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顾炎武的法律观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清兵南下，组织起义失败，改名炎武，学者称亭林先生。出身于江苏昆山顾氏大地主和官僚家庭，明末清初著名政治思想家。在学术上主张“明道”和“救世”，“经世致用”。以儒学为“修己治人之实学”^[40]，开一代经学之风。他与黄宗羲是同时代人，其政治法律思想，同样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性质。

一、君臣共治，百官分治

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君权高度发展，朱元璋废宰相制度后，君主专制发展到“独治”的地步。

顾炎武认为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整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和风俗人情都处于停滞和堕落之中。他把一代的兴亡归咎为风俗的厚薄、正邪，“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正人心风俗，最重要的是礼义教化和整顿纪纲，但人民能不能参加议政，也就是人民有没有言论自由，也是重要条件之一。所以，他主张让人民揭发评议政府和官吏的错误。顾炎武引用《论语》：“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评论说：然则政教风俗，如果不尽善尽美，那不就应该让庶人议论吗？在顾炎武看来，应该给人民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即允许“庶民议政”。但是，他只能到古代为自己的立论找根据。他说：“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佚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联袂歌于^艹为元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周至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41]他列举这些史实的目的，主要是论证“庶民议政”的必要，实际上是为他的“君臣共治”、“百官分治”主张寻求历史根据。

“君臣共治”、“百官分治”的主张，是明末反君主专制主义，要求民主民权的一种朦胧的思想表现形式。顾炎武强调要依靠臣子百官来治理国家。他说：“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天子之权，应当寄托给人臣来行使。顾炎武就是从这里出发，提出了靠人治不靠法治的主张。这种主张的目的是为了发挥百官的贤能才智，是与君主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顾炎武认为：“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42]他并不反对这种公天下而为的法。他赞扬杜元凯对《左传》的一个解释，即“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在顾炎武看来，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法符合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就应当依法办事，否则就该服从人的意志。这个人当然不是皇帝个人，而是皇帝和百官，他们能更好地代表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反对专制主义的法治

顾炎武主张打破君主专制主义。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43]他指出：一切权力“皆人主自为之”，“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他论述说：天下一切权力，都收在上面，国家政事千百万件，不是一个人所能操持的，操持不了也就只好依靠法令，权力也就变成了法令，而且法令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的恶果：一是“法令日繁，治具日密”，一切都被专制的法令限制死了，从而使人的才能不能尽用，人的志向不得伸张，只好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虽有智能和思虑，也不能越过法令的限制，英雄豪杰无所作为，都变成了庸人懦夫。顾炎武的结论是：“法令者，败坏人才之具。”^[44]这里所说的法令，显然是指皇帝一人专断的法令。二是天子之权，不是寄托于人臣，而是寄托于执法的吏胥。因为贤智之臣，也不能离开法令寸尺去效力，他们只能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所以天子行权只好依靠吏胥。而吏胥们自循其法，任意妄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就像古人所说这是“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45]。顾炎武就此发出呼吁，说一旦把这些虎狼都除掉，治天下之愉快，什么能比得过呢！这一切就使得“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天下之所同患”。^[46]而这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皇帝的专制主义。

顾炎武极力反对法纲严密的封建专制主义法制。他说“大要又在省事”。他用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法令如牛毛，天下早亡，同文景之治，置三老率民孝悌力田，移风易俗，升平盛世作对比，得出结论说：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他又用汉武帝“沈命法”盗贼坐课，而盗贼寝多，同宣帝、光武帝致力于德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作比较，慨叹说：“天下之事，得之于疏，失之于密，大抵皆然。”^[47]

三、严以吏治

顾炎武要求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形成了他的严格吏治思想。治理的办法就是加强法制，实行州里清议，注重名教。他认为，法制首先是为了正官位的。他说：“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做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间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州里清议对官吏的所作所为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官职之升沉，本于乡平之与夺。”“天下风俗最坏的地方，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48]

顾炎武所谓清议的内容，尽管都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参加清议的又都是士大夫阶层，但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带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性质，也是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重要见识。顾炎武认为对官吏不能单靠法律约束，还需要注重名教。名教即正名定分的礼教。他说，以名为治，人才盛，以法为治，人才衰。人不尚名，则圣人之权去矣。认为当今“无官不赂遗……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49]劝学奖廉二事，礼义廉耻，特别是耻，是士大夫不可丢掉的。由于他强调礼义廉耻，所以特别憎恶贪赃。他考察许多史实，证明历代都对赃官用法深刻，不仅对赃官本人应该严惩，而且对其子孙也不能重用。

在选拔封建官场人才问题上，顾炎武主张选贤使能绝不能论资排辈。他引述宋代孙洙所作《资格论》：“三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执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这些资格之官“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就是说，凭资格升迁的官吏，先是暴害一个县，一年以后又去肆虐于一个州，不是贪赃败露，到死也不会被废黜，还要一个劲地往上升。这种资格之法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不无小利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50]”。顾炎武还认为“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主要依靠基层的小官，“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51]，而统治时间过久，大官越来越多。他反对科举制度，认为它和焚书坑儒没有什么两样。认为取士制度应采取推荐的办法，仿效古代先由乡里推选，后进行考试，略用唐朝人、身、言、书、判之法^[52]。

综上所述，顾炎武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百官分治分权制的向往以及严格吏治的思想，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对尚处于蒙昧状态下人们的思想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注释】

[1]《明夷待访录·原君》。

[2]《明夷待访录·原君》。

[3]《明夷待访录·原君》。

[4]《明夷待访录·原君》。

[5]《明夷待访录·原君》。

[6]《明夷待访录·原君》。

[7]《明夷待访录·原臣》。

[8]《明夷待访录·置相》。

[9]《明夷待访录·原法》。

[10]《明夷待访录·原法》。

[11]《明夷待访录·原法》。

[12]《明夷待访录·原法》。

[13]《明夷待访录·原法》。

[14]《明夷待访录·原法》。

[15]《明夷待访录·胥吏》。

[16]《明夷待访录·原法》。

[17]《明夷待访录·原君》。

[18]《明夷待访录·原法》。

[19]《明夷待访录·原法》。

[20]《明夷待访录·原法》。

[21]《明夷待访录·原法》。

[22]《诗广传》卷二。

[23]《黄书·慎选》。

[24]《读四书大全》卷一。

[25]《读通鉴论》卷一○《三国》。

[26]《读通鉴论》卷八《东汉顺帝》。

[27]《读通鉴论》卷八《东汉顺帝》。

[28]《读通鉴论》卷一《秦二世》。

[29]《读通鉴论》卷四《汉宣帝》。

[30]《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

[31]《读通鉴论》卷二○《唐太宗》。

[32]《读通鉴论》。

[33]《读通鉴论》。

[34]《读通鉴论》。

[35]《读通鉴论》卷十。

[36]《读通鉴论》卷八。

[37]《读通鉴论》卷二十八。

[38]《噩梦》。

[39]《读通鉴论》卷十九。

[40]《读通鉴论》卷二○《唐太宗》。

[41]《日知录》卷一九。

[42]《日知录》卷八。

[43]《日知录》卷六。

[44]《日知录》卷八。

[45]《日知录》卷七。

[46]《日知录》卷八。

[47]《日知录》卷十二。

[48]《日知录》卷一三。

[49]《日知录》卷一三。

[50]《日知录》卷八。

[51]《日知录》卷七。

[52]《亭林文集·郡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