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丑的美丽表现
所有文化皆有其美的观念，亦有其丑的观念，不过，以考古出土物来说，其中所画之物在当时是不是真的被视为丑，难以判定：在西方人眼中，其他文化的拜物与面具是可怖、畸形之物，当地人则可能认为其中刻画着正面价值。
蛇发女怪瓦檐饰，
公元前4世纪，
那不勒斯，
国家考古博物馆
恶龙、母子、天使长米迦勒及他的天使，
取自圣黎巴纳《启示录注释》，
费迪南德一世夫妇泥金抄本
（Code B.N.马德里），
8世纪
苏格拉底
柏拉图（公元前5—前4世纪）
《会饮》，215-222
我说，他和席林纳斯的那些胸像一模一样，雕塑匠店里可以看到的，嘴里咬着笛子，肚子打开来，里面还藏着小神像。我还说，他也像半人兽马斯亚斯。你自己也不会否认吧，苏格拉底，你的脸像个半人兽。……你们有没有看见苏格拉底多么喜欢美男子？他经常和他们为伍，为他们着迷，又经常一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无知的样子。这是他装出来的样子。这一点，他不也挺像个席林纳斯吗？当然像，他的面孔就是席林纳斯头像。但是，酒友们，打开他的肚子，那里面藏着多少节制和清醒！
希腊神话即富于半人半羊的牧神、独眼巨人、狮头羊身蛇尾之吐火怪兽、人身牛头怪，或普里阿普斯（Priapus，希腊男性生殖神）之类神怪，凡此皆属荒怪之物，不合波里克利特斯或普拉克西勒斯所雕作品表现的美。不过，对这些怪物的态度并非尽属憎恶。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频频讨论美与丑，只是，面对苏格拉底在道德上的伟大，他莞尔以对苏格拉底的难看长相。自古代以至中世纪，各派美学理论以比例为身体或道德之美的基础（参见本书第三章），视丑为美之反面，视丑为破坏比例规则的一种不和谐，或者，视之为一种欠缺，欠缺一个生物天然应该具备的某种东西。不过，也有一点是公认的：世上虽有丑物，艺术却能以美丽的方式刻画之，以这种美使丑为人接受。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不乏此说之例。进一步来看，问题实甚简单：自然中的丑令我们退避，但是，在“美丽地”表现丑的艺术里，丑变成可以接受，甚至可悦。不过，表现丑（或怪），到底哪一点能令人着迷呢？中世纪人已提出魔鬼之美丽再现的问题。这问题在浪漫主义时代强烈重现。
古典时代晚期，尤其基督教时代初期，丑的问题所以转趋复杂，并非偶然。黑格尔说之甚当，基督教感性及传达这种感性的艺术降临，进据核心位置的是痛苦、苦难、死亡、酷刑、地狱，以及受害者与施刑者身体的畸形，主题涉及基督教及迫害基督教者之处尤然。
欠缺
臭维尼的威廉（13世纪）
《善恶论》
我们要说，三只眼睛的人，或只有一只眼睛的人，是不悦目的，因为前者不适宜，后者则是缺少适宜。
魔鬼之美
波纳文图（13世纪）
《名言集四篇注释》，Ⅰ，31，2
形象或绘画之美，其指涉模型的方式本身是不值得尊敬的，例如，不能如圣尼古拉之像那样受尊敬。但是，“美”指涉模型的方式，本身有一种美，不是只有它所表现的主体才有美可言。所以，主体只有一个，美的模式却有两种：画法得当，是一种美，如实表现一个主体，是另一种美。因此，一幅画如实表现撒旦之邪恶，虽然可憎，画的本身却可说是美的。
达摩迪纳，
地狱壁画，
约1410，
博洛尼亚（意大利），
圣彼得教堂
表现丑
康德
《判断力批判》，Ⅰ，2，48.1790
一种自然美是美的东西；艺术美则是将一件东西作美丽的呈现。为了将一种自然美当作自然美，我不必预先对此对象应当是怎么样的事物具备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知道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使我们产生快感的是其形式本身，而不是我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才有快感。不过，如果这对象是被呈现为一件艺术品，而且应该被界定为美丽的，那么，由于艺术的目的每每富于其原因（与因果性）之中，我们必须先有一个这东西是什么的概念。而由于一件东西的完美来自其内在的多重性与其内在定义一致，因此，对艺术美的任何鉴赏都必须将此物的完美也纳入考虑。对自然美本身的鉴赏则完全不用考虑这个层面。在鉴赏有生命的自然对象时，例如人，或一匹马，固然通常也考虑其客观的目的，以便判断其美，但这种判断已经不是纯粹的审美判断，亦即不再只是品位判断。自然不再因为它看来是艺术而受判断，而是以它真的是艺术（虽然是超人类的那种）而受判断。目的论的判断成为审美（判断）必须考虑的基础和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说“有个美丽的女人”，我们实际想到的是，大自然塑造她的方式，使她的形式卓越地表现了女人形体应有的目的。因为我们如果要以合乎逻辑条件的审美判断来设想一个对象，就必须越过区区形式，抵达一个概念。
美的艺术，其优越性在于，它美丽地描写在自然里丑或令人不悦的东西。复仇女神、疾病、战争的蹂躏等等，虽是恶事，也能描述得非常美，甚至以图画表现。只有一种丑能依照自然的样子来表现而不破坏一切审美快感，因而也不破坏艺术美：亦即，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这种特殊的感觉纯粹倚赖想象，对象被呈现成仿佛我们有义务去享受它，但我们又在猛烈拒斥它：于是，就我们的感觉而论，这对象的呈现和这对象本身的自然不再有所区分，因而不可能被视为美的。
表现痛苦
黑格尔
《美学》，Ⅲ，1，c.1798—1800
上帝生命的真正关键点，是他放弃他作为“这个”人的个体存在之时，受难，在十字架上受苦，精神的髑髅地，死亡的折磨。其内容本身隐示，肉体、表象、个体的存在是否定的，因此精神通过感官与主观特殊性之牺牲，来臻至它自身的真理与天国。就此而论，这个表现领域比古典造型理想都更超脱。
一方面，尘世的肉体与人性的脆弱，事实上由于上帝化身于他们而获得提升；另一方面，这人性与肉体性又是否定的，并且通过受难而显现，在古典理想里，则它与精神、实质之间的和谐并未丝毫减损。希腊之美的形式不能用来刻画基督头戴荆冠遭受鞭打，拖着十字架前往酷刑折磨之地，钉上十字架，在漫长殉难的痛苦里死去。
但这些情况的神圣性，其深邃性，受难作为精神永恒一刻的无限性，以及神圣的镇定与认命，使这些情况有了优越性。
这个人物周围站着朋友和敌人。甚至这些朋友也不是理想，而是特殊的个人，是被精神的冲动引向基督的平凡人；但那些敌人，他们由于与上帝对立，谴责、嘲笑、牺牲他，将他钉上十字架，因此被表现为内心邪恶，内心邪恶、敌视上帝，表现于外在就是丑恶、粗糙、野蛮、暴戾，身形是畸形的。在这方面，非美被表现为一个必要阶段，古典的审美观就不是如此。
审美地狱
罗森克兰
《丑的美学》，导论。1852
研究人心的名家曾投身可怖的恶之深渊，描述他们在那黑暗里遇到的可怕人物。大诗人，如但丁，写这些人物尤其精彩；画家如欧卡纳、米开朗基罗、鲁本斯与柯奈流斯，将他们摆在我们眼前，音乐家，如史佛尔，则让我们听见那沉沦地狱的残忍声音，恶人在那里吼出他们精神上的所有不和谐。
不但伦理、宗教上有地狱，美学上也有。我们沉入邪恶、罪孽，也沉入丑恶。没有形状的与畸形的、粗俗的与残忍的恐怖，化身为无数人围着我们，从侏儒到那些巨大的畸形，带着地狱般的邪恶看着我们，咬牙切齿。我们希望下去看看的，就是这个审美地狱。下此地狱，则不可能不同时进入恶之地狱，真实的地狱，因为至丑之丑不是大自然里令我们憎恶的丑：沼泽、扭曲的树、蝾螈、蟾蜍、睁着鼓凸凸的眼睛瞪着我们的海中怪物、厚皮动物、老鼠、人猿，而是那以奸诡肤浅的行事，以阴沉的眼神、以罪行表现其愚蠢的自我主义。……
丑恶是一个相对观念，只能相对于另一个观念才能了解。此理不难明白。这另一个观念就是美：丑只因为美，才存在美是其正面。无美即无丑，因为后者只因为是前者之否定，所以存在。
美是本初的神意，丑是一种否定，只有次级的存在。并不是说美的东西因为是美的，所以同时也可能丑，而是说，构成美之必然性的那些特质被转入其反面。
美与丑有亲切的关系，意思是，前者的自毁是后者也会自我否定的可能性的基础：因为，以丑是美的否定而存在这一层次而论，丑可能回复与美的统一而消解其矛盾。在此过程中，美显示它是一种制伏丑的反叛的力量。由此和解之中，生出无限安详，引得我们微笑和畅笑。丑在这里摆脱其混杂、自私的本性，认知自己的无力，而生喜剧感。喜剧内在往往含有一股朝向纯粹、单纯理想的负面冲动；在喜剧里，这负面化为乌有。喜剧有一个正面的理想，因为它的负面表现消失。……
但是，丑是相对的，因为它不能以自身为衡量尺度，只有美才是衡量它的尺度。日常生活里，人人自随其品位，一人认为美的事物，另一人可能认为丑，反之亦然。但是，如果我们想将这偶然的“审美/经验”判断提升以超越其缺乏确定性与清明性的层次，我们必须使之受批评，置之于至高原则之光底下。俗成之美的领域，时尚的领域，充满如果以美的理念来判断，只能界定为丑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一时却被视为美。并非因为它们自身即美，而是只因时代精神认为这些形式是其特殊性格的充分表达，并且因此而习惯它们。
时代精神最常与时尚彼此呼应：在这里，连丑也可能被视为适当的表现手段。过去的时尚，尤其是最近的，通常被视为丑或可笑，这是因为感性的转移只可能靠对立来发展。四裔宾服的罗马共和国，其公民习惯刮胡须。恺撒与奥古斯都都不留胡子，直到浪漫的哈德良时代，帝国日益屈服蛮族支配，长胡须始成时尚，仿佛罗马人意识到自己软弱，冀图以此让自己相信自己仍然雄武。
林堡兄弟，
地狱，
取自《贝里公爵的富贵》，
1410—1411，
尚蒂伊（法国），
孔代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