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关系：基于中国崛起的考量

三、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关系：基于中国崛起的考量

作者：长春工业大学刘慧项卫星 来源：《亚太经济》2019年04期

一、引言及相关研究概述

2008年爆发的这场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版图：一方面，危机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牵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以及随后的复苏乏力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增部分的贡献超过了50%；另一方面，中国从原来的一个“后进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以及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从国际结构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是指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①的排序不断上升的过程。可以肯定，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能够对当今国际格局以及中美双边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最大变量。或者说，这一崛起不仅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而且决定了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也开始转变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家即守成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转变决定了当今的中美经济关系不仅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而且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复杂主要表现为：中美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大国、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和污染排放国；分别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和经常账户逆差最大的国家；其中一个是充分市场化的国家，而另一个是“尚未完成由指令性经济向市场化转变的国家”(C. Fred Bergsten、 Gary Clyde Hufbauer、Sean Miner，2016)。然而，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量和处于转型升级中的产业，却被美国政府和部分国会议员视之为“原罪”：2017年12月18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确立为美国的战略对立面，称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1月19日公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甚至将中国称之为“敌手”(adversary)；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1月30日发表的执政以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更是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角色认知”及其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诸多学者有关中国的崛起与中美经济关系变化的重要论述做一简要的梳理和归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在经济上已经处于深度相互依赖的中美两国为什么不能避免冲突”这一问题。就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马丁·雅克(Martin Yacques，2010)认为，它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张蕴岭(2012)认为，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是过去没有过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2016)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2018)认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Ferguson and Schularick(2011)认为，此前十年里被称之为“天作之合”(a marriage of heaven)的“中美经济联姻”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濒于破裂，“中美国”(Chimerica)这一形式不能长久，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王缉思等(2012)指出，作为长期以来整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双边经贸关系，随着双边经贸摩擦的增多且日益政治化，其“压舱石”的分量越来越轻，有时甚至成为战略互信的“绊脚石”。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2013)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中国向美国模式靠拢的计划，深度融合的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使中国成为美元的利益攸关方。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2014)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解读中美相互依赖关系尤为重要。这场危机是对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一个警告：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在危机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国都为虚假繁荣的不同表象所迷惑；直到危机爆发，这一相互依赖关系才彻底显露。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2016)明确指出：合适的美国政策应该是接受中国崛起，并在现实主义和交流融合之间找到平衡。项卫星等(2017)认为，竞争和博弈这两个因素在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双边经济关系中被不断放大；这种纷争在特朗普当选之后进一步加剧。

上述研究为我们研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崛起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逻辑起点和重要的参考依据。如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崛起这一视角，对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双边直接投资关系以及双边金融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考量？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何以发生这些深刻的变化,而且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前景扑朔迷离和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跌宕起伏的今天，更加理性地分析和判断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

二、如何考量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崛起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之后，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积极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同样，被置于WTO框架之中的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也因此迅速发展。按照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上升为2008年的3337.4亿美元，增长了大约3.2倍(而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中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4.6亿美元上升为4075.1亿美元)。这种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保持了经济和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主要是因为长期推行“借贷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主要通过对华贸易逆差吸收中国的储蓄盈余。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使中国获得了美元，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而美国则通过对华贸易逆差获得了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和低通胀(刘慧，2017)。当然，中美双边贸易的这一实质，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比较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王冠楠，2016)。换言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刘慧，2017)。

与全球贸易的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急剧下降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这场危机后崛起为贸易大国：2010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2014年和2015年继续位居全球第一(2016年美国商品贸易额超越中国位居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38万亿美元，约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8.59倍(加入之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5100亿美元)。按照中方的统计，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83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2%；其中对美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19%；如果加上经香港转口的出口额，则达到23.3%。而按照美方的统计，2017年美中双边贸易额为6501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4%；其中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21.8%。

尽管双边贸易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纽带，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但是其严重的失衡即上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这一事实，也导致了双边贸易摩擦和纷争的不断加剧。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多年形成的“慢变量”(苏庆义，2016)，即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加剧，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的“消费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而美国政府却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今天，依然用传统的两国贸易核算的会计算法来对作为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的结果的产品进行核算，从而进一步放大了由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美出口所导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此，连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2016)也承认：“贸易额出现在中国的统计数据里，但附加值却显示在美国的数据里”。至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巨额顺差，即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这一事实(2017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0%左右)，则被美国“自动屏蔽”③。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9个月，奥巴马政府就发起了“中美轮胎特保案”。此后，奥巴马总统在2012-2016年的四个国情咨文中，一再指责与中国的贸易成本高，中国疯狂掠夺国际市场，不守规则，甚至妄图改写规则，以取代美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刘纯，2017)。据统计，在奥巴马执政的8年里，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平均每年为84起。在特朗普执政的2017年这一年里，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达到83起(苏庆义，2018)。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贸易法》开始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尽管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签署的总值为2535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大单似乎预示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开始回暖，然而美国商务部几乎就在同时发布的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中认为，在中国“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导致根本性扭曲”，由此断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与此同时，美国在WTO反对中国向该组织提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诉求。自2018年3月23日起，特朗普总统根据制定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内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发动了对华贸易战：美国不仅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而且还将所谓的中国歧视性技术许可做法诉诸WTO，同时采取相关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和并购。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矛头指向并非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本身，而是《中国制造2025》。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达到1.955万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12.3%，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为19.8%，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时期，尽管苏联是当时全球唯一能够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战略核武器上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联在制造业上从未超过美国。这就是为什么莱特希泽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的前一天，即2018年3月22日由参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列出了对中国加征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并提及这些产业是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要发展的产业。在这份长达184页的《301调查报告》中，“贸易逆差”一词仅出现了一次，但是该清单却包括了大约1300个独立关税项目，主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高科技产业。对此，郑永年(2018)认为：“目前在中美之间不是贸易战，而是‘技术冷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这场贸易冲突，使我们真正地感知或认识到中国在制造业技术这一领域与美国之间的真实差距。这就不难理解Susan V. Lawrence and Thomas Lum(2010)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复杂性”④这一论断的涵义。

本文认为，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都受益于贸易领域里的深度的相互依赖：中国通过美元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从而成为美元本位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然而双边贸易的严重失衡却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和相关利益集团向中国施压的“理由”。中美双边贸易失衡这一“慢变量”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然而由这一“慢变量”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使它在特朗普总统的“美国利益优先”这一战略的背景下，成为一个政治敏感问题。由于这一政治敏感问题被不断放大，导致曾经作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压舱”和“推进”的作用被不断弱化，双边贸易也因此成为双边贸易摩擦和纷争的“前沿阵地”。

三、如何考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发展？

与双边贸易的规模相比，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在2001—2008年这一期间相对缓慢。其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除了在2002年比2001年增长了9.91亿美元、即达到54.24亿美元，在此后至2007年这一期间一直呈递减之势，到2008年底仅为29.44亿美元。但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刘慧，2017)。据统计，到2008年底，美国企业对华实际投资累计额为596.5亿美元。至于同期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规模从2003年的0.65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9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5%。到2008年底，中国企业对美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20.8亿美元。相比较而言，中国比美国更加依赖来自对方的直接投资。导致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缺乏竞争和最优投资的管理经验，所以起步很晚。其实中美两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酝酿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且在2006年12月举行的第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中，将开启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可能性确定为对话的重要内容；但是双方直至2009年6月才进入文本谈判阶段(刘慧，2017)。为此，如果从双边“资本依存度”的角度看，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即呈现出“美国→中国”的单向流动的特征。至于导致这种非对称性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是因为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之间至今还没有一个可用于规范双边投资关系的投资协定(项卫星等，2017)。

值得关注的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据统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金额在2008年达到379.4亿美元；海外并购的平均规模上升为5.5亿美元。海外并购作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在2008年上升为44.1%。特别是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具有国际化经营实力的中国企业开始把美国作为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国。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开始从原来的“美国→中国”的这种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特别是在2015年这一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超过了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从总体上看，在2008-2016年这一期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从7.66亿美元增长为456亿美元，增长了近60倍，特别是在2015年首次超过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比2015年的153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达到456亿美元，超过了此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总额⑤，其中90%以上的资金进入了美国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而信息与通讯技术业、娱乐业以及金融服务业，也是吸引中国投资者的行业)。双边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证明了中美两国企业在相关产业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联合调查报告，2017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290亿美元，比2016年创纪录的456亿美元减少了30%以上，其中96%为并购；而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大约为140亿美元，远远低于2016年的925亿美元。2018年上半年，伴随着双边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并购和绿地投资同比跌幅超过90%，仅为18亿美元，为近7年来的最低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至2016年这一期间迅速增长，但是其规模与两国每年大约6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规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与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相互促进这一理论相悖。从理论上说，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两国政府对相互投资的保护制度，不仅能够为本国企业创建良好的目标国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而且也有助于克服投资过程中的潜在政治风险。尽管启动于2008年6月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在2013年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即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开展实质性谈判，并且在2015年6月举行的第19轮谈判中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启动负面清单谈判；但由于双方在国有企业条款、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等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冲突，最终未能在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完成。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中国政府希望继续推动这一谈判，美国政府官员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排除与中国继续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针对中国企业实施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审查越来越严。从历史上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审查强度，明显高于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审查，即该委员会以往罕见的几次“总统否决案”几乎都是针对中国企业的。据统计，在2012—2015年这一期间，中国连续四年成为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最多的国家(CFIUS,2015)。事实上，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已经很难通过该委员会的审查。换言之，这种审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主要障碍。2018年8月13日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更新法》( FIRRMA)，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尤其是重点关注并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实行“区别对待”。提出该法案的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曾明确表示，这一改革主要是针对迅速增长的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此，该法案特别要求美国商务部长每两年向国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报告(潘圆圆、张明，2018)。这种特别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政策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是将投资问题作为中美双边贸易谈判的筹码，以要求投资对等和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寻求中国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这一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由此可见，它是一种“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在特朗普执政以后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意味着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环境开始趋于显著恶化。

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发展相对缓慢，并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全球金融危机后，政治因素已经超越经济因素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特朗普执政以后这种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不仅对美国的投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也阻碍了中国企业通过扩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从而缓解双边贸易失衡以及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助力(即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其他发达国家进一步强化本国的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从而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如何考量中国金融实力的增强与中美双边金融关系的发展？

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由于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和积极引进外资而迅速增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美国的有价证券(主要是美国国债)。据美国官方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证券投资总额到2008年为12050.8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8.29倍)；其中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为10752.5亿美元(占对美国的证券投资总额的90%以上)。至于美国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特别是股权投资的规模，从21世纪初开始，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及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迅速扩大：从2004年的116.4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972.84亿美元，增长了7.35倍(占其对外证券投资总额的1.35%)。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自2003年开始对中国的短期债券进行投资。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在规模上呈现出严重的非对称性。而导致这种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作为非储备货币国家，为了获得必要的国际储备，必须将本国的资源廉价地转让给美国居民消费；与此同时，以持有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的方式积累国际储备，即把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美国，帮助美国维持其国债市场的运转并压低了其长期利率实现了低通胀。这就是所谓的“卢卡斯悖论”(Lucas’s Paradox)，即“最富有且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事实上通过创造国际储备货币从贫穷的国家获得融资”⑥。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不仅停止了增长，而且在2011年还大规模撤离；然而中国在2008年9月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海外第一大持有者。同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到2014年6月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2009年初，希拉里·克林顿在访华时要求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此后，中国货币当局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增持美国国债。据统计，到2018年2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1766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37.5%，其中长期国债为11726亿美元，短期国债为40亿美元，依然为美国国债的海外第一大持有者。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证券投资在规模上的这种非对称性，不仅在危机爆发后继续存在，而且进一步加剧。从理论上说，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海外第一大持有者，似乎意味着中国在双边金融关系中处于更主动的地位，即如果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会导致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但事实上中国难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找到体量相当的接盘者。更为重要的是，此举必然会导致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中国抛售时上升和市场价格下降，从而使中国尚未来得及抛售的那部分美国国债遭受严重的损失，更何况中国也难以找到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安全性相匹配而且体量也相当的其他金融资产。同样，此举也将导致美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影响。这就是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所描述的“金融恐怖平衡”的深刻涵义⑦。而导致这种“金融恐怖平衡”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的直接原因是：打破这一“平衡”将对资金融通的被依赖方(即中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从而使其出于对成本代价的规避而维持现有的“平衡”状态(王冠楠，2016)。正如约瑟夫·奈(2016)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也没有赋予它太多的与美国直接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实力取决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金融恐怖平衡”不仅是一种非对称的“金融恐怖平衡”，而且是债务人(即美国)“绑架”债权人(即中国)的经典模式。换言之，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实际上廉价使用了作为“贸易国家”的中国的金融资源；而中国则因为无法切断与美元之间的联系，面临负的“财富效应”(即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即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刘慧，2017)。

从总体上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对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发展，中美双边金融关系的发展是滞后的。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执政后，“中美战略对话”(SD)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这两大机制合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此后的八轮对话中，中美双方就如何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问题进行了谈判。中方的承诺主要集中在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等方面；而美方的承诺则主要集中在加快金融监管改革、促进金融稳定以及给予中资金融机构同等待遇等方面(熊爱宗等，2015)。基于这一平台，中国给予美国的机构投资者(QFII)以更为灵活的投资空间(包括提高其投资额度和缩短资金锁定的期限)、放宽其投资范围和持股比例以及允许美资银行发行人民币次级债券。同样，美国对中资金融机构的申请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与其他外资金融机构相同的待遇，即美联储自2011年起先后批准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中国银行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城市设立分行，美联储在2012年5月首次批准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一家美国银行(即香港东亚银行美国分行)，在2016年6月的第八轮对话中同意加强在美人民币的交易和清算工作，并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银行作为人民币清算银行⑧。

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以及英镑的全球第四大交易货币。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和亚投行的成立，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其过去一直坚持的反对态度，最终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并且位居第三，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作为交换，中国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和在亚投行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同时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方面，中国自2008年以来已经与35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度为312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不含已失效未续签)⑨，并且建立了23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节点布局。更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3月26日，中国版的原油期货即“石油人民币期货”问世。“石油人民币期货”自上市以来，其日均交易量表现强劲，目前已仅次于纽约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WTI)和英国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位居全球第三大石油基准。换言之，石油人民币期货能够为产油国或原油交易者创造一个绕开石油美元的交易环境，更可以为它们再提供一个石油货币的选择。此举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这一领域进行竞争和博弈。

本文认为，目前的中美双边金融关系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这种合作竞争关系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将朝着博弈的方向发展。这种博弈不是简单的静态博弈，而是动态博弈，中国在这一领域里与美国的竞争和博弈中并不占有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尽管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被日本所取代，但是美国依然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里依然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由美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即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国以及全球制造业中心，但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金融弱国”或“金融小国”(孙立坚，2007；夏斌，2011)，目前尚未拥有可以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主导地位的主权货币。由此决定了迄今为止，美国与任何一个国家在金融领域里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

五、结语

不容否认，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美经济关系成为整个中美关系中最有活力、最持续稳定、因而对双方而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并因此被称之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按照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2014)的观点，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对方的镜像：终极生产者(中国)是终极消费者(美国)的镜像；而储蓄盈余者(中国)又是储蓄赤字者(美国)的镜像。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相互依赖的中美经济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毋庸置疑，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美两国经济都已经处于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的状态。这种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构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并且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刘慧，2017)。当然，这种深度融合亦即相互依赖，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轨迹已经证明：双边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已经趋于弱化，而竞争性开始凸显；双边投资关系的发展难以摆脱美国政府的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因素已经超越经济因素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双边金融关系在总体上有所发展，但竞争和博弈的趋势在不断加强，而且中国在这一领域里与美国的竞争和博弈中并不占有优势。

如同马克·吐温的“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这一名言的深刻涵义一样，当美国在100多年前即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最为流行的是所谓的“美国威胁论”，所以当时在那里出现了《美国入侵者》(The American Invaders)、《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以及《美国对欧洲的商业入侵》(The American Commercial Invasion of Europe)等警示性的书籍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体量跃居全球第二之后，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到特朗普政府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角色认知”以及对华政策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能够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内生变量”；另一方面是因为竞争性因素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日益增长并且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而合作因素则已经开始减少并且退居次要地位。从理论上说，一个无意修改既有国际规则基本框架的中国，与一个功利保守的美国之间应该而且更容易超越这种竞争和博弈，以务实的态度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包括双边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中美关系都已经呈现出“难舍难分”之势，更不可能进行所谓的“脱钩”(Decoupling)。换言之，合作共赢、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扼杀，应该而且必须是中美两国的唯一选项即“宿命”(项卫星，2018)。中美经济关系的任何发展与变化，不仅事关中美两国，而且对当前以及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柏森(Adam S. Posen，2016)所指出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携手合作的能力，不论在决定世界经济的短期前景还是长期前景方面，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为此，如何消除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误解与困惑，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注释：

①张宇燕和高程认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八项指标包括经济规模、货币与金融、科学技术、人口、国土与资源、国际规则主导能力、军事防卫与打击力量、与主要合作者或竞争对手的关系以及软实力。参见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根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

②据统计，全球贸易在2009-2015年这一期间的年平均增速仅为3%，在2016年更下降为1.7%，远远低于1990-2008年这一期间的平均7%。

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在2007-2017年这一期间，中美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增长为750.5亿美元，增长了3倍；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31.4亿美元增长为576.3亿美元，增长了3.4倍(而同期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额仅增长了1.8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年度顺差扩大了30倍，达到402亿美元。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41亿美元。

④参见Susan V. Lawrence and Thomas Lum,“U.S.-China Relations：Policy Issues”,January 12,2011.http://opencrs.com/document/R41108/2010-03-12/。

⑤数据引自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2018-04-19/。

⑥参见Teunissen J J. The International Monotary Crunch：Crisis or Scandal? [J]. 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 1987,12(3):359-395.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资本应从富裕的发达国家流向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以美中两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实际净资本流动却并不支持这一理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obert Lucas 于1990年发现，南北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理论模型。该理论因此被称之为“卢卡斯悖论”或“卢卡斯之谜”(Lucas’s Paradox)。

⑦关于“金融恐怖平衡”的深入分析，参见项卫星、王冠楠.“金融恐怖平衡”视角下的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4(1)：44-54。

⑧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的金融合作的详细论述，参见王冠楠、项卫星.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金融合作——基于美国汇率政治视角的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8(1)：49-65。

⑨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6年8月5日.http://www.pbc.gov.cn。

⑩参见[美]约翰·戈登(John Gorden).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祁斌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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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刘 慧，长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中美经济关系。长春，130012。2.项卫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经济。长春，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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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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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14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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