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一个述评

三、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一个述评

作者: 重庆大学 田 妮，张宗益 来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导读

一、引言

文化对经济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已早在经济学界形成了共识[1～3]，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量化研究的难度大。随着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等各种测度工具的出现和发展，国际主流经济学对文化的研究才逐步活跃起来。同样，虽然La Porta等学者很早就指出公司治理机制除了受到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影响外，和国家文化特征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4]，但这种思想直到近些年才在文化测度工具的帮助下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由于主流的文化测度工具刻画的是国家层面的文化差异，所以当前这个方向的主要研究范式仍是从文化视角进行公司治理的跨国比较研究[5]，但由此激发了研究者们对文化与公司治理研究的广泛兴趣，其中，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尤其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与西方文化比较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对中国、东亚地区经济崛起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6]，但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其相关研究则起步不久。在公司治理领域一直有关于各个主要的治理模式长期内是否收敛的争论，而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东亚公司治理模式正是其中之一，这种讨论必然需要考虑文化的影响[7]。正如杨典指出，最好的公司治理其实应该是契合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的一个“建构”结果[8]，更好地理解公司治理究竟如何与中国文化环境相契合对回答上述争论很重要。另外，当前在“中国梦”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影响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意义重大。

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中国文化尤其如此，为了更好地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文化的概念，本文提出了一个文化的三维度理论框架，即从价值观、规范、网络三个维度来理解文化，并基于这个框架，梳理和评述了近些年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主要文献。综述发现，现有文献证实，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了东亚和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和演进，而且对公司治理的微观机制，尤其是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文化的三维度理论与中国文化

(一)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普遍认同的一种定义是“民族、宗教和社会团体一代一代不变地传承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观”[3][9]。国内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也与此一致，核心是将文化看作一种“预期和信念”，是特定人群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10]。

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化都不是经济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即使在Williamson定义制度经济学，给出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时，他也认为文化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所“嵌入”的那一个最基础的层次，不属于制度经济学却主要是经济史、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讲，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11]。随着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提出新的文化理论框架，使文化变得易于测度后，才促使经济学开始了对文化的更多研究。目前国际主流的文化理论框架包括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斯维茨(Schwartz)的文化水平分析理论等。这些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很多领域近年来在文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文化的三维度理论框架和中国文化

从前述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信念和价值观，但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者更关注的是文化塑造个体思维、影响个体偏好、规范个体行为，进而影响个体和组织决策和行动，影响经济产出的作用[3]，而且这种作用主要是经由社会网络来实现。结合公司治理文献对文化的多元化考察视角，为了更系统理解文化的概念，本文尝试将文化归纳为三个维度，即价值观维度、规范维度、网络维度。通常被研究者们关注的各种文化特征，都是文化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具体体现。前述国际主流的文化维度理论主要是从价值观维度对各国文化特征进行了剖析。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正统和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内生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网络”，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巨大威力的根本原因[12]。基于此，从上述三个维度上，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的文化：首先，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维度体现在思想信念上，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的崇尚权威、重视家庭等价值观就是中国文化在价值观维度上的具体体现和特征。其次，中国文化的规范维度可以从其伦理、宗教特征上得到体现，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伦理、儒释道精神等就是这一维度的主要特征，这些中国文化要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正在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再次，中国文化的网络维度上也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即中国的“关系”文化，这也是研究中国情境的公司治理问题时的重要主题，一直以来就备受关注。本文接下来就将从价值观、规范、网络三个维度对近期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影响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评述。

三、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

(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维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视角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主要是从价值观维度分析了各国文化，根据其研究结果，中国文化在权力距离、长期取向维度的得分较高，在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自身放纵维度上得分较低，中国文化表现出显著的高权力距离、强长期取向、重集体主义、低不确定性规避、弱自身放纵特征[注]。

很多研究者使用这一文化维度理论对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体系的演变和差异进行了研究，Griffin等指出国家文化的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大概解释了公司治理90%的国家层面的差异[13]，这间接解释了中国公司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要源于文化的不同。还有一些研究使用该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了文化对具体的尤其是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例如，Boubakri等研究了文化如何影响政府所有权在私营企业中的影响力，结果发现，在集体主义特征更显著的背景下，政府所有权有更大的影响力[14]；对于控制权和控制权收益问题，Salzmann和Soypak的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攥取是正相关的[15]；Zhang等则发现，相对个人主义特征的国家，在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国家，控制权私有收益更高[16]；朱国泓和杜兴强则专门针对中国企业指出，中国崇尚权威的文化传统是上市公司控制权逐步向那些已经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少数个人甚至是特定个人集中的重要原因[17]。这些研究给中国企业的政府所有权影响力、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提供了文化视角的解释。

2.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视角

虽然霍夫斯泰德等的文化维度理论是国际上主流的文化研究工具，但仍有不少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观视角出发，研究了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基础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研究者们的起点多是分析儒家思想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且大多数文献都给予了儒家思想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可以缓解现代企业的代理问题，对公司治理有正面影响。

儒家思想究竟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有一些分析立足于儒家思想与其他公司治理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Allen等[18]认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成熟的基于声誉、隐性契约关系和合作的制度，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La Porta等的研究则认为儒家思想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影响中国的微观经济和公司治理[19]。

另外有不少研究专注于儒家思想对具体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比如夏永强认为儒家思想在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运作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精神基础和规范作用[20]，Du的最新研究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儒家思想和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是负相关的，那些存在于强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企业的董事会女性董事的比例要显著弱于那些弱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企业，说明儒家思想体系对女性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有重要影响[21]。Du的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儒家文化与小股东侵占行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儒家文化可以显著减轻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22]。沈艺峰和陈旋的实证研究则用儒家的中庸思想，解释了外部独立董事的薪酬现象，即外部独立董事薪酬的决定符合在利益分配上的中庸思想[23]。何轩和李新春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在中国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的中庸理性在家族意图和控制权配置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24]。

3.从泛家文化的视角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维度上，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家族和家庭的重视，不少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泛家文化造就了东亚和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比如姜彦福等指出，东亚各国包括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变迁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家族特色，主要是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儒家思想影响，体现出强势的纵向非正式契约和相对弱势的横向正式契约的特征[25]。曲扬也解释到，儒家思想主张维系封建家长制下的和谐，其结果是人们更愿意依赖人际关系，而不是规章制度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比较服从于权威，相应地，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表现为：股权相对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对突出、新老三会的交替冲突、激励机制不健全等[26]。蒋神州甚至指出中国的泛家文化是公司治理中的合谋行为的“沃土”[27]。

在分析具体的公司治理机制时，很多学者从泛家文化视角，特别关注了东亚和中国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比如吕洪霞和丁文锋指出，东南亚诸国正是在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基础上，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28]。甄红线、苏启林等也指出，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在个人道德生活和行为中，以家族为最重要的中心，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使得东亚国家的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家庭三者密切重叠，企业管理文化中具有浓厚的家长制的组织气氛，儒家文化背景同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影响了这种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形成[29～30]。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何轩和李新春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家族意图对股权配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24]。

(二)中国文化的规范维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从宗教的视角

文化的规范维度重点体现在宗教上，宗教是文化与公司治理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文化的代理变量，宗教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正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不少学者的研究发现，宗教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对公司治理有着可证实的积极影响，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虽不多，但结论亦是如此。

朱国泓和张璐芳、贺建刚综述了国外关于宗教与公司治理的研究[31～32]，均指出针对中国的宗教与公司治理的文献缺乏，研究有待深入。目前，陈冬华、杜兴强是国内研究宗教与公司治理关系的代表性学者之一。2013年陈冬华等就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对其公司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越强，其越少发生违规行为，也更少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宗教传统亦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且上述关系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表明法律制度(正式制度)与宗教传统(非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33]。Du近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分析宗教对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其2014年的一个研究专门讨论了佛教对中国企业的隧道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佛教影响和企业的隧道行为显著负相关，说明佛教作为一套行为规范或者替代机制可以缓解控股股东的不道德的隧道行为[34]。Du的另一个研究还发现，在中国宗教(佛教和道教)与所有者-经理人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在中国宗教对个人思维和行为有显著影响，可以约束经理人的非道德行为[35]，其另外一项研究还发现有宗教信仰的家族企业家更愿意参与政治事务[36]。

2.从儒家文化的规范视角

儒家思想是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体现出强大的规范功能，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的规范维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除了宗教视角外，很多学者也从对儒家文化的诸多要素的分析着手，而且基本一致的认识是其对公司治理有积极影响。比如Chan和Young的研究就认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三纲五常”鼓励企业家和管理者采取更高的行为标准，即成为君子的标准，这一思想作为治理了中国商业数个世纪的非法律机制，比法律的要求更高、更受重视，这些自我规制的治理措施作为一种宏观的“实践社区”，对公司治理等机制具有很深的影响[37]。类似地，古志辉分析的儒家强调“慎独”的“修身”观念，正是儒家高行为标准的一种体现，他认为，尽管儒家没有提炼出代理成本的概念，但已经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因此，通过向代理人灌输“慎独”的“修身”观念提高其自律性，从而减少监督支出，同时又要求代理人遵守“忠信”的职业伦理和“义利”观，最终达到减少代理人保证支出和事后的剩余损失的目的。因此，随着儒家影响力的增强，公司的代理成本随之降低[38]。另外，吴晓和刘世林也从“规则文化”视角，用美国安然事件和中国国美事件进行比较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所形成的社会的“规则文化”与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的“规则文化”不同，导致两国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实践存在差异[39]。

(三)中国文化的网络维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从一般的中国文化的网络维度视角

中国文化的网络维度的特征重点体现在对“人情文化”的重视上，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但结果发现，这种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正反双向的，甚至负面影响更甚。比如郑志刚等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上市公司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对经理人超额薪酬的影响严重[40]。陆瑶和李茶也是针对儒家“人情文化”特点，指出在中国独立董事多被认为是“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经验检验证明，公司新增独董比例越高，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公司非独立董事与新增独董的总比例越高，公司违规的可能性也越大[41]。陆瑶和胡江燕还研究了儒家文化特色的人情关系——“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会显著提高公司违规倾向，同时降低违规后被稽查出的概率[42]。但从中国文化的网络特征的另外一个表现，即商会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则得到了一些正面结果，比如Du等的一个研究用中国的商会文化分析了文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会文化与所有者-经理人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中国古代的商会文化对现代高管行为依然有持续的重要影响，商会文化能够激励经理人降低代理冲突[43]。

2.从“关系”的视角

中国文化在网络维度上对“人情关系”的重视，还使得国内外学术界对“关系”(Guanxi)的研究成为无论是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还是管理学中研究中国情境的一个专门的、必然的主题。大量的文献关注到，“关系”是中国社会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文化特征。关系不仅指具体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网络[44]。一旦两个人建立了关系，其中一个人就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要求帮忙，所以关系是基于这种“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被偿还的期待[45]。所以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信念，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国企业活动的一个基础性变量，是企业有价值的资源和有效的治理机制[46～47]。起源于儒家思想的关系实践，在中国社会和组织活动中长期、普遍存在，在信任、知识共享及决策行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8]，它影响了资源流和企业与环境的互动[49]，所以研究中国情境中的文化与公司治理，关系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主题。

这个领域的一部分研究比较了中国的这种关系治理与西方治理模式的联系和区别，比如Lau和Young认为，中国的基于关系的治理体系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不可能完全摒弃这种治理机制而改成西方的基于规则的机制[50]。刘小浪等[51]也指出，中国文化的情境性和依赖性使得中国式管理高度依赖于关系规则，表现为关系型管理，“关系”实践始终构成了对规范组织制度的某种实质性替代，本土组织“关系”理论与国际主流的组织社会资本理论有联系也有区别[52]。也正是因为如此，关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得到了特别关注。

强调关系治理在中国的重要性，Allen[18]等的一项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广为人知，他们认为关系是支持中国的私营部门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替代金融和治理机制之一，但他们并没有详细分析其机理，也没有进行经验检验，而Xin和Pearce针对民营企业的研究则指出，在中国欠发达的法律环境使得中国私人企业高管比国有企业和混合制企业更加依赖于关系[53]。

从关系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具体机制的研究来看，其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既是正式制度的有益替代，也是协助利益输送的助手[54]，但目前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其负面影响的文献较多，例如，程敏英和魏明海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关系股东通过持有大额股份、委派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方式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其拥有的董事会表决权和高管层话语权显著高于非关系股东，甚至高于其现金流权，获得了超额权力配置[55]；蒋神州则发现，董事会中的老校友关系与资金占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的老同事关系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董事会中存在某种可观测的关系结构会加剧掏空[56]。

在研究“关系”的具体影响机制时，研究者们还特别关注了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李新春和陈灿的研究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绩效[57]。李亚雄等则认为，在企业规模较小、家族成员持股比例较大时采用强关系弱契约的治理模式能带来更好的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较大、家族成员持股比例相对变小时，企业采用强关系强契约的治理模式能带来更好的企业绩效[58]。

3.差序格局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的网络维度上，近期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新主题是差序格局。费孝通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具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事实上，这个理论也是从人与人关系结构的角度刻画了中国文化的网络维度的特征，所以也是网络维度的中国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一个特别视角。

差序格局下的公司治理实践有其合理性，有不少的理论分析给予了证明，比如杨玉龙等阐述了中国企业在权力配置、业绩量度和薪酬制定上根据关系亲疏而呈现差序格局的原因，他们认为企业组织呈现差序格局是对外部匮乏正式制度而作出的适应性安排，在当前中国还需进一步健全法制背景下，企业的组织呈现差序格局，有其合理因素，能够部分替代外部制度的缺失，对企业中的代理问题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59]。刘善仕等也指出，华人企业的治理中，组织实施差序式管理，利用网络关系治理事实上降低了委托-代理风险及治理成本，通过关系型管理代替制度型管理，实现了管理效率的提高[60]。

经验研究方面的结论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比如王明琳等的研究针对民营企业经理人的利他行为问题，其结论认为差序结构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呈反比，说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式治理总体上仍具有较强生命力[61]。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规范和网络维度综述了中国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研究的现有主要文献，结论显示，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了东亚和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和演变，也对微观公司治理机制尤其是对包括所有权形式、控制权配置、董事会构成、独立董事和高管激励制度、经理人行为、大股东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治理、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等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其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价值观、规范维度上，而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网络维度上。

通过述评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

第一，本土文化理论框架的缺失。目前国际上主流的以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为代表的文化理论主要还是从西方文化视角出发的分析，其可能过于一般化的解释，并不一定能很好应用于剖析特定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用这些主流的西方文化理论框架部分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贡献，但更重要的是应发展出能更好解释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以更系统地推进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

第二，侧重经验研究，缺乏理论研究，且研究方法较单一。当前中国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数还是经验研究，且主要以因果关系验证为主，即文化作为解释变量，公司治理机制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存在影响以及具体影响机制的假设，对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的作用分析较少，也较缺乏质性研究、案例研究等其他方法的尝试，更缺乏对作用机制等的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新理论框架的构建。

第三，亟待本土与国际化的结合。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既是本土化也是国际化的课题，尤其分析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的普适性，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也是推进构建本土特色的有效公司治理体系的要求。

上述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最新涌现的一些研究领域，都指出了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比如中国文化理论框架的建立、中国文化对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差序格局文化特征对公司治理影响等，都是其中之一。中国的管理学、经济学研究亟待本土化理论的构建，而用中国的文化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实践是构建本土理论的尚佳方法[62]。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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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妮(1979-)，女(土家族)，湖北长阳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张宗益(1964- )，男，贵州松桃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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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生活

【苗条身材有助防癌】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领导的新研究称，年轻时保持好身材有助抗癌。与BMI值低于22的女性相比，那些在成年早期超重的人(BMI>25)因乳腺癌死亡的概率要高出72%，因肠癌死亡的概率要高出141%。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1339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高阳、徐姗姗、姜倩雯 、王鹏丽、殷杰、李莉、郭蔷、许思宁、马洪梅、蔡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