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实证研究

  二、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实证研究

  导读  

一、引言

作为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家族企业在机遇和挑战中砥砺前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面对愈发严峻的全球化竞争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家族企业如何进行转型升级和新价值创造，已然成为当前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与激烈竞争环境所赋予的迫切创新需求不同，中国家族企业的整体战略选择却仍趋于保守。尽管诸如方太、美的、新希望等国内知名家族企业在各自行业进行创新转型和持续引领，但新近不少调查报告却显示，与选择实施创新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市场和新领域不同，更多的家族企业仍倾向于采用以扩大生产规模、区域多元化为代表的传统扩张型战略(全国工商联《中国家族企业年轻一代状况报告》)，“持续的创新需求”正成为未来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普华永道《2016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

家族企业在战略上为何更趋保守？在学术界，围绕这一话题所展开的争论亦仍在继续。一方面，凭借家族涉入，家族成员得以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进行掌控，以确保其家族利益不受侵害(Gomez-Mejia et al.，2007)。而由于家族逻辑所引导的非经济目标通常被视为与企业逻辑所追寻的经济目标相互冲突，家族治理下的企业常被视为是保守导向、风险规避的(Miller et al.，2011；Souder et al.，2017)。另一方面，尽管强调短期家族控制的非经济利益可能会导致企业保守倾向，但长期的家族利益追求则可能驱使企业尝试更具风险性的战略行为，从而寻求建立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目标兼容性和共赢关系(De Massis et al.，2013；朱沆等，2016；吴炳德等，2017)。此外，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家族企业的战略导向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特殊性，与非家族企业之间并无显著差异(Daily and Dollinger，1993；Upton et al.，2001；Lindow et al.，2010)。如McCann et al.(2001)的研究便发现，尽管42%的家族企业倾向于采用防御型战略，但仍有40%的家族企业采用开拓型战略。

本文认为，尽管现有研究促进了我们对家族企业战略导向的理解，但其针对战略动因的理论解释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前人研究过分关注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忽视了家族企业内部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间互动所带来的潜在多元性，即家族企业的内部异质性(Chua et al.，2012)；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强调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却忽略了对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分析(Miller et al.，2017)。特别是，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雷丁，1993)，其兴起和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家族企业所处社会背景——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因此，考察中国家族企业战略行为时，有必要将外部多元制度环境，特别是区域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纳入模型中进行考量(Chan et al.，2010)。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化和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的战略导向？据此，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将家族企业视为制度复杂性下的经济组织，以企业的保守/成长型战略为切入点，分析中国情境下多元制度逻辑对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具体来讲：首先，本文将检验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内部的制度逻辑复杂性，即由于“家”因素涉入所带来的家族逻辑和企业作为经济单位所遵循的企业逻辑间的互动情况，对组织战略导向决策的影响。其次，进一步考察企业所处区域制度环境的影响，将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视为组织内外部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结果，即同时分析正式制度环境——中国转型经济下市场逻辑，以及非正式制度环境——传统的社群文化逻辑，对家族治理作用的影响机制，籍此考察外部制度环境与组织内部家族-企业双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家族企业与制度复杂性

基于对组织合法性的追求，传统的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所处环境中主导制度对其组织形式和经营决策的同构作用。现有研究便表明，家族企业倾向于与同行业竞争对手采用一致的战略行为，以减少由于家族涉入所导致的企业合法性质疑(Miller et al.，2013；Moss et al.，2014；巩键等，2016)。然而，一方面，过分关注同构和合法性的概念限制了制度理论的解释范围(Greenwood et al.，2014)。正如Pache and Santos(2010)所指出的，将制度简单视为驱使组织寻求合法性的外部压力，无疑忽视了制度对组织的深层次文化认知影响及其所导致的组织内部冲突。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主导制度而忽视制度复杂性则削弱了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度。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常常是多元的(Kraatz et al.，2008)，特别是对于旨在寻求基业常青的家族企业而言，有必要对多重，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制度要求进行回应。

制度逻辑理论的出现有效回应了以上缺陷。与传统的制度观不同，制度逻辑理论认为制度建构生活的意义，既是物质性实践性的，也是符号象征系统，不仅影响个体和组织偏好的形成，还进一步影响其满足偏好、获取利益的手段(Thornton et al.，2012；Friedland，2012)。与传统制度学派对主导制度的强调不同，制度逻辑理论强调组织场域的制度复杂性，认为组织所处的场域是由多元制度组成的，每一制度均遵循着其核心逻辑，组织有必要对于多元、共存的制度逻辑进行回应(Greenwood et al.，2010；Besharov and Smith，2014)。近年来，随着制度复杂性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非市场逻辑的重要性，特别是，关注在家族企业中，家族逻辑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Miller et al.，2011；Jaskiewicz et al.，2016)。

家族-企业双元系统的交织构建了家族企业的独特性(Chua et al.，1999)，非经济的家族目标，使企业在遵循以经济为导向的企业逻辑所进行的经营管理中必须兼顾非经济导向的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以自我利益和经济收益为价值观不同，家族逻辑强调家族无条件的忠诚与孝悌(Thornton et al.，2012)。尽管学界围绕着家族涉入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关于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间的关系仍不清晰。部分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间的不兼容和竞争，导致企业在兼顾家族目标的同时会增加经营成本、削弱竞争力和绩效表现(Greenwood et al.，2010)。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存在潜在的互补性，家族企业可以在双元逻辑中找到平衡点并从中获益(Reay et al.，2015)。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家族性(Familiness)的研究，正是由于家族涉入所赋予的独特性资源，如家族控制的目标和长期承诺，促使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更重视长期导向以及隐形知识、社会资本的传承(Habbershon and Williams，1999)，而这也是家族企业不断焕发活力的根源所在。

此外，制度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关注内部双元逻辑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其他组织外部逻辑的作用。尽管制度理论学者对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共存已达成共识，但仍鲜有文献从多个(而不仅仅是两个)逻辑的视角出发对组织决策行为进行研究(Greenwood et al.，2011)。首先，组织所处的场域往往是由多个相互冲突的信念系统组成的(Scott，1994)，多元逻辑视角有助于构建完善的组织决策行为解释框架。其次，不同的家族企业有着不同的双元逻辑共存模式(Chrisman et al.，2012)，对家族企业外部环境的解析，也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家族-企业双元逻辑互动过程的理解(Miller et al.，2017)。Reay et al.(2015)的研究便提示，处于高度紧密社群关系环境中的家族企业将更容易同时兼顾家族-企业双元逻辑。

(二)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使得家族资源成为民营企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倚赖。中国民营上市家族企业大多有着深刻的家族烙印，这直接体现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层组成之上(陈凌、王昊，2013)。首先，对企业所有权的掌控，保证了家族的代际传承及对企业战略决策的控制(Chua et al.，1999)。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员工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框架(Burke and Reitzes，1981)。其次，家族直接的管理控制则保证了家族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行为的渗透，避免职业经理人等家族外部行为逻辑动摇其家族控制与行为逻辑。Wei(2017)便指出，作为一种文化信念和规制，家族逻辑会通过创始人印记和家族成员的管理权涉入，建构企业内部人员的认知并塑造其行为。因而，家族治理使得企业在遵循企业逻辑进行理性经济性决策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满足家族逻辑对家族福祉的追求。与企业逻辑遵循市场竞争规范、以绩效表现为合法性基础、以谋求自我利益为价值观导向不同，家族逻辑则遵循家族内部行为规范、以无条件的忠诚为合法性基础，以家族利益为价值观导向(Friedland and Alofrd，1991；Thornton et al.，2012)。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当企业致力于满足家族目标时，势必会减少其在企业目标上的投入。

现有研究表明，家族逻辑对家族权威、家族和谐、代际传承等非经济目标的追求，会导致企业的风险规避行为并倾向于采用保守型战略(Gomez-Mejia et al.，2011；Kotlar et al.，2014)。以企业研发投入为例，尽管研发投入可能为企业创造新的增长点进而获取长期竞争优势，但由于其不确定性较高、投资期较长，较高的研发投入也会给家族系统带来较高风险。特别是，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及其所带来的复杂信息对非家族专业技术人才和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均会对家族实施战略控制造成极大的挑战(Gomez-Mejia et al.，2014；朱沆等，2016)，从而对家族逻辑的价值导向形成威胁。此外，为了削减家族内部矛盾和保证观点一致(Belenzon et al.，2017)，家族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兼顾不同成员的观念，使得企业战略变革行为难以及时有效展开。正如何轩等(2008)所指出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在引进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容易在家族内部成员间产生不公平感，基于对家族和谐和成员决策承诺的追求，家族企业可能会减缓其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速度。也正是因此，家族企业经常在被视为具有长期战略一致性的同时(Miller et al.，2013；巩键等，2016；Moss et al.，2014)，也被视为是墨守成规、抵制变革的(Banalieva et al.，2015)。

因此，本文认为，家族控制导致的家族-企业双元逻辑系统使得家族企业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兼顾非经济导向的家族诉求。这一情感维度的非经济导向既会在主观上削弱企业战略变革的意愿，也会在客观上阻碍企业战略变革的推进。且随着家族控制的增强，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可能性将逐步降低，即越倾向于采用保守型战略。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随着家族治理程度的增加，企业的战略导向越倾向于保守。

(三)市场化、传统文化与家族企业战略导向

制度逻辑理论指出，家族企业在受组织内部家族-企业双元逻辑影响的同时，也受到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如市场逻辑、社群逻辑)的影响(Reay et al.，2015)。相互竞争甚至不兼容的多元逻辑构建了组织所处环境的制度复杂性，也导致组织行为出现更高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Greenwood et al.，2011)。的确，正如Marquis and Battilana(2009)所指出的，尽管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但组织却仍深深地嵌入在其所处的区域文化和场域之中。对家族企业而言，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是决定其合法性和组织维持的关键因素。组织所处社群、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信念，更会影响这一群体对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兼容性感知。因此，为完善对中国民营家族企业战略导向的解释框架，有必要将区域制度纳入考量。本文选取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市场逻辑)和传统文化强度(社群逻辑)作为考察对象。

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市场机制改革的不断加速，市场逻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现象愈发凸显。基于对自由竞争和个人私有产权的的追崇，市场逻辑可被视为一系列价值观、具体实践和政策的结合体，在市场逻辑主导的环境中，通常具备以下特征：自由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较少的政府规则和介入、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以及私人产权的保障(Campbell and Pederson，2001；Xu and Meyer，2013；Banalieva et al.，2015)。不可忽视的是，市场逻辑对按劳分配的强调往往也伴随着社会成员间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然而，当家族试图将企业关系网络转化为“一种以家族成员再生产为导向的无条件责任关系”(Friedland and Alofrd，1991)和强调利他的互惠关系时，与市场逻辑相伴随的不平等则会对家族逻辑的控制造成威胁，并进而导致企业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响应行为。因而，本文认为市场化程度作为一种组织外部制度，会影响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间的关系。

社会网络和关系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Peng，2004)，凭借着依附在家族成员上的强关系联结，家族企业得以以较低的成本扩展其社会资本和信任，进而获取竞争优势(Banalieva et al.，2015)。然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度环境中，对资本自由流动和较少政府干预的强调，使得家族企业难以通过家族强关系而仅能凭借正式的市场交易来获取外部资源(朱沆等，2012)。高市场化程度环境中政策的稳定性和决策的透明度，亦限制了家族企业利用强关系影响政府资源再分配的空间。因此，高市场逻辑下的“强关系失效”意味着家族企业实施开拓型变革的可能性将降低、速率也将减缓。特别是对于家族治理程度较高的企业而言，对家族资源的过度依赖使得其缺乏在高速市场化条件下实施创新转型的资源和动力(Banalieva et al.，2015)。此外，高市场逻辑往往也伴随着较高的市场竞争压力，此时家族统治受到市场的冲击将愈发明显，为了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战略性控制，家族企业亦将越倾向于保守(Gomez-Mejia et al.，2007)。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增强家族治理下的企业保守战略倾向。

现代商业活动往往是建立在信任及其背后明确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近年来中国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Banalieva et al.，2015；赵向阳等，2012)。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雷丁，1993)，华人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和战略决策是深深嵌入在其所处社群环境之中的。正如Thornton et al.(2012)所指出的，由于社群环境是连接组织内部微观环境与外部宏观环境的中介，决定了组织如何理解及处理与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关注社群逻辑，我们才能更好地解释场域内组织行为的差异性(Marquis and Lounsbury，2007；Thornton et al.，201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学者也开始强调企业所嵌入社群环境的影响。如Naldi et al. (2013)和Cennamo et al.(2012)的研究均表明，与当地社区利益相关者构建起密切的联系是家族企业的长寿秘籍，这些联系能够显著增强他们的社会情感财富，使家族企业长期受益。这一论点也在新近中山大学展开的一项日本家族企业调研中得到了支持。这些研究提醒我们，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不同企业所处社群对家族逻辑的认可度和包容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Morck，2006)，这也进一步塑造了组织内部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兼容性和竞争关系。在传统文化较强的地区，对宗族关系、家庭价值观的强调很可能会使得许多侵蚀企业绩效的社会情感优先事项得以合法化，如家族成员通过裙带关系建立关联企业将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被排斥的(Miller et al.，2017)。因此，当家族企业处于强调家庭文化、利益共享行为的社群环境之中时，家族企业更易于构建其组织合法性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一种共赢关系，从而增强其组织内部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间的兼容性，更有助家族企业的成长与传承(Reay et al.，2015；Miller et al.，2017)。

一方面，较强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地促进宗族、社群间的忠诚和相互合作，处于传统文化较强地区的家族企业，其成员更容易在家族外部产生信任扩展。此时，家族谋求控制权、家业长青的目的与企业市场化经营、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等行为的冲突会弱化。此外，在传统文化越强的地区，社群对于不道德行为的非正式监管和惩罚越强，这会减少企业内的代理成本，从而诱导家族对外部经理人的信任拓展。也即是，在传统文化较强的环境下，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兼容性会提高，家族企业采取保守型战略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引导的社群群体间的高信任联结，也拓宽了家族企业获取家族外部社会资本的渠道，为企业实施潜在的增长型战略提供了资源支持。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地区的传统文化强度会削弱家族治理下的企业保守战略倾向。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与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2012至2017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家族企业进行界定：(1)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民营上市公司；(2)除企业主外，企业实际控制家族至少还有一名其他家族成员有所有权或管理权的涉入行为，诸如持有股权、进入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等。基于国泰安CSMAR获取基础数据，本文还进一步对数据进行筛选，即(1)将数据存在明显异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2)将ST、*ST样本剔除；(3)剔除样本数较少省份。由于省份层面变量为本文模型的核心指标，而部分省份样本数较少，为避免省份内部差异较小所导致的研究偏差，我们将观测值少于20的省份样本企业进行剔除。最终，获取共包含828个家族企业，2916个企业-年份观测值的研究数据库。表1对样本分布情况进行了呈现。

表1 本文研究样本分布情况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战略导向

为避免选择单一战略指标可能造成的偏见，本文试图从企业整体战略导向角度进行分析。参考Miller et al.(2011)，本文对家族企业战略导向进行衡量。首先，我们获取了以下6个企业战略资源维度指标：(1)研发：研发支出/销售收入；(2)宣传：广告支出/销售收入；(3)投资：资本性支出/固定资产；(4)财务杠杆：债务总额/资产总额；(5)流动性：现金+流动资产/固定资产；(6)股息分红：股息分红/销售收入。其中，前五个指标与企业的成长型战略密切相关，股息分红则是企业保守型战略的直接体现。

其次，进一步基于以上战略资源维度构建整体战略导向指数。(1)根据样本所属行业类别及其会计年度，对每一维度指标做“行业-年份”标准化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回归分析仅包含家族企业样本，但战略维度的计算则是基于所有民营企业的得分标准化而得；(2)由于股息分红与其他战略维度间的预期负关系，根据以下方式计算整体战略导向。即：战略导向=(研发、宣传、投资、财务杠杆、流动性的标准化分数之和)减去(股息分红的标准化分数)。若企业战略导向指数得分较高，则表明与该年份同行业其他企业相比，样本企业采用成长型的战略导向；反之，若企业战略导向指数得分较低，则表明企业采用保守型的战略导向。

2.解释变量：家族治理

现有的文献多从所有权角度出发，对家族涉入、家族治理情况进行测量。然而，与所有权相比，探究家族在经营管理上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可能是捕捉家族影响更为有效的方式。正如《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研究课题组，2011: P236)所指出的：与企业主的家族意图、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控制不同，家族成员直接参与企业管理，控制关键岗位的行为差异可能最能反应当前中国私营企业的家族涉入的程度。

因此，基于理论假设，为对家族治理的影响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同时为了提高本文实证检验的稳健性和丰富度，本文采用以下四个常见指标对家族治理影响进行综合测量：(1)家族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所在家族成员持股比例总和；(2)企业董事会中家族成员人数所占比例；(3)企业高管团队中家族成员人数所占比例；(4)家族CEO，若企业总经理为家族成员，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特别是，我们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以上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提取公因子，进而形成 “家族治理”(Family)变量以衡量整体家族逻辑-企业逻辑内在冲突为企业战略决策所带来的家族特性。

3.调节变量

由于正式制度的变化往往并不伴随着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尽管正式制度可能在政府外生力量的推动下迅速变革，但深深嵌入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系之中的非正式制度却是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North，1990)。因此，我们采用以下形式对调节变量进行衡量。(1)市场化程度。以王小鲁等(2019)最新编制的中国分省份整体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标准。其中，由于该书仅涵盖2008-2016年的市场化指标，我们采用2016年指标对2017年企业样本的制度环境进行同比衡量。(2)传统文化强度。本文采用GLOBE文化价值观对企业所处区域传统文化强度进行衡量。借鉴赵向阳等(2015)，以权力距离、小团体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导向等三个传统文化指标取均值进行赋值。在传统文化较强的区域内，个体对小团体组织、特别是家庭的嵌入性和依赖程度较高，更为重视长幼有序和家庭孝悌，对家族逻辑主导的行为方式认可度较高(House et al.，2004)。

4.控制变量

此外，本文同时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1)企业年龄、(2)企业上市年龄、(3)企业规模、(4)股权集中度、(5)机构持股比例、(6)企业股东权益收益水平、(7)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8)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度、(9)董事会规模、(10)独立董事比例。详细测量方式见表2。此外，本文对年度变化趋势和行业差异进行控制。

表2 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见表3。其中战略导向均值为-0.251，最大值为14.091，最小值则为-7.909，这说明不同企业间战略导向存在较大的差异。家族治理方面，样本企业家族持股的平均值为44.9%，董事会中家族成员比例均值24.8%，高管团队家族成员比例均值为18.9%，64.6%的样本观测值为家族成员担任CEO。此外，样本企业的平均年龄为16.137岁，58.3%的样本存在两职兼任现象。变量相关系数方面，家族所有权、董事会比例、高管比例均与战略导向呈负相关关系。而四个家族变量间仅家族CEO与家族高管比例的相关系数大于0.6，表明不同家族治理维度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彰显本文提取家族治理变量的必要性。调节变量方面，市场化程度与战略导向正相关，传统文化与战略导向负相关，这与本文逻辑基础一致。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N=2916。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还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模型检验中的全部连续变量进行(1%，99%)分位的缩尾处理；其次，为解决低次项与交互项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对所有交互项进行对中处理；最后，对主效应模型进行VIF方差膨胀因子诊断，结果显示平均VIF值为1.37，各变量VIF值最高为2.88，均小于可接受值，可判定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带有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表4为家族治理各维度与战略导向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0为基准模型，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内，企业越可能采用成长型战略；而在传统文化强度较高的区域内，企业则越可能采用保守型战略，且在后续模型检验中均稳健。在家族治理各维度方面，家族所有权、家族董事会比例、家族高管比例均呈显著的负效应(Beta=-1.278，P<0.01；Beta=-0.703，P<0.1；Beta=-0.579，P<0.05)，家族CEO则呈不显著的负效应(Beta=-0.072)，这可能是因为样本差异性较小的原因：64.6%的家族企业为家族成员担任家族CEO。

表4 家族治理各维度与战略导向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对行业及年度进行了控制。

为了对家族治理的影响进行整体性把握，我们进一步对家族治理四个维度进行整合。即，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因子以形成家族治理(family)变量。表5呈现了主成分分析的有效性及结果，其KMO值为0.636，大于0.5的可接受区间，Bartlett卡方值为2685.403，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以上四个家族治理维度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共同因子，采用因子分析是恰当的。以下将在此基础上进行本文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检验。

表5 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因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家族治理与战略导向呈稳健的显著负效应(Beta=-0.958，P<0.01)，即随着家族治理程度的提高，家族企业战略导向愈趋保守，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和模型3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其中，尽管市场化程度为显著的正效应(Beta=0.063，P<0.05)，市场化与家族治理的交互项则呈显著的负效应(Beta=-0.452，P<0.01)；与之相反，尽管传统文化强度为显著的负效应(Beta=-2.254，P<0.01)，其与家族治理的交互项则呈显著的正效应(Beta=12.166，P<0.01)。

为对以上结果进行直观呈现，并避免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间内在因果关系对实证检验的挑战，本文进一步采用分组检验的方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即根据市场化程度和传统文化程度的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分组。表6中结果表明，在高市场化程度区域内，家族治理带来的企业保守战略倾向更为明显(Beta=-0.974，P<0.01)，在低市场化程度区域内，这种战略保守战略倾向并不明显(Beta=-0.573)。基于传统文化的分组结果则显示，在传统文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内，家族治理会带来显著的保守战略倾向(Beta=-1.743，P<0.01)，而在高传统文化区域内，家族治理甚至可能带来积极的成长型战略倾向(Beta=0.185)。以上，假设2和假设3均得到支持。

表6 家族治理与战略导向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对行业及年度进行了控制。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首先，上文中采用主成分提取的方式构建家族治理变量，本文亦采用对家族治理四个维度取均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我们也基于不同家族治理子维度进行调节效应检验。(2)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与本文对战略导向的衡量不同，巩键等(2016)、连燕玲等(2014)对家族企业战略趋同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们采用企业资源配置的6个维度对企业战略趋同进行衡量：广告投入比率；研发投入比率；工厂设备新颖性；非生产性支出比率；存货水平；财务杠杆比率。因此，我们也采用以上6个资源配置维度对Miller et al.(2011)的分项指标进行替换计算。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前文无实质性区别，表明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围绕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中国复杂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战略为何倾向于保守”这一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非经济导向家族逻辑与经济导向企业逻辑间的内在冲突，随着家族治理程度的增强，家族企业越倾向于采用保守型战略导向。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治理与企业保守战略导向间的关联受企业外部区域制度环境的调节。一方面，市场制度建设会削弱家族企业获取家族外部资源的能力、加剧逻辑冲突，使得家族治理下企业表现出更显著的保守战略倾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则影响企业所处群体、区域内的整体信任水平，有助于家族信任扩张并协调组织内部家族-企业双元逻辑的不兼容关系，能够有效降低家族治理下的企业保守战略倾向。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我们的研究将制度逻辑理论与家族企业战略导向的研究相结合，深化学界对“家族企业真的趋向保守吗？”这一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既有研究强调家族涉入带来的非经济导向是导致家族企业风险规避倾向的内在原因(Gomez-Mejia et al.，2007；Berrone et al.，2012)。而与社会情感财富聚焦于家族企业内部家族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冲突不同，制度逻辑理论的引入则有利于我们将讨论从家族企业内部延申到更大的外部情境中，并从一个内外部复杂系统的角度对家族企业行为进行解析。与以往研究强调家族因素是导致企业战略保守倾向的主因不同，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认为，家族治理背后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外部区域逻辑间的冲突和不兼容性是导致家族企业保守战略倾向的关键内在机制。理论和实证检验表明，较强的市场逻辑和较弱的社群逻辑，会加剧组织内部的逻辑冲突，增加家族企业的保守战略倾向。而较弱的市场逻辑和较强的社群逻辑，则能够提高组织内部双元逻辑的兼容性，此时，家族企业的保守战略倾向并不明显。本文研究揭示，家族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实质上是组织实践与内外部环境多元制度逻辑动态互动过程的产物。

其次，本文深化了制度逻辑理论的应用。尽管制度逻辑理论正成为当前组织领域的一大热点话题，但其仍处于概念界定和理论构建的探索阶段。将制度逻辑理论应用于定量研究并对理论假设加以验证正成为近年来学界试图突破的一大方向。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进行定量分析，尤其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构建家族逻辑变量，是将制度逻辑理论与家族企业研究相结合进行量化研究的一个尝试，有助于检验制度逻辑理论在家族企业领域、以及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解释力度。

最后，本文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学界对家族企业独特性的认知。自雷丁(1993)洞察性地指出中国家族企业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后，这一观点得到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学者的广泛认同。传统文化和儒家价值观被视为中国家族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隐形知识。然而，当前围绕这一观点所展开的实证检验仍较为少见，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家族治理所造成的冲击和挑战。辛宇等(2016)构建了传统文化与家族企业创办之间的逻辑链条，本文则进一步探索了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区域内个体对家族文化认可度较高时(传统文化较强)，家族企业的保守战略倾向并不明显。这一结论突出了家族企业与传统文化的制度共生性，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家族企业独特性的理解。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应强调对企业文化的构建以弱化组织内部逻辑冲突，同时重视对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感知和利用。而对于政府而言，则应思考如何合理地协调、利用区域制度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帮助家族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化转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仍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首先，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仅就制度复杂性下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展开研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组织外部多元制度环境，不仅影响着组织的战略决策，还对组织的创建、所有权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后续的研究应尝试完善对制度复杂性下中国家族企业的解释框架，将企业创业、治理模式选择、家族传承等结果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其次，一个重要的议题即是，基于制度环境的战略导向是否有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更为重视对制度复杂性下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研究，加入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绩效考虑进行“制度复杂性—战略选择—绩效表现”的模型检验，探索建立中国家族企业独特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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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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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18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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