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家
司马光以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而驰名古今，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大，所以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史学家。他的史学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治论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关键是“资治”，通过写历代治乱兴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供最高统治者皇帝借鉴，以史资治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资治通鉴后序》指出：“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不易。窃不自揆，尝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由此可见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正是要为统治者服务的。
司马光强调以史为鉴，特别注意历史经验中的“用人”与“立政”。他认为用人为“本”，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所以论用人问题很多；司马光所说的“立政”，从广义来说，包括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和赏功罚罪等。他说：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59]
这些是他治史论史的重点与主要内容。司马光始终强调“人君修心治国之要”[60]，更多地着眼于国家之兴衰，不厌其烦地评论“明王之政”，就国家兴衰向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61]。这也决定了他的历史视野不及司马迁之阔大。
（二）圣道论
司马光早年已确立了史学基点，即坚信“圣人之道”，即以儒教为准则，而不求奇，不“厌常而好新”。他主张追求“古道”，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所以对于礼教名分，主张谨司其分。他强调“求圣人之道”，而不学“高奇之论”，一生言行都严遵儒道。他在“臣光曰”中针对南朝宋立“四学”（即玄学、史学、文学、儒学）提出批评，说：“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62]他认为，只有一个“圣人之道”，只有一个儒学，学者只有学习儒学，追求“圣人之道”，才是走“正道”，这是他治学论史的指导思想。还提出在学习儒学和追求“圣人之道”过程中，只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即将“圣人之道”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强调学以致用。
（三）君主决定论
司马光认为：“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63]这种君主决定论，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唯心史观，可以看做他史论的主线。司马光在论君主时，虽然有其实际原因，但过分强调了帝王的作用，而暴露出唯心史观。他在历史事件的评论上，但求对当今皇上有用，就不问是非曲直，体现了司马光史观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他说：“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辅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64]
（四）正统论
司马光是一位正宗的史家。他在记叙有关少数民族事迹时，也讲“华夷之辨”，称“戎狄”、“蛮夷”，或称“虏”、“夷”等。但从学术观点上言，司马光在正统论上却与正宗史家不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据事纪时，“不论正闰”，不论道德及自上相授受等问题[65]。他在说明《通鉴》的纪年之意时阐明其正闰论：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66]
司马光《答郭长官纯书》亦阐明其旨：“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夫正闰之论，诚为难晓，近世欧阳公作《正统论》七篇以断之，自谓无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明统论》三篇以难之。则欧阳公之论，似或有所未尽也。欧阳公谓正统不必常相继，有时而绝，斯则善矣。然谓秦得天下，无异禹汤。又谓始皇如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又以魏居汉晋之间，推其本末进而正之，此则有以来章子之疑矣。章子补欧阳公思虑之所未至，谓秦晋隋不得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魏不能兼天下，当为无统，斯则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与魏同，乃独不绝而进之，使与秦晋隋皆为霸统，亦误矣。足下离之，更为异等，斯又善矣。然则正闰之论，虽为难之，经三君子尽心以求之，愈讲而愈精，庶几或可以臻其极乎？是知古之人贵于切切偲偲，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冥顽，安足以窥三君子之藩篱，而敢措一辞于正闰之间……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先儒谓秦为闰者，以其居二代之间，而非正统，如闰居两月之间，而非正月也。夫霸之为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诸侯。周衰，方伯之职废。齐桓晋文能帅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册命，使续方伯之职，谓之霸主。而后世学者乃更以皇帝王霸为德业之差，谓其所行各异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闰，似未为得，恐不足遵也。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今自余以下皆谓之统，亦恐名之未正也。”[67]但他在批评“正闰之论”时却涉及民族问题。在他看来，应对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一律同等看待，只“据其功业之实”，而不管什么“正闰”。他认为所谓“正闰”之论，自古以来就是讲不清楚的，都是个人的偏见，是一种民族偏见，并不是能服众的明理。司马光把各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视为与古代各国没有不同。又把能除去残暴统治，能使九州大一统，作为确定历代王朝主体继承的标准。他认为，这样做，与事实相合，又很公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综上所述，司马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但并非没有缺陷。他认为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他视帝王为历史的中心，这是唯心史观。司马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是唯心的，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正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