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唯一由外国人传入而又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其影响之深远，使我们现在称玩具娃娃，有时甚至称真的娃娃为“小菩萨”。慈禧太后被称为“老佛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和慈眉善目、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佛教对我们的语言、饮食、艺术和雕塑都有影响。它还直接启发了中国独特的宝塔建筑。它刺激了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意象世界。留光头、穿灰袍的僧人形成了这个大千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的庙宇而不是孔子的庙宇成了城市和农村生活的中心。年长的人在此地聚会议论并决定村里的事情，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也在这里举行，僧尼直接插手中国人的家庭私事，生育、死亡、婚配等场合都有他们在场，其他人则不允许这么做。根据中国小说中的描述，很少有寡妇或处女不是在这些宗教人物的协助下被勾引的。
总之，佛教对中国人的作用，与其他宗教对外国人的作用是一致的，亦即一种拯救黎民百姓摆脱困境的作用。在现代中国，佛教的和尚比道教的道士更受人欢迎。每有一个道观，便有10个寺庙。1933—1934年间，西藏班禅喇嘛来到北平和南京，为成千上万的人们广洒圣水，其中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如段祺瑞、戴季陶等。班禅受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盛情款待。1934年5 月，另一位西藏喇嘛诺拉，作为广东政府的贵宾，在广东公开宣称他能用符咒保护当地人民免受敌军施放的毒气之害。他也确曾用他的占星术与巫术使一位将军掉转了枪口。如果中国人能够看到反击日本侵略要依靠自己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的话，这些喇嘛的影响就不会如此之大了。中国人的理智在这里受挫，于是他们就转向宗教。因为中国军队不能帮助中国人，他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弥勒佛了。
佛教作为一种哲学，也作为一种宗教而征服了中国。哲学为文人学士们受用，宗教为普通人受用。孔教只有一套道德行为的哲学，而佛教则有一套逻辑的方法，有玄学，有一套知识系统。另外，在佛教经典的翻译中，佛教也很幸运。它有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译者的语言简洁明快，条理性强。喜好哲理的学者无不为之吸引。于是，佛教在中国文人中享有根高的声望，而基督教迄今为止还不能与之相比。
佛教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要进而改造儒学。自周代以来的儒学家仅仅是对儒家经典做了一些校勘诠释的工作。而佛教（据信是）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对它的研究从北魏至晋一直盛行不衰。开始时重点做诠释工作，后来从事具有哲学含义（义理）的研究。于是在宋代，在佛教的直接影响下，称为理学的新的儒家学派诞生了。尽管其宗旨还是研究道德问题，然而一些观点被重点提出来以供研究，如性、理、命、心、物、知等等。人们对专门研究人事变化的《易经》重新发生了兴趣。所有那些宋代儒学家们，尤其是程氏兄弟，首先潜心钻研佛教，然后再回到儒教并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研究它。对真理的领悟，经过长期酝酿之后，也使用了“觉”这个佛教名词，如陆九渊即作如是说。佛教并没有使这些学者改变信仰，却使懦家的要旨有所改变。
佛教对中国的作家们也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如苏东坡。他们与上述理学家们分庭抗礼，然而有时也以自己轻松的，涉猎似的风度玩玩佛学。苏东坡自称“居士”，也就是一个儒学家，像佛教徒那样生活，但又不是和尚。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生活方式，使得一个佛教的信徒可以过夫妇生活，在闲暇时，也可以做一段时间的素食者。苏东坡最好的一位朋友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和尚，叫佛印。两人唯一的不同是对佛教的信仰程度。这是一个佛教得到皇帝保护而蓬勃发展的时期，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翻译佛家经典。当时，全国的僧尼共达50万人，自苏东坡以来，许多有声望的学者，由于苏东坡在文学界的巨大影响，都起而仿效。如果不是真的出家归依佛门的话，也要玩玩佛学，成为像苏氏那样的“居士”。在国家动乱，比如改朝换代之际，许多学者都削发为僧，一半是因为要保全性命，一半是由于对这个混乱的世界失去了希望。
在乱世之秋，宗教盛行，宣布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并提供逃避世俗生活的痛苦与沉浮的庇护所。这也实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尚存一部完整的陆丽京传记，由其女儿撰写。陆丽京在明末清初于高迈之年突然失踪。在与夫人和子女分别多年之后的一日，他回到杭州为其弟治病。他的妻儿即住隔壁，但陆拒绝前去探望。可见，个人对世间生活的幻灭感已达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我们读了他女儿写的传记之后，对此就会感到不难理解。幻灭的程度是与一个人遭受痛苦的程度成正比的。陆丽京被控告参与出版一本由别人写作但被认为是对新生的满族政府有些失礼的书。他的全家带着镣铐被押往北京。行前他到宗词献祭，拜别祖先，一直认为他的妻儿及近亲一定会被全部诛杀无疑。他在祈祷中说如果他得以生还，必将削发为僧。他也真的被放还，并做了和尚。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是人生斗争中一个潜意识的信号。从心理学角度讲，是一种类似自杀那样对人生的报复行为。因为这时，生活看来是太残酷了。明朝末年，许多漂亮而有才气的女子由于生活中灾难性的变故而失去了自己所爱之人，便转而立誓出家为尼。满族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也因同一原因而一度想削发为僧。
然而，佛教除了对生活作出消极的抗议之外，同时还给人们带来了福音，普渡众生。它对人们最形象最直接的影响是它的轮回说。佛教并没有教中国人去与动物为友，但它却基本上使中国人控制了牛肉的消费。中庸之道鼓励人们消费猪肉，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并借口说，猪除了作为食物之外，是不如牛更有用处的。但是这却把中国人的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屠杀是不仁道的，为神所不悦的。1933年发大水，汉口地方政府下令三天不准屠宰牧畜，以向河神赎罪。这种做法，在遇到旱涝灾害时是普遍的。素食主义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很难讲有什么道理，因为人天生是食肉的，当然也食草。然而，它却能从人道主义角度得到解释，孟子意识到杀生的残酷，但又不舍得完全地抛弃肉食。所以他想出一条妙计，为自己规定了一条纪律，“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看不见厨房在干什么，这使得儒家的良心有所安慰。对这个饮食难题的答案就是典型的中庸之道。许多中国的老祖母们，既想使弥勒佛高兴，又不想完全禁止肉食。于是她们实行了另一种方式的中庸之道：规定在某一段时间内食素，一天至三年不等。
然而，总起来看，佛教迫使中国人承认屠杀是不仁道的行为。这仅仅是轮回说的一个结果。它教导人们对动物、对自己的同类要仁慈。由于因果报应，一个人死后可能变为一个痛苦的乞丐，或浑身长满虱子的狗。这也许比传闻中竖满尖刀的地狱是更为有效的、让人行善的直观教学。事实上，直正信佛的人是一些更为和蔼、更为平和、更为耐心、更为慈善的人。他的善心从伦理学上讲也许不值得称道，同时他每给过路的生人一分钱，一杯水，都是在为自己将来的幸福投资。因此，基本上是出于自私的目的。然而，世界上哪种宗教不是在使用同样的诱饵呢？威廉‧詹姆斯[58]曾经聪明地评说道，宗教是人类自私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除了真诚的人文主义者，人们总是需要这种诱饵的。然而，佛教确实促使那些富裕人家创办了一些了不起的慈善事业，如在路边设置一个大瓷瓮，为炎热的夏天过路的行人提供凉茶。这件事，不管其目的何在，人们谈起来终归是一件好事。
确实有许多中国小说，就像薄伽丘的小说那样，揭露攻击僧尼的不道德行为。然而这只不过是基于人类共有的，以揭露各种形式的虚伪为快的感情。所以，如果把中国和尚描写成卡萨诺瓦（Casanova）那样的人物，也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只需配上巫术与春药即可。也确实有些例子，如浙江某些地方，那里的尼姑庵也就是妓院。然而，总的看来，这些攻击是不公平的。多数的和尚都是善良、谦让、温文尔雅，而又举止端庄的。任何像《唐‧璜》那样的描写总是与实际相去甚远。那是为了表达效果而言过其实的。据本人观察，大多数的和尚都因营养不良而贫血，不可能像唐‧璜那样进行那么许多的爱情冒险。此外，这种误解也是由于人们没有看到在中国性与宗教的关系。和尚们与其他任何阶层的人相比，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衣着华丽的女人。无论在寺院，还是在私人府邸做佛事，总是使他们每天都与女人接触。这些女人通常是被关在深宅大院里的。由于儒教对妇女的约束，她们唯一可以抛头露面而又不受谴责的借口是去寺院“烧香”。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佛教的寺院就变成了当地美人的集合场所。无论媳妇、闺女，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楚楚动人。倘若有和尚私下吃肉，那么在其他方面，也偶尔不免会有越轨行为。加之许多寺院都接受数量相当可观的捐赠，僧人们手头往往有充足的钱财可用。这就是最近几年人们看到听到的一些案件的直接原因。1934年，一位尼姑甚至在上海法院控告一个和尚试图诱好她。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这里举一个精炼的文学作品为例，看僧尼们是如何处理性问题的，名叫《思凡》。这也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题目，有许多相同题材的作品，下面这首长诗出自一个很流行的中国地方戏，叫《缀白裘》。顺便说一下，这首诗在汉语中是一流作品。它是以一个尼姑独白的口吻写出的。
（诵子）昔日有个目莲
（白）南无阿弥陀佛！
（念）削发为尼实可怜
（白）小尼，赵氏，法
（山坡羊牌）小尼姑年
正青春，被师傅削了头
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
见几个子弟游戏在山门
他把眼儿瞧着咱，
咱把眼儿觑着他。
他与咱，咱共他，
两下里多牵挂。
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
死在阎王殿前由他。
把那碾来舂，锯来解，
放在油锅里去炸，啊呀
则见那活人受罪，
哪曾见死鬼带枷？
啊呀，由他，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白）想我在此出家，
（采茶歌牌）只因俺父
暮祷朝参，每日里在佛
生下我来疾病多，
因此上，把奴家舍入在
与人家追荐亡灵，不住
只听得钟声法号，不住
平白地与那地府阴司做
《多心经》，都念过；
惟有《莲经》七卷，是
念几声南无佛，哆咀哆
念几声南无佛，恨一声
念几声哆嘴哆，怎知我
（白）越思越想，反添
（采茶歌牌） 绕回廊
（白）你看两旁的罗汉
（哭皇天牌）又只见那
一个儿抱膝舒怀，口儿
一个儿手托香腮，心儿
一个儿眼倦开，朦胧的
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
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
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长眉大仙愁着我，
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香雪灯牌）佛前灯，
香积厨，做不得玳筵东
钟鼓楼，做不得望夫台
草蒲团，做不得芙蓉，
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
为何腰盘黄绦，身穿直
见人家夫妻们，一对对
啊呀天吓！不由人心热
（白）今日师父师兄，
（风吹荷叶煞牌）奴把
埋了藏经，弃了木鱼，
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
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
夜深沉，独自卧，
起来时，独自坐。
有谁人，孤凄似我？
似这等，削发缘何？
恨只恨，说谎的僧和俗
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
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
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
哪里有八千四万弥陀佛
从今去把钟鼓楼佛殿远
下山去寻一个少哥哥，
凭他打我，骂我，说我
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
（白）好了，被我逃下
（尾声）但愿生下一个
却不道是快活煞了我！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看佛教何以成为中国人感情宣泄的一条途径。首先，它使传统对妇女的束缚不是那么严格，变得稍为可以忍受。女人们朝山进香总是比男人积极一些。这既是由于她们通常要比男人更“虔诚”一些，也是由于她们精神上有一种需出去走走的必要。初一、十五，以及各种节日，这都是妇女们在深闺大院里提前几个星期就已在盼望到来的日子。
其次，春天朝山进香，为已经相当萎缩的中国旅游欲提供了一条合法的宣泄途径。进香时间为早春，与西方的复活节几乎同时。那些不好走远路的人至少可以在清明节到亲人的坟上去大哭一场。这也同样是一种感情的宣泄。那些有条件走远路的人，便脚踏一双便鞋，或乘坐一顶轿子，向名山古刹进发。一些厦门人，仍坚持每年春季乘古式平底帆船，船行500 英里，到宁波附近的普陀山进香。在北方，每年去妙峰山进香是流行的习俗。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不分男女老幼，手持木杖，身背黄色香袋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昼夜兼程，向神庙出发。一路欢声笑语，如乔叟时代一般，并且像乔叟[59]描写的那样，一路还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于是，第三点，佛教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欣赏名山大川秀丽风景的机会，因为大多数的佛教寺庙都建筑在风景优美的高山之上。这是中国人能使自己摆脱平时单调无聊的生活而获得的一点小小的欢乐。他们来到山上，在看来是很高级的客店里住了下来，与和尚们一起喝茶，闲聊。这些和尚很文雅，很健谈。他们为香客们提供丰盛的素斋，同时也从香客身上赚到一大笔钱，充实了自己的金库。这些进香者于是便带着重新焕发起来的精神，更加充沛的生命力，下山回家去对付艰难的日常生活去了。谁能否认佛教在中国人生活模式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