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和1928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

从两种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

研究，而从中央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

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

制或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

是可耻的，意指没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

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

“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

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

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目标形成了

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督

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

概括也难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

出的人物都曾是清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

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一章所述

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

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

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

亥革命期间，冯在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

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年他当选副总

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

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

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他忠心耿

耿地为满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

的辫子，作为对朝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

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1917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

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

常低下。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他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

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

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

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

1914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

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能导致外国

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部

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

关于政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

他所统治的地区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

野心曾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

的，他在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

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

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

年前后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

编辑一种维新报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

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

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

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

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出了广东。①实用

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年）的突出特点，他是广西的领

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

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

的独立军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

伙伴带领一支小部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

省。他们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

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

儒家学者。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

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

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

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

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的追随者——利用

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个大省直

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

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

有主见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

军事领袖则是得到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

对他们的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他们全都掌握私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

治团体，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

因“私人的忠诚”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

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

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

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

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司命令去的

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和

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

别还是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

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

“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

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

那种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

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

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

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

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

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忠

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

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

生”或“老师”，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

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

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

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的联系。从同一所

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正如来

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

他们的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

官努力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

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

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

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

时期，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

更多。①有些人仅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

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

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

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

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家

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发

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

是补充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

进他们自己的军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

样地发挥作用。到20年代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

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

邪恶，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

的恶棍。老中国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

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

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

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可能试图靠用“银弹”

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急于把他们的

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然

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

阀回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

后面的部队，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

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

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

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

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

然是别人管区的一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

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

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

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等，每个头衔

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省城的军官

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实

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

有些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

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

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

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

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他不

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与士绅的利益

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多个学生在国外学

习提供资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

的省法规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

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

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

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

反，1918到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到1927年的山东军阀

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

意义。但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

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

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

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

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

起重要作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

不足为奇的。有迹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

鼎盛时期，1923年，144个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人参加过军队工作。

24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人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人

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

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当行政长官时

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

川——该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

的平均任期非常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

一年，而22人保持他们的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

能特别复杂；1919年一度有三个敌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

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

在他的家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

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

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和1926年之间，18个县行

政长官中的15人是本省人，而7人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

养和薪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

人员变动很快，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

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

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

阀也可能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

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

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

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

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例用手

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

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

在广东，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

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

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年，山

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

都得贴用；商人们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

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

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

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

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

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前

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年离开杭州时，从

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年迫

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

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

110000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

少钱可用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

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

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

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

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岁入

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

各集团，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5章）几乎一样。但是各

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

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

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

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

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

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系，师

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

以分类，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

内部组织方面是最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

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

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

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

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人的联盟。皖

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的纽

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

为大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

治-军事组织，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

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

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

础。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

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

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

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

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军事环境容许他做

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

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

安徽人）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

在段追随者之列的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

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

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

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寻求唯一具有

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

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他成为代总统，这

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

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

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

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适当方针冯和段

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

袖。因为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

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

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

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年战争中所

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袖。①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

洲的一个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

部队成了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

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

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

职务。1915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

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年4月他终于被承认为奉天

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

对满洲的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

免职，因其支持满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

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

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

果是类似的，但直到1919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

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大量财富和地

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外一

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

那么牢固。①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

一系的首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

禧和黄绍竑是这一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

竑为止。这一系在20年代初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

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省。到了1924年，他们已消灭

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或持久合作的选择。

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定共事。②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

一派以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

职务并控制哪些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1922年

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

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

了新老两派。①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

说有几百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

行的。其他的则是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

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

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

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

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条商路上的位

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此直

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

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②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

控制北京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

很强大以致压抑其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

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

系在1920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

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联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

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有

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

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1924

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

直系交战，并成功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

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们于1926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

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①这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

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

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派系势力分布

的大致变化。②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

模式。③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

量均势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

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

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

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

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然。每个军

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希

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

阀都希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

一的那些军阀则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

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5或10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

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9、10、11、12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著作。

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10和212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

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

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属

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2）

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9和地图

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联系很稳

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官的控制

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所示是在

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裂的”。

（3）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关系。例如

地图9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只是在他认

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11表示山东在皖系势力之

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军的直系拥护者田

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系；在1923年这

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和其实际力量之间

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刻印象，但在军事

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这几幅连续的地

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胜。例如李厚基于

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

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

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

上他们都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

期计划。每个军阀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

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

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

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

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而且他的目标的

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的权力

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

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

趋势是，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

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

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

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

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军队。在1924年的直奉

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几个地方都在

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场大

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

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

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

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

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至1924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

有153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中国元的总损失。

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人在华贸

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

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

表不断地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

它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

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例如在1924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

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

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

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存在

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

在中国的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

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

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

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

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

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却资助挑选

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有

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

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

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1.5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

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

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

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是这支军队从没去

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事援助的

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

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

在那里保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

要时积极干预，务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

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

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

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

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的关系的指导

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面，

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

野心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

序，而不要卷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

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

他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

种启示性说法说明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要

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央

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借、

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谓共

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么就

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①

　　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

的事务，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

顾。他不想作日本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

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

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

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行干预。他们显然提

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年张的一个将

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可避

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

年，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

谋取利益的混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

由此导致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

不得不和日本人所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

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

人。整个1925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

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

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

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他知

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

年早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

月。冯希望他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

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知

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

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

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并驱逐帝国主义

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共产党的

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

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

事援助后，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

——北伐——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

这一军事行动配合。当蒋介石在1927年攻击共产党人时，冯有一小

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

翼和共产党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

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人对军阀政治斗争

的卷入。①

　　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

稳定的政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

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

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

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

们欢迎段于1920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

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经断言

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

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

国人以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

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

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

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回报。①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

（1975年），第195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

职务而放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

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3，第330—335页。  

② 同上书，2，第24—28页。  

③ 同上书，1，第68—72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页

载有张勋1921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

“狗肉将军”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

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

（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幺点）”、“deadman’shand（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

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

（1962年12月），第198—252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

仁：《李宗仁回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

军传》。  

①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

斗争，1916—1928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

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①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

报道、报纸和期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

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

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

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

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

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①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页。  

① 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

—175、232—239页。吴应銧：《中国军阀的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

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

《中国的黩武主义》。  

① 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② 拉里：《地区和国家》。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

况。关于军队各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

处可见，尤其是第1卷第2部分。  

②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年10月），第15—21

页。  

①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卷。  

② 见地图9、10、11、12。  

③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页。  

①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

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文件，893.00/6206。  

②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两段

的某些方面，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①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

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

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

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Ⅰ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

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从北京看黩武主义与不稳定

 

　　在军阀时期的12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

无常。七个人当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一人是两次，实际上等于八

个国家首脑。除此之外，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间管理政

府，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的短暂复辟。学者们列举出24个内阁、5届

议会或国会，至少4部宪法或基本法（参见第5章）。人物、机关

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更过多，因而要以清晰而易读的方式记述

北京的政治斗争非常困难。前面第5章扼要讲了立宪政府的工作。

这里我们考察上述某些事件，以便表明黩武主义是怎样随之发生并

终于取代了宪政的一些痕迹。

　　段祺瑞在袁世凯政权的后期担任了国务总理职务，并在黎元洪

下面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从一开始段就把持了黎的政府。在其他情

况下，他的领导可能被看做出现了一个负责的国务总理，正是民国

的议员们在袁的总统任期内所曾希望的。但是很多民国的政治家不

支持段，他因而指望军队的高级军官和督军们成为他的权力基础。

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在依靠军队力量的段和谋求抑制他的国会之间

就存在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于1917年春季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上达到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欧战的协约国一

方。梁希望利用参战和随后的媾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于4月

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国会形成压力，

以求批准战争政策。关于宣战，军阀们支持段。国会在压力面前畏

缩不前，并在段是国务总理时拒绝在战争问题上照办。各省军阀极

力主张黎解散国会。相反，黎在稍稍犹豫以后免除了段的职务。段

反过来要求军阀们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因而宣布对黎政府的独立。

在这期间，黎不能找到一个面临军阀们的反对而愿担任国务总理的

人。

　　在这种僵局中，张勋提出在黎和军阀们之间进行调解。张勋这

个仍然忠于满族皇帝的“辫子将军”，似乎处于只要他愿意就能影

响军阀们的有利地位，因为一年以前他曾促成许多督军组织督军团，

并充当这个集团的首脑。但是张希望居间调解，不是为了保全黎或

保卫共和政体，而是为了推动他的个人计划。首先，张要求黎解散

国会，这正是军阀们早些时候所要求的。黎认为他已别无选择，终

于同意，于6月中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进军北京，于1917年7月

宣布满族皇帝重登中国的皇位！

　　张议论复辟已有几个月，其他许多军阀也赞成或默许。但是，

那些假想的同盟者几乎这事一发生就声讨复辟。有些作者认为督军

们改变了他们的主意，因为张在复辟的朝廷中上占据了权势太大的

职位，还因为军阀中的不和已预示了支持要比预期的弱。但主要的

原因似乎是，军阀们从没有认真地想让皇帝复辟；他们只是利用张

和他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种手段。①段祺瑞立即组

织了一次反对张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新任命他为国务

总理。这次战争是短暂的；这次复辟在两周之内就结束了。张勋在

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段祺瑞作为民国的保卫者重入北京。黎元洪

可能在段的压力下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任满从

袁世凯开始的五年任期余下的一年。②

军事-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年

　　如果宪法是冯国璋总统职位的唯一基础，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

职务的。在他安排了一个手下继他担任江苏督军，并使他的支持者

被认可为其他两个长江省份江西和湖北的督军后，他才同意担任这

个职务。因此他有段祺瑞所有的相等的支持者，段的支持者是安徽、

浙江和福建的督军。

　　当段重任国务总理时，他决定不再恢复黎元洪在复辟之前刚刚

解散的国会，因为它以前总是反对他。他反而在1918年操纵选举他

的安福国会（见第5章）。而且他试图增强他自己的兵力，用武力

压制意见不同的各省，将他个人的支持者安插在有权势的职位上，

并以这种方式恢复全国的统一。其他的军阀担心段将沿着这样的方

针继续下去，他们会被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对皖系势力的控制；

直系就这样形成了。

　　湖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了段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

进入湖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邻接。1917年8月段

任命他的一个追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他

们迫使段所任命的人离开了这个省；战争继续到1918年春季，这时

吴佩孚终于打败湖南军队，并使这个省处于北方控制之下。段任命

他自己的人张敬尧当这个省的督军，这使吴落空，他曾希望得到这

一任命。

　　在1918年吴的军队占领湖南以前，吴的上级曹锟通常支持段祺

瑞。但是从这时起，这两个人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关系的恶化部

分地起因于吴佩孚。吴在湖南取胜后曾指望被提名为该省的督军，

但段忽视吴而属意于他自己的人。作为回答，吴停止了他对南方的

军事行动，并从这时起对北京发表尖锐的批评。同时，曹锟开始担

心段想免去他的直隶督军的职务。对有独立野心的军阀如曹锟和吴

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地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这隐含着一

种威胁。1917年8月段终于得以对德宣战。1918年早期日本向段提

供了一系列大宗贷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帮助段组织和

武装参战军提供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军队是为了在欧洲冲突中

使用，实际上是为段在中国的目标效力；在欧洲停战以后，这支军

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他这个集团的军阀便把冯国璋

看成他们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听从段的领导

的一些军阀也看出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

军阀。无疑正是这种考虑，加之段没有任命吴为湖南督军，导致曹

锟背弃了段的集团。当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

去时，曹锟继他之后逐渐成了段的反对派即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心段的权势的扩张，关心这种扩张对张的独

立所隐含的威胁。的确，段已经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内蒙，而张作

霖认为这个地区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奉系和直系因此决定合作以

反对皖系。

　　在一系列的事件使公众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

后，事态发展为危机。1919年，巴黎和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

地移交给日本，并部分地以日本和段政府之间的协定作为根据证明

这一决定是正当的。这一决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们之中，也

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之中，引起了激烈的

反对。1929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政府以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

的垄断地位，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的兵力。段拒绝了

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盟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

按照对下台中国官员宽大的惯例，段告退，研究佛学去了。

直系政府的掌权和崩溃，1920—1924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反映了幕后军阀们的

愿望。但是政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难于安排职务和制定政策以

准确地反映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尤其是在将领们本身对他们相

对的实力也不太清楚的时候。在1920年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

政权，他们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推推

拉拉，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他们斗争的棋子，直到他们终于走

上战场。

　　1886年中了进士的年老的徐世昌继续当总统。他资格老，有威

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他和这两个派系的关系都不密切。靳云鹏任

国务总理。他为张作霖所接受，他们是姻亲；也为吴佩孚所接受，

他从前是他的学生和被保护人。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履薄冰，只

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后才做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出政府时，他的安福国会也被解散。总统徐世昌

发布命令按照1912年拟订来贯彻临时约法的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但

是这对广州的护法运动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

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任期未满。况且总统徐世昌的命令是

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被安福国会这个非法的机构选举的。南方这时

已因分立而获得既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

许多国会议员提供了前途。既然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已

在那里补选了几百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

只有11省进行选举，新议员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甚至从未召

开。

　　北京的新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合于他们新权势的官职，从而

使他们的掠夺合法化了。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数省巡阅使

——有时称为“总督”——实际上任命所辖各省督军。张作霖已经

是满洲的巡阅使，又被委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在内蒙的活动合法

化了。

　　吴佩孚委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个职位对曹的一个下级来说是

适当的，但对一个独立的军阀来说是不够的。吴把他的司令部设在

河南，似乎对该省已保持完全控制。此外他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

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了同一集团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

几年的王占元是湖北督军。1921年当联省运动接近其高峰时，湖北

的政治家们要求该省制订自己的宪法并建立民主政府。联省运动远

远领先的湖南的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从一个非联省分

子的控制中把湖北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援助。但是吴佩孚

在王被打败之前并不给予援助，然后他的军队才进入湖北把湖南军

队赶走。吴自己得到了湖北。吴佩孚渐渐成了直系的真正军事领袖。

　　吴继续组织五个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

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

反对吴。张利用1921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

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

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

责他方的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

奉系的首领们在整个1922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

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

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

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好向那里进军。北京

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干脆宣告满

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

配合奉军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

法得以脱身，但政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

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

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

两个主要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

可能公开与曹锟断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

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

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

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

重任总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

然后在1917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

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1923年6月，并

证明是比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

意，他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

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

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统的渴望。但是在1923年初期，

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

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决定干到底，

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

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10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

员5000到7000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

使国家摆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1922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

和整编了他的军队。到1924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

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

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

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1924年秋季爆发。几

个星期以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

部下倒戈，并导致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

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北京。1924年10月23日他占领北京，

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

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1918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

朋友。他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1922年任河南督

军时拒绝送交吴要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

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

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

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

的，显然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

政府偿还的许诺。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1500000元左

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

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

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

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1917—1920年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

变，这进行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

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

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

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

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江苏和安徽，但是一

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他在长江省

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正

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

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

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

应。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1924年11月就

任临时执政之职，发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5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1925年最后几个星期开

始。到这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

国家，希望他的下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

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

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到1926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

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然，他们的胜

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1926年4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

段到使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

府，但是张作霖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月

20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

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

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会。在1926年剩余的全

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

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府的衰

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年年中到1927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

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

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

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

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

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

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一切争端，外交

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他受最

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

这将使任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自己为

大元帅，并组成军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

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

统治。但是，和1916年以后的所有全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

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

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同意见者已经

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张

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1928年6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的立宪政

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

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

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

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

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

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

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

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

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① 《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②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这时以前，从1912年3月起他已经担任

临时总统。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

事实，见其《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

别很大。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

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

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

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

来了恐怖和剥削。①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

之多令人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

受，从而使商业交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1924年晚期，估计仅

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亿中国元。这样巨

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

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②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

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

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

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

产能力。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

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

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

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

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

的。③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

民的大群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

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无组

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①盗匪

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

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

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现象。这个时

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慎的

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

的一次国内迁徙”。②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20世纪早

期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

所酿成的分裂和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

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

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

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一个中国将领回忆

说，他在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官冯玉祥

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③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

管军阀们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

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

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

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

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1928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

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

统治不能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

唯有军队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

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

①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

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

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

官政府让了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

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

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

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

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国家，乃至

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些

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

种论证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

们要对有效的文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

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

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

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

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

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

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

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

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

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

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

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

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

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

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

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

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

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

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

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

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

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

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世

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

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

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

运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

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

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

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

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

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

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

的忠诚”是拉里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