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关注：儒家伦理与近代商人行为准则——以晋商商书为中心的考察

三、今日财经关注

儒家伦理与近代商人行为准则——以晋商商书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 武占江，晋晶娜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导读

“商书”是“商业用书”的简称，是服务于商业经营的专门书籍，内容涉及商业经营思想、管理方法、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以及商路状况、道里远近等各个方面。明朝中叶以来，商业繁荣，市场活跃，形成了各种地域性的商帮，商业用书也随之兴盛，尤其是浙江、安徽、福建等东南地区出版业发达，商业用书不仅在商人之间流通，也成为出版行业赚钱的业务之一，“以《万宝全书》为书名的经商用书就有近10种。如《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士商要览》《商贾指南》等书，尤为受商人们青睐。”①。这些商书很长一段时间为人们所忽略，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仁井田陆、酒井忠夫、寺田隆信等对之进行研究，之后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我国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也对商书予以研究和介绍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书研究有了进一步进展，陈学文先生的专著《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对《一统路程图记》《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示我周行》《重订商贾便览》《新刻士商必要》等十余种商书进行了研究和介绍，用力甚深。罗仑、张海英等学者也对商书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他们运用这些针对性的一手资料，对商路、商人经营理念以及商业思想、商业伦理等许多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还涉及到传统商业近代转型等重大问题，取得多方面的成果。

但是上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东南地区出版的流行商书，尤其是以徽商为主，对晋商文书的关注不多。近年来，晋商商书的发掘整理取得一定成绩，一批文献正在点校出版过程中。本文拟对晋商文书略作分析，就商人经营理念及商人伦理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为商格言”类商书的基本特点

本文所依据的晋商文书主要是关于如何管理商铺、如何与人相处的部分，其名称或为《治铺格言》《治家格言》《为商十要》《贸学须知》《生意论》《劝号读本》等，以格言、歌谣的形式表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此类文书称为“为商格言”。这类文书有着明显的特点，说明他们是在晋商群体中代代流传，并很大程度上在商业活动中被遵守。

首先，语言直白朴实。这些文书大多数是抄本，刻本极少，主要以传抄的形式流传。语言浅显直白，基本上是在口语基础上稍作加工而成。这类治家、治铺的“生意经”采取歌谣形式，可诵可歌，每句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不等，以六字、七字居多，很多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如《瑞兴永记》一篇的开头：“嘉庆二十三年春，秋雨一月有零。静坐心闲无事，所思号务不整。故诌几句俗语，当劝本号伙（等），都遵此谱贸易，不致大错路径。”有点类似戏曲的唱词。有些句子有明显的山西方言的特征：“打揽者，为多做买卖也。如主顾到来，尽力打揽。”③“打揽”有“主动搭讪”“央求”的意思，是晋北方言。从事商业的人大多不识字，或者因为家庭贫困，或者读书无成，十几岁就被送到商号中做学徒，这种表达方式正适合这种文化面貌的读者。

其次，传播者文化程度不高。这些“为商格言”不少没有具体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商人经商的体会，经过长时间不断修改、增益而成。个别有作者可考，其原创者也都是商人。文书书写字体大多比较工整，易于识别，但错字、别字较多。也有的经过文人的编辑，如《生意论》署名“山西太谷县岁贡生要元普先生著”，还有申明吸食鸦片之害、劝人戒食鸦片的《西江月》署名“山西太原榆次县拔贡生史文典”。不少“为商格言”后面都附有一些业务性的资料，如各地银两之间的价值比例，各地商品的质量，如棉花、药材、布匹、皮货等，还有的后面抄录一些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有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等，多是一些流行的诗词。这些现象说明这些文书都是平时伴随商人左右，日常诵读的，应该不是束之高阁装点门面的东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书都有着较大的时空流传范围。如《劝号谱》有三篇序文，第一序作者为其族弟张际昌，写于道光八年（1828年），第二序署名漳溪张登鳌，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末页题曰：“全集终。民国二十八年岁次戊寅孟夏月”，而该文书的封面则署名“侯增财记”两序后又有作者张明远自序，该序作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间跨度为121年。作者张明远是山西长治人，第一序作者张际昌是张明远的“族弟”，第二序作者张登鳌为广东河源漳溪人。张登鳌在汉中府安栈经商，随身携带张明远所著《劝号谱》，“不时抄写，有相爱者即速奉送。”张登鳌晚年即将此文书出资刻印，刻印地很可能是在广东。由此可见，该文书流传范围较广。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劝号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这是第一个版本，也是母本。第二个版本时间标为“光绪二十六年又桂月望日立”，卷首亦有两序，皆不署名。两序都称作者为“族兄”，似以张际昌的口吻写的，但是第一序中有几句话出现在张登鳌序中，第二序则与张际昌、张登鳌原序基本不同，应是另外一个人以张际昌的口吻写的。而且这两个版本在篇幅、内容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此外，许多“为商格言”类的文书内容相互重复得很多，有的是大段的字句相同。第三个版本题名为《瑞兴永记》，只有张明远小序，后附格言、《西江月》词以及大量的皮、棉、丝绸等衣服、衣料的价格、规格等内容。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些为各商铺竞相传抄，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所拳拳服膺，体现了晋商群体的立身准则。

二、商人价值观植根于儒家思想

追求利润是商业活动的本性，也是商业活动得以存在的基础。逐利是人的本性，无需特别提倡，相反，人的逐利活动是需要受到合理限制的，否则社会秩序就无法建立，即使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会破坏殆尽。儒学的本质就是培养人的道德，而道德行为在形式上是限制当下利益，以维护社会秩序。儒家并不否认对利益本身的合理追求。孔子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⑤《易传·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正是儒家义利观的正面表述。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⑥则是为了匡正人们见利忘义行为的格言式表述，是有其具体语境的，难以当做一般性准则。当然，宋代以来的理学家不乏将董仲舒这一论断推向一般性的倾向，在显性意识形态中对人们正当追求利益、从事经济活动产生了束缚作用。孔子、《易传》包括宋明儒在内的论述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话语体系。晋商文书显示，商人以儒家的义利观规范自己的逐利活动，但是并没有因宋儒的偏颇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体现了一种有操守而又活泼有活力的价值取向。

晋商把儒家思想当作立身处世的最高价值，成为说理的最终依据。比如《为商十要》中说：“买卖场中，动容周旋，举止行事，先正己而后正人。圣人云：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⑦晋商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以期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些道理都是他们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然后用圣人孔子的语言予以强化和固定化。孔子被看作是价值的源头，商人也不例外，他们对写有圣人言语的纸张都特别敬畏：“圣人之字，乃是天地间第一等至宝，无论何人都应该敬惜的。敬是敬重，惜是爱惜。千万不可用字纸楷抹污秽东西，更不可用字纸包裹物件，切记切记！”⑧由此衍生出对一切有字纸张的敬畏，“敬惜字纸”成为民间的俗语。晋商文书中运用孔子语言说明道理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成为一种套路。如圣人云：“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又云：大富大贵，关乎命运。”“圣人云：在其位，谋其政。俗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⑨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所有的道理无非归结为儒家思想：“其内虽无文义，不越乎紫阳格言。”⑩有意思的是有些与孔子思想关系不大的也要与圣人搭上关系：“圣人云：‘食不言，寝不语。’[11]俗云：男儿吃饭、狼吞虎咽。”《论语·乡党》篇记录孔子日常生活非常严谨，吃饭也要讲究礼仪，本不提倡“狼吞虎咽”的吃相，这与贵族精神不符，硬是要说二者有联系的话可能就是吃饭要专注吧。

商人固然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亚文化”的状态，而更高一层的文化及价值则是儒家文化，上面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清儒戴震对此也有论述：“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12]而且这些商人文书也显示他们自居“亚文化”地位的某些痕迹。他们是以“圣人云”“圣云”的形式引用孔子的话，而不是如士人以“子曰”的形式引用。“子”是先秦时期对人的尊称，孔子后来被读书人尊为“万世师表”，“子”与“夫子”也有了老师的含义。读书人可以直接称孔子为“子”，而商人则通常用“圣人”的称呼，以示不敢直接把孔子当老师之意。

三、晋商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持守

追求财富是人建立在求生存的本性之上的，是自然人性的体现，但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说，人的逐利行为又有着文化、价值方面的支撑，没有这种文化因素，仅从自然本性的角度不能解释人为什么不惜牺牲生命、不辞劳苦地劳作，也不能解释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为什么仍然在不懈地追求财富。这背后需要一种文化性的信仰支撑，不同文化类型的信仰也是不同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徒的这种信仰源于上帝，他们积累财富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积累的财富越多，越接近上帝。[13]而中国商人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家族，上为父母，下为子孙。

创业难，创业难，创成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冲风冒雪为家缘。买房产，置庄田，惟恐子孙后来难。只到老，不肯闲，心力使碎无怨言。俱家和美随时过，总死黄泉心也安。成家之子常保守，败家之子枉徒然。[14]

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财富观。父母、子孙、家庭这些都是具体的，从表面理解，这种追求不过诉诸现实功利，但父母、子孙通过自己正是一种血脉、生命的绵延，个体把自己的全部追求贡献给这个绵延不绝的血脉链条，这也是一种超越，是一种信仰的品质。这种植根于血缘的信仰也正是儒家精神的核心所在。儒家思想起源于血缘家族，通过“拟制”而辐射于整个人类，乃至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存在物，这就是儒家“民胞物与”的追求。往小里说，中国商人的财富观也是儒家“显亲扬名”孝道观的体现。

上文讨论的是商人以及经商活动的根本目的，也可以看作是商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是商人及商业活动“道”的层次。晋商文书很多是讨论如何管理商业活动，侧重于伙计与东家、伙计之间、商家之间、商家与顾客的相处之道，其最终目的是如何获利，是“术”的层面。在这一层面儒家伦理规范成为商业经营成功的保障。

《劝号谱》是一部流传久远、影响甚大的文书，一百多年来，广为业界所认可，我们即以《劝号谱》为例，分析一下晋商对儒家伦理的持守情况。《劝号谱》母本分为“著书原因”“先求好人”“总管号务”“初入号中”“东掌恩情”“合号和美”“人事大业”“谨慎账物”“少赊勤讨”“虽讨谅情”“出门买货”“长远行路”“改过学好”“谅才用人”“劝众实言”15个部分，除小标题及个别句子外，都是六字顺口溜。

“先求好人”是全篇总体思想，也可以算是一种管理的根本思想，其核心是东家、掌柜、伙计都要做好人，“好人”就是恪守儒家仁义的君子，而且东家、掌柜必须以身作则：

未从贸易求财，先要预备好人。要想聘请好人，总得仁义之东。自果身端得正，才能招聚好人。门内先有君子，门外君子才临。无论什么生意，若非好人不成。

“好人”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不能聚集“好人”，一切生意无从谈起，“但能得其好人，就是发财根本”。“总管号务”[15]是对“掌柜”的要求，核心思想是以身作则，先自正而后正人，“身正不令而行，德坏虽令不从”，此即从《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句化出。下面就是具体的要求，如晚睡早起，一切为号中伙计表率等。“初入号中”是对伙计的要求，主旨是要遵守规矩，伙计要利义当先，谦恭和气，杜绝嫖赌等恶习，尤其要勤快，要以忠臣孝子的心态为人处世：“为父都喜孝子，是君皆爱忠臣”。“东掌恩情”[16]主要强调要对东家、掌柜有感恩之心。能入号中，是通过托亲靠友，要珍惜机会。东家、掌柜不仅给了自己赚钱、成就自身的机会，还要为自身安全、生活等事操心，要竭力报效。“合号和美”是伙计之间相处的准则，伙计之间要有鱼水情谊，“聚成一团和气，结为同胞兄弟”。

“人事大业”是经商的基本要求和技巧，涉及日常作息行为以及如何买卖货物的技术性要求，包括验看货物、银子的成色，讨价还价等，非常详细，其中体现的伦理原则是“公平”“和气”“薄利”，不贪婪，要“平路求财”。虽然强调仁义，但是把利益关系与朋友亲戚关系区分开来，“就是至亲厚友，亦要财帛分明”。这是经营技巧的核心部分。“谨慎账物”“少赊勤讨”“讨账谅情”[17]“出门买货”“长远行路”等，是纯商业技巧问题，也是业界经验的总结，透露着商人的精明。如主张不管利息多厚，尽量避免赊账：“但能贱卖不赊，就是稳当长情。你想他得利钱，他想你得本银”。要账要勤快，不嫌麻烦，言语和气，要留有余地，不要苦苦相逼；正路不行要寻求旁路。但是讨账丝毫不可放松：“要账好似修行，总得恒心耐性。好户不可不讨，赖户要得催勤。就是国课皇粮，亦得催比才清。实是尽到功夫，才得讨回钱文。纵然无钱送到，亦知自咱欠情。”对人情世故的体味可谓细致入微。晋商长途贩运，路途凶险，经常有人死在途中，所以《劝号谱》对“出门买货”非常重视，叮咛要非常小心，“财命相连担惊……慎勿显露形容”。但是看准时机，则要毫不犹豫，立即出手：“办货犹同用兵，贵在神速先行。倘若走在众后，与人刮锅无功。”商场与战场，既要讲究道德，身先士卒，又要有谋略，有勇气，如用兵打仗，这是中国商业文化中一脉相传的心法。[18]

“改过学好”是说日常经营、生活中要养成好的习惯，对生活细节有着详细的规定。要举止得体，戒除不良姿势：“莫学横腰斜胯，休习侧体歪身。切忌腿膝摇撼，最恶手足狂弄。”待客要机敏，不要打瞌睡，呈现困顿之态。陪酒要适度，不可醉后胡言乱语。劝人要和气、耐心，不可信口赌咒、谩骂，也不要厉声斥责。“泼水看前顾后，烧火周围操心。茶七酒八可宜，太满抛洒不恭。”不要沉湎于“丝弦胡琴”“玩物禽鸟”之中，要勤于事务。纵有大才，也要遵守规矩，不可居功自傲，“正谊勿谋其利，尽道勿计其功”。“谅才用人”主要说的是用人要用其长，不可求全责备。“劝众实言”主要是针对伙计的，核心意思是强调忠诚、勤奋，做到这一点，关键要自己努力，不要和别人攀比：“君子专攻自己，岂随旁人懒勤”，“只管自己前进，莫管他人后遁”，“为人克己当先，处世据理为正”。这正体现了儒家的克己自律精神。[19]

除了治家、治铺的这些生意经之外，许多晋商文书都体现了商人群体以儒家伦理思想为行动准则的情形。有许多是在商人中辈辈流传的东西，如写家书的格式，写请帖、喜帖的格式，这些可以看作是商人圈内学习文化的教科书。如对长辈、平辈、妻儿如何称呼，如何落款，甚至如何表达思念之情都有固定的套式。[20]这程式化的套路完全是依照文士、儒家的口吻安排的。商人，尤其是外出经商的伙计，他们文化程度很低，但是写信以及各种日常文书又要拿得出手，就只能依样画葫芦，搬套各种程式化的格式。留下来的各种书信、请帖、喜帖的格式分类非常详细，如平辈之间有给兄长的，给弟弟的，给姐姐、妹妹、姐夫、妹夫甚至表兄、表弟也有不同的区分。各种请帖、喜帖也分得非常详细。如喜帖就有各种不同的讲究。男家有祖父，女家无祖父，称呼要写成：“眷姻生某率男某（名）薰沐端肃拜上，称大兄台某，亲家大人阁下。”男女两家俱无祖父，称呼写“眷姻弟某（名）薰沐端肃拜上”。这种格式反映了儒家敬老的观念。虽然是父亲为子女订婚，祖父并没有直接出面，但是自称为“眷姻生”，“生”字表示父亲在祖父面前是晚辈，与实际年龄无关，“生”不是针对对方，而是针对自家的祖父。“某率男”之“男”是发帖者的儿子，在家中是孙辈。这种称呼实际上把一家三辈都包括在内，并含有作为父辈的发帖者是承祖父之命、不敢自专之意。两家皆无祖父，方可直接称“眷姻弟某”，表示自己可以做主。这是儒家敬老观念在文书方面的体现。在世的父亲永远是形式上的主宰者，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需要指出的是，山西商书与东南地区的商书在内容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从《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文献系统的“亲缘关系”可以典型地体现出来。《生意世事初阶》署名“句曲（今江苏句容县）王秉元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溟增订”，现在能见到的最早抄本为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之前。[21]《贸易须知》有道光二十四年杭州项名达刊本、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重刊本、民国十七年（1928年）王培孙重刻本，这三版本著者署名都是王秉元。《生意经络》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署名著者也是王秉元。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对这三部书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研究，对比了他们之间的异同。《生意经络》“其内容、条款与光绪本《贸易须知》基本相同，只是没有道光、光绪版末尾的“（杭州钱塘）‘潮汛时刻’、‘解救鸦片烟毒良方’等内容。”而《贸易须知》是《生意世事初阶》的增补本，“增加了近七十条新内容，较之《生意世事初阶》内容大为丰富，书面语也更多了些。”[22]这三部书出于同一母本。

1994年，张正明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发现了“炳记《贸易须知》”[23]，分为上下两卷。张海英通过研究发现，“内容基本上与《生意世事初阶》和《贸易须知》的前半部分相同，‘卷下’则明确写明‘句曲王秉元纂集’，其内容与《贸易须知》后半部分基本相同。”她认为“炳记《贸易须知》”实际上是在王秉元的《贸易须知》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只不过有些地方在语言表述上更多地渗入了山西方言特色，以更符合山西人阅读。”[24]笔者在刘建民先生藏商书中发现了《贸学须知》一书，标题旁边注“《贸学须知》”，我们称之为“戊寅年《贸学须知》”。“戊寅年《贸学须知》”是对“炳记《贸易须知》”的丰富和发展，后者内容前者都包括，但是篇幅大大增加。“炳记《贸易须知》”共有96条内容，每条内容之前用“一”字作为标记。而“戊寅年《贸学须知》”则分别用“第壹条”“第贰条”等字样标记，直至“第壹佰贰拾柒条”，最后一句是“第壹佰贰拾捌条终完了”。“戊寅年《贸学须知》”有序，没有署作序人之名，也没有作者署名，显然是“炳记《贸易须知》”之外的另一个与之有亲缘关系的版本。

很明显，《生意世事初阶》《生意经络》《贸易须知》以及京都大学“炳记《贸易须知》”“戊寅年《贸学须知》”是一个有着亲缘关系的文献系统，前三部书刊刻流行于东南地区，后两部（“炳记《贸易须知》”“戊寅年《贸学须知》”）流行于山西商人群体中。对这一文献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文本内容异同以及流传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本文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献系统内容、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上文所指出的儒家伦理观念，这些一文献系统也都有体现，这说明不仅晋商服膺这些伦理规则，东南地区的商人也是如此，这也被大量的研究所证明。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对儒家伦理的服膺不仅仅晋商如此，东南地区的商人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也可以作进一步的推论：明清时期中国整个商人群体的伦理文化面貌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商人虽然没有长时间学习子曰诗云的机会，但是仅就日常往来文书而言，他们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伦理观念的基因在不知不觉中深深注入他们的血液之中，成为行为的指南，践行儒家观念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然行为。而在日常经营中，通过各种管理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伦理观念。

四、结语

本文所采用的各种商人文书绝对不是商人用来标榜自己、装点门面的，而是他们经营、处世的行为准则，商人之间流传这些东西，其直接目的是功利性的，就是如何更好地经商，更好地赚钱。所以在这些文书中，我们很少会看到文人的头巾气、酸腐味，相反，却处处透露着对利益的追求，体现着商人的精明。对于他们，儒家伦理规范很大程度是功利性的、工具性的，非此不足以取得生意上的成功，也难以在同行间立足。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人服膺儒家伦理有其深刻的内在驱动和必然性。当然，商人首先是人，他们也有安身立命的价值皈依，这个层次超越了功利层面，具有终极关怀、信仰的意味，而这种安身立命的信仰也是以儒家核心价值为凭依。当然，与其他群体（包括士人群体）一样，商人群体中也有罔顾伦理规则、唯利是图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其他部分对儒家伦理规则的持守。

有观点认为，商人与儒家伦理观念是不相合的，很大程度是对立的，宋明以来甚至战国秦汉的一些文人也多持这种观点。但是起码我们从晋商文书中看到，商人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小传统”，他们深深地处于儒家“大传统”的笼罩之下，商人趋利的动机在很多方面与儒家伦理观念并不矛盾，甚至相得益彰，很多方面则正体现了《易传》所说的“利者，义之和也”，在这里义利是统一的。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在这批晋商文书中，我们看不到商人在持守儒家伦理准则方面有什么变化。相反，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却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的颠覆性变化，对儒家、孔子的否定在五四运动后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的潮流。那些依然在冒险犯难、跋山涉水的商人们，却如大潮底下的冰山，依然在秉持着这些传统观念。商人的观念什么时候开始变化、变化情况如何，这批文书没有体现，也非本文所能胜任。我们想指出的只是儒家伦理观念在这些引车卖浆者流当中曾经被长久深刻地保持。

注释：

①肖东发主编，孙鹏飞编著：《刻印时代：古籍历史与文化内涵》，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127页。

②谢国祯著：《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③刘建民先生藏《治铺格言》以下所引晋商商书均来自刘建民先生收藏。

④⑤《论语·述而》，刘宝楠《论语正义》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⑥班固著：《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⑦这是化用《论语·子路篇》中的句子，原文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⑧《铺规十要·商贾金丹训民告言》，民国十七年本。

⑨《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⑩《劝号普序》“紫阳”就是朱熹，朱熹之父朱松曾在紫阳山（在安徽省歙县）读书，朱熹后居福建崇安，题厅事曰紫阳书室，后世将“紫阳”作为朱熹的敬称。

[11]《论语·乡党》里用的是“食不语，寝不言”。

[12]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五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7-144页。

[14]《瑞兴永记》附抄。

[15]目录是“总管号务”，文内小标题为“总管号务”。

[16]目录是“东掌恩情”，文内小标题为“东伙恩情”。文中主要说应对东家、掌柜感恩，末尾说道伙计之间也有情谊。

[17]目录是“虽讨谅情”，文内小标题为“讨账谅情”。

[18]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自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19]自律是儒家道德修养的突出特点，孔子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宋明理学反复强调的也是克己自律。

[20]还有许多反映商人出门在外、抛妻别子之后内心情感世界的小调、歌曲，比如《生意人苦情歌》类似于广泛流传的《走西口》之类。写得是新婚不久的小伙子远出经商之前与妻子别离，安慰完妻子不久，东方发白，又开始到堂前与父母告别，充满了浓厚的亲情味，读来深切悲凉。

[21]罗仑、范金民著：《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载于《文献》，1990年第2期。

[22][24]张海英著，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从商书看清代商业知识的传授》，载于《故宫博物院八十年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23]张正明、张舒著：《晋商兴衰史》（增订本第三版），附录四，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武占江（1969-），男，河北沽源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晋晶娜（1990-），女，河北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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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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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13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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