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庐隐：在冰点与沸点之间

在冰点中成长

初见“庐隐”二字，便觉得好，大吊人胃口——何要隐去庐山真面目？这样的名字，令读者一见即产生阅读的兴趣。

能给自己信手取出这么一个哲理而俏皮笔名的女子，想必是桀骜的、慧颖的。

庐隐是五四时期最纯粹的女作家。她将自己揉碎了，血与泪，情与真，都掺和在小说里。

冰心、凌叔华、林徽因等人，打小便浸在蜜汁似的生活里，而庐隐，是真正吃过苦的。她的心，打幼小时，便浸在黄连里。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或许是上天刻意要给她打下人生的苦底，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像只丑恶的癞蛤蟆；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爱哭、爱闹，招人嫌。五岁时，父逝，寄居舅家，表姐妹如花似蝶的大家庭里，她简直就像一“美托”，以自己的丑笨蠢相，衬托她人的机灵俏慧。被扭曲的奇异自尊，让她更加反高潮，坚决不做甜妞儿，不撒娇，不邀宠，情愿做只连家人也不待见、上不得台盘的丑小鸭。九岁，这个问题少女终被家人皱着眉头送入教会小学……是身心的监禁，是亲情的充军。那些日子，心是受困的小兽。

她习惯，咬着心过活。

勃朗特的《简·爱》里那些详尽的细节，简直就像她的盗版。

病弱的心灵需要阳光的照拂。她自道：“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宗教是支迷醉剂。助小黄英，泅渡童年的泥淖。

1912年，14岁的黄英考入女子师范学校。这才有了自由如鸟的感觉。

思想整饬的校园，却让她有窒息之感，她和五位好友结成“六君子”，触目哪位同学的举动、面孔、衣着上有异样，便率先放出婴宁式的开心笑声，于是，六组交响乐大发，她们只管抱腹捂肚，全不管被笑之人如何狼狈。

小小的恣意，吹起了青春欢乐的泡泡。

忽忽已是二八少女，“婚事”挂在了母亲的口头。黄英害怕“婚事”，便一头栽入另一个世界：“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300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文学，如嫩绿的桑叶，喂养了童年时便被咬噬的心，心灵之蚕，默默地作着由吐丝成茧、破茧成蝶的准备。

庐隐

1916年，18岁的庐隐中学毕业。母亲希望她工作，作家庭的经济支柱。她便开始不开心的教员生活，1918年，应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她决定离京飞安庆执教，赚取大学学费。“和表哥（指林鸿俊，有婚约）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亲情、爱情，皆先天不足，缺少负氧离子，她一直要的都是飞翔的感觉。

1919年秋，黄英如愿考进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她始以“庐隐”为名试笔。

庐隐笔下的自我形象，总是哀怨的，柔弱的。其实，她个性洒脱、慷慨、豪爽、有魄力，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她同几个年龄相仿、个性十足的朋友自称战国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足见她的倜傥。好友苏雪林称其“一生英风飒爽”——令人想起披着大红斗篷驰骋战场的女将。庐隐自谓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

女人为什么偏爱文字？因为可以借助它释放小女儿性，白纸黑字里的儿女情长，干净无邪，缠绵幽长。

在沸点中绽放

庐隐酒量大——这点像李清照。她曾和一闺中密友，你一杯，我一盏，“鲸吞鲵饮”，眨眼间一小坛子酒便见了底。在中国诗人当中，她最喜欢李太白和苏东坡，最讨厌杜甫和吴梅村。原因是：“不讨厌疯子，而讨厌那种方行矩步的假人物。”这是她豪爽的天性使然。因此，她的性格易走极端。她说：“我热就要热到沸点，我冷就要冷到冰点！”庐隐在冰点中成长，更在冰点中结晶；在沸点中辗转，更在沸点中绽放。

庐隐有男儿气概，她在《醉后》中自道：“我曾想象我是英雄的气概，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的下视人寰，仿佛说，我是为一切的不平，而牺牲我自己的，我是为一切的罪恶，而挥舞我的双剑的啊，英雄，伟大的英雄，这是多么可崇拜的，又是多么可欣慰的呢！”

庐隐正是握着这把雌雄剑，方才赢得两则罗曼史。

或许是因为外貌上的短缺让她在爱情上屡屡受伤，在和初恋表哥林鸿俊解除婚约后，庐隐曾和石评梅一样，用独身主义冰封沸腾的情感。1923年夏，大学毕业后的她却和已为人夫人父的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舆论大哗。苏雪林执笔戈护友：“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徐志摩说：“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庐隐一度也以为，爱情，是包治百病的良方。有了爱，家计民生迎刃而解。她显然失望了。文字是易感心灵的翅膀，庐隐开始“井喷”。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不久，郭梦良病逝。已有一女的庐隐挈女扶郭梦良灵柩回乡福州安葬。她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她和女儿与郭的前妻与老母同一屋檐。

灰扑扑，黯淡淡。细细碎碎的烦恼，咬噬着心。《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便是暗淡日子里的投影。

庐隐终带着女儿仓皇而逃。开书店，办刊，任编辑，努力将人生苦乐码成华章……庐隐将自己逼成陀螺，以此忘掉积压心头的痛。她的小说和散文散见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后结集《曼丽》。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

更大的惨痛来了。母亲、挚友石评梅和哥哥相继西去。丈夫死后，她的心被掏空，但她还有梅姊。痛得受不了了，她还可和梅姊到陶然亭对着荒冢长歌当哭。梅姊走了，她成了寂寥征途中的孤鸿：“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理智将她从消极的泥淖里拔身：“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于是，有了中篇小说《归雁》。“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

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小她九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向庐隐走来。和石评梅不同的是，庐隐不拒绝这抹光亮。她在种种非议及压力下，欣然接纳了李唯建。“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容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

爱情，令庐隐重生。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

1930年秋，她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为了避开“姐弟恋”引起的喧哗，他们东渡日本，寄居东京郊外。《云鸥情书集》收集了几十封通信，很唯美，很浪漫。李唯建方是庐隐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旅居日本的日子，催开了《东京小品》这朵小品奇葩。只有幸福的女人，方能写出如此静好的文字。

不久，她和李唯建双双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完成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心血之作。我以为，这是庐隐最好的作品。石评梅的一颦一笑都闪动在字里行间，让人怜，让人爱。唯有庐隐方能让石评梅在文字里涅槃。庐隐对得起梅姊。

庐隐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是与李唯建相拥的四年婚恋。因难产于1934年5月13日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年仅36岁。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以慰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