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理论：内涵和逻辑体系

  二、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理论：内涵和逻辑体系

  导读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举措。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深入研究什么是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基本问题，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深入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创新，深化认识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体系，为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对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在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打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旧模式，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兼修”、具有发展主动权的新格局。“国内大循环”是指充分利用和发挥、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市场资源的优势，重点是疏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着力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促进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流动进而高效循环流转，消除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痛点，推动国民经济整体良性运行，以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循环和国民经济循环有机衔接。“为主体”是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对社会生产过程如产业发展、资源供应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主导权和控制力，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相互促进”是指相得益彰、取长补短，以稳固的基本盘为基础，通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着力打造“三力”,即巨大的吸引力、强大的竞争力和庞大的推动力，进而协同形成合力，以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参与激烈国际竞争和推动全球资源配置。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自然辩证法》对循环进行了广义的解释，整个自然界是永恒的流动和在循环中运动着的，且循环的时间无法衡量，这表明循环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无论在自然现象还是在社会现象中都有循环，循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再生产也存在循环，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周而复始，其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尤其重要。“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消费是过程的终点”,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本质上就是要打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梗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方式；消费也通过提供动机和对象对生产起作用，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只有消费完成，生产才有价值，不以消费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必然不可持续，经济循环就会中断(宋伟，202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按照职能进行划分，产业资本可划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循环是这三种形态的统一，完成商品到货币是惊险的跳跃，一旦资本循环无法进行，就会在某些领域发生危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整个循环系统畅通，经济发展就有利。反之，哪个环节阻滞，上下游都受影响。经济活动要实现循环流转，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有机衔接。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即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化自主创新，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自立，是立足国内，实现自主、可控和安全发展；自强，是在自立基础上，增强科技源头供给，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赵航和李崇正，2020)。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理论依据来看，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从生产的视角对创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创新就是在生产体系中引入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搭配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一种新的组合，相当于重新构建一种生产函数，经济发展就是整个经济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熊彼特强调，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来自内部自身的创造性，即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陈劲、阳镇和尹西明(2002)认为就现实依据来讲，中国一些关键领域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情况需要引起重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定位，也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点任务进行了明确。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也表明，从引进吸收到原始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原有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很难适应新形势和新国情，在旧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的情况下，必须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要走向强盛、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一定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向全球一流创新高地迈进，奋力打造成世界知名科学中心。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是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

一个经济体要取得很好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它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不断深化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吴志成和刘培东，20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为中国既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也是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当前，从国内看，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进一步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与40年前的情况相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动改革面临更加复杂、更加敏感、更加艰巨的难点和痛点。从国际看，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不稳定性显著增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回头浪，但开放发展是必然趋势，合作共赢是历史潮流，世界难以回到彼此分割的局面，不会倒退至封闭孤立的状态；国际交流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际经济贸易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和开放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呈现彼此促进的关系。改革和开放之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于开放，其内在条件即是改革，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对于改革，其外部推动力是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每一轮的改革，总是伴随着新一轮的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总是推动着改革进一步迈向纵深。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需要继续推进改革，既要充分运用这个关键一招，也要全面深化这个关键一招，推进改革在更深的层面上进发，推动开放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条件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斯密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是由众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超大市场容量能够推动劳动分工深化，进而促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以及产业竞争力提升。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大国经济的规模性体现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和市场需求大等多个方面，规模经济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进而获得竞争优势。从技术人才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有1.7亿人；从消费潜力看，中国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从市场主体看，中国有1.3亿多户；从工业发展看，中国拥有完善的配套能力，工业体系在全球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生产能力强大；有条件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规模效应，有能力充分体现大国经济的集聚效应(王小广，2020)。2012—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6万亿元增加到39.2万亿元，年均增长8.4%,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40.6万亿元)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2019年中国为4255美元，而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均超1万美元。依托人口数量、国土空间、经济体量、统一市场等条件，这种全面发展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显著优势，这既为中国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提供了充足有效的回旋余地，也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力支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经济稳定、经济自立、保持竞争和经济活力等优势，这些综合优势的充分发挥，可以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保驾护航，能够为国内经济增添动力，从而促进经济的蓬勃兴起。

二、深化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内在逻辑的认识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新国情、新阶段、新环境下的战略选择，是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的战略谋划，是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举措，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关于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论述中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这些论断系统阐释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规律，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选择的战略举措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和条件不断完善，动力显著增强，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詹花秀，2021)。这可从以下三个指标得到体现：一是外贸依存度由66.3%逐步回落至30%,二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9.9%下降至低于1%,三是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比重、储蓄率、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潜在经济增长率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偏重于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带动国内、首先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旧格局越来越难以为继。郑京平(2021)认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和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出现盛行民粹主义的局面，单边主义行为严重冲击国际秩序，保护主义严重冲击现行国际多边体系，全球投资经贸规则面临重构。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形成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窗口期，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改变，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拓展，不同文化相互交融。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和内生因素，保障国内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以国内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应对国外的复杂变化，以中国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迈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必须主动适应新变化、作出新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被动应对的策略，而是主动作为的谋划；不是应对当前的短期之计，而是面向未来的长远战略。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仍然在供给侧，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梗阻也在供给侧，面对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一方面，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能力，新的需求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来引领、需要通过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另一方面，需求侧管理要被高度重视，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注重两者齐头并进，促进两者有机结合。二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以我为主，立足自主可控，充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又要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创新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方式，在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三是处理好实体循环和金融循环的关系。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金融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找准金融服务重点，致力于解决新发展格局当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同时要求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供给对金融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金融支持。四是处理好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从国家发展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内生产分工、合作、统一市场的大循环；从区域发展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相衔接。对各区域而言，要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找准发展定位，努力成为重要节点或枢纽，争取获得突破，条件具备时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安虎森和汤小银，2021)。五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加。发展和安全彼此呼应、互为条件，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互支撑。首先，安全即没有危险，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就谈不上发展；其次，发展即不断更新，是安全的保障，如果忽视发展，安全也不能长久。要推动发展和安全形成相互支持。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三)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国民经济可以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基本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改革和管理是从供给侧入手还是从需求侧入手，应以经济发展的矛盾运动要求为根据。中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其显著特征是需求结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迫切需要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要求，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迫切需要形成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促进经济的供需动态平衡迈上更高水平。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处于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且紧迫，经济增长由主要依托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转为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的关键在于供给侧(王小广、樊亚宾和宁健，2020)。而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最为根本的变化在于动能转变，要从主要依托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要着力调整结构。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供给侧的有效贯通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的任务，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着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提升创新能力和提高竞争力，以全面提高综合实力。供给能力的有效能够疏通循环的梗阻，供给能力的强大能够消除瓶颈的限制。

(四)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纵观世界各国，大国经济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型经济。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人口总量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14.4亿人；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零售市场，是汽车、手机等成百上千种产品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比如，中国汽车销量连续11年蝉联全球第一，目前年销量约为美国的1.6倍，智能手机销量约占全球销量的30%。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在工业化方面，新型工业化不断深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蕴含巨大投资潜力。在城镇化方面，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9%,但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5.4%,城镇化率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将带动相关投资和消费增长(王昌林，2020)。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疫情在全球呈现大流行的情况增加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疫情影响加速变化，一些经济体实施供应链分散化策略，供应链呈现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分工格局面临重构，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上升(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统筹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深刻认识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性。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深度释放内需潜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既涉及中国经济领域的长远发展，也关乎中国社会方面的长治久安，既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重要举措。扩大内需要与改善供给同步进行，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引领新需求，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

科技是现代经济之内核，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也是第二大知识产出国，在一些前沿领域迈进并跑和跟跑并存的阶段。然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但面临缺芯片和少操作系统的困境，在芯片光刻机、面板真空蒸镀机等产业核心工艺设备和材料方面仍然高度依赖国外产品与技术；在以核心处理器、存储器等为代表的高端基础芯片产业，国内的商业化研究刚刚起步。中国是医药大国，但不少高端医疗设备仍需要通过进口，仿制药所占的比重依旧很高。人工智能产业虽然走在前列，但“地基”即在底层算法、开源框架上仍比较薄弱。总体而言，中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制造等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基础研发工具、关键部件和工艺设备等存在明显断链风险，导致产业循环不畅，急需聚焦“卡脖子”环节，加强联合攻关，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症结，也是中国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重大问题，关乎中国发展全局(胡旭博和原长弘，2021)。当前，新一代技术快速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取得新突破，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科技日新月异，新能源、新材料焕发新生机，这些技术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点，将重构全球经济格局，推动全球产业链重塑(赵剑波，2020)。我们自己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在创新中不断找出路，是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减少对国外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手棋和当头炮。要着力推进高质量创新，推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强化原始创新，抓好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创新，形成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研发高地。

(六)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心任务

产业基础能力是构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底板工程，是影响产业发展质量的根本保障，是决定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质是采用先进产业组织方式对传统的产业链进行改造，用当代科学技术对传统的产业链进行武装，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使得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提升其自主可控能力，进而提高产业链领先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高宁宁和张敏，2021)。目前，在全球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中，美国处于领导地位，日本等国家在其中关键环节处于优势地位，中国主要从事生产制造等环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目前中国半导体需求占全球比重为23%,半导体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环节分别占全球的10%和20%,但光刻机等关键设备、EDA软件、核心IP、集成器件制造等占全球的比重不到3%,存在明显的“卡脖子”环节，产业链供应链不稳、不高、不安全问题突出。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尤为迫切，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产业基础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对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和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促进“点式突破”与“链式协同”相结合，推动重大示范工程实施(张其仔，2021)。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把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坚持创新驱动，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七)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流通体系是促进经济畅通循环的重要方面，对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流通效率与生产效率同样重要。流通体系的高效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将生产和消费进行链接，在更大的范畴进行交易，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提质增效，进而创造更多的财富(曹允春和连昕，2021)。当前，中国骨干流通网络总体上逐渐完备，全国统一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显著提升，流通的制度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商品和要素流通的环境明显改善，流通领域不断出现新业态新模式。但流通体系还存在不少堵点，从物流体系看，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融合不够，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航空运输能力不足、境外物流网络欠缺，物流成本仍然较高。从商贸体系看，实体商店等传统商贸面临巨大转型压力，尚未形成多渠道的营销体系。从市场环境看，统一大市场尚不健全，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通仍不畅通。从信用体系看，市场诚信环境有待改善，合同拖欠款纠纷常有发生，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流通效率。从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看，2019年，中国为14.5%,较世界平均水平高3.8个百分点，法国、英国、日本、德国和美国在8%～9%(胡焓和李可，2019)。要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既要做好硬件建设也要推进软件提升，健全流通方面的制度规范，完善流通领域的标准，促进流通新技术发展，加快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壮大现代物流企业，构建稳定的、开放的、安全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力支撑。

(八)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分配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包括对劳动者的补偿和生产资料的增加，是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社会再生产的协调顺利发展，客观上要求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社会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合理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当前中国经济循环不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分配环节存在梗阻(龙少波、张梦雪和田浩，2021)。从初次分配看，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1%,较OECD国家低5个百分点；从再分配看，中国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高于OECD国家；从三次分配看，发达国家慈善捐赠总额占GDP比重为2%,而中国仅为0.2%。根据世界各国资金流量表的比较，中国居民部门的生产位居世界前列，而消费却位于各国之末，关键原因是在初次分配环节，非金融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过低对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形成挤占。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表及里，有序推进，渐进式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推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平均主义，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充裕，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分阶段进行(李瑞军和董晓辉，2021)。共同富裕是长远目标，要充分评估共同富裕的艰巨性，系统考虑共同富裕的复杂性，一方面，鼓励各地探索有效路径，因地制宜；另一方面，总结经验，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九)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

粮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源，关系到人民的生存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粮食具有不可替代性，是人民每天都需要消费的民生商品(张秀青，2021)。在大灾大疫面前，对任何国家来说，粮食都是极端重要的生存利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粮食的充足供应是打赢疫情阻击战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撑。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能源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紧要保障，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证，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赵士振、符慧和刘江波，2021)。中国能源自给率总体虽保持在80%以上，但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能源仍面临油气进口规模大的核心问题。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2019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口量超5亿吨；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45%,进口量超1300亿立方米。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下，一些主要国家政策内顾倾向上升，中国海外油气供应链产业链稳定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保证粮食和能源安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在安全保障方面，第一次设置了粮食安全指标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能源安全指标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创新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相互依存、紧密相连，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精神实质，并深入阐述了内在联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包括“八个明确”的基本内涵，囊括“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既指出了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战略步骤，也明确了总目标和总任务；既提出了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也明确了国际环境和政治保证(韩保江，201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观点和新论断，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的高质量发展等等，构成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新理论，这些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引领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阐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变化的情况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本路径，阐释了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情况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是对当前中国改革发展中诸多领域在理论方面的纲领性指引和在实践方面的总括性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产业资本顺次经历的三个阶段，一是购买，二是生产，三是销售，分别对应资本的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实现循环的过程，为产业资本循环提供了理论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为打通国民经济循环梗阻明确了发展路径，比如，要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矫正资源要素失衡错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完善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的制度安排；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推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等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客观论述了四个环节的相互作用，系统阐述了四个环节的辩证关系，深入探究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关系，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理论指引(顾海良，2019)。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为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生产环节，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分配环节，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在流通环节，要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消费环节，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面促进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传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论述，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效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即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任何理论都是基于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科学理论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都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都要解决好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发展是连续的历史进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存在差异，需求结构、技术体系和对外联系方式随之也不同，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经济的大循环，这对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起到了突出作用，对快速提升经济实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快速回升平稳。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有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很多问题必须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论述，就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理论创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推动扩大内需战略的进一步递进，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更深层次的对内改革，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系统性的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国情、新阶段、新环境下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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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21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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