连长却牵了一匹马过来，对父亲说：

　　“陈先生，你带你女儿骑马，挑夫的负担必须减轻！”

　　父亲欣然从命，不为了自己，而为了挑夫。于是，父亲也被送上了马背，我仰头望着父亲，对他骑马的姿势不太信任，他颤巍巍的坐在那儿，样子一点儿也不“威武”。曾连长把我抱到父亲前面，让我坐在父亲怀里，问：

　　“行不行？陈先生，你会不会骑马？”

　　“没问题，”父亲愉快的说：“我不是我太太……”

　　父亲的话没完，那匹马突然一甩头，又一蹶屁股，我只听到父亲大叫一声“哎哟！”就抱着我从马背上直滚了下去，我尖声大叫，接着就重重的摔在地上，父亲在我身边直叫哎哟，我却吓得放声大哭，母亲慌忙抱住我检查有没有受伤，而四周的军人却爆发了一场哄然大笑。还好，我没摔伤，只是吓坏了，父亲也没摔到什么筋骨，站起身来，他讪讪的对曾连长说：“看样子，这马对我没什么好感！”

　　曾连长哈哈大笑：“陈先生，念书，你行！骑马，你不行！”

　　说完，他翻身上了马背，对我说：

　　“跟我骑马吧！”我拚命摇头，往母亲怀里缩。“我不像你爸爸，我不会摔着你！”曾连长对我嚷着，下了马，不由分说的一把抱住我，就又跃上了马背，我连怎么上去的都不知道，就已经稳稳的倚在他怀里了。他用手臂环绕着我，对我说：“怎么样？很稳吧？”

　　我不说话。在我童年的印象中，这位曾连长是个使我又敬又畏的人物，他威武而神勇，粗犷而凶猛，我实在有些怕他。他不再问我什么，一拉马缰，他大喝一声：

　　“准备——开拔！”就带领着整队人马，往前行去。我坐在那儿，山风吹着我，马背上一颠一簸，腿伸得直直的，说什么也比坐箩筐舒服。想想麒麟和小弟都想骑马，曾连长却选了我，我心里不禁得意起来，把刚刚摔的那一交也忘了。悄悄的，我回头去看曾连长，立即，我接触到他的眼光，原来他正对着我笑呢！

　　“我有两个儿子，”他对我温和的说：“就是少个女娃娃！所以，我喜欢女娃娃！”我笑了，没说话，童年的我又安静又害羞。

　　“以后，你都跟我骑马！”

　　于是，从这天起，我不再坐箩筐，我都跟曾连长骑马，羡煞了小弟，气坏了麒麟。而，这一项安排，竟使我和弟弟们，在以后的一个大变故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十一、大风坳

　　后来，我们开始翻越“大风坳”！

　　大风坳是一个山的名字，这名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深刻、极惨痛的印象。那时候，我们已在湖南边境，正朝向广西进军，虽然有好几条大路可去，但路途遥远，并且日军又节节进逼，情况十分危急。曾连长细细研究地图后，翻越“大风坳”是到广西的一条捷径。军队中有向导，但他们也没有翻越这座山的经验，当地人用“上七下八横十里”来描写这座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真正知道，只知道这是一座奇怪的山，荒芜之至的山，毒蛇猛兽密集的山，总之是一座没有人能翻越的山！

　　但曾连长所决定的，绝不改变！

　　他把马队集中起来，他领先率马队在前面开路，步兵和辎重跟在后面。我母亲本来也有一匹马骑的，那时候，也得把马让出来，给精于骑术的兵士前去开路。

　　我还是骑在曾连长的马上，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我颇有些骄傲和兴奋，因为不必像弟弟们那样盘膝坐在箩筐里，可以坐得正正的，任两腿伸得直直的，并且还是开路的先锋呢！但一上山，我的骄傲与兴奋一下子全给扑灭了！山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曾连长和其他骑士穿了长裤和高高的马靴，我穿的是短裙，裸露的两腿被锋利的草缘割出无数伤口，曾连长全心带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件小事，我虽然疼痛不堪，却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咬着牙，哼也不哼，我觉得，骑在马背上的人是不能流泪的。

　　我们从清晨出发，虽然据说上山只有七里路，但走了好几小时，还没到达山顶。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军人们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山上遍布荆棘石砾，没有水源。大家随身携带的水壶都已喝光了。山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峻，烈日越来越炙热……有位士兵晕倒了，引起一阵骚动，曾连长这才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把我抱下马来，吃惊的发现我两腿上的伤痕，他大惑不解的瞪着我说：“被刺成这样子，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他永远不会了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像个神。我怎能在一个“神”的身边，还呻吟叫痛？

　　他叫医官为我敷药，又解下他的水壶给我喝水。他的水壶还是满满的，一路上，所有的士兵都把自己的水壶喝干了，只有曾连长，始终没动过他那个水壶。我喝了两口水，知道此时水比什么都珍贵，不敢多喝，就把水壶还给了他。他还是没喝，把水壶递给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也只喝了一两口。曾连长再把水壶递给那晕倒的士兵，等水壶终于传回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已涓滴不剩！

　　曾连长，这奇怪的军官，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所崇拜的男子汉，都是曾连长这种人物。若干若干年后，我写《六个梦》，其中有一篇《流亡曲》，就以曾连长为范本来写的。话说回头，那艰苦的行程，又开始了。

　　山更陡，无路的荒山上横亘着无数大石块，大家连走带爬，马的进度往往比人还慢。士兵们不叫苦，但都已委顿不堪。曾连长已经下了马，牵着马走，马上坐着我，还着一些行囊。此时，有个身背辎重的工兵，眼看着步伐蹒跚，又快倒下去了，曾连长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卸下那工兵的辎重，回头看看已不胜负荷的马背，他就把那份辎重，全背到自己背上去了。下午，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

　　我们站在山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望着山的下面，大家都怔住了。接着，所有的军人，全都欢呼起来了！

　　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峨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着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着，蜂拥的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的冲下山，冲向河流。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着水、溅着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

  

 

 

  

十二、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河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着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查，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的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驻扎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

　　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的等天亮。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的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着。我咬着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着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着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么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着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的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着说：“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着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着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着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的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一面，就挣扎着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的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着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的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的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的、失魂的，眼看着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

  

 

 

  

十三、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的，很下意识的，很安静的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着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慑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的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我们机械化的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的凝视着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不行！”父亲流着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的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的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父亲也哭了。我们一面哭着，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着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的向河水中走去，慢慢的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的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的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着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的坐起来，怔怔的看着母亲。母亲流泪说：“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着，哭成一团。突然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着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着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的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十四、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着，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着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着，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的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那一整天，我们就走着，走着。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啜泣着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着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彷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惟一入口的道路上，却站着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的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导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的说：“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拚命到底的。检查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你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着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的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的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的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父亲愕然的望着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着父亲的肩膀，热烈的说：“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留下来！”老县长激烈的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的，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的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的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的望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着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的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的对父亲说：“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的笑了，诚恳的说：“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的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的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着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的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的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

  

 

 

  

十五、难民火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着人，人挤着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像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道道地地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这，就是难民火车。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着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着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着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着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着：“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着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着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急促的嚷着：“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的大跳大叫，夹杂着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的嚷着：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着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

  

 

 

  

十六、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股的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的问。“你的身分是什么？”父亲惶急的解释着，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的狂叫了一声：“曾连长！”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的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着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着。“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着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着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着眼睛，举着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着，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的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的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十七、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的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的团聚！喝它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

  

 

 

  

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十九、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炊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豌豆。那一小瓶辣椒豌豆，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豌豆，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的大家分食。如果辣豌豆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像。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像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桨，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入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连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着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的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人在岸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着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着身子，拚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南北或西东。

　　

　　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

  

 

 

  

二十、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着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入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的等下去。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着，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秤，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秤来秤去秤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秤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是唯一的一笔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

  

 

 

  

二十一、瞿伯伯

　　然后，我们认识了瞿伯伯。

　　在我们这一路的流亡生涯中，真认识了不少奇异的人物，像曾连长，像老县长，像萧先生……现在，我们又认识了瞿伯伯。瞿伯伯是个“人物”！

　　瞿伯伯原是广西大学的一位职员，大约四十岁左右，带着太太和三个女儿，一家也是五口。他们跟着广西大学撤退到榕江，广西大学解散了。有的教职员留在榕江，有的就近去投奔亲友，而我父亲呢，却坚持要携家带眷，走到四川去！虽然我们现在已到贵州，离四川还有段距离呢！带着稚龄儿女，要翻山越岭，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父亲执意要走，无独有偶，瞿伯伯也执意要走！

　　瞿伯伯说，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走，彼此都有个照应，就不那么孤单了。瞿伯伯说，两家孩子，还可以交朋友，说说笑笑，就走到四川了。瞿伯伯还说，他有很多谋生技能，不怕没饭吃！瞿伯伯最后又透露：他有一项秘密本领，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还能治百病……原来他笃信我佛如来，会念“大悲咒”，还会念“金刚经”！

　　于是，我们一家就和瞿伯伯一家，联合在一起，继续了以后这段行程。这段路线是怎么走的，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沿途妙事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有瞿伯伯在，几乎没有任何时候是“乏味”的。这一路上，难民极多，大家都是把行李扎好后，连锅盘餐具用扁担挑在肩上走，这样，才能随时随地停下来烧锅煮饭。我父亲本来不可能去挑担的。但是，人家瞿伯伯都挑了，我父亲就不得不挑了。何况，瞿伯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励：

　　“挑担有什么难？只要是男人都会挑！用一点体力而已！你尽管挑，我帮你念金刚经，有我念金刚经，你一定挑得平平稳稳！”于是，我父亲就挑起担来了。挑担这玩意，说来容易，事实上可不简单，打包要技术，重心要平衡，我们真担心父亲一介书生，是不是能吃得了苦！但是，他真的把担子挑起来了，也真的走了不少路，只是人家走五步，他走十步，人家走直线，他走曲线。走得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走得瞿伯伯嘴中喃喃念经念个没停。好不容易走到黄昏，到了一家废弃的大院子。许多难民都到这院子里去过夜。院子的围墙有个大缺口，可以从缺口处抄近路直接进院子，否则就要绕好长一段路从大门进去。那缺口堆满砖头瓦片，高低不平。我们前面有个挑担的难民，为了走缺口而摔了一大交，把瓶瓶罐罐都摔碎了。所以，母亲叮嘱说：“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们还是走大门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不会摔！”我父亲居然“神勇”起来了。“你看我一路不是挑得好好的吗？”

　　“是啊！”瞿伯伯在一边接口：“你尽管走缺口，有我呢，我帮你念经！”于是，我父亲就大踏步的跨上缺口，瞿伯伯大声的念经，说时迟那时快，扁担的两头摇晃得像个疯狂的钟摆，只听到一声啷啷啷的巨响，父亲已倒在破砖残瓦中。我们真吓坏了，都扑过去扶父亲，他哎唷唷的爬了起来，居然没有摔伤，只是我们惟一的那个饭锅，已破成两半，碗啊筷啊的碎了满地。瞿伯伯在旁边惊魂甫定的拍着胸口：

　　“你瞧！幸好我帮你念金刚经，全身都没伤着，否则，不摔断一条腿才怪！”那晚，我最后的记忆，是母亲用半片锅炒菜给我们吃，我们用半片碗盛饭吃。

  

 

 

  

二十二、捡柴

　　碗盘都摔碎之后，对父亲而言，倒是减轻了一项大负担，他不需要再挑担了。我们把行李化整为零，每人——包括我，背上背一个小包袱，其余的剩下东西，扎一个大包裹，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的背上，常常要背我小弟弟，所以只好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行程，既慢又苦，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常常要我们孩子们去捡柴。这真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又痛苦的事——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六岁大的女孩而言。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往往找到了又抢不过别的大孩子，即使捡到了也常被男孩子们抢了去。我在捡柴的任务中，屡屡败北。

　　但是我知道，我非捡到柴不可，否则就煮不了饭！没有饭，大家就得挨饿，所以我常常拚命地去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天，经过了一个锯木厂，父母叫我去捡废材和木屑，但是也有很多别的孩子也在抢那些废材。我实在捡不到柴，正在着急，却发现一堆劈得好好的木柴，不管三七廿一就拿。但拿不了多少，就被人逮住了。那人很生气、很凶，问我为什么要偷他的木柴，我吓坏了，却不肯把柴还给他，那人看我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他说：

　　“只要你唱一个歌，跳一个舞给我看，就把这些柴送给你。”我全身都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跳舞的细胞，但是我还是一面跳舞，一面唱歌：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会唱的歌，我一面唱，一面忍住泪。

　　我在前面的故事里曾经提到过一面小锦旗，当初为了要那可爱的小锦旗，我记得也曾在我父亲的同事们面前唱歌、唱的也是这首歌。不过那时候，唱得很高兴，唱完了大家鼓掌，我真快乐。唱完后，得到那面锦旗，更是乐不可支。

　　尽管唱的是同一首歌，我这次的感受可真难过极了。唱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面失去的小锦旗，和失去的欢笑，唱着唱着，终于唱哭了。哭得那个人也不忍心再逗我，才放了我！

　　这小小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中，印象极为深刻。我曾经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名叫《舞》，就是写这段遭遇和心情。

  

 

 

  

二十三、一个猪头大家啃

　　捡柴是孩子们的事，找食物可是大人们的工作，事实上，兵荒马乱的时候，这可真是难如登天的工作，我父亲和瞿伯伯总是分头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十分荒凉的小村，大部分人家已弃屋他去，留下两、三户人家，也是门窗紧闭，给我的印象仿佛到了一个鬼村。

　　父亲和瞿伯伯把两家妻小安置在一个破烂的土地庙里，就分头去找吃的。那时候，天昏地暗，他们又没有什么手电筒，点了“火炬”，眼看着他们的火炬愈离愈远，真是担心极了，恐怖极了。不知等了多久，好像等了一辈子似的，总算瞿伯伯回来了，火炬已熄，大家听到叹息声，心中都知道他已徒劳往返。

　　大家既担心我父亲，却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瞿伯伯又开始一个劲儿的念经，什么大悲咒、金刚经，一遍又一遍，没完没停，如果那些经声真能充饥的话，足以撑死我们这一群人！在瞿伯伯的经声中，在焦急的期待中，我父亲翩然出现了，看他那副兴奋昂扬的样子，就知道他大有收获。

　　父亲抱回了一个大大大大的猪头！

　　记得我从小就会念一首儿歌：

　　

　　巴巴掌，油馅饼，

　　你卖胭脂，我卖粉，

　　卖到卢州蚀了本，买个猪头大家啃，

　　啃不动，丢在河里兵兵硬！

　　

　　那个猪头可真不容易啃，（等不及煮得很烂啊！）但大伙儿怎舍得把它丢在河里，大家还是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印象里，至少那锅汤是鲜美极了！我一生中很少尝到这样鲜美的汤！大家始终不知道父亲怎样弄来那个猪头，至少他的功劳大极了！但是瞿伯伯认为是他念经念来的！

　　瞿伯伯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既幽默又风趣，但信佛可一点儿也不含糊，他相信虔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例如：他有一个十岁大的女儿，患了牙痛，腮帮子肿得红红的，痛苦不堪，瞿伯伯发现了，把女儿叫过来，很有信心，也很有权威地说：“牙痛？！没关系，我替你念经！”

　　他在她腮帮子上画了符就大声念起来，念了半天，问他的女儿说：“不痛了吧？”问得很有信心，很有权威。

　　我眼见他女儿痛得龇牙咧嘴，腮帮子肿得愈高了，她还是含着泪，喃喃地说：“好点了，好点了！”

　　瞿伯伯这下子可乐了，笑着说：“我说嘛，只要存心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

  

 

 

  

二十四、强盗与县长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那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个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的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突然，听到一声吃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掉，他们在等着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统统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着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的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又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

  

 

 

  

二十五、《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二十六、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

　　

　　劲节

　　

　　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着：“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二十七、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二十九、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爆，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的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的嚷：“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惟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的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份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着吵着，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着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的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的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着车窗，看着衡阳城迅速的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的看着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的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

　　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着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

  

 

 

  

三十、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入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俱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廓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欲狂了。她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

  

 

 

  

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现在，为了让这本书中有个“真实”的我，我试着来回忆那个时期的我！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生活是安定了，流浪的日子已成过去。（我在那栋日式小屋中，一直住到我出嫁。）但是，我的情绪，却一日比一日灰暗，一日比一日悲哀。当我安定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出生命里要面对的“优胜劣败”。原来，这场“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是如此无情和冷酷！我的心，像是掉进一口不见底的深井，在那儿不停止的坠落。最深切的感觉，就是“害怕”和“无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童年的我，虽然生长在颠沛流离中，虽然见过大风大浪，受过许多苦楚，但，我仍然能在苦中作乐，仍然能给自己编织一些梦想。尽管我显得早熟，有孤独的倾向，我还是能在我的孤独中去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少女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是渐渐演变的。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童年那断断续续的教育，到了第一女中，简直就变成了零。除了国文以外，我什么都跟不上，最糟的是数学、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零分，就是二十分。一女中的课业非常严，考上一女中的都是好学生。（我不知怎样会歪打正着的考了进来，对我而言，简直是祸不是福。）人人都应付裕如，只有我一败涂地。学校里的考试又特别多，从小考，到周考，到月考，到期中考，到期末考……简直是考不完的试。我知道人生像战场，你必须通过每一种考试。而我呢？就在学校教育这一关，败下阵来。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母都困惑极了，他们不相信我是愚笨的，愚笨的孩子不会写文章投稿。（对了，我惟一的安慰，是常常涂涂抹抹，写一些短文，寄到报社去，偶尔会登出来，我就能获得一些菲薄的稿费。）父母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不够用功，不够专心，不够努力。

　　我想，父母是对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写一篇稿，就是无法专心的去研究X＋Y是多少？我可以一口气看完一本小说，就是无法看懂水是由什么组成，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总之，我的功课坏极了，也让父母失望极了。

　　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那也就罢了。偏偏，小弟在学校中锋芒毕露。他不用功、淘气、爱玩……却有本领把每科学科，都考在八十分以上。麒麟脾气更坏了，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但是，考起试来，总算能勉强应付。小妹进了幼稚园，像奇迹一样，她展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才华，认字飞快，写字漂亮，能跳芭蕾，能弹钢琴……在进小学以前，就被誉为天才，进了小学一年级，她更不得了，无论什么考试，她不考九十九分，她考一百分。

　　父亲逐渐把他的爱，转移到小弟身上去。母亲一向强调她不偏心，总是“努力”表现她的“一视同仁”。但是，人生就那么现实。当你有四个孩子，你绝不会去爱那个懦弱无能的，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一天又一天过去，母亲越来越爱小妹，父亲越来越爱小弟。而且，他们也不再费力掩饰这个事实。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爱会流露在自然而然之中。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当初的一麟一凤，曾“喜煞小生陈致平”的，现在，已成为父母的包袱。

　　从小，我和整个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感情，比任何孩子都来得强烈。我热爱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渴望他们每一个都爱我。如今回忆起来，我那时对父母的“需要”，已经到达很“可怜”的地步。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初中二年级，我留级了。那年的麒麟就读于建国中学，正是母亲教的那个学校，是全省最好的男中。就像一女中是全省最好的女中一样。但是，整个学期，麒麟和同学打架，和教官吵架，在训导处咆哮，弄得全校师生，都到母亲面前去诉苦告状。

　　父母再也无法掩饰对我们两个的失望。把我们两个叫到面前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你们两个，都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够大，可以练习独立生活了。所以，从下学期开始，麒麟转学到台中一中去住校，寒暑假再回来。凤凰呢，就转学到彰化女中去住校！”

　　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自从和父母投河不死，在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我就认为我们这个“家”是牢不可分的。如今，父母居然要送走我们两个！十四岁并不够大，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却又足够了解“放逐”的意义。我不要走，我不想走，我也不要麒麟走。我真想对母亲呐喊哀求：

　　“母亲啊，别放弃我们！”

　　但是，我太“自卑”了，自卑得不敢说话。至于麒麟，他是男孩子，不像女孩这样纤细，这样容易受伤，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这对双胞胎曾谈起这次被“放逐”的感想，麒麟才告诉我说，当时他气极了！怄极了！满怀沮丧和不平。但是，他却因为这次的“放逐”，真的学会了独立。）于是，麒麟被送到台中去了。台中一中收留了他，从此，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台北。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麒麟不写信，我们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我呢？我被送到彰化去了，彰化在台湾南部，离台北好遥远。但是，彰化女中却拒绝收留我，因为初三是毕业班，他们不收转学生。这样，我就很意外的被打了回票。父母无奈何，只好让我继续留在一女中读书。

　　我终于留在家里了。但是，从此，我就失去笑容了。我变得那么忧郁，那么强烈的自卑，这种心态，我想，父母到今天都不曾了解。麒麟走了，我更加孤独。在学校里的功课，仍无起色，我的生命，苍白灰暗。这时，我写作，我拚命写作。少年不识愁滋味？谁说的？我的少年时期，却只有忧郁，我的“多愁善感”，与日俱增。写作，成为我惟一的发泄管道。

　　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二女中。麒麟从台中一中毕业后，考进了省立工专。因为工专在台北，麒麟又住回到台北来，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小弟也念中学了，他是建中的高材生，又画一手好画，父母特别为他请了师大美术系的孙多慈教授，教他画画。小妹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她每学期拿第一名，奖状奖杯，捧回家无数无数。父母也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舞蹈和钢琴。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之暇，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般的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着。书看多了，思想也多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我在教室中找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我在家庭中找生命的意义，更找不到了。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这种通知书我是经常拿到的，本就没有什么稀奇。可是，那天我的情绪低落，自卑感发作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不成功，不优秀，不出色，不可爱，简直一无是处！拿着通知书回到家里，却发现我那处处比人强的小妹，正坐在玄关抱头痛哭，父母一边一个，在想尽办法安慰她。我不禁大惊，慌忙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大事，哭得这么厉害？母亲叹口气，用充满怜爱与骄傲的语气说：

　　“她实在太要强了，她哭，因为考了一个九十八分，没考到一百分！”我目瞪口呆，揣在口袋里的通知书简直无法拿出来。但是，老师命令，明天一定要盖好章交回。磨磨蹭蹭，到了深夜，我终于拿了通知书去找母亲，母亲一看，整个脸色都阴暗了下去，她抬头对我说：

　　“你要我们做父母的，拿你怎么办？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像你妹妹？”我心中一阵绞痛，额上顿时冒冷汗。我冲出房间，冲到夜色深沉的街头，伏在围墙上，疯狂般的掉眼泪。那一瞬间，我又想起了东安城，弟弟们丢了，父母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死？童年的我，不早就踏进死亡了吗？如果那时死了，现在就不会这么孤独、痛苦和无助了！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这是我成长以来，第一次这样坦率的向母亲“告白”。如今，我已不能完全记起信中的内容，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段话：

　　

　　“亲爱的母亲，我抱歉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能带给你骄傲，只能带给你烦恼。但是，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母亲，我从混沌无知中来，在我未曾要求生命以前，我就这样糊糊涂涂的存在了。今天这个“不够好”的“我”，是由先天后天的许多因素，加上童年的点点滴滴堆积而成。我无法将这个“我”拆散，重新拼凑，变成一个完美的“我”。因而，我充满挫败感，充满绝望，充满对你的歉意。所以，母亲，让这个“不够好”的“我”，从此消失吧！”

　　

　　写完这封信，我找到母亲的一瓶安眠药，把整瓶都吞了下去。当我醒来的时后，已经是一星期之后了，我躺在医院里，手腕上吊着点滴瓶。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睁着一对红肿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我。我立即明白，另一个世界还不准备收留我！张开嘴，我痛喊了一声：

　　“妈妈啊！”母亲顿时抱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我们母女紧拥着，哭成一团。母亲哽咽的说：

　　“凤凰，我们以前曾经一起死过又重生，现在，我们再一次，一起重生吧！”我哭着点头，抱紧了母亲。心里疯狂般的喊着：对不起，母亲，我又把你弄哭了！以后，我一定不能让你哭，不论再发生什么事，我不要你哭！

　　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出院回家。父亲买了一个古筝送给我，庆祝我的重生。我很少收到父亲的礼物，觉得特别珍贵。虽然始终没学会弹古筝，却常常抱着那古筝，随意的拨弄。古筝的声音清脆，带着颤音，袅袅不绝。我每次拨弄古筝时，心里也震震颤颤、绵绵袅袅的浮漾着哀愁。

　　十六岁过去了。我苦涩的日子仍然没有结束。

　　（注：走笔至此，我心中依旧酸楚。很多人看到今日的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被命运之神特别眷顾的女人，拥有很多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是，谁能真正知道，我对“成长”付出的代价呢？）

  

 

 

  

二、绝望的“初恋”

　　我十八岁到十九岁这一年，在台北第二女中念高三。

　　我的家庭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父亲教了一辈子的书，此时终于教出一片美好的晴空。他的学生崇拜他，热爱他。他定期在大礼堂演讲，听讲的人挤破了大礼堂的玻璃门，每次都座无虚席。而且，他开始出书了，写“中华历史故事”。母亲辞去了建中的工作，全心全意协助父亲的事业。父亲写书，她负责出版，从校对到跑印刷厂，全是她的工作。每天忙忙碌碌，还要兼顾家务，我的母亲，实在是个肯吃苦、肯努力，要强好胜，而又十分能干的女人。

　　小妹依然是优秀的小妹，小弟依然是优秀的小弟。麒麟依然住校，不常回家。我依然孤独寂寞，生命里一片贫乏。

　　十六岁的事已成过去，在父母的记忆中逐渐淡忘。高三后我要考大学，母亲最着急的事，就怕我落榜！父亲是名教授，如果女儿考不上大学，那多么没面子！而且，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要怎么办？一个高中毕业生，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母亲在忙碌之余，几乎每天都要对我说一遍：

　　“你一定要拚出你全部的力量，以你的聪明才智，绝不可能考不上大学！万一考不上，不是你一个人的失败，是全家的失败！你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父母失望！”

　　我很忧愁，真的很忧愁。我不愿父母失望，不要让母亲哭。可是，我对那即将来临的大学联考，怕得要死。怕得夜里会做噩梦，梦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对我耻笑！陈致平的女儿，居然考不上大学！这个时期的我，已经不止是孤独、寂寞和无助，我还有很深很深的恐惧。我所热爱的写作已全部停摆，因为母亲说那会妨碍我的功课。至于屠格涅夫和莎士比亚，我更是碰也不敢再碰。每天捧着我看不懂的课本，我的自卑和害怕融为一体，紧紧纠结着我的心。

　　十八岁！是花样年华呀，拥有着青春的日子。我的十八岁，是如此暗淡无光。我消瘦、苍白、食欲不振、精神恍惚。面对镜子，我总觉得自己像个纸人，风吹一吹就会破碎。在学校里，同学给了我一个绰号，叫我“林黛玉”，顾名思义，就知道我是何等憔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国文老师，用他的怜爱和鼓励，一下子闯入了我心深处。老师足足比我大了二十五岁，他结过婚，妻子已经去世。他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当中学教员，已当了七年。他学问渊博，满腹诗书，带着中国书生的儒雅气质。诗词歌赋以至于书画篆刻，他无一不会。说实话，我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这种崇拜，是很容易变质的。他对我，是充满了怜惜之情，这种怜惜，也是很容易变质的。再加上，他也孤独，我也孤独，他正寂寞，我也寂寞。爱情一旦发生了，就不是年龄、身分、地位、道德……种种因素所能限制的。我带着一份崭新狂喜，体会到在这世间，我毕竟并不孤独！老师已走过一大段人生，深知这段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迷失在我们彼此的吸引里。他越要抗拒，越无法抗拒，越要理智，越无法理智。这段感情，夹带着痛楚挣扎，一下子就像惊涛骇浪般，把我们两个都深深淹没。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一定不对的！我知道这段感情如果给父母知道，我们一定是死路一条！我也想过，社会的舆论，人们的看法，学校的立场……我越想越怕。最怕的，还是这段感情，会给老师带来伤害，于是，我几度下决心的对老师说：“分手吧！就当我们从没有遇到过！”

　　笨呀！已经相遇，怎能当成从没相遇？已经相知，怎能当成从未相知？已经相爱，怎能当成从未相爱？分手失败，两人在苦海中载沉载浮。四十几岁的老师，比十八岁的我更加惊慌失措。这份绝望的爱，像排山倒海的巨浪，卷进了我的生命。我无法抗拒，无力挣扎。爱情带来的狂欢很快消退，剩下的就是煎熬和痛楚。我们两个，费力的将这段感情，严严保密。但是，学校里已经风风雨雨。老师诱惑女学生，罪名深重！女生爱慕男老师，不知羞耻！交相指责的声浪，压迫得我们难以抬头。爱情，爱情应该是甜蜜的，怎么我的爱情，这样痛苦！到了这个地步，两人痛下决心，再谈分手。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见也不容易，别也不容易，

　　相对两无言，泪洒相思地。

　　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聚散难预期，魂牵梦也系！”

　　这首歌所写的，正是当时我们的写照。

　　再分手，又失败了。老师常喝醉，醉了，就用泪眼看着我说：“为什么让我们中间，差了二十年！”

　　喝得再醉一点，他就说：

　　“二十年有什么了不起？当我八十岁时，没有人会说我不该追求六十岁的你！”喝得更醉一点，他就笑了：

　　“我哪里有四十岁？我根本没有四十岁。会为你这个小女孩如此疯疯癫癫，我的心态停留在十八岁！智商只有八岁！”

　　喝酒不能解决问题。他好多天滴酒不沾，让自己清清醒醒。然后，有一天，他抓着我的胳臂，用力摇撼着我，对我说了一番最恳切的话：“请你为了我，考上大学！这是你父母的期望，你一定不要让他们失望。等你考上了大学，你会认识很多你同年龄同阶层的男朋友，你一个个看过去，一个个接触，当大学四年后，你如果没有变心，我还在这儿等你！如果你变心了，那证明我们的感情，根本经不起考验！我觉得，我们两个惟一的前途，就是你大学毕业后的选择！到那时，你依然选我，你的父母、家人、社会、舆论……就都无话可说了！所以，”他用力的、恳求的说：“为我考上大学！为我不要变心！帮我，在你父母面前争一席之地！”

　　好绝望好无助的爱，好矛盾的老师，好可怜的我。于是，我们把计划定到五年以后，等我大学毕业的日子。那时，我们一定已奋斗出一片天空！但是，五年是多么漫长！考大学，考大学，考大学，考大学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真不敢去想，万一考不上大学，我的命运会如何？父母的反应会如何？我和老师的前途会如何？

　　我捧着书本，夜以继日的念。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把我的生命都拚在那些书本上！那些我始终弄不清楚的数字游戏，和那些与我毫无关联的西洋文字。有时，会捧着书本发起呆来：真不相信这些“X＋Y”有权利来决定我的爱情、我的前途，和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不懂。生命里有太多为什么，我都弄不懂。我却偏要去弄懂“为什么X＋Y等于Z？”我瞪着那些数字方程式，觉得每一个符号代表的都是讽刺。

　　命定的结果终于来临了。

  

 

 

  

三、落榜

　　我落榜了！所有的希望，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落榜变成了一无所有。足足有三天，我躺在床上，拒绝下床，拒绝吃饭，拒绝见同学，拒绝父母的安慰，我拒绝一切，只想死掉，只想马上死掉，把这一切的痛楚和失望，统统结束。

　　母亲坐在我床边，她又哭了。我总是让母亲哭！为什么我不能像小妹，永远让母亲笑？父母辛辛苦苦养育像我这样的子女，值得吗？值得吗？天啊，我真想马上死掉！

　　母亲强抑着她的失望，握着我的手鼓励我：

　　“凤凰，你才十九岁呀！来日方长。大学联考，年年都有，今年失败了，明年再来！明年失败了，后年再来！你总有考上大学的日子！只要不灰心，振作起来，继续去努力，我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母亲啊！你还要我明年再来？后年再来？你对我有信心，我对自己却没有信心呀！如果明年再失败，后年再失败……我必须一次一次去面对自己的失败吗？母亲啊，我没有你想像的那么优秀，没有你期望的那样勇敢……天啊，我只想死去，只想马上死去！小弟、小妹和麒麟，绕着我的床说悄悄话，小妹捐出她的零用钱，小弟和麒麟拿去买了我最爱吃的牛肉干、花生米和水果，三个人捧着食物，走到我床边来说：“姐，不要伤心了，考大学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反正你明年再考就好了嘛！来，吃点东西吧！”

　　我泪眼看我的三个弟妹，他们都优秀，惟有我失败！他们是父母的骄傲，我却是父母的耻辱！母亲说过，如果我失败，就是全家的失败！天啊！我竟连累全家的人，都坠入失败的深井里。这样一个害群之马，怎么还值得弟妹的尊敬和爱？我推开食物，什么都不要吃，我只想死去！

　　老师，他在哪里？当我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竟无法对我施以援手！不能公然走入我的家庭，不能来探视我，也不能来安慰我，这咫尺天涯，如同万仞千崖，他怎样也不能飞渡！五年计划，终成泡影。绝望的爱，毕竟只有绝望！我几乎不敢想到他，当我想到他时，我心泣血。为什么地球不毁灭呢？不不，全世界的人都好，惟有我罪孽深重。老天啊！让我死去吧！在我强烈的求死意志中，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积压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自卑感，被“落榜”的事实，像点火一样的燃烧了起来，一烧就不可收拾。我本身的忧郁，加上那无助的爱情，都把我推向毁灭的深渊。我写了一首小诗，寄给我的老师，作为诀别的纪念：

　　

　　“我值何人关怀？我值何人怜爱？

　　愿化轻烟一缕，来去无牵无碍。

　　当细雨湿透了青苔，当夜雾笼罩着楼台，请把你的窗儿开，

　　那飘泊的幽灵啊，四处徘徊，

　　那游荡的魂魄啊，渴望进来！

　　请把你的窗儿开，我必归来，与你同在！”

　　

　　然后，我又搜集了许许多多安眠药、镇定剂，和其他各种我能搜集到的有毒药片，一起吞下去了。

  

 

 

  

 

　　我总觉得人类是很脆弱的动物，别的动物都有皮、毛、角或鳞、甲、壳……的保护，只有人没有，一层薄薄的皮肤裹着血肉之躯，实在是单薄极了。但是，人的生命力却那么强韧！千方百计想死，这个死亡之门，我硬是挤不进去。生命真奇怪，自己一点主权都没有！既没有主权决定自己要不要“生”，又没有主权决定自己要不要“死”！父母操“生”的权，老天操“死”的权。或者，连“生”的权，也是老天操纵的吧！如果我不和麒麟结伴而来，说不定已被母亲“处理”掉了！我却偏偏是双胞胎！注定要来到这人间，挨过种种劫难！连“逃”都不许我“逃”！人生，不是太悲惨了吗？

　　当我又被“救活”以后，我快要让父母发疯了！三年里两度求死，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自己也快发疯了，生既无欢，死而何憾？为何求生不得，求死也无门呢！在我们大家都激动悲愤中，我和老师的恋情也曝光了！

　　那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震动。当母亲知道我居然被一个四十几岁的老师所“迷惑”之后，她的愤怒像一座大火山，迸发出最强烈的火焰，把我和老师全都卷入火舌之中，几乎烧成灰烬。母亲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老师。我的落榜，我的厌世，我的自杀，我的悲观……都是这位老师一手造成！可怜的老师，他比我大了二十几岁，已经是“罪该万死”！他实在没有丝毫的立场和力量来为他自己辩护！他也不敢辩护，生怕保护了自己，就会伤害到我！我们的爱情，到这时急转直下，再也无法保密，已经闹得全天下皆知。我惶然失措之余，告诉母亲，我大学也不要念了，就当我死了吧，让我跟老师结婚算了！我这样一说，母亲的怒火，更加不可遏止了。

　　母亲采取了最激烈的手段，她一状告到警察局，说老师“引诱未成年少女”。但是，我和老师之间，一直维持“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这件“控告”本身不太成立。尽管如此，我却被这举动，深深伤害了。接着，母亲又一状告到《教育部》，说老师“为人师表”，竟“诱拐学生”，师道尊严何在？《教育部》接受了这件案子，老师被解聘了。八年以来，他是最受学生爱戴及欢迎的老师，如今，身败名裂。而且，竟连容身之地都没有！我直到现在，对母亲当时的种种手段，仍然觉得胆战心惊，对母亲的种种措施，仍然伤痛不已。我曾经听说过，母猫为了爱护它的小猫，当它发现危险靠近时，会把小猫咬碎了吞进肚子里去。当年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我绝不怀疑母亲对我的爱，却感到自己被撕成了一片一片，粉身碎骨了。

　　有时我会想，冥冥中一定有个大力量操纵着人类的命运。一切离合悲欢，大概皆有定数。世间的事就有那么巧，我十九岁时和我的国文老师相恋，母亲十九岁时也和她的国文老师相恋。两代的遭遇，像历史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我的老师不该已结过婚，更不该比我大二十五年！其实，这些也都不是问题。问题在我的父母，竟不能像我的外祖父母那般洒脱。母亲此时最恨我提到她的往事，她连我的名字“两吉”的由来都不愿面对。她用一种作战的精神来对抗我的老师，我害怕了。我是个会为爱情去拚命的女孩，但，我能拚我的命，却那么害怕，会拚掉老师的命！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生命里充满了狂风暴雨，痛苦挣扎。当母亲奔波于各个不同的机构，一状又一状的告向社会当局。我的心已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眼前的局面。那时，台湾的法律规定，二十岁才算成年，二十岁以前都没有自主权。母亲抓住这条法律，告诉我，如果真爱他，等到二十岁以后。到了二十岁就不再管我，否则，她要利用监护权，让老师付出代价！老师已经付出代价了。工作没了，薪水没了，宿舍没了，朋友没了，学生也没了！短短几个月内，他什么都没了，四面八方，还涌来无数的责备，无数的轻蔑，无数的诋毁。他在这些压力下挣扎，已经挣扎得遍体鳞伤。

　　我开始怕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我哭着哀求他们，跪着哀求他们，匍匐于地上哀求他们……请给我们一条生路！父亲心软了，母亲就是不为所动。她义正辞严的问我：“真心的相爱，还怕一年的等待吗？”

　　我怕！我真的怕呀！我亲眼看到，几个月之内，老师生存的世界已被完全打碎。一年，一年能发生多少事呢？

　　可是，我无力扭转我的命运。老师终于在台北待不下去，他只有去南部，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去“舔平他浑身的伤口。”（这句话是他说的，后来，在我很多小说中都有这句话。他说：“你看过受伤的动物吗？每个受伤的动物，都会找一个隐蔽的角落，去舔平它浑身的伤口。”）老师必须要走，我们必须离别。老师对我沉痛的说：

　　“请你为我勇敢的活下去，现在，你是我生命中，惟一仅有的！一年很快，一年以后，到你过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好好活过这一年，一定要来和我相会！让我用以后的岁月，慢慢补偿你这一年的煎熬，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

　　可怜的老师，可怜的我！

　　虽然对未来毫无把握，我却答应了他，一年后去嘉义和他相聚。到离别那天，我太伤心了！心中隐隐明白，这样一别，可能终身难聚！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不敢看他的脸，我请求他面对橱窗，背对着我。然后，我哭着跑走了。从小到大，我的境遇坎坷，我曾经有好多次，觉得自己的“心”，真的会“碎”。那天，我已不止是心碎，我奔回家里，觉得整个人都被掏空了。我几乎不相信，我还能挨过明天，明天的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几年以后（一九六三年），我把这段初恋，写成了小说，那也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书中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都很真实。我的家庭背景，也很真实，只是把两个弟弟，合并成了一个人，以免人物太复杂。十四章以后的情节，和我的真实人生，就大有出入了。所以，看过《窗外》一书的人，一定能了解我这段初恋的经过，和它带给我的伤痛。

  

 

 

  

五、二十岁

　　从十九岁到二十岁，这一年，对我比一个世纪都漫长。我一天又一天苦挨着日子，真正了解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老师一去无音讯，我收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不知道他人在何方。我失去了支持的力量，只感到彻头彻尾的孤独。父母积极利用这一年时间，开导我、教育我，想尽办法来爱我，希望我能脱离老师的“魔掌”。这些开导，这些教育，这些爱对我源源不断的涌来，我被密密包裹，细细珍藏。可是，我心中只有深深的苦涩。我那间四个榻榻米的小房间，成了我的囚笼。不论里面装着多少爱，它实在不是我的天堂。我的心绪总是飞绕于云端，寻寻觅觅，老师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要勇敢的活下去！是的，要勇敢的活下去！这一年，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泪水已湿透枕巾。可是，不论多么忧郁，多么无助，我牢牢记着二十岁的约会，而不让自己倒下去，更不允许自己再有轻生的念头。逐渐的，我锻炼出一种本领，每天默默的接受着日升日落，把每一个新的日子，都当成一项新的挑战。要挨过去！日历上划掉的格子越多，我振翅飞翔的日子越近。

　　我这种沉默的等待，显然让母亲惊骇震动。有一天，她忽然把我揽入怀中，用无限温柔的语气对我说：

　　“凤凰，我能不能要求你为我做一件事呢？”

　　“什么事？”我问。母亲的温柔竟让我提心吊胆。

　　“为我再考一次大学！”

　　“哦？”我惊愕的看母亲，痛苦的说：“妈妈，你知道我根本不是念大学的料！”“你为什么不再试一试呢？”母亲轻言细语的说：“你每天无所事事，闲着也是闲着！再考一次对你没有坏处。考不上，没有任何人会怪你，考上了，我们当作是意外之喜。你正年轻，与其浪费这一年，不如准备考大学。这对你没有损失，不是吗？”我无力的看着母亲，我有一个二十岁之约呀！我的生日在四月，大学联考在七月。亲爱的母亲啊，你一定要毁掉我的约会吗？我满腹狐疑，却不敢说出口。母亲凝视我，居然洞察了我的心事。她不慌不忙的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放心，我已经说过，到了你二十岁，我就不再干涉你，那时，你要做任何事都可以！不过，这些事情都不阻碍你再考一次大学呀！即使你二十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你就结婚了，你还是可以考大学！结了婚念书的人也很多呀！我想，爱情是一种彼此的奉献，他总不会自私到反对你读大学吧！”“他一直希望我考上大学的！”我匆忙的帮他分辩。

　　“那么，就再考一次大学吧！为了我，去再试一次！”母亲那么温柔，那么真挚，那么渴望的看着我，看得我的心都绞痛了。我是怎样一个女儿呢？考大学是我自己的事，母亲没有让我去做工养家，只“哀求”我去考大学。我还这样不情不愿！我想了一会儿，忽然想通了。

　　考大学的准备工作就是念书，我闲着也是闲着，念书可能还更好打发时间呢！我尽可以随意的念念书，潇洒的再考一次！这样想着，觉得答应母亲也没关系。最主要的，它不会影响我的二十岁之约！到时候，我可以奔赴嘉义，与他团聚。再回到台北来考大学。考不上，就当成一个游戏，侥幸考上了，我能兼有学业和爱情，不是太完美了吗？

　　“好，我再试一次！但是，如果我又失败了，请你不要失望！因为，我八成还是考不上的！”

　　“只要你答应去考，我就不会失望！”母亲兴奋的说。她的兴奋使我有犯罪感，原来，我只要答应去“考”，就能带给母亲这么多的快乐！像我这样一个充满问题和失败的孩子，换了任何一个母亲，一定都对我放弃了。可是，我的母亲不同，她永不放弃！直到如今，我都认为，我母亲实在不是个“凡人”！我这一点头，家中气氛立刻改变。母亲第二天就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为我补习数学。这一举实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始终不好，四个孩子，都已长大，衣食住行加上教育费、医药费，家里月月闹穷。家庭教师的薪水不低，何况，母亲请的不是普通的家庭教师，她硬是把全台北最有名的一位数学老师给请到家里来了！这位老师身兼好几个补习班和省中的课，从来不肯做“家庭教师”。他来教我，完全是受母亲的感动，因为，他也是二女中的数学老师，他知道我的故事。

　　这样一来，我原准备随意的念念书，潇洒的再考一次，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家庭教师带来数不清的作业和功课，每星期来两次，一本正经的教我这个笨学生。我顿时又掉回到“考大学”的“噩梦”里。弟妹们全面性的配合母亲，给我找参考资料，找模拟考题。麒麟念的是五专，逃掉了考大学一关。他自愿帮我补物理。一时间，生物、化学、物理、英文、历史、地理……各种课本往我身上压下来：我又喘不过气来了，我又开始睡不着，我又精神紧张，情绪忧郁。我怎么会把自己又陷进这种“困兽之斗”里去的呢？“考大学”的悲剧在我身上已经发生过一次，几乎辗得我粉身碎骨。而现在，我又面临第二次辗压，眼看将再度被辗成飞灰。为什么这种悲剧会在我身上重复轮回呢？

　　老师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不想办法给我一点点讯息呢？难道你已经将我忘了？难道离开我的日子，你终于得到了平静，所以，你准备放弃我了？难道……难道……母亲的预料是真的，你对我的感情，只是一时的游戏？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升学压力一天天加重，对老师的失望和怀疑也一天天加深。我又掉进那个无助的深井里去了。只觉得自己在坠落、坠落、坠落……井底，等待我的，将是冰冷的绝望。父母绝口不再提我的恋爱，就好像那件事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们提的，全是他们为我塑造的光明远景。

　　“上了大学，你的眼界就开了，你的世界会辽阔无边，所有最美好的事物，都在大学里等着你！”

　　母亲哦，父亲哦，不要对我抱的希望太高。大学的窄门，我一定挤不进去，你们何苦跟着我一起去摔交？

　　日子缓慢而滞重的，像一辆十轮大卡车那样，从我身上一遍遍的辗了过去。我慢慢的被磨成了一片薄纸，薄得像蝉翼一样，透明的，所有的孤独和无助都写在脸上，轻飘的，随时可以“随风而去”。老师仍然没消息。我的二十岁生日逐渐接近。嘉义，嘉义是南部的一个城市，感觉上，那城市离我又遥远又陌生。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老师啊，你要我孤身一人，扑奔那茫茫的未来吗？我研究地图，研究火车时刻表，搜集我身边仅有的一些零用钱……母亲冷眼旁观，什么话都不说。到了生日前一星期，母亲才郑重宣布：

　　“今年的四月二十，是双胞胎的二十岁整生日。我们家一直穷苦，孩子们从没庆祝过生日。但是，今年不一样，一儿一女，同时满二十岁，我要给你们这对双胞胎，大大的庆祝一下。”我还来不及说什么，麒麟已欢呼起来，小弟小妹掌声雷动，全家洋溢着一片喜悦。我勉强的跟着大家笑，看样子，四月二十那一天，我一定走不了。

　　生日那天到了，我再也想不到，母亲居然把我们在台湾的亲友，全部请来。我们那二十个榻榻米的房子，挤得水泄不通。叔叔伯伯、舅舅姨妈、表姐表弟、堂姐堂弟……济济一堂。母亲那天真是忙极了，她不但里里外外的奔跑，倒茶倒水，招待嘉宾。她还亲自下厨，做几十个人吃的酒席。台湾的四月底，天气已相当热，我们的日式小屋，从来就没有空调。母亲在火炉前烧烤，汗珠从额上滴滴滚落。我在母亲身边，想帮忙洗洗切切，母亲把我推出厨房，怜爱的看着我，柔声说：“不要弄脏你的新衣服！去外边客厅里跟大家玩吧，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最美好的生日。青春是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的二十岁！”

　　母亲啊！我的心那样强烈的痛楚起来，犯罪感把我层层包裹。我即将离去，对一个即将背叛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还要对她这么好呢？终于，到了开席的时间，大家坐满了一客厅。我们临时借了一张大圆桌，桌上全是母亲亲手烹调的山珍海味，那天的菜肴真是丰盛极了。大家坐定，都对我和麒麟举杯，祝我们生日快乐。此时，母亲忽然站起身来，对大家说：

　　“今天，是凤凰和麒麟满二十岁的日子，我有几句话，必须当着大家，对他们两个说！”母亲转向了我，眼光深刻而哀伤。（那天的麒麟，完全是我的配角。）继续说：“二十岁，是法律规定的，成人的年龄。从今天开始，凤凰和麒麟，就是成人了。换言之，我再也管不着他们了。他们的翅膀，终于长成。回忆起来，从他们出世，就是一个多难的时代，我拉拔他们到翅膀长成，实在不很容易，在烽火连天中，多少次，大家都可能同归于尽了。可是，我总算把他们两个带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够硬的翅膀，如果他们想飞，我再也不会阻止，就让他们从我身边飞走吧……”

　　母亲的话没有说完，我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沿着面颊，一直不断的滚落。母亲凝视我，泪珠也从她眼中涌出，湿透了她胸前的衣襟。她一面掉着泪，一面哽咽的对我说：

　　“凤凰，请你原谅我！我曾经用各种方式，不择手段的破坏你的恋爱，今天我当着所有亲友，向你道歉！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你和保护你！可能我爱得太多，但是，我就做不到不去爱你呀！现在，你总算满了二十岁，我知道你全心全意，就想离开我！凤凰，还记得你坐在泸南中学的门槛上，跟着那些中学生念梁上双燕吗？你才七岁，就能朗朗背诵，记得吗？”我哭着点头，一屋子宾客鸦雀无声。

　　“你还会背吗？”母亲的眼泪更多了。“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母亲念了其中四句，声音已喑哑难言。“去吧！凤凰！如果你真想离开我们！去吧！你能做到举翅不回顾，你就去吧……”

　　母亲啊！我亲爱的，亲爱的母亲啊！我的泪水疯狂的涌出，模糊了我所有的视线，我的五脏六腑都绞扭成了一团。一刹那间，许许多多童年往事，齐涌心头。东安河里，母亲带着我走出死亡。在山沟里，母亲差点被日军掳去。白牙镇上，两个弟弟失散。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从童年到现在，这条路好长好长，我们大家都走得好辛苦。一家人一直手握着手，心连着心，直到我的恋爱发生！

　　想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哭着奔向母亲，抓着母亲的手，我在满屋子宾客的注视下，对母亲跪了下去。我哭着喊：“我不飞走，我不飞走！我发誓，从此听你的，只要你不哭！”母亲啊！我不要你哭！十六岁那年，我就发过誓，不要让你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让你哭！那么，就让我的心碎成粉末吧！我投降了！我不飞了！我跪在那儿，紧紧握着母亲的手，感到母亲的手在颤抖着。而满屋宾客，一片唏嘘声。就这样，我二十岁的生日过去了。就像母亲说的，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的二十岁！直到今天，二十岁生日那天的种种事情，在我眼前心底，都历历如绘！

　　二十岁生日过去，我没有去嘉义。第二天，我也没去，第三天，我仍然没去。一星期过去了，我依旧没去！

　　我失约了。老师那边，是一片沉默，什么反应都没有。我已彻底和他断绝了音讯。我的初恋，就这样悄然结束。回忆起来，我和老师的感情，从开始到分手，前前后后，不过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它改写了我这一生的命运！在我后来的遭遇中，这逝去的一年，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别了，我的老师。二十岁那年，我常倚着窗子，看天空有没有燕子飞过。心里反复低唱着一首歌：

　　

　　“把印着泪痕的笺，交给那旅行的水，何时流到你的屋边，让它弹动你的心弦。我曾问南归的燕，可曾带来你的消息，它为我的命运哭泣，希望如梦心也无依。”

　　

　　二十岁那年，我依然无助。没办法收拾初恋的悲痛，没办法遗忘那一年的点点滴滴。没办法漠视父母的爱，也没办法治疗自己的自卑。当心底的歌萦绕百回千回之后，大学联考仍然在等着我！（一直到十几年后，我才辗转知道，老师在那一年中，写了几十封信给我，尝试过各种渠道，想把信转入我手中，我却始终没有收到那些信。）

  

 

 

  

六、初试写作

　　那年七月，我考大学再度落榜。

　　生命已经够暗淡了，在这样暗淡的岁月中，依然逃不掉落榜的命运！我尽量抚平自己的情绪，接受了这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自从二十岁生日过后，我变得有些麻木了。好像“失败”是我命中注定的遭遇，怎样都逃不掉的。我没有像上次那样痛不欲生，也没有把自己像蜗牛般缩到壳里去。我照常过日子。但是，每夜每夜，我注视着屋顶发呆，在许许多多无眠的夜里，思索着我的未来。如果人生是一条无法逃避的漫漫长路，我今后的脚步，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父母为我铺的路，我显然是走不下去，自己选择的恋爱，已变成心版上最深的创痕。而今而后，我当何去何从？

　　就在我开始认真的、考虑我的“未来”时，母亲已打起精神（我二度落榜，她受的打击比我还重。）鼓励我明年去“三度重考”！母亲这种越战越勇的精神实在让我又惊又佩。可是，在惊佩之余，我不禁颤栗。我眼前立刻浮起了一幅画面：就是白发苍苍的老母，搀着也已白发苍苍的我，两人站在“大学联考”报名处的门前，老母还在对我苦口婆心的鼓励着：

　　“凤凰，你还年轻，考了五十年，考不上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有第五十一次！”这画面吓住了我。不！我心中强烈的呐喊着：我再也不考大学，我再也不碰那些教科书，我再也不让这“考大学”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两次的失败已经够了，我再也不要去面对第三次的失败！当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以后，母亲太失望了。她忧愁的看着我说：“那么，你以后要做什么呢？一张高中毕业的文凭，在现在这个社会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要去写作。”我说：“我已经浪费了很多生命去考大学，现在，我可以专心去写作了！”

　　母亲注视我，更加忧愁了。

　　“写作，比考大学还难呢！你或者可以把写作投稿当成一种娱乐，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事业，那条路未免太艰苦了！你看，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学生进入大学，每十年，都出不了一个作家！”“让我去试试看吧！”我无奈的说：“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呀！”母亲不再表示意见，却深深叹了口气。她整理起那些大学联考的教科书，一本也不丢掉。小弟已经高三，明年还要用。或者……我也还会用吧！我恐惧的想着，觉得母亲有股强大的、难以抗拒的意志力。她所有的期望，都会达到吧！说不定，我明年又会乖乖的捧着书本，去死啃那些我永远弄不懂的X加Y吧！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让我赶快奔出家门，去买稿纸，买墨水，买合用的钢笔。再赶紧奔回家，在我那张小小的书桌上，立刻摊开了我的稿纸，我要写作！

　　我开始写作了。我相信我对写作，是有狂热、有毅力、有决心，也有一点点才气的。但是，我最初的写作生涯并不顺利。

　　我们家的日式小屋，已经略加改善，这些年来，陆续把纸门换成了木板门，把榻榻米换成了地板。我们从打地铺也升格成睡床了。我和小妹睡一张床，合住一间房间，这间房也同时是我们家的餐厅，还是到厨房去的必经之路。我们家始终没有浴室，厨房就是浴室，买了一个大铝盆作为澡盆，每晚全家轮流进厨房洗澡。所以，我的房间经常热闹极了，早上，大家抢进厨房去洗脸漱口，晚上，大家抢进厨房去洗澡。一日三餐，母亲跑出跑进，煎煮炒炸，极其辛苦，饭开上桌，大家再拥进餐厅吃饭。吃完饭，我就忙着收拾善后，洗碗洗厨房。小妹是家里的才女，用功得不得了。我和她共用一间房，我的“写作”只是我任性的游戏，自然不能妨碍小妹的正经功课，所以，当她书声朗朗时，我只有停笔，当她要用房内那惟一的书桌时，我就收拾稿纸打游击。二十个榻榻米的房间实在太小，走来走去，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心思想及动笔的地方。父亲是一家之主。母亲的权威虽然很大，对父亲仍然忍让三分。父亲这时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教了一辈子书，又是演讲中华历史的专家，因此，养成了他一个习惯，他不会“谈话”，只会“演讲”。在家里，他不论是对客人或是对家人，他一讲话就“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我们家的木板门无法隔音，所以，每当父亲“演讲”时，我又必须停笔。

　　麒麟和小弟的年龄只差两岁，这时正值青春期。两个人年龄虽相仿，意见却永远不同。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着叛逆性。当他们彼此表达意见，或发挥他们的“叛逆”性时，声音真是大得不得了，有时动口，有时动手。动口时还好，动手时家中会桌椅齐飞。小小的日式房子，在他们生龙活虎的表演时，我捧着我的稿纸，往往连逃难的地方都没有。

　　在这种环境下要写作，仅仅靠热情、毅力、决心和才气都不够，必须还要靠运气和奇迹。我的运气未来，奇迹也找不到。写啊写啊，写得非常辛苦，勉强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寄出去就被退了回来。每当厚厚的一叠退稿出现在信箱里时，我真沮丧极了。母亲眼看我辛辛苦苦的写，又花邮费去寄，每天翻报纸看有没有发表，最后却在信箱里收回原稿。这样循环不停的兜了好多次圈子，母亲按捺不住，表示意见了：

　　“我看，你还是规规矩矩去考大学吧！”

　　我心中颤栗。不，不能考大学，考大学是所有噩梦中最大的一个噩梦。我坚持的写，继续的写，坚持的寄，继续的寄。我把甲地退回来的稿子再寄往乙地，乙地退回来再寄往丙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把这种投稿方式称为“稿子的旅行”。我也让我的稿子去旅行，只是，它们往往“周游列国”之后，仍然“回家”。我面对这些已无处可旅行的稿件，真难过到了极点。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天分，能不能走这一条路？在我初尝写作滋味的这段时间里，父母也积极的帮我物色了好几个他们认为“门当户对”、“年轻有为”的男朋友。母亲实在太聪明，她在我的眉间眼底，已经看出我对老师绝未忘情。这对她永远是个威胁。现在，我和老师虽然已断了音讯，万一有一天，两人又连系上了，那就太危险了。很可能，她在我身上用的工夫会功亏一篑！

　　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家中的年轻人来来往往，不是师大的学生就是台大的学生，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家学渊源。这些年轻人又常常把他们的朋友带来玩。有一些，纯粹是想“看看那个差点和男老师私奔的女孩”。我在父母的“善意”下，只好和这些年轻人应酬，这种应酬，也成为我生活中的苦事。因为，我心底常常燃烧着一股无名之火，这无名之火使我看任何人都不满意。我无法和他们感光，无法和他们来电，我心中的底层，仍辗转呼唤着老师的名字。但，老师已像断线的风筝，无处可寻！这种生活，我过得好累！

　　父母的爱，年轻男孩的“包围”，（他们并不爱我，只是对我好奇。我的恋爱史，已经闹得人尽皆知。）辛苦的写作，茫然的前途，考大学的威胁……在在都造成我精神上的负担，何况，我心中仍然绵绵袅袅，浮漾着初恋的悲愁。——却都好无望！尤其，家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正经”工作，教书的教书，念书的念书，持家的持家。只有我，整天涂涂写写，晃来晃去，和男孩子交际应酬……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像父母“养”着的一个“废物”！

　　生活在很多的爱里，却感到无边的孤独。选择了写作，却进行得如此不顺利。二十岁，已到成年，却仍然没有工作，不肯读书，用钱要向父母伸手……我的自卑感又开始发作。四顾茫然，真想摆脱这种生活！真希望有一个转机，让我能自由自在的透口气！真不愿日以继日，夜以继夜，就这样一天天耗下去。就在我这种“急于求变”的情绪中，像命中注定般，“庆筠”及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庆筠并不是他的真名，我想，在我这本书中，出于对他隐私权的尊重，我还是不用真名比较好。）庆筠，他改写了我以后的生命。

  

 

 

  

七、庆筠

　　庆筠，二十六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他不是父母为我“安排”的男朋友，也不是来自父母了解的家庭。他的出现，完全是个“偶然”，他和我成为朋友，是父母的一个大大的“意外”。庆筠的身世，是蛮可怜的。他是浙江人，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跑到台湾来找舅舅，从此就和父母离散了。在家乡，他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在台湾，他却形同孤儿。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和决心，他考入了台大。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援，也没有家庭温暖的情况下，他独自苦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认识我那年，是他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他正在台北近郊服兵役。说起来，他这人是有些疯狂的。在台大，他本来考入电机系。那时，电机正是最热门的科系，考进去非常难。他好不容易考进去了，念着念着，竟发现自己狂热的迷上了文学，于是，他毅然的放弃了电机系，转入外文系。因而，别人的大学念四年，他的大学竟念了七年。

　　他和我的认识，也因文学而起。那时，他和我一样，正热中于写作。他想写一篇历史小说，需要一些历史资料，他就毛遂自荐，来我家找我父亲，研究历史问题。事有凑巧，他来的那一天，父亲不在家。我正在客厅里和麒麟、小弟玩桥牌，三缺一，他坐下来就加入一脚。我们四个就玩起桥牌来，一场桥牌玩完了，他和我们三个都混熟了。第二天，他又来了，没有找父亲，他找我。谈文学，谈写作，谈抱负，谈小说……他惊奇于我居然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我惊奇于他对写作的狂热。我们一谈起来就相当投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志趣相投、兴趣接近的人并不容易。

　　我前面已经写过，我那时正有年轻男孩的“包围”。庆筠不属于那些男孩的圈子，他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他糊里糊涂的闯进来，糊里糊涂的就对我发生了感情。我珍惜他这份感情，因为他不是那些男孩，他没有经过“安排”，他也没有对我的过去好奇，而用有色的眼光来看我！他喜欢我纯粹因为我是我，并不因为我是个“有浪漫故事”的女孩。

　　就这样，我和庆筠开始“约会”。他第一次约我出去，不敢只请我一个人，他向同学借了一把猎枪，约我和弟弟三人一起去新店的山上“打猎”。此事也非常“新鲜”，从没有人约我去“打猎”过。我们四个人到了山上，他把一把猎枪交给麒麟和小弟，说：“枪只有一把，人又太多！这么多人在山里走，把野兽都吓跑了！这样吧，我把枪让给你们两个，你们去打猎！我和你姐姐去看风景！”麒麟、小弟一听大乐，拿了枪就跑掉了。庆筠这才转头看着我，透了口气说：“好不容易，想出猎枪这个点子来，总算可以把他们两个给支开了！”他说得坦白，我不禁笑了起来。说实话，那个时期，能让我笑的人不多，能让我笑的事也不多。笑完了，觉得和他蛮亲近的，这种亲近的感觉也很好。自从和老师分手后，我觉得自己已命定孤独。虽然和别的男孩也约会过，我却从没有走出过我的孤独。这时，我仍然没有准备走出我的孤独。对老师，我依旧深深怀念。可是，和庆筠在一起，比较容易打发时间，听他谈文学、谈小说、谈写作……都是我爱谈的题目。然后，他拿来厚厚一叠剪报给我看，都是他大学时代发表的作品，他靠这些稿费来维持生活和缴学杂费。我翻弄剪报，心中佩服。他却说：“这些都是骗稿费的玩意儿，一点文学价值都没有！我为了生活，只好写这些投人所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代表我！等我服完兵役，我要全心投入，去写一些真正有血有肉有骨头有生命有价值的作品！”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不禁大为折服。心想，我只求作品发表，我就会高兴死了，管它是不是骗稿费的玩意儿？他能“骗稿费”，就不简单，他居然还不满意！到底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和我这个高中生不一样。他的胸怀大志，使我不能不刮目相看。再去细读他“骗稿费”的文章，觉得文笔流畅，表达力非常强，短短的小品文，亲切可喜。一些短篇小说，也写得颇为生动。

　　文学和写作，把我和庆筠拉得很近。这时，母亲却有些紧张了。她对庆筠的来龙去脉，完全摸不清楚，看他穷得滴滴答答，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说起话来虽然壮志凌云，就怕做起事来不太实际。母亲已经看到我“写作”的艰辛，现在无巧不巧，又来了个庆筠，居然想把“写作”当成第二生命！两个“梦想家”在一起，除了梦想，还能有什么？母亲把这看法，非常婉转的对我说了。然后，就下个结论：

　　“我看，你还是收收心，去考大学吧！”

　　我一听到“考大学”就心惊胆战，浑身所有的神经细胞都紧张起来。我知道，母亲始终没有放弃让我读大学。就连那些包围我的男孩子，也鼓励我考大学。只有庆筠与众不同，他振振有辞的说：“如果你志在写作，读不读大学都一样！许多文学系毕业的学生，念了一肚子的文学理论，仍然一篇文章都写不好！我毕业的那班同学，现在准备走写作路线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与其浪费时间去考大学，念大学，不如立刻去写！”

　　他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

　　这时，我对庆筠已颇有好感。但，好感归好感，至于恋爱，还有好大一段距离。我曾经那样轰轰烈烈的爱过，所以我知道什么叫恋爱。庆筠呢？他懵懵懂懂，虽然在大学里也追过女孩子，也似乎爱过，似乎失落过。但，那都只是淡淡的来，淡淡的去而已。这次和我的认识，完全在他的“计划以外”。他像一个出轨的火车头，一滑出自己的轨道，就完全无法控制。他用很大的冲力冲向了我。我心惶惶，充满了矛盾、困惑、不安，和隐隐的抗拒。

　　自从和老师分手，我就认为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恋爱了，不止不会恋爱，而且没有能力恋爱了。那次初恋，带来的创伤如此深刻，我仍然时时陷在往日的伤痛里。午夜梦回，老师的影子挥之不去。这样的我，怎么能和庆筠谈恋爱呢？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于是，我有意拉远两人的距离，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越退，他越进，我想淡化，他却狂热。

　　在这种情况中，我的情绪真矛盾极了。说实话，庆筠填补了我内心的空虚，带给我好多的温暖。让我在孤独和无助中，有了扶持。我对他确实心存感激。再加上，我那么自卑，依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我，居然能让他心动，他的“心动”就“感动”了我。我一直是个非常容易感动的人。有一天，我生病了。我的身体并不很坏，可是，自幼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日子，难免抵抗力弱。几乎每年的冬天，我都逃不过要感冒一次。我的感冒，总是来势汹汹。那天，我卧病在床，因为发烧，有些昏昏沉沉。我说过，我的卧室就是餐厅，在厨房的隔壁。厨房中正在生煤球，煤气满溢在我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咳得厉害。咳着咳着，我忽然发现庆筠正忙得不可开交，他给那扇通厨房的门，加了一条弹簧，让它能自动合上。他发现这样仍不足以阻挡煤气，就拿着胶纸，把门缝密密的贴起来。我看着他做这件事，觉得他好傻，那扇门一天要开开关关几十次，贴胶纸有什么用？但，一转头，我泪珠滚下。在这小屋里已住了快十年，第一次有人想帮我阻挡煤气！庆筠没有父母，没有家，他很穷。穷得只有一件西装上衣，两条西装裤。两条裤子是必需品，要换着穿，一件西装上衣也是必需品，永远不肯脱。后来，我才发现，他的两条裤子，屁股后面都磨破了，破得不忍卒睹。他就穿上西装上衣，用来遮住屁股。所以，不管天气多么热，他就无法脱掉西装上衣。他除了以上的衣服外，还有一件毛衣，毛衣的线头都已经滑落，整件毛衣，稀稀落落，像山羊胡子般垂着胡须。那不是一件毛衣，简直像个破鱼网。他却珍惜这件毛衣珍惜得不得了，他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给我打的，穿着它，我就暖了！”

　　我真不知道穿着它，怎么会暖？但是，他这种小地方，实在让我心酸酸，充满了怜惜。这件毛衣的边际效用，还不止于保暖，每到夏天，他居然有本领把这件毛衣送进当铺，他对当铺老板说：“你放心，这是我母亲亲手打的毛衣，对我而言，是件无价之宝，我绝不可能让它死当的！所以，你放心的当给我，我一定会来赎！”那当铺老板，也真的会当给他。过了一阵子，他拿到稿费，就飞奔去赎毛衣，从来没让那件毛衣死当。一年里面，这件毛衣在当铺里出出入入，总有好几次。后来，当铺老板对他也熟了，只要他拎着这件破毛衣来，就当给他两百元。在我和他交朋友这段期间，他难免要多用一点钱，这件毛衣就经常躺在当铺里。他虽然这么穷，却穷得满不在乎。他对物质的需求已接近于零，只是满脑子想写作。他这种傻劲，和他这份穷苦，都让我心中恻然。然后，他退役了。退役之后，他原准备找间能挡风遮雨的小屋，去埋头从事写作。可是，小屋也要钱，没有人会给你白住的小屋。他迫不得已去找工作，在同学帮助下，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那学校在台北近郊，新店附近，一个名叫“七张”的地方。在那时候，算是相当荒僻的地点。学校是私立教会学校，待遇不高，所喜的是，工作时间也不长，每天只要教两节英文，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属于自己。学校本来不供宿舍，看他实在没地方住，就把校园中一间堆杂物的小破房间清理出来给他住。我第一次跟他去看他的小屋，真的吓了一跳。那小屋单薄极了，是由几片木板搭盖而成，由于年久失修，门窗都早已破损。风一吹过，窗也动，门也动，连木板墙都会动。窗子外面，是学校最荒僻的一个死角，到处都是荒烟蔓草，看起来十分苍凉。小屋里，有一张木板床、有一张小书桌和一把竹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得好不凄惨，他却笑嘻嘻的说：“够了！能写作就好了！有桌子有椅子，够了！有笔有稿纸，够了！有我的头脑和我的决心，够了！”

　　他在那儿左一声“够了”，右一声“够了”，我看来看去，实在是左也不够，右也不够。心想，这小屋已破落得无从改善，最起码帮他把小屋的气氛改一改吧！于是，第二次，我带了一盏有纱罩的小台灯，又剪了一匹有小花朵的印花布去他那儿，我要帮他缝制一面窗帘。

　　那天，他坐在小台灯下写作，我坐在床上缝窗帘，房间里静悄悄。他写着写着，回头看看我。我专心的缝窗帘，他又掉头去写作。再写着写着，他又回头看着我。这次他看了好久好久，看得我停下了针线。我们互视了好一会儿，他终于丢下了笔和稿纸，走到我身边坐下来，握住了我的手，诚挚的说：“我们结婚吧！与其分在两处，各人孤独的写作，不如聚在一起，结伴写作！你说呢？”

　　我怔怔的呆住了。

  

 

 

  

八、结婚

　　我这一生的遭遇，说起来都相当传奇。

　　我和庆筠，原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我们认识之前，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计划。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嫁给他，即使在和他交朋友的时候也没有这样想过。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不适宜结婚的人，他太理想化、太梦想化、太不实际。我呢？我也不适宜结婚的，因为在我心底，老师的影子仍然徘徊不去。可是，那时的我，非常空虚和寂寞。我那日式小屋，总带着无边的压力，紧紧的压迫着我：母亲要我考大学，弟妹都比我强，写作的狂热无人能解，我是家里惟一的“废物”！这种种情怀，使我急于逃避，急于躲藏，急于从我那个家庭里跳出去。老师已渺无音讯，初恋在二十岁生日那天，已画上休止符。一切，一切，造成了一个结果，我认真的去考虑庆筠的提议了。如果庆筠对写作不那么疯狂，如果我对写作也不那么疯狂，我们之间大概不会迸出火花。如果他不是那么贫穷和孤苦无依，我不是那么寂寞和无可奈何，我们之间大概就不会生出怜惜之情。总之，他的提议让我心动。最起码，结婚可以结束两份“孤独”，解除两份“寒苦”，何况还能“结伴写作”呢？母亲对这件事的反应又很激动：

　　“他那么穷，拿什么来养活你呢？”

　　母亲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因为，以前，她也用这句话来问我的老师。我很了解母亲爱我的一片心，生怕我和她一样，任性的嫁给一个读书人，走上一辈子贫苦的路。但是，二十一岁的我，从来就没过过丰衣足食的日子，早把能吃苦视为一种“清高”、一种“美德”了。我当时就忍无可忍的发作了：“我又不是金枝玉叶，又不是富家子弟，为什么我就那么难养呢？如果我命定要穷要苦，那是我自己的命，你就让我去掌握我自己的命吧！反正，你没有办法帮我来过我这一辈子的！”母亲瞪视着我，好失望的叹了口气：

　　“女孩子一结婚就完了！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念书，满脑子只想结婚，你不是太奇怪了吗？”

　　我无言以答。逃，逃，逃！我不能告诉母亲，我那么想逃，逃开优秀的弟妹，逃开考大学，逃开日式小屋，逃开我的自卑感……我能说吗？我不能说！母亲不再说话，她对我失望到了顶。她已经斩断过我的一次恋爱，不愿再做一次，她又叹了一口气，无奈的说：

　　“好吧！一切是你自己选择的！”

　　就这样，我和庆筠准备结婚了。（后来，有许多的报章杂志报导我的故事，都说我“奉母命与庆筠结婚”，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母亲帮我选择的男孩子，都被我潜意识中的抗拒给排斥了。庆筠和我的婚姻，无论是对或是错，都应该由我自己去负责。）我们准备结婚，当然不能住在他那间小破屋里，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眷区中，找了一幢小小的房子。一间客厅、一间卧房，还有厨房和厕所。房子虽小，前面却有个好大的院子，四周围着竹篱笆，院中全是杂草。房东非常客气，租金算得十分便宜。但，这整个眷区，都在田野当中，要走田中小径，才能到房门口。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所以，我们在结婚前，就忙着清除杂草，种菊花。

　　就在庆筠兴冲冲除杂草、种菊花的时候，我心有不安。我觉得庆筠是个相当天真和憨厚的人，我不能让他糊里糊涂娶了我，对我的“过去”还茫然不知。于是，有一天，我详详细细的把我初恋的故事，一五一十的全讲给他听。他很仔细的听完了，就急迫的问了一句：

　　“现在呢？你还爱他吗？”

　　我心中一阵痛楚。我最怕他有此一问。注视着他，我无法骗他，无法骗自己。“我想，”我坦白的说：“他会永远活在我心里！”

　　“什么意思？”他暴躁的跳了起来，苍白着脸喊。“当你和我交朋友的时候，他一直在你心里吗？”

　　“是的！”他呆住了，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他的样子，像受到了好大好大的打击。我心有不忍，可是，我就是不能骗他。我咬咬牙，很诚恳的说：“你还来得及后悔，你可以不要和我结婚。坦白告诉你，我爱过，也被爱过，我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我和你，虽然彼此吸引，彼此怜惜。可是，距离爱和被爱，还是很遥远。”“什么意思？”他再度大吼大叫。“你不要代替我来说话，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是怎样的！”

　　我默然不语，非常忧郁。他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暴跳，踢石头，踢墙角，就是不敢踢我。闹了半天，他平静下来，开始思想。他想来想去，显然是想不通。然后，他抓住我，激动的说：“我不过问你的过去，反正你发生那段恋爱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们要结婚了，你难道没有爱我胜过爱他吗？”我看着他。老天啊，说谎话很容易，我为什么不会说呢？我想了半天，才很悲哀的说：

　　“我和老师那份感情，简直是‘惊心动魄’的。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发生那么强烈的感情！”

　　“那么我呢？我算什么？”他跳着脚问。

　　“和你的感情很温馨，很沉稳，很平静。”我试着解释我的感觉。“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觉得彼此这么亲近，这么兴趣相投。决定要嫁你，就想一生都要对你好，对你忠实，为你持家，为你做一切……”

　　“你讲这些都没有用！”他气恼的打断了我：“只要肯定的告诉我，你爱我，是不是，比爱他，多？”

　　我哀伤的摇摇头。他脸色灰白，气冲冲的去看天空，不看我。我像犯了罪，等着他定夺。他开始绕着那个院子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像一只困兽。然后，他一下子停在我面前，用很有力的，下决心的声音说：“取消我们的结婚，我不能娶你！我绝对不娶一个爱我不够深的女人！”我点点头，转过身子，我回家了。回到日式小屋里，回到那间四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看着通厨房那道门，门上有他加上去的弹簧，门缝上有他贴的胶纸……我心酸酸，泪珠滚落。可是，我心中也如释重负，一片坦然。我能这样诚实而勇敢的说出我的心事，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那夜，我彻夜难眠。一直到天色已经蒙蒙亮，我才睡着。似乎刚睡着没多久，就感到一阵天摇地动，我一惊而醒，睁开眼睛，他赫然站在我床前，正在那儿死命的摇着我。看到我醒来，他没头没脑的就对着我大叫：

　　“我管你什么惊心动魄，管你心里还有谁，管你爱谁多爱谁少，我反正娶定你了！昨天我说的话取消，不算！只要你肯对我好，我们有的是天长地久来培养感情！我就不相信你对我的爱，不会越来越深！”

　　我一下子就湿了眼眶，心中那样震动。我要对他好，我一定要对他好，我想着，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太太，永不负他这片深情。（尽管以后我们的婚姻中发生了许多问题，那天早上的情景，仍然深深撼动我心。在我的回忆中，它永远美好。）

　　这样，我们终于携手走上了结婚礼堂。我们结婚那一天，父母大宴宾客。我毕竟没有嫁给老师，也算他们的一项功德。必须让所有的亲友知道喜讯。因此，席开二十桌，好生热闹，连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都来了。我披上白纱，穿着新娘礼服，盛装走向红地毯的那一端。这是我此生演出最大的一场show！

　　那一年，我刚满二十一岁，庆筠二十七岁。我们两个从认识到结婚，一共只有七个月。

  

 

 

  

九、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第一年，我们就住在那很“诗意”的田野小屋里。竹篱笆外，就是农田，抬起头来，就可见到新店的山。

　　这小屋是单砖的建筑，盖得“简陋”极了。墙很薄，每到下雨天，“诗意”就变成“湿意”，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到了台风天更不得了，屋瓦会整片整片飞走，雨水从窗子缝隙中往里灌，灌得整面墙都塌下来。每次台风过后，我们就忙着糊墙壁。厨房很小，只能容一个人，有个小小的炉台和洗槽。厕所更简单，连门都没有，我只好给它挂上一面竹帘子。屋子虽然不怎么“豪华”，我们两个倒也安之若素。庆筠每天早上去上课，整个午后和晚上都在家里写作，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脚踏车。我每天听到他“叮铃铃”按车铃，就奔到“花园”门口去迎接他。他有时会带一些菜回来，我就下厨烹饪，经常做的是“蛋炒饭”，其次是“饭炒蛋”，外加一盘素菜炒肉丝。我的烹调技术实在不佳，好在他也不挑剔。

　　我们的小屋中，只有简单的藤床藤椅，因为藤制家具是最便宜的。书桌当然不能少，因为家里有两个“写作疯子”呀！我没有出去找工作，他写，我也写。我那时专攻“副刊小说”，我才不管有价值没价值，能赚到稿费就好。因为，母亲的话已不幸而言中，庆筠每个月的薪水，我们付掉房租、水电这些必须开销后，只能买二十天的米和菜，有十来天没东西可吃。赚钱已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研究报纸“副刊”，真正“投其所好”，写一些三千字左右的“小小说”。偶然，小说会登出一篇两篇，我们的生活可以凑合过去。有时对自己“奢侈”一下，就共骑一辆脚踏车，到新店镇的小戏院里，去看一场二轮电影，再骑着脚踏车回“家”。每次看完电影，都是深夜，车子在田埂中走，田野青翠，明月当空，我们也颇能自得其乐。庆筠写作的速度，比我慢很多，因为他句斟字酌，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他属于“苦干型”。我不一样，我常在一种感动的情绪下，去写我身边的事与物，每次思想都跑得比我的手快，为了“追”我的“思想”，我总是下笔如飞。我称自己这种写作是“灵感型”。我们就在两种不同的型态下，从事相同的工作，时而切磋琢磨，时而批评鼓励。他是科班出身，难免对我的作品，有许多意见。可是，我的作品多，见报率也较高，在“经济挂帅”的前提下，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虽然，我们两个都“偶有”作品发表，生活仍然是够苦的。因为，稿费不是固定收入，时有时无。“吃饭”却是固定开销，一日也不能少。我初当“家庭主妇”，总是捉襟见肘，就弄不清楚，为什么每到月底，总有些日子，两人口袋中都“清洁溜溜”，一点钱都没有了。我的个性强，当初和庆筠结婚时，曾大言不惭的说：“我穷我苦，那是我自己的命！”此时，面对“自己的命”，只想如何挨过去，而不愿去向娘家伸手求助。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懂得去做“家庭预算”，并且必须去“执行”这项预算。

　　我和庆筠，婚后的第一次吵架，就出在这“家庭预算”上。

　　原来，我们那时一天的菜钱，只有七块钱，超过了这个数目，我们月底就会没钱用。我非常辛苦的去维持各项“预算”，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透支”。但是，七块钱实在太少了，我们几乎难得吃肉，几天下来，庆筠已经喊吃不消。我却坚持“吃苦，大家一起吃”，不许乱了预算。这样，有一天下午，两人都在埋头写作。忽然，院子外面，有人朗声叫卖“鲜肉粽子，豆沙粽子”，这一叫，叫得我们两个都抬起了头。

　　“我去买两个粽子来吃！”庆筠说着，打开了抽屉，拿着我们的“家用”就往外跑。我急忙阻止说：

　　“一个粽子要三块半，两个粽子就吃掉了一天的菜钱！到月底我们就会有一天要饿肚子！而且，此例一开，我们都不照预算去用，月底又要难过了。”

　　“管他的！”庆筠说，依然往外跑：“月底的事月底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人会饿死的！”

　　“不行！不行！”我说：“船到桥头不会自然直，每个月到了二十几号，我都要去当我的结婚戒指！这种事太没面子，我不要当结婚戒指！”“你不当我当！”他说：“我现在饿得很，不吃粽子连灵感都不会来！”我看没办法阻止他吃粽子了，只好妥协的说：

　　“那么你买一个就好了，我不饿，我不吃！”我心想，最起码可以省下三块半。谁知道，我这样一说，他竟然勃然大怒起来，跳着脚说：“你为什么不吃？你不吃，叫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你就是喜欢这样，把自己弄得好可怜的样子，其实那有这么严重？连粽子都吃不起？我没结婚的时候，只要口袋里有钱，想吃什么吃什么，结了个婚，连粽子都没得吃！”

　　“我没有阻止你吃呀！”我委委屈屈的说：“我自己不吃也不行吗？你为什么要扯到结婚不结婚呢！婚前你可以寅吃卯粮，然后再借债过日子，对我来讲，很不习惯呀……”

　　“好了好了！”他嚷着：“你的意思就是嫌我穷，你不习惯过穷日子……”“我哪有嫌你穷？”我这下子更委屈了，声音也大了起来：“嫌你穷还会嫁你吗？我是宁愿跟你‘吃苦”的，现在，吃不了苦的是你不是我……”“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越吼越大声。“吃苦？我怎样给你苦吃了？你左一声吃苦，右一声吃苦，还说不是嫌我穷，你明明就是嫌我穷……”

　　我们这场架，吵得真无聊！吵着吵着，卖粽子的人也走了，粽子也吃不着了，文章也写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哭了。哭着哭着，晚饭也不肯做了，我回娘家去了。

　　如今回忆起来，我们居然会为了吃两个粽子而大吵一架，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还记得，那次粽子事件结束的时候，父亲曾经调侃了我一句：“怎么？你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庆筠有个绰号叫“老马”，父亲一语双关，实在是非常幽默。只是，当时，这个“幽默”里，也夹带着好多的辛酸！“贫贱夫妻百事哀”呀！贫贱夫妻，真的是“百事哀”！写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提我的电风扇。我们那“诗意的小屋”，因为墙太薄了，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几乎都一样。夏天酷热，冬天苦寒。我生平最怕热，到了七、八月，就觉得日子真挨不过去。和庆筠婚后，我都是自己做家务，大热天在厨房中炒菜，真是一大苦事。我又怕庆筠穿得太邋遢，会给同事笑话，所以，他的衬衫长裤，我都是自己洗自己烫。洗衣服还罢了，烫衣服又是一件苦事。每次给他烫衬衫，我额上的汗，滴滴答答落了满衬衫。因此，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架小小的电风扇。

　　一架最小的电风扇，要四百元。我们就是筹不出这个钱来。我省吃俭用，到了月底还要闹亏空，哪有闲钱买电风扇？我盼着想着，夜里做梦都会梦到电风扇。这样，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有天我拿到一笔不太小的稿费，有两百多元。母亲看我太可怜，又借给我一百多元，凑了四百元，我买了生平第一架电风扇！有了电风扇，我真是太高兴了。从此，做饭时，烫衣服时，写作时，我拎着小电风扇到处走。把风扇开了，再做工作。那时，父亲有一架旧的收音机，送给了我。我听着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一面做家事，一面吹电风扇，感到人生也蛮有意思的。古代皇帝天热时只能用鹅毛扇，哪有电风扇用？我吹着电风扇，就觉得比皇帝还过瘾。

　　这样，有一天，我和庆筠到台北看父亲母亲，又和麒麟、小弟玩了玩桥牌，回家时已经相当晚了。进门一看，家中居然遭了小偷！把我的电风扇、收音机，和庆筠结婚时所做的一套西装（他惟一的一套西装）全偷走了！我当场傻在那儿，半天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我终于知道这是事实时，我跌坐在床上，抱头痛哭。直到如今，我都清清楚楚记得，为了那架电风扇，我哭得多么伤心！坐在那儿，我不睡觉也不说话，只是不停的哭。不论庆筠怎样安慰和劝解，我就是止不住自己的眼泪，硬是整整的哭了一夜。然后，我又回到挥汗如雨的日子，每当汗水滴落，泪水也不禁盈眶。小偷啊，偷这样的“穷人家”，你实在残忍！

  

 

 

  

十、离别与儿子

　　结婚第二年，我随庆筠迁居高雄，因为庆筠终于想通了，在高雄铝业公司找到一个翻译的工作，要去上班，以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上班，这对庆筠来说，实在是相当大的牺牲，他恨透了坐办公桌，一心一意只想写作。但是，经过一年的考验，“梦想”和“现实”终于抵触。这一年，我们彼此的作品都不多，想当职业作家固然不容易，想写一部能藏诸名山的作品更加难。最后，庆筠低头了。铝业公司的待遇并不很高，但它属于经济部，远景看好。当时人浮于事，找工作并不容易。庆筠一被录用，亲朋好友都来恭喜他，连父亲母亲都为我的生活松了口气，只有他自己，闷闷不乐。初抵高雄，在庆筠两位同学的协助下，租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那两位同学是单身汉，和我们合租这栋房子，他们两个住楼下，我和庆筠住楼上。反正行李衣物，都很简单。楼上只有一间大房间，卧室书房客厅全在一起。

　　庆筠开始当公务员，早出晚归。每天回家后，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又去从事他的写作。但，上了一天班，回家已经相当累了。用剩余的时间去写作，当然写来写去不顺利。他以前可以有全天候时间写作，他的产品都不多，这一下，当然少之又少。我不用上班，每天一个人在家，时间多得用不完，生活也挺寂寞的。于是，我就全力卯上了写作。副刊小说不再是我的目标，我开始写长篇。总觉得自己感情丰沛，思想细腻，应该可以写出一两本好书来才对。可是，我整天涂涂抹抹，写了撕，撕了写，不知怎的，也是写不顺。

　　我写了好多“第一章”，都没有“第二章”，写来写去，真觉得自己无能极了，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才气。庆筠的写作，比我更不顺利，我还偶尔会发表一两篇短篇小说，他连短篇都没有！于是，在两个人都充满挫败感，情绪低荡的时候，冲突就时常发生。每次都从小冲突变成大冲突，冲突到了最后，就忘了为什么起冲突的，他会对我大吼一句：

　　“我知道你对我什么都不满意！因为你心里始终有个人！你忘不掉他！你一直忘不掉他！”

　　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我一心一意要当个好妻子，我努力在“忘掉他”，是庆筠，他不许我忘掉他呀！他时时刻刻把吵架的主因丢开，而兜到他身上去。难道我成为庆筠的妻子以后，我就必须把我生命里的“历史”都一笔抹煞吗？可是，今天的我，不论值得人爱，或不值得人爱，不都是由过去的我堆积而成的吗？这种吵架，总是撕裂我的心。因为，无助的感觉，会随之而起。我会好几天都想不明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好在，吵架总是会过去。庆筠心地善良，吵完了，也会觉得自己在“胡搅蛮缠”，于是，拥我于怀，轻轻说一句：

　　“对不起！”我会落泪。我一直好爱哭。泪水掉完了，纷争随之而去。我仍然一心一意要做个好妻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

　　一切好奇妙呀，居然有个小生命在我体内孕育！我整个人像从睡梦中苏醒，全心灵震撼于这个发现。一个孩子！我的孩子！这事实挑起了我身体中所有的“母性”，带给我一阵莫名的欣喜。我这才知道，孩子在母体中孕育的第一天开始，母爱就同时存在了。庆筠对这个消息不像我这样兴奋。可怜的庆筠，他没有准备要当丈夫，就糊糊涂涂的当了丈夫，没有准备要当父亲，就糊糊涂涂要当父亲了。

　　但是，自从我怀孕以后，我的脾气就变得非常温柔了。我才二十二岁，已为人妻，且将为人母。过去的狂风暴雨，对生命的怀疑厌倦，都成“过去”。这时的我，开始“成熟”，开始热爱“生命”。感到我和庆筠所共有的小生命，正在我体内长大，使我对庆筠也充满了柔情，充满了感激。小生命是我们两个的，我们将在人生的旅途上，好好的走下去，为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我怀孕的这段期间，变成我和庆筠感情最好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再吵架，两个人都全心全意照顾对方，等待小生命的来临，这种感觉，实在是美好极了。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会和庆筠恩恩爱爱的活过这一生！

　　这个时期，我的小弟已考入中兴大学森林系，去台中读大学了。麒麟从工专毕业以后，在庆筠的介绍下，也到铝业公司来上班，他学的是冶金，在工厂中担任助理工程师，我们双胞胎又常在一起了。他住在单身宿舍，交了个女朋友，每到周末，就和女友来我家。大家在一起包饺子吃，真是快乐极了。人生的变化，实在是想也想不到的！

　　就在我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时候，庆筠忽然被铝业公司选中，奉派出国！在那个年代，出国的机会，实在少之又少。人人对于出国，都趋之若鹜。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可以出国去看看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件天大的好事！庆筠一被选中，大家对他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恭喜之声不绝于耳。我却忧愁极了。

　　我不喜欢离别，我更不喜欢在我即将临盆的时候，丈夫却不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孩子呱呱落地后，能躺入他父亲的臂弯里。我知道我的想法都很自私，可是，我就没办法很快乐的去接受这件事。何况，我和庆筠刚在高雄安定下来，如果他出国，我势必要回娘家待产。中国人的习俗，回娘家生产是不受欢迎的。我相信我的父母不会那么迂腐。可是，母亲在我结婚时，就对我说过几句话：

　　“我一生带大了四个孩子，觉得辛苦极了，所以，我绝不帮孩子再带孩子，如果你有了孩子，不要来麻烦我！”

　　母亲对我这么年轻去结婚，本就不太高兴。现在又要回娘家生产，母亲怎会坦然接受呢？我实在很怯场。庆筠一去，就要一年多，我觉得恐惧极了。总记得和老师轻易一别，今生就再也不能重聚，如今又要面对离别，会不会历史重演呢？我怕极了。庆筠还没走，我就已经心慌慌了。

　　不管我心中有多少担心和恐惧，庆筠还是决定走。我还是回到了娘家，重新住进了那间餐厅兼卧室的小房间。

　　那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庆筠终于乘上飞机，飞了。我在机场，目送飞机遥遥远去，心如刀绞。为什么人生要有离别呢？为什么青春作伴，却不相守呢？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离我而去呢？我仰望长空，极目远眺，只见云天苍茫，飞机早已隐没于穹苍深处。我不忍遽离，伫立良久，老天啊，但愿这番离别，是值得的！但愿庆筠此去，真能获益良深！但愿时光飞逝，他已归来！但愿，但愿，但愿。

　　庆筠上飞机的第二天，我就动了胎气。一清早就住进了妇幼中心去生产。孩子来得并不顺利，我在产房中足足挣扎了三十六小时。我一直以为自己要死了，一直问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好希望庆筠在身边，握住我的手，给我一点支持与力量。庆筠不在。母亲陪了我一段时间，太累了，她先回家了。当我的儿子呱呱落地时，医院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孤独的躺在那儿，听着儿子嘹亮的啼哭声，我的汗水和泪水一齐滚落，心中低低的自语着：“凤凰，你以后再也不会孤独，你有儿子了呀！”

　　虽然心中这样说着，但在初为人母的那一刹那，我一直躺在那儿掉眼泪。二十四小时以后，护士小姐才把我儿子抱来给我。我捧着他，凝视着他，虽然他不是个很漂亮的小婴儿，我却近乎崇拜的看着他的小手小脚，感到“生命”真是“伟大”极了。我心里充满了爱和骄傲，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和感动。我对我的儿子，郑重的低语：

　　“孩子！不管生命的产生是多么的‘偶然”，你却是我全心全意所期待的，所需要的，所热爱的！以后，不论我的生命中再有多少风风浪浪，我都会为你而坚强的活下去！你，就是我的希望、快乐，和最伟大的一部长篇！”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从一个年轻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妻子”的角色，就要努力去适应当“母亲”的角色了。最麻烦的一点是：我搬回了娘家，我还必须兼顾当“女儿”的角色呢！

  

 

 

  

十一、小庆

　　我的儿子，乳名叫做“小庆”。

　　小庆在婴儿时期，非常爱哭。白天哭，晚上哭，夜里也哭。我初当母亲，常被他哭得心慌意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一切正常，哭是“运动”。但是，小庆“运动”的时间非常混乱，不管是夜深还是清晨，他爱运动就运动。我们那日式小屋，完全不隔音。父亲辛苦了一天，夜里被小庆惊醒，他就叹着气问我：“你为什么让他一直哭呢？你会不会带小孩呀？”

　　我是不会带呀！抱着儿子，我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哄他，哀求他：好儿子，别哭了！少运动一点呀！儿子听不懂，他仍然运动他的。母亲对我直摇头：

　　“唉！如果当初考上了大学，何至于现在要受这种苦！都是任性的结果，以为结婚很好玩呢！”

　　我并不觉得带孩子是一种“苦”。可是，因为我的孩子，而让父母受苦，这才是我的“苦”。那时，父母家中，麒麟去高雄做事，小弟去台中读书，只有小妹在家。小妹仍然是最优秀的小妹：小学拿了十二个第一名，考上了一女中，又连拿了好几个第一名，这年正要进高中，每天捧着书本，用功得不得了。我儿子一哭，我母亲就着急：

　　“别让他老是哭了！别让他吵着小妹呀！”

　　我急忙抱着儿子，冲到院子里去。一面摇晃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着满天星辰，心中低叹着：

　　“庆筠，你在哪里呢？”

　　庆筠没有回答。儿子仍然哭，我就跟着哭。

　　儿子是我的希望、快乐，和爱！但是，那段时间中，我却怕极了儿子哭，每次他一哭我就会跟着掉眼泪。父母对我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我觉得我这样拖累娘家，实在是“罪该万死”！我怎么总是把自己弄成“罪该万死”的情况呢？

　　庆筠正在“周游列国”。他这次出国，并不是出去深造，也不是出去考察，而是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会”，出国去巡回表演。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道德重整会”到底在做些什么。只知道庆筠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在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到处跑。庆筠出国时期，铝业公司照发他的薪水，我应该没有经济的困难。可是，我对于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非常不安和歉然，就把这薪水，全部交给了母亲。这样，当小庆需要奶粉、衣服、营养品、医药……等的开销时，我又捉襟见肘了。偏偏庆筠从国外来了封求援的信：

　　

　　“快寄一点美金给我，因为我没钱用了！”

　　

　　怎会有这种事？他在国外，却要我寄美金给他？原来那“道德重整会”常常发不出零用钱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要靠家里“支援”。我这一下傻掉了，总不好意思向母亲要回庆筠的薪水。抱着儿子，我又开始写稿子。

　　有一天，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在写稿。写着写着，儿子开始哭。我正写得顺手，不愿停下来，我让儿子“运动”，自己的右手也飞快的“运动”，脑子也不停的“运动”……，正“运动”得浑然忘我，母亲怒气冲冲的在我书桌前一站，对我疾言厉色的说：“你如果想当作家，就不该这么早生儿子！既然生了儿子，就丢掉你想当作家的梦！你这样只顾写作，让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一惊停笔，抱着儿子，惶然不知所措。那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又从头到脚的罩下来。我无法为自己解释，只感到走投无路。当晚，我把头埋在儿子的襁褓中，祈求的对他低语：“儿子，你不能这么爱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为我们两个，为你的父亲，做一点事吧！”说也奇怪，儿子那晚不再哭。我奔回书桌前，飞快的继续我的小说。那夜，我写完了那个短篇。至今记得那篇小说的题目：《情人谷》。这篇小说在如此仓促之下完稿，写得并不好，隙很快的发表了，很快的拿到稿费。发表的杂志，与我后来的生涯有极大的关系，那本杂志名叫《皇冠》，那是我第一次给《皇冠》写稿。拿到稿费，马上换了美金，寄去给庆筠。我的生活，就这样，又陷入艰苦的挣扎里。庆筠很勤于给我写信，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刚离开没多久，他来信中有这样的一句：

　　

　　“让我们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去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

　　

　　我好感动。抱着儿子，我在他耳边悄悄背诵。后来，他的信中常常提到国外的所见所闻，我也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新鲜。一次，他信中忽然有了“愤世嫉俗”的味道，很悲观消极，他写：

　　

　　“到了国外，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台湾是多么渺小！凤凰，我告诉你，以后我们不用去争取物质生活，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不论怎样进步，也不可能追上欧美的水准！我们太落后了！看到别人的进步，会让我感到无望和自卑！”

　　

　　（庆筠一定没有料到，今日的台湾，不但已追上了欧美，有些地方甚至凌驾了欧美。）

　　其实，从这封信中，我就该看出一点端倪。这次出国，带给庆筠的冲击确实很大。他离开时，是个积极，有信心，有热情的年轻人。虽然也有些“愤世嫉俗”的意味，却不严重。他回来时，一切思想看法，都有些变了。变得最多的一点，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和天真了。

　　庆筠回来时，小庆已快满周岁。

　　我带着满怀的喜悦，带着我们的儿子，带着“百年相守的美景”，飞奔到机场去迎接庆筠。我们总算把这一年熬过去了。再相见时，我们手握着手，泪眼相看，真觉得恍如隔世。庆筠抱着他的儿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简直不相信这个“胖小子”，就是他离开时，尚未出世的孩子。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团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说不出的辛酸。至于别后种种，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完的！

　　我怎样也没想到，这次的团聚，却是日后分手的序幕！人生的路，不知道为什么，我所走的，特别崎岖。

  

 

 

  

十二、痛苦的婚姻

　　我们一家三口，又搬回到高雄去住了。这次，我们总算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住，这房子也很奇怪，是两层楼，却只有两间房，楼下一大间是客厅兼书房，楼上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我和庆筠，终于拥有了两张书桌。他在楼下写，我带着儿子在楼上写。庆筠继续他的上班生活，写作都是晚上的事。但是，在国外这样东奔西跑了一年，再要收下心来，去过如此“孤独”的“写作”生活，他骤然间无法调适他的脚步。再加上，他走的时候，儿子并未出世，我和他两人共有一个小天地。他回来时，儿子已经一岁，正是又吵又闹又需要人一步一扶的时候。假若庆筠曾和我共同度过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他一定比较能适应儿子。但他跳掉了那一年。现在，突然间，我变成一个母亲，注意力全在儿子身上，等儿子好不容易睡觉了，我就冲到书桌前去“写作”，我忙得简直分身乏术，对庆筠，我难免疏忽。如今再回忆起来，我和庆筠的婚姻，一开始可能就是个错误。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认识的时间又很短暂就结婚，彼此了解都不够深入。但，我们婚姻中真正的致命伤，是不该轻易离别，更不该双双执迷不悟的写作。

　　重回到我身边的庆筠，对“写作”的“使命感”更加强烈。在国外走了一圈，他心有所感，极力想写一些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这种“使命感”把他煎熬得很苦。当他在“煎熬”中时，我无法分担他的苦恼，也无法进入他的世界。我忙儿子，忙家务，忙自己的写作就忙个没完。我顶多能做到的，就是抱着儿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让他耳根清静，让他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利用。

　　我和儿子在外面玩了两小时，回到家里，他桌上的稿纸仍然空白，写了字的稿纸，全在字纸篓中，堆了满满一字纸篓。而他，头发凌乱，眼神落寞。

　　同一个时期的我，却写了好多篇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皇冠》，都能刊载出来。《皇冠》的稿费不高（我后来才知道，这本杂志是如何惨澹经营的）。稿费虽不高，对我的生活，却已不无小补。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发表的园地。我的中篇小说《寻梦园》、《黑茧》、《幸运草》……都是这时期发表的。有一天，我居然收到《皇冠》社长“平鑫涛”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样几句：

　　

　　“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小说，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每期给《皇冠》写一篇稿？长短字数都没有关系，《皇冠》篇幅大，可容纳较长的文稿……”

　　

　　我捧着信，雀跃三丈。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我把信拿给庆筠看，简直“得意忘形”。庆筠看了信，十分纳闷，他总觉得我的小说写得很没“深度”。这样没深度的作品怎会有人邀稿！他立刻把我发表的那些中篇小说，拿来重读一番。看完了，他把杂志丢在桌上说：“你不过是在说故事而已！”

　　“对！”我承认。“我就是在说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说得很好！”他又批评。

　　“对！”我仍然承认。“不过，我会慢慢进步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写这些没深度的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他气冲冲的说：“如果你以此为自满，你就完了！你会陷在流行的、通俗的案臼里，再也跳不出来！”

　　我有些受伤了，抬头看他，我语气不佳：

　　“你去写那些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不朽名着，让我去写没深度没格调的故事！我只想说故事，只爱说故事。我才气不高，学问不深。能写得出来，能有地方发表，我就很满足了！”庆筠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生气。他整晚坐在桌前想心事，偶尔涂涂写写，又都撕掉。第二天他去上班，到下班时没有回家，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前等，越等越心慌。怕他出事了，怕他骑车太快了，怕他被车撞了……夜越深，我越怕。最后，我铁定他出了意外，哭着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公司早就下班，没人接电话。我又哭着打给麒麟，麒麟在工厂上班，或者知道下落。麒麟一接到电话就问我：

　　“你是不是和他吵架了？”

　　“没有！”我哭着说：“我没有跟他吵架。”

　　“安心啦！”麒麟喊：“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事的！你回家去等就对了！”我只好抱着儿子回家。午夜，庆筠回来了，我听到脚踏车声，就冲到门口去看他，一看他四肢俱全，完完好好，我竟“哇”的一声哭出来。庆筠把我一把抱住，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猜到你会着急。我只是和几个朋友去玩桥牌，不知不觉就玩晚了！”

　　我惊魂甫定，身子还在颤抖。那时候，家里都没电话，联络起来本就不便。丈夫一夜晚归，我似乎也犯不着小题大作，只要他安好，就什么都算了。我拭去泪，虽然心底仍然委屈，却也不再多说什么。谁知道，这种“晚归”，竟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了。

　　那年，麒麟和他的女友小霞结婚了，也定居在高雄，我们双胞胎都已成家，又住在同一个城市，时相往来，实在是件很好的事。但，我和庆筠的感情，却开始陷入风风雨雨之中。庆筠常常下了班就不知去向，归家时已是夜深。头几次，我会哭，会着急。次数多了，我不再着急，隙化为一股怒气。年轻的我，脾气一向就不很好。现在，身上的工作又十分沉重。小庆已牙牙学语，而且飞快的学走路。小家伙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爬高下低，跳来跳去，简直没片刻安静。我每天仅仅带他，已经筋疲力尽，何况我还要抽出能抽出的每一分钟，去写一些东西。现在，我写的作品，几乎大部分都能发表了。我有好几个固定的地盘，是从不会退我稿的：一家报纸的副刊，香港的一本文学杂志，和台湾的《皇冠》。我每月只要勤于耕耘，就会收到相当不错的稿费，这对于我的生活和写作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我就写呀写的，几乎没有停。我最大的错，是从没有去体会庆筠的“失落”。当他夜不归家时，我就生很大的气。我骂他没有责任感，没有良心，既不是好父亲，更不是好丈夫！他被我骂急了，就怒冲冲的吼了回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能赚几个臭稿费，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如果我不是要上班养活你，如果我像你一样，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写作，我早就是大作家了！都是你！都是你！你害惨了我！你谋杀了我的写作生命！我会夜不归家，就因为你！因为我苦闷，因为我不要回家面对你！”

　　这太残忍了。夫妻一旦吵架，常会说些最刻薄的话，但是，这些话也正流露出对方的心态。他这样一吼，我就被打倒了。我踉跄着往后退，又气又急又伤心，眼泪就夺眶而出。一面哭，一面就去抱儿子，要抱着儿子冲出家门，永不回来，免得让他看了讨厌。我抱着儿子跑，儿子看我哭，他也哭，用小手摸着我的眼泪说：“妈妈哭哭，小庆哭哭！”

　　儿子这样一说，我更是泪不可止，那场面实在惨烈。我抱着儿子奔到房门口，庆筠一下子拦过来，把我们母子都圈在他的臂弯里，苍白着脸说：

　　“不许走！不要走！我吵架说的话，你怎么能认真？你们母子两个，是我整个的世界呀！我什么都没有，连写作都没有，我只有你们两个！难道连你们两个，也要遗弃我了吗？”

　　我站住，然后哭倒在他怀里。听了他这种话，我怎么忍心走？走？又走到何处去？我不是下定决心，要和他恩恩爱爱过一生吗？我们不是要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来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吗？连离别的日子都挨过了，怎么相守的日子反而如此悲惨呢？我收住步子，不走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情况，却每况愈下。

  

 

 

  

十三、二十五岁

　　那年冬天，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

　　在写《窗外》以前，我尝试过很多长篇的题材，写了《烟雨蒙蒙》的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也写了许多其他的第一章，就是写不出第二章。总觉得心头热烘烘的，有件心愿未了。最后，我决心写《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我终于醒悟，我的第一部长篇，一定要写我最熟悉的故事，我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写《窗外》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翼翼。我不敢让庆筠看到我的原稿，怕他又翻出我的过去，来和我吵架。所以，我都利用他上班的时候去写。

　　小庆在一岁七个月大的时候，已经能跑能跳，能言善道。我为了要写作，只好每天上午，都把他送托儿所。小庆不喜欢托儿所。每天早上，托儿所的车子来接他的时候，他都会抱着我的腿不放。我必须用最坚强的意志，来克服我的“不忍”。每次把他拉上幼儿车，他就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惨烈的哀叫：“妈妈呀！我要跟你在一起！妈妈呀！我不要去学校！妈妈！小庆乖乖不会闹……”

　　车子走了好远，小庆的哭叫声仍在我耳边萦绕。我掉着眼泪，冲上楼，面对一叠空白稿纸，我含泪对稿纸说：

　　“如果今天上午，写不出三千字，我就对不起我那可怜的儿子！”坐下来，拭掉眼泪，不敢浪费时间来哭泣，我马上提笔写作。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每天都能写出三千字。到了中午，幼儿车的铃声一响，我就飞奔下楼，奔出大门，奔向我儿，把他紧紧紧紧的搂在怀里，对他不住口的说：

　　“对不起，儿子。妈妈好狠心，是不是？但是，你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写了三千字呢！”

　　整个下午，我不写作，陪儿子玩。晚上，我也不写作，把时间留给庆筠，我还想挽救我的婚姻。但是，庆筠从“晚归”，更进了一步，有时，他会“彻夜不归”了。

　　庆筠下班后的去向，终于露了底。

　　原来，铝业公司职员众多，又有工厂，工人也多。每天下班后，就会有些职员和工人，在空无一人的工厂中打扑克，赌一点小钱。庆筠那时，正心情苦闷，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不满，对自我的前途，又充满了无力感。眼看我拚命的写，且能发表，他自己的挫折感就越来越重。（可惜，他这种心态，是我在多年后才分析出来的。当年的我，对他真是又气又恨又伤心，根本没有情绪去分析和了解。）在这种种因素下，他就逃遁到那个扑克桌上去了。

　　起先，只是小小的玩一下，慢慢的，就像鬼迷心窍一般，会越玩越大。庆筠天生就不是赌徒，他根本不会赌，也不擅赌，十赌九输。他输的数字，现在想起来，实在没多少。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的生活费，儿子的奶粉费。他输了，就觉得没办法回来面对我，于是，只好再继续赌下去。就这样，他常流连于外，而我，却在一次一次的等待以后，越来越绝望，越来越灰心。（后来，有许多报章杂志，报导我这次失败的婚姻，都归咎于他的“赌”，其实，这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会去赌，我也要负责任。而且，他这一生，也只有那么短短一段时间，曾迷失于“赌”。我们的婚姻会失败，是由很多很多原因堆积而成，赌只是其中极微小的一部分。）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

　　在我过生日的前几天，庆筠告诉我，他要戒赌了。他要把一个全新的庆筠送给我，做为“生日礼物”。他还说：

　　“自从我回国之后，我所有的表现都差劲透了！我不止让你伤心，让你难过，连我自己都恨透了这个我。凤凰，我们再重新开始吧！不要放弃我，不要想离开我，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我也不怨天尤人了，我要好好的写作，和你一样努力去写。我们结婚时的信念还在，请你，不要对我失望！你过二十五岁生日，我们就以这一天做为全新的开始，我要请麒麟、小霞，还有诸多好友，来为我的话作见证！”

　　我那时对于庆筠，心已经冷了。不止是因为他赌，更大的原因，是他对什么都不满意，整个人生显得非常消极。他看不起我的写作，自己又没有写出超越他自我的作品来。每次一吵架，就说我害了他，我和孩子拖累了他，使他无法一展雄才。这种话的杀伤力太强了。我相信，我也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彼此的伤害一深，心里的“积怨”就不少。那时，我真的常常在考虑离婚。庆筠也知道我的心意，知道我正在挣扎和矛盾中。当他和我说了上面那一大篇话之后，我又感动了。想想看，我自己也有诸多不是。我很情绪化，很小心眼，又孩子气，又任性，又爱哭。是我不能保持一张欢笑的脸，是我无力拴住丈夫的心。这样一检讨，我不能只责怪他而不责怪自己。于是，我答应了他，相信了他，我们要一起努力，去重新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庆筠很高兴，他立刻去请了好多他的朋友、麒麟夫妇，整整有一桌客人，来我们家吃晚餐，为我庆祝生日。当然，那天也是麒麟的生日。可是，这么多人来吃饭，做饭的工作还是我的。我一向不擅长于厨房工作，这么多人来吃饭，对我实在是件苦事。庆筠拍着我的肩，笑嘻嘻的说：

　　“没有关系，我下午就请假回家帮你！我会从餐馆里，带两个现成的菜回来，你热热就可以吃了！”

　　“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说：“总得有个人带小庆，我不能又带他又烧菜！”

　　“你放心！”他兴冲冲的看着我。“我们的‘新开始’，我怎会把它弄砸呢！”于是，我生日那天到了，庆筠一早去上班，告诉我中午就回来。小庆去了托儿所，我赶快去买菜。回来洗洗切切，忙忙碌碌。中午，小庆回家，我只有带着他，无法进厨房，因为我家厨房极小，我怕炉火热油会伤到孩子。我们母子，站在大门口左等右等，庆筠人影俱无。到了下午五点，他仍然不见踪影，幸好麒麟和小霞赶来，我赶快把小庆交给麒麟，小霞和我一起下厨。六点半，客人全来了，庆筠仍然不见踪影。

　　七点半，我和小霞把菜全搬上桌，我累得满头大汗，心中绞痛。我想笑，却完全笑不出来，眼泪始终在眼眶里打转。满桌宾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动筷子，也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些好友，对我和庆筠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且，他们都是奉庆筠之命，前来为他作见证的！到了八点，我含泪请大家先吃，不要等庆筠了，麒麟眼睛一瞪，大声说：

　　“不行！今天一定要等他回家，大家再开动，看他能晚到几点回来？看他如何向我们大家交代！”

　　麒麟这样一说，大家都不肯吃。我们一大桌人，就坐在那儿默默的等。到了九点钟，麒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骂了一句：“岂有此理！”我心想，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呀！是他要帮我过生日呀！是他请的客人呀！是他要“新开始”呀！怎么可能不回家呢？我又颤栗了，害怕了，担心了，我喃喃的说：“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出了车祸？”

　　麒麟瞪了我一眼说：“你放心，我去帮你把他‘捉’回来！”

　　麒麟说完，冲出房子，骑上脚踏车就如飞而去。我们满桌子人仍然没人吃东西，没人说话，小庆倚在我肩上睡着了。小霞悄悄把他抱过去，抱上楼，送到床上去睡。我傻傻的坐在那儿，心里疯狂般的想，一定出事了，一定撞车了，一定发生意外了……九点半钟，车铃响，麒麟和庆筠在众目睽睽下，一起冲进了房间，麒麟嚷着：“凤凰，我把他给押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的看着庆筠。庆筠显得狼狈极了，他头发零乱，衣衫不整，脸色苍白，满脸的胡子茬。他面对着我，手足失措的说：“今天发了薪水，我就去玩了玩，我没有输，钱在这里……”他一面说，一面掏口袋，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叠零散的钞票，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零散的钞票，再去翻衬衫的口袋，又去翻长裤的口袋……从每个不同的口袋里，掏出了左一叠右一叠的散钞，握了一大把，直往我的手里塞，说：

　　“你看你看，我还赢了一点呢！”

　　那晚的我很没有风度，我顾不得满屋宾客，我把钞票往地上一摔，就飞奔上楼。拥着我的儿子，我整晚在那儿哀怜着我的婚姻。我不肯下楼，也拒绝吃饭。心中最大的痛楚，不是他的赌，而是，当他在那儿左翻口袋、右翻口袋的当儿，我才蓦然醒悟过来，当初那个胸怀大志、雄姿英发的庆筠，已经变了！那个虽然贫穷，却豪气干云的庆筠，确实不见了。难道，我真的“谋杀”了庆筠吗？那个有着“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的胸襟气度，有着“天地一沙鸥”的诗情画意的那个年轻人，如今到哪里去了？难道一个错误的婚姻，竟会把一个优秀的青年给害了？

　　我不寒而栗了。如果是我把庆筠害成这样，我真是罪不可赦呀！我这一生，有两次的生日，终身难忘。一次是二十岁，一次是二十五岁。两次生日，都让我心碎，都让我痛楚莫名。

  

 

 

  

 

　　二十五岁生日过去没有多久，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终于完成了。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毅力去完成它！而且是在这种风风雨雨的生活中去完成的！

　　捧着一大迭《窗外》的原稿，我虽然有初完稿的喜悦，却有更多的茫然。二十万字呢！什么刊物会接受它呢？如果它去“周游列国”，恐怕邮费都不是小数字，我把稿子压在家里，开始写信给各报副刊，问一问有没有编辑愿意“过目”一下？一星期后，回信纷纷而来，都是“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无法容纳”，居然没有编辑愿意看它！

　　就在这时候，有天我出门回家，发现庆筠正在全神贯注的翻阅《窗外》原稿。我心中怦然一跳，心想战争又要开始！谁知，庆筠放下了稿子，抬头看着我，严肃的说：

　　“这是一部好小说！你让我嫉妒如果我再不奋起直追，你会遥遥领先的！”我松了好大的一口气，真感激庆筠，没有因我写《窗外》而和我吵架，我小心翼翼的看着他问：“这里面写的是我自己，虽然十四章以后，都是杜撰，里面还是有你的影子，你不会生气吗？”

　　他郑重的看着我，诚挚的说：

　　“让我告诉你，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多半都是自传！你千万不要让这点来困惑你，只要问，你有没有写好它！至于我……”他微笑起来：“我如果连这点胸襟和器度都没有，我还配当你的丈夫吗？我还配谈写作吗？”

　　我好感动。庆筠就是这样的，当他理智的时候，当他不自卑的时候，当他想发愤图强的时候，他真是个可爱的人。那一瞬间，我想，我们还是会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只要我们彼此都能迁就一点，都能牺牲一点！我们还是有“百年相守”的美景！报社都不愿过目我的《窗外》，我想来想去，惟一的可能是《皇冠》杂志。当时，皇冠正在扩版，增加了一个专栏叫“每月一书”，可以一次刊完十万或二十万字。所以，我就把《窗外》付邮，寄到《皇冠》去了。

　　人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有命定呢？我这样一寄，真是万万也想不到，我以后的生命，就全部改写了。

　　《窗外》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平鑫涛”寄来的一封长信，他的字如天马行空，一手好草书，却“草”得太厉害，三个字里我有两个不认识，连看带猜，看出这样几行：

　　

　　“收到《窗外》，连续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终于一口气读完。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猜作者本人，必在书中。写得如此真实，令人深深感动。《皇冠》获得此书，十分荣耀，已决定在七月份《皇冠》上，一次刊出

　　……”

　　

　　我捧着信，雀跃不已。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平鑫涛”，颇有知遇之感。我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又是他接受的！他真是个有慧眼的人呢！我还没从兴奋中恢复，他又来了第二封信，热心的和我讨论书中的几个细节是否需要修正？我来不及回信，他又来了第三封，建议我改写“第一章”，让主角先跳出来。（我的初稿中，第一章是许多女学生一齐出场。）我接受了每一项建议，重改我的《窗外》。一九六三年七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发表在《皇冠》杂志上了。两个月后，这本书发行了单行本。我首次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自己的书陈列着。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我悄悄的在书摊前逛来逛去，偷偷看着那本书。看到居然有人去买书，我兴奋得心脏怦怦乱跳。晚上回家，做梦都会笑。平鑫涛的信，如雪片般飞来：

　　

　　“第一版‘窗外’，已被抢购一空，现正再版中……”

　　“第二版《窗外》，又已售完，现在赶印第三版，已决定一次印五千本……”

　　“第三版《窗外》，又快卖完了。你在忙些什么？难道没有新作问世，不准备‘乘胜追击’吗？……”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不休的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揉着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着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的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着父母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份了！”他伸出手给我，慷慨的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筠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狼狈而踉跄的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的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的说：“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的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天之后，我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的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的注视着他，我沉痛的说：“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着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的看着我，试着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的用手抱着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着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着他，悲哀而无助，我说：“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的问。

　　“离婚！”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的盯着我，一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筠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

  

 

 

  

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的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拚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的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的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怎么会认出我来？”“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着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什么电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一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着我。我称呼他“平先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着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需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应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的所。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的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的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第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访问前，就一直给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天！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着他的儿子，想着小庆，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我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只是淡淡的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

　　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入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卖出去。我骑了脚踏车，载着《皇冠》，到一个个书摊去，请他们寄售，他们连寄售都不肯！有几家勉强接受了，却把《皇冠》丢在地上，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从书堆理挖出来，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气的说：‘这种破杂志，没有人买的啦！’我听了真伤心。一个月后结算，只卖掉五十七本！我们四个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个月，赔得惨兮兮，三个都退出了，只有我坚持。每个月都骑着脚踏车自己发书，书太重了，骑到后来，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

　　我听了，实在非常震动，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是如此艰辛创办的。假若没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已经“早生华发”了。然后，我们又谈到《皇冠》杂志的现状，说也不信，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艰苦，由于利润太少，始终都是“惨澹经营”。鑫涛手下，只有一个职员，厚厚的一本杂志，从看稿、编辑、美工、印刷，到校对，他样样都要做。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起来：“真不容易，现在已熬到第九年，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

　　很大的恭维，我笑了，满怀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回高雄，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上了车，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说：

　　“一点小礼物，回家以后再拆！”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收下了，一路都没有拆封。回到家里，庆筠迎了过来，满脸困惑的对我说：“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我奔过去一看，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四声道身历声的，简直太奢侈了！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我就和音乐绝缘了。此时看到电唱机，实在惊讶极了。电唱机上没名片，没卡片，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牛皮纸口袋，匆匆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叠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我翻弄着唱片，一张小纸条掉下来，鑫涛那天马行空的“草书”，草草的写着：

　　

　　“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深觉惭愧，稿费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撑持得相当辛苦。一架落地电唱机，是从闲谈中，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请看在特意让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笑纳吧！”

　　

　　我衷心感动，不止为了唱机，还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细心的安排，实在是个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后，我笑着问鑫涛：“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机，有没有心怀不轨呀？”鑫涛正色回答：“别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觉得太抱歉了，想补偿你一些稿费，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比较爱古典音乐，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机的点子！”然后，他又笑笑说：“虽然没有‘心怀不轨’，倒的确是‘用心良苦’呢！”）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恼的凝视着我，说：“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着。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的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的走下去！我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的盯着我，沉痛极了。“你现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

　　他悲怆的说着，落寞的，头也不回的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儿子，对着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止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的、笃定的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止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的惆怅。毕竟，庆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着稿纸，会忽然悲从中来，抱着儿子，也会情不自禁的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的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的“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的说，眼光逼视着我。他浑身上下，又带着那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的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的问她们在干什么，女学生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来，我们要上学呀！只好到报社来买！’社长问她们要看什么大新闻，她们说：‘《烟雨蒙蒙》呀！’社长惊愕的走进办公厅，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

　　我笑了，对鑫涛点点头说：“你编故事，也编得满好听的！最起码，可以治疗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这种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鑫涛一本正经的说，眼光显得严肃起来。“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诉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联副刊载《烟雨蒙蒙》的时候，报社里没有人知道琼瑶！但是，今天我们报社开编辑会议，会议中，大家居然提出来：‘我们怎么不去争取琼瑶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长篇，联副没有你的长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视着我，一瞬也不瞬的：“琼瑶，”他清楚而有力的说：“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能挤上联副，不像你想像那么容易！现在联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为，这对你太重要了，仅仅一本《皇冠》，不够来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写不出来呀！”

　　“你写得出来！”他重重点头，毫不怀疑的。“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长篇来，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给你十五天的时间！”

　　“那么，那么，”我开始心慌起来。“《几度夕阳红》怎么办呢？”“《几度夕阳红》不能停，你要做一个计划，半个月用来写《几度夕阳红》，另半个月写新长篇，两部小说同时进行！”

　　我愕然的看着鑫涛，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他真认为我有这种能力吗？我自己却不能肯定。鑫涛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内练习枪战的小庆，他说：

　　“你需要雇一个人，来帮你烧饭带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埋没在厨房里的！明天，我去帮你物色一个佣人！”“我……我……”我结舌的说：“我用不起！”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你用得起的！将来，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须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的写！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哀悼你的婚姻或过去！”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的写我的新长篇。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的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的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的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母亲默默的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板，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

  

 

 

  

 

　　就这样，我开始当一个“职业作家”。

　　我的书，都在《皇冠》出版社出版，每一本的销路都还不错。鑫涛给我15％的版税，我惊奇的发现，我每个月都有相当好的收入，足以应付我的房租，阿可的薪水，以及我和儿子的食衣住行。这真是个奇迹！

　　一九六五年，母亲也去新加坡了，小妹搬来和我同住。小妹那时已从一女中保送到台大物理系，是台大的高材生。我的小妹，真是个奇才，我父母在我身上找不到的希望，都可以在小妹身上找到。此时的小妹，情窦初开，和同班同学“阿飞”正在恋爱，幸好父母都在新加坡，鞭长莫及。我给了他们两个最大的支持，让他们顺利的相爱下去，小妹真是幸运。如果母亲在台北，我相信，以母亲对小妹的爱，她一定又会像母猫叨小猫般惶惶不安，不见得会让他们如此自由。（“阿飞”也是台大高材生，非常优秀，可是，在我母亲眼中，任何人追小妹，可能都不够资格！）

　　我们那栋日式小屋，终于被师大收回，没多久，就拆除了。日式房子逐渐成为过去，台北街头，新建的公寓及高楼大厦一栋栋的耸立起来。一天，鑫涛来我家付版税给我。付完之后，他看着我说：“现在，你应该分期付款，去买一栋公寓，总不能一辈子租房子住，太没安全感了！”

　　我吓了一跳。买房子？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最奢侈的梦中才有这样的梦。“我怎么买得起？”我惊愕的说：“房子好贵呀！”

　　“就在这附近，正在盖一批四楼公寓，你不妨去看一看！至于买得起或买不起，我想你不用担心，你的版税足以支付头期款！以后的款子，你可以写新书，你源源不断的写，稿费和版税就会源源不断的来！”

　　“这个道理我懂，”我忧愁的说：“可是，写作这行业和别的工作不同，我不一定能够源源不断的写呀！”

　　“哦，你能！你当然能！”他毫不犹豫的说：“我看了你最近的作品，我敢肯定，你的写作生命还在开始阶段，你最大的财富，是你的年轻！我保证，你会有源源不断的作品问世！”

　　他保证？他保证我可以写下去？世界上怎有像他这样的人呢？他像火车头里的煤，燃烧着，催促着火车头往前开。我不开都不行呢！于是，房子订下来了。我开始写我的新小说《船》。过了几天，鑫涛又对我兴冲冲的说：

　　“你的《六个梦》，卖给中央电影公司拍电影，如何？他们出的版权费不高，但是，对于你，这是另一种意义，许多不看小说的人，他们看电影！”

　　“好还是不好呢？”我不解的问。“电影失去了文字的魅力，会不会让小说走样呢？”“走样是一定走样的！”鑫涛说，他热爱电影，虽然他的工作忙得不得了，他仍然经常往电影院跑。“电影是另一种艺术，它会把属于平面的书籍变成立体，你可以看到你笔下的每个人物活起来，生动的、真实的演出你给他们的生命！这是太大的刺激，如果我是你，我会把每本书交给他们拍电影！”

　　他的兴奋立即传染到我身上，我卖了《六个梦》。中影选了《追寻》和《哑妻》两篇，拍成两部电影。电影推出那天，戏院门口水泄不通。我坐在电影院内，看到婉君和三兄弟纠缠不清的爱，自己深受感动。这才了解，鑫涛说“笔下人物活过来”的滋味。从此，我就迷上了把小说搬上银幕，几乎每一部著作，都改编成了电影。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写一写我和鑫涛。

　　鑫涛这人，在基本上，和我的个性大不相同。我是一个标准的“梦想家”，整天生活在“云里雾里”。我编织小说，编织故事，自己也生活在小说和故事里。我永远带着一份浪漫的情怀，去看我周围的事与物。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美化感情。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我全部加以美化，而且很迷信我所美化的感情。所以，我这个人是很不实际的、浪漫的、幻想的、热情的。有时甚至是天真的，不成熟的。

　　鑫涛，他是个标准的“实行家”。他也有很多的梦想，他会把这些梦想一个个去实现！他很努力的工作，用很多心思去计划如何突破，如何进步，如何改善。他就像一堆燃烧的煤，是原动力。他不能忍受“停止”或“后退”。他永远在前进，每个未来，每种事业，对他都是挑战，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冲、冲、冲！在冲的时候，他偶尔会碰头，碰了头也没关系，他转个方向再冲、冲、冲！反正，非冲到他的目的地不可！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遇到我这样一个人！

　　他和我，建立了一个最好的合作关系。我忽然有个惊奇的发现：我尽管生活在云里雾里梦里幻里，身边却有个人，常把我这些云呀雾呀梦呀幻呀……统统接收，再一件件的把它变成“真实”。这简直像变魔术。我笔下的人物会“活过来”，我梦想的书会“出版”，我除了“写作”可以不管“家务”，我还能住我自己的“房子”，听电视里的歌星演唱我所写的“歌”……这实在奇异极了。

　　鑫涛，他成为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我的“出版人”，也是我的“经纪人”，他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评审”，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板”，他是我小说的“支持者”，也是我梦想的“实现者”……我们开始受彼此的影响。我变得倚赖他，信任他，顺从他。他变得也会做梦，也会糊里糊涂起来，当我在云雾里的时候，他也会陪我钻进去，去体会我的境界：

　　

　　“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

　　朝迎旭日升，暮送夕阳下！

　　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

　　身随魂梦飞，来去无牵挂！”

　　

　　我的境界不太实际，他跟着我钻进去，居然也会像云一样飘起来。我把他带进我的每一本小说，让他接触我笔下的人物，而每个我笔下的人物，总有一部分是“我”。他对我认识得越多，就越加迷糊起来，他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这样带着满脑子的梦幻，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人，怎么活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在这世界上，像你这种人，老早就应该绝种了！”他说，然后就悚然一惊的说：“不行不行！如果你绝种了，我怎么办？”

　　当他说“我怎么办”的时候，我有些惊怔了。二十七八岁的我已不再年轻，在感情的道路上，什么大风大浪都闯过了，什么甜酸苦辣都尝过了，什么悲欢离合都挨过了。我对爱情的讯息并不陌生。我蓦然间心惊肉跳，再也不能让自己掉进这样的苦海里去！再也不要沉没，再也不要挣扎，再也不要矛盾和痛苦，再也不要！我想回避，想逃，想躲，想跑开……但是，这种醒觉已经来得太迟，当我们彼此都发现情况不妙时，我们已经深深陷入了。

  

 

 

  

十八、生死一线的体验

　　那年，小弟和麒麟双双考上了留美考试。在那个时代，出国读书是一股狂澜，几乎人人都想出国，不论生活多么贫困，仍然千方百计的要出去留学。许多父母，倾家荡产的为儿女筹措学费，送子女去读书。似乎只要能达到出国的目的，就是一种成功。事实上，国外的生存竞争非常强烈，出国的年轻人并不见得都学有所成。可是，在这股“出国热”的狂澜下，大部分的年轻人全卷了进去。

　　我的两个弟弟也不例外，他们念英文，考留美，申请学校，等到他们都拿到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之后，才来考虑经济问题。我身为长姐，见他们这样热中，就开始帮他们筹备旅费和学费。一九六六年，我先送走了麒麟，第二年，我又送走了小弟。一连送走了两个弟弟，我颇有离愁。在生活上，难免又拮据起来。写啊写啊，写作不仅仅是兴趣，也是我惟一能仰赖的赚钱方式。这时候，我的写作已很受欢迎，许多报章杂志，纷纷前来邀稿，并出高稿酬，来争夺琼瑶稿子。而我，感激鑫涛当日的“慧眼识英雄”，更感激他给予我的鼓舞和支持力量，我始终不愿离开《皇冠》，我的书，一直由皇冠出版。大部份的小说，也都发表在《皇冠》上。那一年中，《皇冠》的销售量节节上升，由几千份跃升到几万份，鑫涛常对我说：

　　“《皇冠》有了你，才开始起飞了！”

　　其实，这话对我太恭维了。皇冠会一日比一日好，原因很多很多：印刷的改良，品质的提升，作家阵容的坚强，以至于编排的考究，都在其中。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有许多成功的要件。可是，我成为《皇冠》的基本作者，却是事实，我和鑫涛，像伯乐和千里马，彼此的配合，已密不可分。

　　这种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使我和鑫涛不可避免的要常常接触，接触越多，也相知日深。但是，我虽然带着叛逆的性格，基本上，我仍然有牢不可破的传统道德观，因为他有妻子儿女，我竭力和他保持距离，不肯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破坏者。鑫涛深知我心，也尽量压抑他自己。这种压抑，像火山爆发前的隐隐震动，双方都深感危机重重。却不知如何去解救这个危机。就在这时候，父母亲从新加坡返回台湾，因为师大已收回了父亲的宿舍，我就把父母接来和我同住。再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满心喜悦。我一直不是一个能让父母引以为荣的孩子，此时的心态，非常复杂，真希望能博得父母的欢心。

　　我把我家隔壁的房子买下，和我的房子打通，并成一户。这样，父亲有他的大书房，可以写他的《中华通史》。母亲也有她的大书桌，可以从事她热爱的绘画。我觉得什么都美满了，父母，我，小妹和小庆，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麒麟虽出国，他的妻子小霞已生一子，取名小麟，也常常来和我们同住。我的“小家庭”一下子就变大了。这个“家”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鑫涛逼得远远的！因为，我父母代表了传统道德中最正直的典范，在这股“正气”下，我和鑫涛那即将出轨的感情，必须回到轨道上来，我不能让父母再度轻视我！一切都很好，父母又成为我无形的约束，有形的监督。我发誓要做好女儿和好母亲，和鑫涛之间的一切感情，都变成“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这样也好，不是吗？如果一切能维持下去，我和鑫涛的感情很可能就此停顿。但是，我似乎命中没有平稳的日子，似乎命中和父母犯冲，只要住在一起，总会双方痛苦。就在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时候，一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一发生就惊天动地。我前面已经写过，我的小说已成为电影界争取的对象，几乎每部小说都搬上了银幕。这搬上银幕的小说中，也包括了《窗外》在内。我并没有忘记《窗外》出版时，父母的震怒。但是，我以为事隔三年，父母和我之间已经沟通了。能把《窗外》看成我的一部著作，也能因《窗外》搬上银幕而代我高兴。错了！我的想法大错特错！我对父母的了解完全不够！《窗外》电影推出放映后的第三天，母亲和父亲就悄悄的去看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完电影回来的样子，她瞪着我看，两眼利如寒冰，直刺进我内心深处去。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光，冷而锐利，是寒冰，也是利刃。她瞪了我不知多久，遽然发出一声狂叫：“为什么我会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写了书骂父母不够，还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把我杀了！”

　　我“扑通”一声，当场跪下，抓住母亲的旗袍下摆，有口难言，泪如雨下。母亲啊母亲，我一生中，想尽办法要博得你们欢心，总是功亏一篑，惊慌失措中，我求救的去看父亲。谁知，父亲的眼光同样冷峻，他盯着我，冷冷的说了一句：“你永远会为这件事后悔的！”

　　我浑身颤栗，在颤栗的同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愤和自怜。我扪心自问，写《窗外》，我不悔，让父母如此难过，我不解。我无法去“后悔”我不解的事。我不悔，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不悔。但是，看到母亲生气得哭了，我就心都碎了！碎得连意识都没有了。我跪在那儿，一声又一声的重复着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知道喊了几百句我错了，母亲却充耳不闻，推开我，她把自己关进门内，再也不肯理我。父亲对我甩了甩袖子，也跟着母亲进房去了。这一幕，因为鑫涛在场，完全看入眼内，这样强烈的场面，把他惊呆了。当我茫茫然，昏昏然，依旧跪在那儿掩面痛哭的时候，他才走过来搀扶我，我站起身来看着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满眼光的怜惜和心痛，我和他的眼光一接触，我就崩溃的倒进他怀里去了。

　　母亲的愤怒没有停止，第二天，她开始绝食。怎么会弄成这个局面呢？怎么会这样严重呢？我到今天也无法了解。母亲一绝食，父亲也慌了，小妹也慌了，大家轮流到母亲床边，端着食物去求她吃，去劝她吃，她就是不肯吃。三天过去，母亲依然滴水不进，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是好。第四天，我一整天跪在母亲床前，双手捧着碗，哀求母亲吃东西，她理都不理我，闭着眼睛，不说话也不睁眼睛。第五天，全家慌乱成一团。鑫涛每天来我家，帮着我想办法，尝试着稳定我的情绪，因为经过五天五夜的折磨，我已经形容憔悴，简直人不像人了。他焦灼的看着我，不停的对我说：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如果伯母再不吃东西，只有送医院，医生会让她吃东西的！最主要的事……”他拉着我的手，急迫的看着我说：“停止自责吧！写书，拍电影，是自然的趋势，会引起这样的后果，不是你能预料的！何况，拍电影这件事，是我帮你做的决定，要错，也是我错！我最懊恼的事情，是在你这样无助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而不能帮你！”他已经帮了我，他使我在混乱的情绪中，理出一条线来，那天，我把小庆叫到身边，要他捧着牛奶杯，去给“奶奶”喝。小庆才六岁，几天以来，已经目睹我做的一切。他一声不响，捧着杯子，就径直的走到母亲床边，双膝一跪，把杯子凑到母亲嘴边，他用软软的童音说：

　　“奶奶，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我端牛奶给你喝！”

　　母亲眨眨眼，依然不理，小庆又说：

　　“奶奶！喝牛奶！奶奶不吃东西，妈妈也不吃东西，大家都不吃东西，小庆也不敢吃东西……奶奶，奶奶，奶奶……”在小庆声声哀唤的当儿，我再也忍不住，走过去和小庆一齐跪下，我这一跪，小妹走过来，也加入我们跪下，我们大家跪着，叫妈的叫妈，叫奶奶的叫奶奶，真是叫得万般悲切。母亲此时，终于撑不住了，一面掉眼泪，一面喝了小庆捧着的那杯牛奶。看到母亲总算喝牛奶了，我这才松出一大口气来，顿时觉得四肢发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既然喝了牛奶，就不再绝食了。我看到母亲肯吃东西了，虽然如释重负，仍感到心力交疲。那天，我疲倦的从母亲卧室出来，一眼看到鑫涛，拿着串汽车钥匙对我说：

　　“我要带你到台中去！”

　　“到台中去做什么？”我问。

　　“不做什么。让你透一透气！”

　　“好！”我点点头。“我确实需要透透气！这几天来，我真痛苦得快死掉了！”我接过汽车钥匙，那时我刚学会开车，还没考到驾驶执照。“让我来开车！”

　　鑫涛不说什么，我们钻进汽车（是鑫涛才买了半年的一辆二手车），我刚在驾驶座上坐定，一回头，发现小妹和她的男朋友阿飞已在后座上坐好了。小妹冲着我一笑说：

　　“不是你一个人需要透透气，我们也需要透透气！”

　　“是啊！”阿飞接口说：“你妈这样强烈的个性吓坏了我！小妹愁眉苦脸，我也不好过，快要憋死了！”

　　那时候，阿飞虽和小妹热恋，母亲从新加坡回来，见到阿飞后，并不太喜欢，正如我预料的，她认为阿飞配不上小妹。这次母亲绝食，阿飞在一边旁观，也惊怔不止。想到他和小妹的未来，就更加担心害怕了。这种心态，我能了解。我点点头，叹口气说：“我们都需要一些新鲜空气，走吧！我们去透透气！”

　　我发动引擎，驶出市区。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从台北开车到台中，大约要六小时。我一驶出市区，只觉得多日来的郁闷，急于要发泄。踩足油门，我一路开快车，开着开着，天下起大雨来，我在雨中继续冲刺，一路超车，开得惊险万状，后座的小妹阿飞叹为观止。这样，我只用了两小时，就开到了中途站新竹。车到新竹，大雨倾盆而下。我停下车来，这才觉得筋疲力尽，自从母亲绝食，我就没有睡过觉，经过这一阵冲刺后，整个人都发软了。我让出了驾驶座，把车子交给鑫涛，我说：

　　“下面由你来开！我两小时开到新竹，看你会不会输给我？我赌你两小时内，开不到台中！”

　　我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呢？我真不明白。事后，我常想，人是逃不过命运的！命中该有的，不论是福是祸，反正逃不掉！鑫涛接手，车子驶出了台中市。雨越下越大，车窗外全是雨雾，鑫涛学我，把车子开得飞快。我看了看窗外景致，除了雨，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宣称说：

　　“我要睡觉了！”说完，我把双腿蜷在椅垫上，往后一靠，就朦朦胧胧的睡着了。我这人一向很难入睡，但那天，却睡得十分香甜。睡梦中，忽然觉得车子急速震动，我一惊而醒，只见前面一辆十轮大卡紧急煞车，我们的车子跟着煞车，发出令人惊悸的煞车声，车速太快，已经煞不住，车子眼看要钻进大卡车的肚子里去，鑫涛飞快的转驾驶盘，于是，车子滑出公路路面，像一颗火箭般直撞上路边的一棵大树。

　　撞车的前后，大概只有几秒钟。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迎向大树，然后是剧烈的撞击，碎玻璃对着我纷纷坠下……我本能的用双手护住头部，把脸埋在膝弯里。车子一阵颠簸，往前冲又往后退，终于停下。我有好一会儿，惊吓得没有意识，然后我急切的扑向鑫涛，大声问：

　　“你怎样？你怎样？”鑫涛回头看我，脸色雪白。

　　“你怎样？你怎样？”他吼了回来。

　　“小妹！”我又大叫，要回头，才发现自己身上，到处都在流血，碎玻璃插在我的手上腿上。我动不了。

　　“我还好！”小妹呻吟着说：“阿飞……”

　　“我只有嘴巴破了！”阿飞嚷着。

　　还好！谢天谢地！我心里喊着，最起码，我们四个人都还活着。紧接着，一阵人声鼎沸，是前面那辆大卡车里的人，飞奔着过来救我们。他们把我们一个个从车子的残骸中拖出来，抱进卡车中，急速的把我们送进通霄的一家小外科医院里去。通霄是一个地名，是个小小的镇。我们四个进了医院，这才彼此检视伤口，外表看来，我最凄惨，全身无数大小伤口，都是碎玻璃砍的，腿上有块肉已整片削去。鑫涛的右脚不能动了，只看到肌肉迅速的红肿起来。阿飞嘴唇砸破，滴着血。小妹周身没伤口，只是脸色苍白。小外科医院决定先治疗我，拿出针线，就开始帮我缝伤口，老天！他居然没有给我先上麻醉药，针线从我皮肤中拉过去，我痛得尖叫起来，小妹急急的喊：“你们把我姐姐怎么样了？快停止！快停止！不能这样缝她呀！”“不缝起来会有疤痕的！”医生说。“别缝了！别缝了！”我哀求的嚷：“反正我早已遍体鳞伤，不在乎有疤没疤了！”鑫涛坐在远远的椅子上，无法走过来，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是一个劲的对我们这边喊：

　　“你们到底怎么样？”“我很好，”小妹说，眼泪却掉了出来：“阿飞，让他们不要动我姐姐！”我抬头看小妹，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小妹的脸色白如纸。“医生！”我大喊：“去看我的妹妹！她的脸色怎么这样白？”

　　医生放下我，去检查小妹，立刻，医生紧急的宣布：

　　“她可能是内出血，我这个小医院救不了她！我们要把她转到沙鹿的大医院去！”“那么，快转呀！快转呀！”阿飞跳着脚大叫：“如果她会怎样，你们这些医生做什么用的？我要你们的命！”

　　我心中一痛。阿飞，我家妹妹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怎样的！她会长命百岁，她会化险为夷的。我忍着痛，也不再让医生缝我，我们迅速的转向沙鹿的大医院，小妹立刻推进了手术室，经过了两小时的手术，医生才出来对我们说：

　　“她脾脏破裂，大量内出血，已经取掉脾脏，输了血。如果晚送进来五分钟，她就没命了！”

　　“现在呢？她会好起来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我急急的问。“她会好起来，也不会有后遗症，”医生说：“但是，她要在医院里住一个月，不能移动！”“我陪她！”阿飞说，看了看我和鑫涛：“你们最好包一辆车，回台北去治疗！”我看着阿飞，阿飞对我深深点头。我的托付，他的允诺，都在不言中。直到此时，我才缓过一口气来，带着满身的伤口，我勉强撑持着身子，走近鑫涛。自从撞车后，他就苍白着脸，满眼的歉意和内疚，很少开口说话。我走近他，很恳切的对他说：“听着，这只是一个意外！不要因为车子是你开的，你就有犯罪感！人生，意外的事件总是会有的！你用不着抱歉难过！没有任何人会怪你，所以，请你千万千万不要怪自己！”

　　他一听我这几句话，竟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落下泪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鑫涛落泪。后来，事情都过去以后，他对我说：“你那几句话，真正讲进我内心深处去，只有你，在那么凄惨的状况下，还顾及我的感觉，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那天，我们包车回台北，我进医院去缝好了浑身的伤口，回家休养，鑫涛右脚骨折，上了石膏，拄了好久的拐杖。妹妹在沙鹿住院一个月，阿飞朝夕为伴。母亲听到小妹受伤的消息后，也不绝食了，也不生气了，立刻跑到沙鹿去探视小妹，从沙鹿回来，母亲纳闷的对父亲说：

　　“看样子，我家小妹只好嫁给阿飞了，因为那男孩子连尿盆都给小妹捧过了！”就这样，阿飞竟通过了母亲这艰难的一关，和小妹顺理成章的出双入对了。这大概是谁也想不到的发展。

　　我和鑫涛，由于这一场车祸，两人的感情就如脱缰野马，再也难于控制了。这种同生共死的刹那，这种患难之后的真情，使我们谁也无法逃避谁了。明知这会是个痛楚的深渊，我们却跳进去了。我常想，我的故事就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如果我十九岁不和老师相恋，没有后来《窗外》那本书，没有《窗外》那本书，就没有《窗外》的电影，没有电影，母亲不会绝食，母亲不绝食，我不会开车去“透气”，不“透气”，就不会出车祸，没有车祸，我和鑫涛的故事会不会改写呢？小妹和阿飞会不会结合呢？人生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车祸之后的第二年，我在北投为父母买了一幢小小的花园洋房，父母喜欢那儿的幽静，搬进去住了。接着，麒麟把小霞和小麟都接到美国去了。再一年，小妹大学毕业，拿到最高的奖学金，出国留学了。我的“大家庭”，又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小家庭”，小得只有我和小庆，以及女佣阿可。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小家庭里的常客，就是鑫涛了。

　　这时，我和鑫涛的感情，简直像在狂风暴雨中，我理智用事的时候，就想和鑫涛“公私分明”，要拔慧剑，斩情丝。感情用事的时候，就想什么都不管，什么传统，什么道德，什么礼教，都去他的！人，只要能爱就爱，不也很好吗？可是，我是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人，我就是无法漠视自己是个“第三者”的事实。鑫涛对我，实在是用尽心机。无论人前人后，呵护备至。假若我不去想自己的处境，也不去为他的家庭着想，就单纯的去接受他的感情，日子也会很好过。他有许多小聪明，常带给我极大的惊奇与喜悦。有次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把一张很长的纸带卷起来作为信笺，在纸带上端写：

　　

　　“琼瑶，这是一封长信……”

　　

　　底下什么字都没有，我把纸带放到尾端，已放了几米长，才看到他在尾端签了个小小的名字。他喜欢送我礼物，每件礼物都很奇特，原来，他总在我的小说中找灵感。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穿印尼布的衣裳，他就定做一件送给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紫贝壳”，他送来一颗晶莹剔透的“紫贝壳”。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狗，他送来一只纯白的小北京狗，我给它取名叫“雪球”，爱得不得了。小说里的女主角唱了一支歌，名叫《船》，他告诉我几月几日几时开电视，电视中有歌星唱着《船》：

　　

　　“有一条小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

　　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

　　来来往往无牵绊！春去秋来，时光荏苒，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小船啊小船，经过风暴，涉过险滩，

　　盛满时光，载满苦难，

　　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

　　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

　　

　　这支歌中有我自己的心声，听了会潸然泪下。他知道这支歌中有我自己的心声，急于想成为我可以“避风的港湾”。但是，他的港湾里早有船停泊，我宁可飘荡，也不肯靠岸。

　　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我对鑫涛说：

　　“以后，除了公事，请你不要再到我家里来！”

　　他默然片刻，抬头看我：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还分得开什么是公事？什么是私事吗？”“分得开的！”我激动的说：“一定分得开的！即使分不开，你也要把它分开！”我看着他，试着要说清楚我的感觉：“让我告诉你，我脑子中一直有个画面，就是你请我回家吃饭的那个晚上，你有个好温馨的家！不要让我破坏这个家行不行？这样下去，对我是不公平的，对另一个女人，也是不公平的！你，在我心目中，是个强者，什么困难，你都有力量克服！那么，去克制你自己，不要再来找我，不要送东西给我，不要打电话给我，不要写信给我……什么都不要！请你离我远远的！否则，我会轻视你！你这么坚强的人，不要让我轻视你！千万不要！”

　　他怔怔的看着我，他那么坚强的人，在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整个脸色都变白了。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执拗的说：

　　“不来看你，我做不到，你已经是我生活里的重心了！”

　　“不！”我大叫，生气极了。“我不要成为你的重心！你早就有重心了，怎么可以又去找新的重心？你太自私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耽误我的青春，我的前途？如果没有你这样不断的纠缠我，我说不定已经找到新的归宿和幸福了！”

　　“和我在一起，你不觉得幸福吗？”

　　“这样破碎的爱，怎样叫幸福？”我越说越气，气得不得了。“你难道不明白，你根本没有资格来爱我吗？”

　　他震动的瞪着我，半晌，才说：

　　“你的意思是，要我取得资格后，再来爱你吗？”

　　“不！”我更气了。“我的意思是，要你退出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家，你的妻子儿女，为什么你不去守着他们！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痛苦呢？”“我不要让你痛苦。”他苦恼的说：“自从认识你，我就一心一意想让你快乐，我做了那么多的事，都是要你快乐。如果我真的让你这么痛苦，那么，我就退出吧！”

　　他说做就做。有一两天，他不来找我，到了第三天，他就直闯入门：“我做不到！”他喊着：“你说，怎么样做你才会满意？只要不分手，我什么都做！”他惨切的看着我，悲痛的说：“现在，三个孩子还太小，你愿不愿意等我两年？”

　　我哭了，一哭就不可止。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呢？我不要拆散他的家庭，我也不要委屈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这段感情对我太不公平，因为我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被动的等他来访，被动的等他电话，被动的接受他的殷勤，被动的和他见面……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人物，没有“主权”做任何事，否则，都会伤害到另一个女人。我惟一能“主动”的事，就是和他分手。可是，就连这一点，他也不肯和我配合！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等他两年，我为什么要等他两年？难道两年后问题就不存在了？不，我要分手，只有分手，才能让他倦鸟归巢，也才能让我自由飞翔。于是，那段时间，我们整天在谈“分手”，相聚时已不再是甜蜜，而是无数的挣扎、矛盾、痛楚，和眼泪。这样，有一天，他说：“我们开车到乌来去，乌来有高山有瀑布，让我们站在一个高敞的地方去想一想，或者面对辽阔的大地，我们会把自身的问题看得不那么严重了。”

　　我不认为到了乌来，就能解决我们间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和他去了乌来。车子在乌来的环山公路上急驶，越驶越高，道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我们在车中继续争执，他说了几百条“无法分手”的理由，我说了几百条“必须分手”的理由，两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僵。到后来，他忽然问：

　　“你一定要分手？”“是！”他脸色一暗，突然间一个急煞车，把车子停在窄窄的山路上，他蓦的打开车门，对我命令的说：“那么，你下车！”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我往车外推去，我四面一看，荒郊野外，一个行人都没有。心想，这人也真狠，说分手就要把我抛弃在野外，难道他以为我在野外就没办法了？下车就下车！我心一横，一句也不说，就跳下了车子，谁知，他看我下了车，就一把关上车门，然后，我只听到引擎狂鸣，再定睛一看，老天！他正在猛踩油门，车子对着悬崖就要冲下去。我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车子如果冲下去，这万丈深渊，必然粉身碎骨！我一急之下，连思想的余地都没有，就合身一扑，也不知道那儿来的力气，竟整个人扑到了引擎盖上。他看我突然扑上车盖，也大惊失色，又猛踩煞车，车子及时停在悬崖尽头。我手紧紧抓着车子的侧镜，隔着玻璃，瞪视着车内的他。他一动也不动，脸色惨白，也惊怔的瞪视着我。我不知道我们彼此这样隔着窗玻璃，互相注视了多久，在我的意识里，那可能有一百个世纪那么长。在那一瞬间，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世界，没有宇宙，更没有其他的人类，这世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再有的，就是生，或死？然后，他冲出了车子，因为我已经失去力气，身子正往车下滑，再滑几时，我会落到悬崖下去。那时候，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能开车对悬崖下冲，我掉下去也没关系。可是，我没掉进悬崖，他用力一拉，我就掉进他的怀抱里去了。

　　那天，山上的风好大，我们站在风口，两人都发着抖，两人都不太明白，我们刚刚经历了些什么，等我的意识和思想终于缓缓明白过来，看到他车子岌岌可危的停在悬崖边上，我这一下子，蓦的痛定思痛，不禁抱头痛哭。

　　我这样一哭，他也落泪了。慌慌张张的，他想止住我的眼泪，他开始叽哩咕噜的道歉，说他只是一刹那间，万念俱灰，既然无法和我相守，不如让一切悲痛来个了断。他越说，我越哭，哭到后来，我问：

　　“为什么把我推出车子去？”

　　“因为你还有小庆呀！”他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加大哭不止。那个下午，我们就这样站在悬崖边上，相拥而泣。一直到天都黑了，我们才回到车上。这次，他小心翼翼的驾驶，我们在万家灯火中回到台北。

　　经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好些日子，都惊怔在彼此的感情里，不敢对命运的安排，再有任何疑问，也不敢轻言离别。直到如今，常有读者写信问我：

　　“你笔下的爱情，在真实的人生中，存在吗？那些惊天动地的爱，不是你的杜撰吗？”

　　我已倦于回答这些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我生命里的爱，会来得如此强烈？如此震撼？而且如此戏剧化？

  

 

 

  

二十、浪漫与残酷

　　自从“乌来”事件以后，我认了。我对命运屈服了。我不再去思索各种礼教传统问题，我只是默默的接受鑫涛所给我的。我仍然坚持不伤害他的妻子，因此，我和他的家庭并存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来探视我，然后再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我的心态仍然不平衡，有时感怀自伤，常常悲从中来。有时我还会为他的妻子着想，一样代她难过，代她不平。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结。有鑫涛这样一个人物，爱起来可以连生命都拚掉。但，对自己的妻室儿女，仍然有巨大的责任感，那么，就注定要有人为他受苦！我决定顺从命运，也决定要让这段痛楚的爱，变为美好。人，爱过总比没爱过好。享受爱，而不要对命运苛求吧！于是，我放松了自己。不再轻言分手，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个刹那。我前面说过，只要我不太苛求，想得不要太多，日子就会很好过。我们确实过了一段满好过的日子。鑫涛爱花、爱画，我们常说，我们生活里有三多，花多、画多、话多。他喜欢送我花，我喜欢大地和夕阳。有时我们去旅行，看到路边的野花，看到树上的新绿，看到小溪的潺潺，我都会惊叹！他喜欢带我旅行，因为我的惊叹而惊叹！生活里不再争吵，就变得浪漫起来。我生性喜欢夸张美好的事物，有五分浪漫，对我就变成十分。我们曾结伴去美国探望弟妹，大家在千岛区划船钓鱼，看落日缓缓西下，觉得世界真是美丽。我们也曾去欧洲，站在大片的梧桐树林里，看落叶在地上铺成地毯，我惊讶不已，所有有关梧桐的诗词都在脑中闪过，我就站在那林内背了一下午的诗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从欧洲回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穹苍下》，书中，彼此的影子都镶嵌在每章每节中。

　　这种生活确实浪漫，连他那“使君有妇”的身分也变成了“缺陷美”。我应该满足了，可是，心底仍然酸酸涩涩，常常陷入突然的痛楚里。还好，我还有我的写作，那个时期，我的作品中总有自我的影子，《浪花》理的秦雨秋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浪漫情怀，有一天，终于被打碎了。

　　那天，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对方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你是琼瑶吗？”“是。请问……”我的话还没说完，对方立即像开机关枪一样，辟哩啪啦的吼出一大篇话来：“你这个臭女人、烂女人、骚女人、烂货！你连婊子都不如！全天下的男人死绝了？你一定要去勾引别人的丈夫！你他妈的不要脸，王八蛋……”

　　这一大串话里，还夹着我写不出来的字眼，必须用××来代替的字眼。这个电话震碎了我所有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情怀。我呆呆的听，对方像流水般不断的骂，我挂断了电话，浑身冷颤。电话刚挂断，铃声再响，我拿起来，又是那个女人，辟哩啪啦，她继续大吼大叫，我再挂断电话，铃声又响……就这样，这个疯女人在一天之内，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那时，我有一对美国朋友，白志昂夫妇和我相知甚深。白志昂在台湾学中文，常常待在我家里。看到我整天接这个电话，他气极了，气得对我大吼大叫：

　　“琼瑶！骂回去啊！她骂你什么，你骂她什么！你为什么要拿着听筒，受这种侮辱！你骂啊！你也骂啊……”

　　我握着听筒，想骂，却结结巴巴的一个字也骂不出。原来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骂人”的教育，我骂不出口，废然的挂上电话，泪水已落下。

　　鑫涛来看我时，我已哭得双目红肿，白志昂正拿着电话听筒，用他那不纯熟的中文，和那个陌生女人对骂。这真是奇怪的场面，白志昂学到了所有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中文”，他努力的运用，仍然前言不对后语，骂得希奇古怪。鑫涛抢过了听筒，只听了几句话，他就一把扯断了电话线。

　　第二天，鑫涛让电话公司给我装了新的电话，换掉了旧的号码。那骂人电话再也打不进来了，可是，我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也没有了，欢乐的感觉也没有了，连“被爱”的感觉都麻木了。只觉得自己又像少女时期一样，掉进了一口冰冷的深井，说有多无助，就有多无助。

　　鑫涛气冲冲的去查打电话的人，回来告诉我，那是个乱管间事的无聊分子。我悲哀的摇摇头，那是谁都没关系，她最起码，也代表了一种心声。我对鑫涛哀伤的说：

　　“保护我，让我远离伤害。要不然就放掉我，让我自生自灭！”“没有保护好你，是我的错！”鑫涛声音都哑了。“让你受这种侮辱，是我的错！要我放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两次撞车事件，已把我们牢牢捆住！我不会放掉你，如果我真的放掉了你，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大错！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路，我必须面对选择了！你不要再伤心，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他回去了，开始和他的妻子谈判离婚，这一谈，就足足谈了八年。鑫涛的前妻温婉娴淑，美丽高贵，有传统所有的美德，相夫教子，逆来顺受。就连我的存在，她也能淡然处之。她纯静如一湖无波之水，鑫涛却强烈如燃烧的火炬。他们之间，不能谐调的地方，大概也在这种区分上吧。

　　谈判离婚，竟谈了八年之久，这也算一项纪录吧！在这番漫长的谈判中，我居然在朋友巧意的安排下，和鑫涛的前妻恳切的谈了一次话。这又是一项创举。

　　那天，我们两个女人，在一位朋友的家中密谈。朋友们好意的都避开了。我望着她，那么恬静，那么端庄，即使面对的是我，她都不愠不怒，不温不火，只是静静的瞅着我。忽然间，我对她就充满了同情。这样一个无辜的女人，为鑫涛付出了她的青春，她的爱心，又为鑫涛生了三个子女，最后却莫名其妙的被判出局！这太残忍了！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是千错万错，实在不该接受鑫涛的感情，实在不该卷入别人的婚姻里去！我们相对无言了好久，才开始谈话。我们谈了很久，谈了很多，也谈得很深刻。如今，已无法把我们所谈过的话，一一记下。只记得，谈到最后，我很激动，很恳切，很真挚的对她说：“如果你还爱他，不准备放弃他，就牢牢的守着他！他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他可以来我家，你也可以来我家。只要你不给他机会，我就不会给他机会！无论如何，你是妻子呀！你可以名正言顺的跟着他呀！”

　　她看了我半天，才呐呐的说了句：

　　“谢谢你的成全。”我蓦然间心中一痛，不禁惨然的笑了。

　　“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说才对！你们是夫妻，已经‘全’了，不‘全’的是我呀！现在，既然你说了这句话，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那天鑫涛知道我们两个居然面对面谈了一下午的话，他苍白着脸，跳着脚说：

　　“你们不会联合起来，把我给三振出局吧！”

　　“不会，”我笑笑说：“总有一个人，会要你的。”我从上到下的看了他一遍，心中不禁叹息，他一直不是我梦寐中的翩翩美男子，但他的细腻体贴，对我的无微不至，却是我一生没遇到过的，就连我十九岁的初恋，我那老师也不曾像他这样对我察言观色，处处用尽心机。

　　而我，我要放弃他了！彻底的放弃他了！

  

 

 

  

 

　　有一天，我很郑重的告诉鑫涛：

　　“我要结婚了！”他看了我一眼，不信任的问：

　　“你说什么？”“我要结婚了！”我重复了一遍。

　　他盯着我，好像我在说蒙古话。

　　“你要和谁结婚？”好半天，他才问。

　　“汤。”我说。汤和我相识多年，他旅居美国，家世显赫，他本人温文尔雅，很书卷味。多年前，他就对我下过一番工夫，因为我刚离婚未久，情绪正纷乱，对他并未注意。这年，他又从美国回来，依然未婚。我的女友幼青最欣赏他，要为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幼青忙着给他做媒，他也满有兴趣的接受。三番两次，我和幼青陪着他见女友，他总要求我和他单独谈谈，谈清楚那位女友的身世和来龙去脉，谈着谈着，幼青不耐烦了，问：“汤！你到底在搞些什么？”

　　“唉！”汤叹着气说：“你们介绍的人确实不错，可是，我爱红娘呀！”“汤！”幼青大叫：“我是有丈夫的，不跟你开玩笑！”

　　“还有一位红娘呀！”汤说，微笑着，眼光深深的瞅着我。

　　我心中蓦的一动。总是把身边的男士当成“过客”，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动心。因为鑫涛早已把我系住。而这次，我正想抓住点新的机会，我正想了断鑫涛所有的念头，我正想给自己找个真正的归宿……汤的及时出现，让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于是，有两个星期，我避开鑫涛，和汤做进一步的交往，当汤离台前夕，他求婚，我考虑再三后，毅然答应了。只有这样，我可以把鑫涛还给他的妻子，退出这场残酷的游戏。

　　所以，鑫涛对汤已经很熟悉，当我说出汤的名字时，他的脸色就顿时惨白起来。他死死的盯着我，说：

　　“你不爱他。”“可以培养的。他幽默风趣有学问，正是我喜欢的典型。”

　　“你离不开台湾。”“离得开的，我照样写作，你还是我的出版人。”

　　“小庆不会接受他的！”

　　“会的！他已经带小庆出去玩过，小庆个性温和，对谁都很亲近。”他跳了起来，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

　　“你不可能这样对待我！”他大声喊。

　　“可能的！”我安静的说：“我已经为你付出了许多岁月，离开你，我问心无愧！”他呆住了。怔怔的站在那儿，仔细的看我，越看他越慌，越看他越急，越看他越失去了信心。他一把握住了我，忽然就激动起来：“不行！你不可以和别人结婚！”“为什么不可以？”我问。

　　“不行！你是这样一个不实际的女人，你这么任性又这么不理智。谁能了解你，像我了解你一样？谁能照顾你，像我照顾你一样？谁能欣赏你，像我欣赏你一样？不行，你跟任何人结婚，你都会枯萎！你还有好长一段人生，我绝不允许你枯萎！”“我枯萎不枯萎，是我的事，”我固执的说：“用不着你来管！”“那么，我呢？”他顿时失措起来。

　　“你会很坚强的活下去！”我说，想起乌来山头的一幕，不禁不寒而栗。“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不答应你！因为我答应不起！”他眼中蓦的涌上了泪。“全世界，我们一起走过，生和死，我们一起面对，事业上，我们相辅相成……现在，你要离我而去，你认为还能照样过日子吗？即使我答应你，也是一句谎言！现在，我只要想一想，你会和别人结婚的事实，我就心慌意乱了。如果你真去了，我不会自杀，因为那太没出息了！乌来山顶上的一幕，我答应过你，再不重犯！我会守我的诺言……但是，如果你真的舍我而去，我会万念俱灰，枯萎而死！”

　　“胡说！”我说着，开始哭了起来。“你威胁我，这是卑鄙的！”“我不是威胁，我是说一件事实！既然你不相信，你就去吧！所有的后果，很快都会看到的！”

　　我瞪着他，忽然相信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我看到一个枯萎的我，我也看到一个枯萎的他，我还看到这两个悲剧中的悲剧——他的妻儿和我的小庆——他们会跟着失去扶持，失去倚靠和爱，我顿时心中颤栗，额上冷汗涔涔了。

　　“不要和别人结婚！”他恳求的说：“你已经等了我这么多年，请再给我几天，不要让我们全体都毁灭！我知道这些年来你所受的委屈，请相信我会一一补偿！请求你，不要贸然决定一切。汤是好人，但他不能给你幸福，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我抬起泪眼看他。我知道，我又完了！汤也完了！我像一只雁子，一只我自己小说中写过的雁子。我曾为那雁子写过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雁儿在林梢，眼前白云飘，

　　衔云衔不住，筑巢筑不了，

　　雁儿不想飞，雁儿不想飞，

　　白云深处多寂寥！雁儿在林梢，月光林中照，

　　喜鹊与黄莺，都已睡着了，

　　雁儿睡不着，雁儿睡不着，

　　有梦无梦都草草！”

　　

　　这首歌，正是我当时的写照。其实，我这一生，在我的小说，我的歌中，都可以找到痕迹。我留下来了，没有飞走，守着我的树林，守着我残缺的梦。

　　一九七六年，我想到欧洲去旅行，我一个人动身，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单飞”。到了香港，住在旅馆里，先办一些事情。住到第三天，鑫涛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

　　“我离婚了。”他淡淡的说。

　　“哦？”我淡淡的答。心里却怦然一跳。

　　“你一个人旅行，要处处小心，”他说：“要懂得照顾自己！”

　　“我知道。”我说。“我这儿的事情忙得不得了……”

　　“我知道！”我打断他。“放心吧！雁子是候鸟，飞去一定会飞回！”挂断了电话。第二天，我飞日本，要在日本停几天，再转往欧洲。飞机到了东京机场，我下机，出机场，鑫涛站在东京机场中等我。“让你‘单飞’，我还真不放心！”他微笑的说：“万一被只欧洲雁给诱拐了，我岂不是功亏一篑？”

　　我们默默的站着，默默的注视着彼此，刹那间，两人眼中，都盈满了泪。

  

 

 

  

二十二、幸福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我和鑫涛结婚了。第一个给我们祝福的人，是我的儿子小庆，他已经十八岁，是个身材颀长的青年了！我没有披婚纱，也没有穿礼服，只在胸襟上别了一朵兰花。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请了好友高文夫妇，在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盖了个章。再请了二十几位最好的朋友去餐厅吃饭，这些朋友，也是经常在我家畅谈终宵的人。大家一直到吃饭时，都不知道那天下午，我们才完成了结婚手续。吃到一半，有位朋友恍然大悟，跳起来说：

　　“什么！这是结婚喜宴吗？太意外了！你们居然结婚了！”

　　他奔出去，买了一大盆鲜花来，作为祝福。

　　那晚，大家在我们家，仍然畅谈终宵，有位女士一向对我很佩服，这时对我大大摇头说：

　　“我以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是根本不会结婚的！连你都结婚了，我对‘现代女性’完全失望了！”

　　“是啊！”另一位接口：“你从离婚到现在，十五年都过去了，你的日子不是挺潇洒的吗？为什么要用一张婚约，又把自己拘束起来？”“对啊！”再一个说：“你们两个‘单身贵族’，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单身的自由和乐趣？怎么想到去结婚呢？”

　　“说说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大家把我围起来“公审”。“你们享受爱情的浪漫，却不必负担婚姻的责任，不是很好吗？这么多年，你们不是这样过了吗？怎么忽然结起婚来？”哈哈。我这些朋友都是“怪胎”，一个比一个“新潮”，一个比一个“现代”。人家结婚，他们不道贺，反而提出“质询”。我想了半天，终于笑着说：

　　“我并不像你们想像的那么自在潇洒，这么多年来，我是条飘荡的船，一直想找一个安全的港湾，好好的停泊下来。在基本上，我从没有反对过婚姻，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即使谈恋爱，也要负责任。不负责任的恋爱是逢场作戏，在生命里留下不很深的痕迹，两个人如果爱到想对彼此负责的时候，就该结婚了。尽管，婚姻很容易老化，很变易变调……但是，如果人连结婚的勇气都没有，就未免太可悲了。”我看着我的朋友们，觉得还应该补充一些，我又认真的说了几句：“我想，在我的身体和思想里，一直有两个不同的我。一个我充满了叛逆性，一个我充满了传统性。叛逆的那个我，热情奔放，浪漫幻想。传统的那个我，保守矜持，尊重礼教。今天的我，大概是传统的那个我吧！”“哦，才不！”朋友们大笑着说：“像你这种‘即兴’式的结婚，仍然相当‘反传统’！仍然相当‘浪漫’！仍然相当‘潇洒’！”“是吗？”我和鑫涛也大笑了。我说：“或者，我们就在‘传统’中，去找寻‘反传统’的‘浪漫’与‘潇洒’，让生活不会变得千篇一律！反正，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境界，每个人要过怎样的生活，只有自己去追寻，自己去定位！”

　　是的，我和鑫涛，已经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追寻”，总该给自己“定位”了！结婚第二年，我和鑫涛用我们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幢四层楼的花园洋房，这房子占地一百五十坪，有十几个房间，和大大的客厅，大大的地下室。我们给它取名叫“可园”。我们两个，都是从最贫穷的环境中挣扎出来的，都是从一无所有中白手起家。我们都经过人生的风浪，事业的挑战，感情的挣扎……我们也都不再年轻。当我们迁入可园，我们才终于有了属于我们两个的家。鑫涛完全照我的“梦想”，将可园重新装修。搬进去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在可园中记日记，写下了这么一段：

　　

　　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小说。每当电影小说里出现一幢大房子时，总引起我的惊叹！有时也会梦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大房子，有个属于自己的花园。或者，童年的苦难，在心中已深刻下太多痛苦的痕迹，成长的过程，又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总觉得这个梦太虚幻了，太遥远了，是永不可及，永不可得的……但是，今天，鑫涛和我完成了这个梦——我们的可园。

　　可园，这不止是一幢房子，一个花园。更是我心灵休憩，不再流浪的保证。搬来一个月了，虽然在混乱的装修工程中，在人来人往的嘈杂里，在小庆将考大学的压力下……我仍然心怀欣喜。每晚，躲在鑫涛为我精心设计的卧室中，看电影的录影带，（录影带这项发明实在太伟大了，可以躲在卧室里看电影，真是奇妙！鑫涛这个爱电影如痴的人，怎能不看个够？可是，每次看到一半，他就睡着了！）鑫涛睡着后，我静静的躺着，听他的打呼声，听小雪球的鼾声，听录影机中播放的对白声，听窗外火车飞驰而过的辘辘声……这一切加起来的声音，十分“震耳”，我就对自己说：

　　“这一切，就是‘幸福’的声音了！”

　　

　　是的，这幸福的声音，得来可真不容易！

　　　　　　　　　　　　　　　　　——全书完——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黄昏完稿于台北可园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修正于长沙华天酒店

  

后记

　　真实人生中的我，就是这样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的所作所为，有对有错。我的遭遇和经历，有的是天意，有的是人为，不管怎样，都充满了戏剧化，使我至今深信，“人生如戏”。我生命里的每个人物，都有他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在我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写这本书，不可避免的要写我生命里的人，我尽量求真，记载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由于发生过的事实在太多太多，我必然作过删减和选择。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在我写的时候，我笔端心底，满溢着爱。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爱过我的，不再爱我的，关心过我的，不再关心我的，仍在我身边的，已远离我而去的……都能怀着一颗宽容的心，原谅我的“错”，包涵我的“真实”！

　　关于此书中的人物，相信读者们有兴趣知道得更多，我把他们的现状，再一一简述如下：

　　一、我的父亲，已从教育界退休。年虽八十，身体还很健康。母亲身体却不太好，常常出入医院，要强好胜的个性依然不改。去年，他们搬离北投，迁入我给他们买的新居之中。新居坐落于台北东区，在一栋十四层楼的大厦里。这样，我和两个弟弟都可以就近照应他们。因母亲多病，不良于行，我们为他们请了护士和女佣，二十四小时，终日照顾着。

　　二、麒麟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曾留在美国八年，当工程师。然后回台湾发展，弃学从商，办了一家贸易公司，专营小五金的进出口贸易。和小霞的婚姻恩爱，有一子一女。

　　三、小弟在美国念了一年书，就回国了。他天性洒脱，不喜拘束，完全是艺术家的作风。回国后就专心从事艺术生涯。早已结婚，也有一子一女。

　　四、小妹和阿飞在美国结婚，双双取得博士学位，留在美国发展事业，一帆风顺。自组一家顾问公司，目前有职员数百人。优秀的小妹，毕竟是优秀的！

　　五、我的老师十年前去世。去世前，我们曾辗转取得联系，间接通信，彼此都没有勇气再见一面。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哭了好几天。六、庆筠和我离婚数年后，再度结婚，这才得到真正的幸福，从此不碰赌。又生了两个儿子，妻贤子孝，生活非常美满。只是，他彻底放弃了写作，不再梦想，也不再失意。他终于从写作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七、鑫涛的前妻也已再婚，嫁给一位画家，她自己也学画，夫唱妇随，平静安详。

　　八、鑫涛的三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由于鑫涛事业发展得很快，当初那小小的“《皇冠》杂志社”已扩建为七层楼的大厦，包括“杂志社”、“出版社”、“舞蹈工作室”和“画廊”，正名为“皇冠艺文中心”。三个子女，在“中心”里各司其职。都遗传了父亲的事业心和冲劲，在那儿努力的“冲刺”。

　　九、小庆顺利考上大学，毕业于辅仁大众传播系，服完兵役后，立即加入我们自组的“怡人传播公司”，去当执行制作，拍摄电视连续剧，忙得不亦乐乎。小庆天性乐观，笑口常开，完全没有“单亲家庭”的后遗症。他和鑫涛之间，宛如亲生父子，这一点，是我最大的安慰。去年年底，他和同班女同学何琼订婚，预计明年要结婚了。

　　十、我心爱的小雪球，活到十一岁病逝，我大哭不止。鑫涛见我如此伤心，又买了一对小冲狗送给我，我给它们取名叫“欢欢”、“乐乐”，整日伴我写作。

　　我身边的人，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年轻的一代在冲刺，年长的一代已退休。我自己，仍在“传统”中，找寻一些“反传统”的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比以前开朗，我喜欢开怀大笑，常常一笑就不停。我仍然很爱哭，心肠越来越柔软，碰到一些感动的事，就会掉眼泪。我已停止感怀自伤，把以前的伤心事都当成生命里的必经之路，能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回想过去，迎接未来。对我所做过的选择，不论是对是错，我都不悔！我似乎有些“成熟”了，但，有时还是会做一些傻里傻气的事。我依旧认为，人来世间，是一趟苦难之旅，如何在苦难中找寻安慰，是最大的学问，我一生中，坎坷的岁月实在不少，痛楚的体验也深，我能化险为夷，完全靠我自己的迷信，迷信人间有“爱”就是最大的原因。假如有一天，我发现世间的人，都失去了爱的本能，我相信，我的精神支柱也就会随之倒塌了。我但愿，这一天永不会来临的！

　　人，是群居的动物，没有生命会从石头里蹦出来。我，不是由一个单纯的“我”造成的！我，是由我生命里所有的人造成的。因而，这本《我的故事》，牵连着许许多多的人，对他们每一个，我都有爱，我都有感激！

　　　　　　　　　　　　　　　　　　　　　　　　　　　 琼瑶

　　　　　　　　　　　　　　　　　　　　　　 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五日深夜

　　　　　　　　　　　　　　　　　　　　　　　　　　 写于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