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数字时代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研究

  二、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数字时代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研究

  导读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数字时代[1]。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和新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通过裂变的方式对其商业模式做出跨越式调整[2-3]。如，亚马逊利用其在电子商务上的数字技术优势，进一步开发网络服务和网络基础设施，裂变出了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服务商业模式，并为数千家公司提供商业服务；海尔则基于其平台经验和行业发展趋势，在传统家电制造商业模式基础上裂变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4]。实践表明，商业模式裂变已成为企业在数字时代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对于商业模式裂变的内在动因和发生过程，学术界却缺乏相关研究。

根据组织身份理论，组织身份处于组织的核心层，具有塑造组织认知和指导组织行为的作用。只有知道“我们是谁”，组织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即组织必须依据身份开展活动[5]，商业模式裂变可以视为企业履行其“组织身份”的外化行为。现有研究也表明，在数字时代，组织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变化常会导致战略和运营的调整或重塑[6]，而商业模式裂变作为一种契合企业发展需求的组织活动，当组织身份发生变革时，商业模式裂变可能会受到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拟从组织身份视角来探讨组织身份变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商业模式裂变。

同时，组织身份理论的相关研究指出，组织身份变革强调组织的动态适应性，注重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应用[7]，从而有利于提高以动态管理资源基础为特征的资源编排能力。而资源编排通过对组织资源的创造性整合和利用，能够满足企业商业模式活动对资源的需求[8]，有利于商业模式裂变的顺利开展。由此可见，组织身份变革的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企业资源编排能力。因此，本文在探究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时，引入并分析资源编排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

尽管资源编排对组织活动具有积极作用，但其作用程度往往会受到企业所面临环境的影响[9]。在数字时代，由于技术更迭日益加快，市场格局不断变化，因此企业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10-11]。在不同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下，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环境变化程度加剧，资源编排行动的应用范围和实施效果面临更多的未知障碍，其对商业模式裂变的作用也会受到约束。基于此，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纳入研究框架，探讨其对资源编排与商业模式裂变关系的调节作用。

综上分析，本文以组织身份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为基础，将组织身份变革、资源编排、环境不确定性和商业模式裂变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中，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较为全面地探讨数字时代背景下商业模式裂变的内在动因和发生过程。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以商业模式裂变为研究对象，从新的视角对商业模式问题进行了探讨，扩展了商业模式的研究范围，部分回应了商业模式研究没有提出新问题和采用新视角分析解决问题的质疑；第二，将组织身份变革的相关研究扩展至具有独特特征的商业模式裂变活动，不仅丰富了组织身份变革的理论研究，也揭示了企业进行商业模式裂变的内在动因；第三，在探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纳入资源编排和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中介和调节变量，能够考察组织身份变革影响商业模式裂变的深层次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 组织身份变革

Albert和Whetten(1985)[12]在1985年提出了组织身份的概念，认为组织身份是组织成员对组织所具有的“独特、核心和持久的特征”以及“我们是谁”的集体认知和共同信念，也是指导组织决策与实施的认知和行为准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监管、政治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研究人员认识到，面对环境挑战，组织身份不太可能持久，而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并且可以说是不稳定的[13]。在此之后，组织身份变革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核心研究问题，研究主题包括组织身份变革的概念定义、驱动因素和变革过程等。

在概念定义方面，学者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组织身份变革是组织通过对当前身份与理想组织身份的比较，对其原有身份的重构[14]，或者是组织基于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重塑组织特征和本质属性[15]。在驱动因素方面，现有研究表明，众多因素都会致使组织身份变革，如当前组织内部身份认知与外界对组织形象评价的不一致会刺激组织采取措施来改变组织身份[16]；组织成员之间的认知差异会诱发和促使组织身份变革[17]；组织对当前身份和理想身份的感知差距会推动组织身份变革[5]；组织进行拆分以及组织间的兼并、收购等商业行为也会导致组织身份变革[18]。在变革过程方面，学者们虽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但大都认可组织身份变革是组织通过标签或意义上的改变来形成新的组织身份[6,19]。

2. 商业模式裂变

商业模式裂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主题，当前研究多是聚焦于商业模式裂变的概念和相关影响因素。在概念方面，部分学者虽然没有对商业模式裂变进行明确定义，但从其研究观点中已可发现商业模式裂变的概念雏形。如Hacklin等(2018)[20]提出了“次要商业模式”(The Secondary Business Model)的概念，即企业根据外部商业环境，建立与原有商业模式在一个或多个商业模式元素方面不同的独立商业模式。Snihur和Tarzijan(2018)[21]认为企业为了进行更有效地竞争以提高绩效，可以单独或与合作伙伴一起执行不同的商业模式活动集，即针对不同的业务实施不同的商业模式。王炳成等(2022)[2]则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业模式裂变进行了更加明确的概念界定，认为商业模式裂变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在借鉴或利用已有商业模式某些要素的基础上，分裂形成适合新业务的商业模式的过程。在影响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化推动企业从获取价值向创造价值转变，让商业模式试验成为可能，从而使企业能够利用其核心能力进入新市场和开发各种新商业模式[22]。部分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出于对冲风险和机会的需要，企业也会建立多种、并行甚至部分相互冲突的商业模式[23-24]。此外，现有商业模式在开发新机会方面的不足以及回应竞争对手引入的新商业模式也可能导致企业进行商业模式裂变[25]。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尽管已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组织身份变革和商业模式裂变的了解，但是较少有文献直接探讨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特别是在当前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带来了行业数据贯通、上下游关系重构、用户价值体系重塑等一系列变化，使企业面临重新认知和变革组织身份，以及在此基础上裂变新商业模式的迫切需要。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数字时代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在扩展既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企业正确认识和推动商业模式裂变提供管理启示。

(二)研究假设

1. 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

企业在数字时代进入了商业模式裂变式发展的高速期，数字技术为商业模式裂变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市场机会，使得裂变出跨越式发展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26]。但商业模式裂变的顺利开展和成功实现，离不开企业对自身发展趋势的认知判断以及企业成员的认可和努力，因此商业模式裂变必然会受到组织身份变革的影响。

首先，组织身份理论的研究表明，组织身份变革重新定义了组织身份，促使企业形成面向未来的认知图式，并重新审视自身的商业逻辑和市场定位[27]，这为企业发起商业模式裂变奠定了逻辑基础。同时，组织身份变革也为企业成员提供了新的行为指引，推动成员思考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才能契合新的组织身份，从而有利于成员接受和参与具有重大创新性的商业模式裂变活动。其次，组织通常具有惯性，致使企业不能随意做出改变，但组织身份变革使企业“抛弃”了过去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将自身融入新的商业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和削弱了组织惯性[28]。这有利于企业积极接受和利用数字时代涌现的一系列新兴技术和新兴市场，并为了使企业在新技术和新市场中获得发展优势而跨越固有的商业模式边界，主动寻求商业模式裂变。最后，组织身份变革提高了企业分析和解决商业模式裂变相关问题的能力。根据组织身份理论，企业成员对组织身份的解读会影响其对组织信息的处理以及对问题的解释[29]，而组织身份变革使组织确立其在当前数字时代的新身份，促使企业成员从新的视角和领域去搜寻、解释和使用与商业模式裂变有关的外部信息知识，进而有利于解决企业在商业模式裂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推动商业模式裂变的成功实现。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有正向影响。

2. 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

资源编排是企业为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而构建、整合并利用资源的综合过程[30]。企业在数字时代拥有更多的商业模式裂变机会，但在裂变过程中也面临着更高的资源要求。已有研究表明，组织身份形成的集体认知和协调动员能力显著影响资源编排，而有效的资源编排能够激发企业的创造性想法和实现更高水平的变革创新绩效[8]。因此本文认为，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

首先，组织身份变革能够促进企业的资源编排。根据组织身份理论，为了提高组织对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组织身份变革会引导组织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7]。一方面，组织身份变革促使企业协调不同的业务部门，以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实现企业不同资源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协同效应[14]。当协调有效时，各部门之间能够建立信任，加强信息流动和共同决策，共享新获得或积累的资源，这有助于开展和丰富资源编排行动；另一方面，组织身份变革能够动员组织成员利用他们不同但互补的个体资源来加强资源编排。具体而言，组织身份变革促使组织成员了解他们新的共同愿景[31]，并在追求这一愿景的过程中保持有效的协同，对个人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进行共享、组合和利用，进而推动了企业整体的资源编排行动。

其次，资源编排能够推动商业模式裂变的进一步发展。资源编排理论的研究表明，有效的资源编排行动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源投入产出比，而且其本身就蕴含着创新变革能力[32-33]。一方面，商业模式裂变通常涉及到已有业务之外的新领域，需要企业对其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资源编排通过完善的资源管理流程，对现有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吸收和开发，提高了其价值创造能力[34]，从而有利于商业模式裂变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和实现高效的资源利用；另一方面，商业模式裂变需要企业丰富现有能力和保持战略灵活性。而企业通过编排行动来挖掘和实现组织资源的潜在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新的开拓性能力和商业战略[8]，这些能力和商业战略的共同支持可能在商业模式裂变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组织身份变革改变了企业内部业务部门和组织成员的已有心智模式，并通过其协调动员作用来促使不同的部门或成员进行资源共享和资源协作，因而能够有效增强企业的资源编排。由于资源管理能力与企业的变革绩效具有密切关系[35]，资源编排行动可能会对商业模式裂变产生积极作用，因此组织身份变革能够通过影响资源编排进而推动商业模式裂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之间起中介作用。

3.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数代，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企业虽然迎来了经济全球化、技术社会化和需求多样化等带来的新发展机遇，但也受到了更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包括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和服务的迭代速度加快等[36]。由于资源编排的效率和实际应用效果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将会调节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的作用。

一方面，在资源编排行动过程中，企业希望通过对外部搜寻获取的资源以及内部积累留存的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形成服务于企业新商业模式的资源能力[37]。但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不仅外部网络变化和行业竞争加剧，使得企业获取和吸收外部异质性资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38]，而且商业模式裂变活动变得更为复杂，企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导致长期积累的内部资源难以编排应用于新领域，因而降低了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当处于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中时，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信息可预测性随之降低[10]，企业对于商业模式裂变所涉及的市场领域更难以产生深刻和清晰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编排行动很难形成准确匹配商业模式裂变需求的资源组合和资源能力，致使其为商业模式裂变提供资源支持和变革推动力的作用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因付出过高的资源编排成本而阻碍商业模式裂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环境不确定性调节资源编排与商业模式裂变之间的关系，即高环境不确定性会弱化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

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企业不仅无法顺利获得资源编排行动所需的内外部资源，而且环境变化难以预测，影响企业的管理决策，从而降低了资源编排的作用效果，抑制企业的商业模式裂变。同时，由于组织身份变革能够引导企业对资源进行构建、整合和利用[7]，进而推动企业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8]，因此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即相对于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在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组织身份变革更能够通过资源编排来推动商业模式裂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 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即高环境不确定性会弱化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

图1 本文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本文所用量表均源自国内外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并对参考的国外量表进行了翻译和回译，根据本文的研究特点进行了适度修改。除控制变量之外，其余变量的题项均使用Likert五点式评分方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组织身份变革(OIC)借鉴冯海龙等(2021)[15]、Wei和Clegg(2018)[39]的研究，共设计了“近三年我公司的企业愿景和企业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三年我公司的目标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等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830。

资源编排(RO)借鉴Sirmon等(2011)[30]、张青和华志兵(2020)[8]的研究，共设计了“我公司能够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构建多样、灵活的资源组合模式，满足企业需求”“我公司能够利用技术手段将信息快速转化为商业行动，从而总能领先竞争对手一步”等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792。

环境不确定性(EU)借鉴Honig和Samuelsson(2021)[10]、吴晓波等(2019)[36]的研究，共设计了“我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化频繁，有时难以预测”“我公司经常会遇到涉及多方利益、信息不充分导致问题难以处理的情况”等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796。

商业模式裂变(BMS)综合借鉴Zott和Amit(2008)[40]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以及李志刚等(2016)[41]对组织裂变的研究，共设计了“我公司能够有效进入新的市场，并为此进行商业模式裂变”“我公司能够裂变出新的商业模式以满足顾客的新需求”等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810。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42]。企业年龄用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企业规模用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借鉴Kalkanci等(2019)[43]的研究，将行业类型划分为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并在回归分析时将行业类型转换为虚拟变量处理，(1，0，0)代表传统制造业、(0，1，0)代表高新技术业、(0，0，1)代表服务业、(0，0，0)代表其他行业。

(二)样本和数据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上海、江苏、天津、陕西、山东等十多个省市的企业。问卷由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填写。在正式调查之前，邀请20名MBA学生对初始问卷进行填写，开展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和完善，然后开展正式调研。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潜在的同源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时间间隔的方式，分两阶段进行数据收集。

在通过电话和邮件沟通，征询企业高管参与调研的意愿后，课题组于2021年3月向500家企业发放了第一阶段的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为组织身份变革、资源编排、被调研高管及企业的基本信息。在剔除填写信息不全和数据不真实的问卷后，该阶段共回收有效问卷372份，有效回收率为74.4%。在间隔两个月后，再次邀请第一阶段的被调研高管参与第二次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环境不确定性和商业模式裂变。此阶段共回收有效问卷212份，有效回收率为57.0%，两阶段调查的总体有效回收率为42.4%，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在有效样本结构方面，企业类型以高新技术业和服务业企业居多(61.8%)，企业人数在500人以下的占比54.2%；在填写人员特征方面，男性占比58.5%，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占比67.9%，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4.0%，任期在5年以上的占比66.5%。

此外，为了检验样本数据可能存在的无应答偏差问题，本文按照问卷收回的时间顺序，将所有问卷分为两组，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填写人员的性别、年龄、学历和任期的t值分别为-0.754(p=0.451>0.05)、-0.362(p=0.718>0.05)、0.732(p=0.465>0.05)、-1.212(p=0.227>0.05)，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本文不存在严重的无应答偏差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同源偏差检验及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事前和事后控制两种方法来减少调研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同源偏差问题。首先，在设计问卷时打乱了题项顺序，分两阶段进行问卷数据收集，并在发放问卷时向被调查者强调问卷的匿名性和保密性。其次，通过添加共同方法因子对该问题进行事后检验[44]，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模型在添加共同方法因子后，各项指标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本文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不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45]。

在效度检验方面，组织身份变革、资源编排、环境不确定性和商业模式裂变的AVE值均大于0.5(分别为0.518、0.513、0.504和0.533)，表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相比其他模型(见表1)，四因子模型的适配指数最优(χ2/df=1.943；CFI=0.931；TLI=0.914；IFI=0.932；RMSEA=0.067)，且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均大于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注：OIC-组织身份变革，RO-资源编排，EU-环境不确定性，BMS-商业模式裂变。

(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显著正相关(r=0.321，p<0.001)，资源编排与商业模式裂变显著正相关(r=0.446，p<0.001)，初步为假设1和假设2提供了证据。

表2 变量间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0.05、0.01、0.001水平上显著。

(三)组织身份变革、资源编排和商业模式裂变关系的检验

对于组织身份变革和商业模式裂变关系的检验，本文将商业模式裂变设为因变量，然后依次将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行业类型)和自变量(组织身份变革)加入回归模型。由表3中模型2可知，模型整体的F值为6.113(p<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中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影响的β值为0.294(p<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检验结果表明，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组织身份能够塑造组织认知和指导组织运营[5]，因而组织身份变革是开展商业模式裂变活动的逻辑起点，变革组织身份是企业在数字时代实现商业模式裂变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

对于资源编排中介作用的检验，本文首先检验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然后检验组织身份变革对资源编排的影响，最后将组织身份变革和资源编排同时放入模型，检验它们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由表3中的模型1至模型3可知，组织身份变革对资源编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31，p<0.001)，将组织身份变革和资源编排同时回归到商业模式裂变后，两者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在加入中介变量(资源编排)后，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由0.294下降为0.166，因此可以表明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和商业模式裂变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初步得到支持。检验结果表明，在组织身份变革影响商业模式裂变的过程中，资源编排行动作为关键环节贯穿始终。一方面，组织身份变革能够增强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引导不同成员之间进行资源共享和利用，促进企业的资源编排；另一方面，资源编排不仅为商业模式裂变提供了所需资源，而且其本身蕴含的创新变革能力也有助于企业主动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46]，积极实施商业模式裂变。

表3 层级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0.05、0.01、0.001的水平上显著。

应用PROCESS插件的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以Bootstrap=5 000、置信区间95%为检验标准，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路径的直接效应值为0.142，95%置信区间为[0.033，0.250]，不包含0，表明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具有直接影响；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128，95%置信区间为[0.067，0.198]，不包含0，表明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之间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因此假设2得到进一步支持。

表4 中介作用的Bootstrap分析

(四)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对于调节作用的检验，本文首先对资源编排和环境不确定性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造交互项，然后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资源编排)、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和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由表5中的模型1至模型4可知，资源编排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商业模式裂变影响的β值为-0.245(p<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

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参考Dawson(2014)[47]的做法，以环境不确定性的均值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来绘制调节效应图。由图2可知，当环境不确定性高时，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作用会弱化，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在资源编排与商业模式裂变的关系中起到了弱化的调节作用。这是因为，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资源编排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挑战[38]，不仅使企业获取和利用资源的难度加大，而且容易导致资源编排行动难以预测和准确匹配商业模式裂变的资源需求。

表5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图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为验证假设4，本文运用Bootstrap法进行分析，以Bootstrap=5 000、置信区间95%为检验标准，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以看出，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间接作用在低环境不确定性时明显更强(β=0.163，95%置信区间为[0.091，0.248])，而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时则不显著(β=0.021，95%置信区间为[-0.059，0.096])。同时，环境不确定性对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的判定指标值为-0.091，95%置信区间为[-0.174，-0.032]，不包含0，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调节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在数字时代，企业的商业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10]，资源编排的作用效果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受到极大抑制，组织身份变革通过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的间接效应也因此受到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数字时代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模型，并探讨了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冲击和机遇，促使企业重新认知和变革组织身份，并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商业模式裂变作为运营层面的组织活动，能够在组织身份变革的影响和指导下推动企业产生初始商业模式裂变设想、做出裂变决策、进行具体的裂变行动规划以及裂变活动实施，因而组织身份变革会对商业模式裂变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分析

其次，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身份变革能够引导组织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愿景进行资源共享和协调利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源编排。数字时代为企业提供了许多商业模式裂变机会，但也使企业面临着较高的资源能力要求，而资源编排不仅可以为商业模式裂变提供所需资源，而且其蕴含的变革创造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商业模式裂变实践效果。因此，组织身份变革能够通过促进资源编排来间接影响商业模式裂变。

最后，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资源编排对商业模式裂变的直接作用，以及资源编排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间的中介作用。数字时代在为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企业面临市场竞争激烈、技术和产品迭代速度加快等许多挑战，企业的商业环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资源编排的过程及其应用效果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因此，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的资源编排行动往往难以满足商业模式裂变对资源能力的实际需求，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也相应受到抑制。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商业模式裂变是企业在数字时代建立新型竞争优势和破解“模式僵化”困局的关键途径，但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该实践主题。因此，本文以商业模式裂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和检验商业模式裂变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机制，从新的视角对商业模式问题进行了探讨，扩展了商业模式的研究范围，部分回应了商业模式研究没有提出新问题和采用新视角分析解决问题的质疑[48]。

第二，商业模式的裂变发展会受到组织身份变革的影响，但以往关于组织身份变革的研究多是以企业跨国经营和商业并购等为背景[18，39]，较少关注组织身份变革与商业模式裂变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组织身份变革的相关研究扩展至商业模式裂变活动，通过探究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在丰富组织身份变革理论研究的同时，揭示了数字时代企业商业模式裂变的现实动因。

第三，组织身份变革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的企业内外部条件下会有所差异[13]。因此，为了深入挖掘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影响，本文在探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资源编排和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中介和调节变量，更细致地考察数字时代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的深层次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为理解组织身份变革如何影响商业模式裂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视角与实证证据。

(三)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企业提供以下管理启示：一是组织身份变革能为企业在数字时代的战略变革行为提供引导和支持，因此管理者要妥善处理好企业的组织身份变革问题。一方面，管理者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商业环境等因素，在必要时候对企业的组织身份进行变革调整，以适配企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管理者要将组织身份的选择结果反馈于企业的其他变革创新活动，为企业提供全新视域下的变革创新指导，以此来持续改善企业的发展绩效。

二是研究结论能够启发管理者从资源编排角度分析和解决商业模式裂变问题。资源编排在企业进行商业模式裂变的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企业在产生商业模式裂变动机和形成裂变规划后，还需要管理者对资源有效编排运用才能推动商业模式裂变的进一步实施。因此，管理者要提高对资源编排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构建资源组合、整合资源形成能力以及利用能力创造价值等相互关联过程来增强企业的资源编排行动能力，进而满足商业模式裂变的资源要求。

三是管理者应辩证看待环境不确定性并积极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在给企业带来管理挑战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了许多发展机遇。因此，管理者应采取多种管理措施，着力提高企业应对和利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如，通过加强企业及成员的学习能力，来了解不确定环境中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优化组织流程，以创建具有更快周期的动态能力；将创新视为一种日常化的管理要求，并为创新过程提供持续的信息、资金和人员支持等。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在以下方面存在研究局限：首先，本文主要基于横截面数据检验假设，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出组织身份变革对商业模式裂变影响的“时滞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时序研究设计，以进一步增强因果关系的说服力；其次，本文仅探究了资源编排的整体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对资源编排的结构化、能力化和杠杆化三个维度进行并行中介机制检验，更为深入地揭示资源编排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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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炳成(通讯作者)，男，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创新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张强，男，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创新管理研究；李跃，男，山东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低碳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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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2576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陈晨、张晓丹、白晓萌、李茸茸、梁晓娟、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