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学说的现代意义
张 觉
先秦诸子学说，虽然属旧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些经典经历了历史考验，到现在我们还在读，说明经典是有道理的。我们读经典的前提，是认为旧的文化能够古为今用，我们今天读经典能够读出经典的现代意义。但是，现代意义并不是用现代人的理解去解读古代经典，而是要把古代经典的原意理解了，我们才能做到古为今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孔子
首先我们讲孔子。《论语》第一章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但是真正理解的人不多。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学生所说的学习概念。要了解孔子所谓的“学”，以及当时“学”的内容之后，才能把握这句话的原意。很明显，过去的学习就是学习古代的经典。“习”字，繁体字上面是一个 “羽”字，表示鸟反复地飞，这种飞翔的练习叫做“习”。引申到学习上来，就是强调反复的意思。孔子就反复地读《易》，读到韦编三绝。所以过去的“学”是读这些文献，“习”就是反复地读。
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友”字并不对应英文的friend。《论语集解》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和友是不一样的，朋是我们同门，现在来说，同学都可以叫做朋。“友”古文字的字形就是两个“又”字，“又”就是右手的意思，所以志同道合的人才是友。今天我们的“朋友”概念，则比较宽泛，甚至仅有一面之缘的人，亦可称为朋友。因此，“朋”和“友”在古代是有限定的，有朋自远方来，不能依照今天的朋友概念来理解。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什么叫“人不知”？所谓的“人不知”，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是一个语义结构。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孔子认为人家不了解我，我周游列国都没被重用。言外之意，是说人家不了解我，结果我没有做官，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我不抱怨，不也是一个君子吗。我追求的真理不能实现也没办法，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抱怨，还是泰然自若。孔子的初衷是从政，他在鲁国当过司寇，后来周游列国。孔子虽然是我们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但是没有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他最初的理想是从政，如果得志的话，就可以造福百姓，不过最后未能如愿。政治和教育终究有相异之处。有学生从远方来，虽然不如从政的效果大，但也很快乐。我可以把思想和学说传授出去，也是很高兴的。别人不了解我，因此我不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但我还是一个君子。这三句话可以说总结了孔子一生的三大成就：整理古代典籍、教育学生、提高自己的修养。所以读经典一定要结合具体的语境，不可泛泛而论。
又如《论语》有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在今人看来，是诚信的表现，但孔子却说这样的人是小人。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言必信、行必果是不行的。这句话孟子解释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问题不在于信本身，而在于正义。一味地讲究信用是小信，如果因守小信而铸大错，则这个小信是不义的。
这个义怎么理解？什么叫唯义所在？义就是正义、道义，要适宜的才是义。还有孝。孔子很重视孝，我们现在所谓的孝就是赡养老人。孔子认为养狗、养马也是养，仅仅是赡养老人的话，与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孝本于心里面的尊敬，所以孝敬连称。因此我们孝敬老人，孝和敬要连在一起。我们的孝是从心底的孝。我们现在很多老人进到养老院里，子女就不管了，这不是孝敬。
另外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传统永远是要义不要利。儒家是提倡不能见利忘义，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见利忘义。但是不要以为儒家一点都不讲利，儒家只是认为求利要有一个限度。什么限度？就是要符合义的原则。当然，儒家是提倡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不顾生活琐事。这个合不合理？我想为了理想也是可以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来看，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适可而止，能够吃饱还是要吃饱。人类应该不断地发展，虽说是居无求安，但是条件允许了，就不用住在破房子里了。
“敏于事而慎于言”，这句话在今天特别适用。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话是有好处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大家都知道，但这是一个比喻，它的正题在什么地方？“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什么意思呢？士在过去是小官，高级的官僚是大夫，再上面是公卿。所谓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什么是器？士大夫是器，你要先把和同僚的关系搞好才能站得住脚。他从工人做事，联系到从政，从政不容易，如果不与同僚的关系搞好，政策是很难推行的，个人也是很难立足的。商纣王为什么会垮台，孟子说，纣王不是天子，他是独夫而已，没有人支持他，就一个人，一个人就不是天子了。所以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孟子
我们讲一下孟子。孟子的著作和孔子的著作现在都成了经书，这在《十三经》里可以看到。今天的主题是讲诸子学说，怎么把经书放在子书里讲？其实“经”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个图书分类。儒家原来是一家之书，后来我们推崇它，儒家就成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于是它被拔到了“经”的位置。世界上通用的图书分类法一般是不会这样分的。比如像《春秋左传》，它是经，同时也是历史书。这个分类的传统我们已经继承下来了，图书馆中的A类图书就是过去的经部。现在的B类则是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看诸子的书，如《论语》就放在B类，《孟子》也放在B类，这些都是哲学著作。我们说孔、孟这两个人更多算是伦理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们所谓的“老庄”哲学，才是哲学。孔、孟只讲怎么样把这个社会稳定好，他们提倡仁爱，讲仁政。只有老子才考虑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这个社会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这才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孔孟之道是伦理学。这一点在《孟子》的开篇就有体现。
《孟子》的第一章是《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对于我国有什么利呢？孟子讲，您为什么要讲利呢？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国君提倡利，则上上下下都争利，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臣子不把你的君位夺下来就不罢休，因为君王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大家都想当君王。因此，你还是要讲仁义，大家都讲义，讲爱了，臣子都爱君王，臣民都爱君王，那不就行了嘛。讲义，臣民就不会造反，这样天下太平了。你讲利，大家争权夺利，这样就麻烦了。当然孟子讲义，孔子讲义，他们的学术指向都是针对社会的，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们都关心政治，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孟子不但讲义，还讲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阿Q都知道，我想在座各位更知道。三不孝：“阿意曲从，陷亲不义”这是不孝。父母亲怎么做我听他们的，结果他们犯法了，你这是不孝。家里很穷，你也不去做官，不去赚钱，这也是不孝，因为你让父母受苦。但是你不娶妻子，没有儿子，这是最大的不孝。
为什么不娶无子是最大的不孝呢？前面两个不孝只跟父母亲有关，最后这个不孝不但对不起父母亲，而且对不起祖宗。因为无后，则没有人供奉祖宗了，这是最大的不孝。中国有一个孝的传统，比如说周武王把商纣王灭了，不会把所有殷人都灭了，因为商纣王是一个暴君，但是他的开国皇帝商汤却是明君。如果彻底灭了殷人，则无人祭祀商汤，所以封了微子来延续殷商的祭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当然孟子也讲了不孝，有不顾父母之养，喜欢喝酒，喜欢财货，爱自己的妻子、好斗，等等，这些都是不孝。在古代，爱妻子儿女都认为是不孝，我们要思考，这样是不是合理。你爱父母亲和爱妻子是不是像分蛋糕一样，给一方多分了一点，另一方就少了呢？不是的。“爱”不是一个物理的量，我也可以爱我的母亲，同时也爱我的父亲，也可以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儿女。我觉得这个爱不是一个简单像蛋糕一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好好理解这个问题。
还有，孝就是要处处谨慎，如果自己犯法了，就是很大的不孝。现在很多的犯人都说，“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亲，好不容易把我养大，我现在不能尽孝”。要讲孝，就是要把自己先守住，自己没了，怎么孝呢。现在的学生在处理诸多问题的时候，也要从这方面考虑，不能一味地重视自己的感受，要想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父母产生的影响，这样就不会出现荒唐自私的行为了。
孟子还讲，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是一个人了。这怎么论证呢？实际上是，合情而不合理。例如恻隐之心，有的人就没有同情心，比如说杀人放火的人，他如果有同情心就不会那样干。羞恶之心，现在很多人用商品交换的理念来看待羞耻问题，认为羞耻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而付出的代价，于是羞耻之心就让位于算计之心了，也就是说人没有羞耻感了。而羞耻之心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搞政治的人没有耻辱之心，就会胡作非为，百姓也是一样。
我们比较称道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说要发扬孟子的民本思想。我看这个不可取，什么叫民本思想？孟子讲的民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天子身上，这还是君本位，而不是民本位，和我们的民主思想差得远了。他完全是为了做天子才说民为贵的，而不是真正的以民为贵。当然他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是他的可贵之处。
荀子
下面我们讲荀子，荀子《劝学篇》可能大家都知道。荀子讲君子学了之后，会落实在行动上，小人则落实不到行动上。《荀子》还有《非相篇》，说不要只看人的面相，还要看他的思想。怎么看思想呢？看他的行动，他的思想会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因此，有的人面相虽然丑，说不定他是一个君子。
荀子又提倡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这和孟子不一样，孟子认为性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如果按照人的本性出发，这个社会就麻烦了。我们看上去好的东西都是人为的，人为就是虚伪的，都是做出来的。而孟子则讲人都有恻隐之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人，因此人的本性都是好的。
荀子也谈到法制的问题。荀子认为我们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法是不能独立的， “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法要靠人来维持的。而有了法，没有君子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现在认为好像有了法就能解决问题了，其实这是不行的，还需要君子。我们认为人治好像就不好，法治才好。在荀子来看，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起来，要有法，但是也要有好人，没有好人的话，法就变成坏人的手段，可以利用法去干违法的事情。
老子
下面讲一下老子，老子哲学最著名的就是“道”的思想。这个道究竟是什么？一下子难以讲清楚。老子的哲学思想很高明，比如说房子，我们一般只注意房子有窗，有门，但是他看到房子中间这个无，正因为有这个无，才有这个房子。我们一般人只是看有，看不到无，老子看到了无，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当然，老子还反对礼，认为礼是不好的。韩非子对此解释说，礼是忠信之薄，人在失去了忠信以后才需要礼。因为如果人的品质都很好的话，就不需要外在的礼来规范人们的生活。
老子还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欺，使民心不乱”。 怎么统治老百姓？不要尚贤，不要出现引起百姓欲望的东西。只要使百姓吃饱就可以了，否则欲望多了，百姓就会造反。所以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不能出现。
而且老子也讲比喻，讲以柔克刚。人要以柔弱胜刚强，活的时候，包括草木也好，人也好，活的时候很软，死了以后很硬。是坚硬的好，还是柔软的好？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坚强厉害，但是在老子看来，坚强是死的一类，死人是硬邦邦的，好吗？不好。硬邦邦的草，也是已经死掉了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以柔弱胜刚强，这就是老子的策略。
庄子
《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他有一个理想，就是逍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个逍遥做得到吗？他说这就靠无用之大用了。就好像一棵弯弯曲曲的树，这棵树作为木材来说是无用的。而正因为这一点，它反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了。树长得好，人家反把它砍了。因此我们说能者多劳，越是能力强的人越累。庄子的这类思想是比较消极的。当然他看事物是虚虚实实的。他有一个庄周梦蝶的典故，他自己做梦变成蝴蝶了，结果醒来以后他又是庄周了。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了，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了，这个界限很难厘清。因此，庄子有点虚无的色彩。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限的知识，那就危险了。因此，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知识的海洋里面，如果真去游的话，说不定会把你淹死，要适可而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这就是人生的智慧。又如庖丁解牛也是人生智慧，遵循着牛的关节间隙去动刀，刀就不会坏。这是一种养生之道。
庄子也比较幽默，这体现在他和惠施的对话中。庄子和惠施在看水中游的鱼，庄子觉得这条鱼很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便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通常，我们中国人是缺乏幽默的，但是庄子却比较幽默。
庄子的人生态度，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丧，庄子居然还在唱歌。惠施说，人家和你过了一辈子，为你生了孩子，如今死了，你还唱歌。庄子说，她刚死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但是我想想老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她开始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十月怀胎，生下来了。现在又死了，而且住在天下这大房子里面，有什么痛苦的呢。庄子想得很开，认为人生像春夏秋冬，到了夏天你会为春天悲伤吗？用不着。到了秋天你会为夏天悲伤吗？用不着。人的生和死是无所谓的事情，这就是庄子的人生态度。
墨子
我们提一下墨子。墨子的学说统治者不喜欢。我们列举一条，他反对打仗，但是政治家都有扩张领土的欲望。墨子要天下兼爱，爱了以后大家就不会打仗了。墨子又说有天命、天神，有鬼，他想用天和鬼吓唬君主，但君主不怕天和鬼。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的学说是显学，然而此学说在秦朝以后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法家
下面我们再谈谈法家。首先讲商鞅，大家知道商鞅公正执法，但命运可悲。公正执法在我们国家传统中的确很难实行。秦国太子犯法，他严格执法，结果秦孝公一死，他就被杀了。商鞅的学说从总体来说，就是重视实力，在战国时代实力很重要。这和孟子不一样，孟子提倡王道，要以德服人。法家是以力服人。因此商鞅认为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富强，而不是仁德。而且他认为老百姓都是看名利的，因此用名和利来调整老百姓的行为。我觉得法家的这个方面应该提倡，正因为人都是以利为行动标准的，所以更要防止以权谋私，就要靠法的力量，以及人们对于法的遵守和维护。可以说商鞅的一生，就是立法和护法的一生。
我们再讲韩非子，韩非子也提倡法治，但是他提倡的法治不是法，而是术。法是放在官府里面，法律条例是公开的，术是在心里边的。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个术就是权术阴谋，实际上，术还有因人而授官的意思，就是根据能力授官职。因此术有阴暗的方面，但不完全是阴暗的。《韩非子》中讲术比较多，讲法不是很多。如果严格来讲，韩非子应该叫做法术家。
术是不是阴谋手段？韩非子认为君子的祸患就是相信人，相信人就被人家控制。为什么？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情，臣是被君的权力限制以后，不得不侍奉君的。臣下图谋不轨，如果你粗心大意就麻烦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就会利用你的儿子；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妻子，奸臣就会利用你的妻子。所以妻子儿子都不可以相信。况且从后世的史实来看，后宫干政、父子相残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妻子、儿子都靠不住。《韩非子》讲的这些东西，以前的书中都没有，只有韩非子敢想敢说，但他不敢做，他也做不到。他和商鞅完全不一样，商鞅是政治实践家，韩非子是政治理论家。
韩非子认为谁都不可信，让天下的臣民都老老实实按法办事，这样君主的统治就没有问题了。他也主张要有权，而且这个权要用好，但是他又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权力很尊贵，但是要靠大家的支持。你的权力来自什么地方，为什么人们都拥护你？所以他分析了“权”、“势”两个概念。“众者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于名，尊者载之以势。”尊者就是尊贵的人。人和人都差不多，为什么有的人尊贵，而有的人下贱，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人的势不同，也就是地位的不同。所以“势”这个概念是用来解释“权”的来源的。故而韩非子的理论，是法术势的结合。这样一种统治手法，在后世的中国被广泛地应用。后世虽然以儒家为主导思想，但是背后起实际统治作用的，还是法家的思想。
结语
以上，我们粗略讲了先秦诸子的一些思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已经是现代社会了，但是诸子的思想，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中读出其现代的意义，关键问题是，我们不能将现代的思想直接套用上去，而是要深入文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语境，来看待诸子的思想。在充分理解了古代思想之后，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才能够做到古为今用。
朱 刚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浙江绍兴人，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该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此后留系任教，2005年升副教授，2007—2009年为日本神户大学特任准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从事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兼及佛教艺术与禅宗。著有《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新译苏辙文选》（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合著《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翻译日本学者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