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数字经济能否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导读  

一、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治理多聚焦于生产领域,认为碳排放引致的温室效应主要源于生产活动,一度忽视和低估了消费碳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实际上全球气候变暖与消费者的消费活动密不可分[1]。据联合国环境署测算(2020)[2]当前家庭消费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若通过调整消费方式实现消费低碳转型可使未来30年碳排放量减少40%～70%[3],可见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将成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2020年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做出“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庄严承诺,消费低碳转型不仅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虽然从“十一五”时期我国就已开展家庭节能减排工作,在相关政策的引导、规制与激励下我国绿色消费占比有所提高,如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达688.7万辆,同比增长93.4%,市场占有率为25.6%(1)数据来源于中汽协:http://www.caam.org.cn/,但能源消费依然持续增加。2006—2020年生活能源消费从30 104.26万吨增加至64 380.34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高达5.19%,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从10.51%增长为12.92%(2)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超过50%的碳排放都归因于家庭消费[4]。可见,受信息不对称、监管成本高、宣传引导方式陈旧等多重因素制约,传统治理方式在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十四五”规划再次提出加快推进绿色消费方式形成,并且强调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促消费、提能效的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占到我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数字技术已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成为稳增长、扩内需、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2021年《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到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绿色销售专区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利用智能化技术倡导低碳生活方式,2022年《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也强调加强智能技术、数字技术等研发推广和转化应用,促进消费低碳转型。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以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在持续释放消费红利和低碳红利。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缩小消费差距和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释放消费红利。首先,互联网技术具有减少交易成本、拓宽信息渠道等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便利居民支付、增加非农收入等方式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5-6];其次,在数字经济的收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下,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消费差距得以缩小[7-8];最后,随着产业数字化持续提速、数字产业化稳步推进、数据价值化进程加快,消费模式发生转变,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不断形成[9]。数字经济通过实现企业低碳生产、能源高效利用与产业绿色发展、区域低碳转型释放低碳红利。第一,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数智化改造,提升了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企业低碳生产[10];第二,在技术优化尤其是绿色技术进步的持续发力下,能源向低损失、高效率、减污染等可持续方面发展,产业向高级化、合理化和绿色化转型[11-12];第三,数字经济又能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等途径成为区域低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实现数字经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现实依据[13-14]。可见,数字经济能够在需求端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促平等,也可从供给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低碳产品与服务。然而,目前鲜有学者探究数字经济促进消费低碳转型的直接效应,已有文献尚未厘清数字经济与消费低碳转型的关系。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素养通过提高非农收入推动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便捷的移动支付也会显著降低家庭碳排放,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形成[15-16],另一部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并提升消费倾向增加家庭碳排放,不利于实现消费低碳转型[17]。那么,数字经济能否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如果是,其作用机制为何?是否因地区、家庭特征和消费类型差异存在异质性?厘清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挖掘数字经济在消费方面的低碳红利,也能够从家庭消费角度加快“双碳”目标实现,进而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因此,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两年一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对比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使用互联网家庭相对于未使用互联网家庭的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的变化情况,检验数字经济对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分析地区、家庭特征和消费类型的异质性,对数字经济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深入研究,以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实现家庭部门消费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回答了数字经济能否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这一现实问题。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数不胜数,但鲜有学者探讨数字经济与消费低碳转型的关系,且经验观点存在争论,本文从消费低碳转型视角聚焦数字经济的低碳消费红利,为数字经济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第二,更为全面地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多维异质性。现有关于低碳消费的研究主要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本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全面地考察了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实现路径。此外,本文还从地区特征、家庭特征和消费类型三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为我国制定差异化减排政策提供理论指导。第三,采用三重差分法研究了宏观政策对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往文献在探究宏观政策对微观主体影响时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本文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在考虑“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的基础上,加入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这一关键变量,对比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使用互联网家庭相对于未使用互联网家庭的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的变化情况,降低因忽略互联网使用导致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效果的估计偏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直接效应

作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数字经济正以数字技术赋能的方式驱动家庭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第一,在消费理念上,随着“互联网+”的持续推进,“互联网+环保公益”项目进入大众视野,居民通过线上虚拟的低碳行为强化低碳理念,从而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低碳行为[18]。郭国森等(2023)[19]研究发现,使用“蚂蚁森林”的用户会更多地参与线下绿色消费。第二,在生活方式上,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平台经济的出现促使居民生活便利化,还推动二手市场和共享服务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20]。这些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化和资源循环利用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能源需求直接减少家庭能源消耗,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出行需求间接减少交通碳排放。第三,在能源选择上,作为提升个体人力资本的数字技能是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推动消费者更多地选择清洁燃料的重要因素,是实现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有利条件[21]。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能有效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实现消费理念绿色化、生活方式低碳化和能源选择清洁化。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数字经济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二)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传导机制

消费行为由消费需求与产品供给共同决定。从需求角度来看,既往研究主要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从认知和心理角度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展开研究,而数字经济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赋能的新经济形态,不仅能够通过互联网信息传播和数字技术提高消费者对环境压力的认知还能转变消费者偏好,进而实现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认知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环境认知和个体行为意向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素[22]。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发展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知识获取途径,有效提升消费者对环境压力的认知水平,从而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同时,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嵌入式监管工具提高了消费者环境认知水平,有效推动消费者线上绿色行为[23]。另一方面,数字算法重塑了居民消费意识,转变了居民消费观念,“绿色”“健康”“低碳”等词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并改变消费者需求偏好,引导消费行为向绿色化转变。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越高,则购买低碳产品的实际行为越频繁,越有利于实现家庭消费低碳转型[24]。

从供给角度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与传统经济相比,兼具绿色和技术属性的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天然优势,绿色技术驱动企业低碳化转型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增加绿色低碳产品数量和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选的绿色低碳产品,以此倒逼消费行为绿色化,实现家庭消费低碳转型[25]。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最终体现在消费品隐含碳排放减少。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使用终端降低家庭消费碳排放。绿色技术创新可以降低产品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26]。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不仅会从需求端影响家庭低碳消费行为,也会通过供给端引导消费行为向低碳化转型,其中,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产品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主要途径。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和消费者低碳偏好、促进产品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助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图1 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传导机制图

(三)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多维异质性

由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气候条件、电力生产结构有所区别,不同家庭的个体特征差异比较明显,消费者对消费类型的偏好不尽相同,这些都可能会改变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从地区差异性来看,第一,东部和中西部因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机会互异,导致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别[27],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也有所不同[28],因此,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也存在差异化效果。第二,由于南北地区气候差异和城市供暖设备不同,居民生活方式也存在差异,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存在异质性影响。第三,电力作为家庭部门最主要的能源,电力生产结构清洁化会直接减少家庭电力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也会间接降低该地区在生产产品中的隐含碳。因此,是否为清洁电力城市会影响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效果。

从家庭特征来看,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优于农村,城市居民的数字技能也高于农村居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差别会对数字经济的消费低碳转型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29]。二是数字经济对不同财务状况的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存在异质性。财务盈余的家庭会在数字经济的作用下增加消费,提高家庭碳排放水平,也会通过调整消费结构,降低家庭消费碳强度;而财务赤字家庭会通过减少非自发消费降低家庭碳排放,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缓解了融资约束,增加消费性借贷,加剧非理性消费[30],抑制家庭消费低碳转型。三是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有所差异,数字经济对不同年龄结构的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效果也会存在一定区别[31]。

从消费种类来看,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的消费碳减排存在结构性差异。王军等(2022)[17]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设备和文教娱乐碳排放增加效应最明显,未对居住消费产生增排效应。一是数字经济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对基础型消费的提高效果不明显[5]。二是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的碳减排效应有所差异,在中等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建筑、制造和电力行业的碳减排效果最佳,对高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和运输业碳减排作用最显著[32]。由此提出异质性方面的假设。

H3 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地区层面、家庭层面和消费类型层面多维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评估策略

为加快我国宽带建设,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宽带中国”战略,首次将宽带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分三批遴选出了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群)。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宽带中国”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田鸽和张勋(2022)[33]以“宽带中国”政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然而,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行为的影响不仅受到“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的冲击,还会受到家庭互联网使用等数字素养的作用。因此,本文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的基础上,引入是否使用互联网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从而检验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净效应。

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试验,采用三重差分法估计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Yit=α+β1Treatc×Postt×Interneti+λZit+γt+ηc+εit

(1)

其中,Yit表示i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包括人均消费碳排放(pre_CO2)和消费碳强度(intensity_CO2);Interneti表示是否使用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为1,未使用互联网为0,Treatc和Postt是虚拟变量,Treatc用于识别c市是否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若c市属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则Treatc取1,反之取0,Postt用于识别政策是否已经开始执行,Treatc×Postt×Interneti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Zit代表一系列与家庭消费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同时控制城市虚拟变量,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ηc为城市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其余均为待估参数。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每两年一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基线调查覆盖了25个省121个市162个县,16 000个家庭样本,该数据包括了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及用品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支出,对研究家庭消费低碳转型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旨在探究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由于CFPS2020数据未涉及消费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2010—2018年CFPS的个人数据库和家庭数据库,并采用2011—2019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2006年的《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计算八类消费的碳排放系数。另外,考虑到不同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别,通过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的城市碳排放量计算城市碳排放强度,并利用与全国碳排放强度的比值衡量不同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差别,从而使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数据更合理。(3)以往学者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测度都是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法先计算出每一类消费的碳排放系数,再利用每种消费的金额与碳排放系数相乘得出单个家庭的碳排放量。但是这种计算方式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全国所有城市的每一类消费碳排放系数都是统一的,这样就可能会忽略不同地区因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差异造成的消费碳排放系数差异。因此,用各城市碳排放强度与全国平均碳排放强度之比衡量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差异,将其纳入家庭消费碳排放计算模型中,可以将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异质性纳入考量之中,李晓萍等(2022)在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将企业销售额权重作为企业规模异质性纳入模型中。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删除关键变量缺失和无法识别的样本;其次,将家庭财务回答人视作户主,作为家庭代表性样本,并删除年龄小于16岁的户主样本;再次,将个人数据库与家庭数据库匹配,筛选出个人特征变量,并计算出家庭有关变量;最后,合并2010-2018年数据,删除样本期内未能连续统计的样本,最终形成2 599个家庭共12 995个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

1.被解释变量

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包括人均消费碳排放(pre_CO2)和消费碳强度(intensity_CO2)。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指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减少和消费的产品由高碳向低碳转变,具体表现为人均碳排放量减少以及消费碳强度下降。若数字经济对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的影响都显著为负,则说明数字经济不仅实现了家庭消费低碳转型,且因消费增长产生的碳排放低于因消费结构绿色化减少的碳排放,是数字经济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最佳效果;若数字经济对人均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或不显著,但对家庭消费碳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则说明该家庭实现了消费低碳转型,但因消费增加产生的碳排放超过因消费产品调整减少的碳排放;若数字经济对人均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对家庭消费碳强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则说明该家庭并未实现消费低碳转型,而是降低了消费支出。由于本文采用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关系,参考童玉芬和周文(2022)[31]的做法,利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法(CLA)并将城市生产效率纳入模型计算家庭碳排放,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CO2i为i家庭消费碳排放总量,CIj为第j类消费的碳排放系数,Pcej为第j类消费支出,ratioc为城市c的碳排放强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

人均消费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如下

(3)

消费碳强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4)

其中,pre_CO2为i家庭人均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即人均消费碳排放,familysizei为i家庭的人口数;intensity_CO2i为i家庭单位消费额产生的碳排放量,即消费碳强度,consumei为第i个家庭的总消费。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实施“宽带中国”试点的城市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网络平台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方面要优于非试点城市,采用“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作为数字经济的政策冲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3]。同时,只有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才能获得数字红利[34],因此将“宽带中国”政策与互联网使用结合起来衡量家庭是否受到数字经济的冲击更为精准与合理。本文采用是否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前后、是否使用互联网三者乘积(ddd)衡量数字经济。

3.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从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出发,控制可能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产生影响的因素。性别(gender)、健康状况(health)和受教育程度(education)等户主特征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5]。性别差异会从心理层面影响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健康状况会通过影响居民消费结构进而对消费低碳转型产生影响,户主的受教育年限会影响其对低碳技术的接受程度和环保意识水平[35],从而影响消费低碳转型。基于环境STIRPAT模型[36],控制家庭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均财富,人口规模采用家庭总人口衡量(familysize),人口结构采用16周岁以下和65周岁以上的占比衡量(foster),人均财富采用家庭人均总收入对数衡量(lnpincom)。根据规模效应,家庭人口越多,边际碳排放增长越小,越有利于碳减排。童玉芬和周文(2022)[31]认为由于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因此家庭老龄化有利于抑制家庭碳排放。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变量,也是决定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具有重大影响[37]。

4.机制变量

本文采用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产品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机制变量。借鉴Wang等(2023)[11]做法,选用家庭认为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衡量个人环境压力认知。(4)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是以CFPS问卷中“您认为环境问题在我国有多严重”为基础,0表示环境问题不严重,10表示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利用家庭对环境问题认知的平均值表示环境环境压力认知。借鉴何祚宇等(2023)[38]对消费者偏好的衡量方法,采用绿色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作为消费者低碳偏好的替代变量。产品绿色技术创新借鉴董直庆和王辉(2021)[39]做法,采用城市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量衡量。

表1 相关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三)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碳排放对比

为了解数字经济是否对家庭消费产生了低碳转型的效果,本文对比了2010—2018年实验组和非实验组的pre_CO2以及intensity_CO2的大小以及变化情况。如图2(a)所示,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量都在逐年增加,2010—2018年对照组人均消费碳排放量从1 061 kg增加至2 048 kg,实验组人均消费碳排放量从1 349 kg上升为1 705 kg。2013年之前,实验组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量高于对照组,受到“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的冲击后,实验组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量均低于对照组,表明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增加速度放缓,数字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碳减排潜力可观。从图2(b)可知,实验组的消费碳强度始终低于对照组,且在2013年之后,对照组消费碳强度呈现上升趋势,而实验组消费碳强度呈下降趋势,表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调整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偏好,家庭消费结构向绿色化转型。从直观上看,数字经济减缓了人均消费碳排放量的增长态势,有效降低消费碳强度,有助于推动实现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图2 2010—2018年实验组与对照组pre_CO2和intensity_CO2对比图

四、实证结果

(一)平行趋势检验

三重差分估计结果满足一致性假定的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具备共同趋势,为验证上述模型是否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方法,通过设置年份差额考察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使用互联网家庭和未使用互联网家庭的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在“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由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在各地区设立的时间不同,无法以单一年份作为政策实施年份,因此本文将政策区间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设立年份相减,分别得到政策实施前4年(before4)、政策实施前2年(before2)、政策实施当年(current)、政策实施后2年(after2)以及政策实施后4年(after4)。具体公式如下

Yict=α+δ-4before4+δ-2before2+δ0current+δ2after2+δ4after4+γt+ηc+εict

(5)

图3中展示了政策实施前4年至后4年间隔期为两年的各时点的不同估计值,该图反映了95%的置信区间下系数δt估计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前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系数均不显著,实施后估计系数才出现明显变化,且随着时间推移,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越明显,该结论满足共同趋势假定,说明三重差分模型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图3 平行趋势检验

(二)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的影响。从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减少了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显著降低了消费碳强度。从“减排”和“降碳”的效果来看,相比未受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冲击的家庭来看,数字经济平均可以减少“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使用互联网家庭3.77%的人均消费碳排放,降低10.45%个单位的消费碳强度,说明数字经济对降低单位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作用更明显,而对家庭人均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影响较弱。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引导消费行为低碳化,另一方面对增加家庭消费也有正向影响,从而提高人均消费碳排放[5],数字经济对消费行为低碳化的作用强于消费水平增加产生的碳排放从而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以往学者研究基本一致[37]。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由于pre_CO2和intensity_CO2数据差异较大,为使数据更加平稳作者采用取对数的方式进行实证检验。***、**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PSM-DID

尽管本文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相关的变量,并且控制了城市虚拟变量,但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仍可能造成估计结果偏误,因此,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采取1∶5临近匹配,使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3的前2列检验结果可知,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也降低了消费碳强度,表明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差分项的估计结果来看,匹配后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估计系数绝对值变大,说明在缩小个体间的差异后,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均消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所得结果保持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1

2.替换变量

为避免变量选取造成的估计偏误,用家庭碳排放(CO2)替换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pre_CO2),用未考虑城市能源使用效率的消费碳强度(intensity_CO2_1)替换考虑地区能源使用效率的消费碳强度(intensity_CO2)。从表3列(3)和列(4)可知,数字经济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结果稳健。

本文采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但忽略了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借鉴赵涛等(2020)[40]的做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依旧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3.双重差分法

目前较少有学者采取三重差分法衡量数字经济的效果,为使结果稳健可信,将核心解释变量变换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城市虚拟变量和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两者交乘项(did),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结果稳健。并且,相比于既考虑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又考虑个人数字技术采纳,仅考虑“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政策冲击会高估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效果。

4.排除低碳政策干扰

已有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提高城市居民绿色生活水平[41],即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可能会受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为排除该政策的干扰,将2010年和2012年的低碳城市试点地区的样本剔除,但保留了2017年第三批低碳城市。主要原因有:一是本文所考察的样本时间为2010—2018年,而且调查问卷采用的是调查对象前一年或前一个月的消费情况,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受到2017年的低碳城市政策影响较小;二是政策具有滞后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城市整体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居民消费决策的直接作用较小,可能会通过其他间接途径影响居民低碳消费,政策的滞后性更加明显。因此,本小节仅剔除2010年和2012年实施低碳城市政策的地区。从表4列(3)和列(4)的结果来看,在剔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之后,数字经济对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数字经济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2

(四)机制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有效发挥数字经济的低碳消费治理红利。那么,数字经济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机制如何?根据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在需求端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和转变消费者偏好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在供给端通过推动产品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助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接下来从上述两个方面三个路径展开分析。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引导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表5列(1)呈现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有积极作用。Gifford和Nilsson(2014)[42]研究指出环境认知是环境友好行为最有利的预测因素,而数字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有效提升了消费者对环境压力的认知。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式并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学习低碳知识和环保知识自发形成环境保护意识,提高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以及增加环境友好型行为的可能性。由此,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水平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表6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改变消费者偏好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表5列(2)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消费者偏好向低碳化转变,助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数字经济发展促使新消费观念通过互联网向居民传播,在心理层面重塑居民消费意识转变居民消费偏好,从需求端调整消费行为。因此,消费者偏好低碳化是数字经济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

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由表5列(3)可知,数字经济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理论上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是降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低碳产品供给的有效手段。其一,绿色技术创新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最终体现在消费端隐含碳排放减少。其二,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引领居民消费低碳行为。

总体而言,数字经济从需求端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和低碳偏好,从供给端促进产品绿色技术创新,共同助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五、异质性分析

参考白俊红等(2022)[43]的做法,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地区和家庭特征虚拟变量与政策交互项的办法进行地区局面和家庭层面的异质性检验。同时,还探究了数字经济对不同消费类型碳减排效果,为今后消费碳减排的重点方向提供理论支撑。

(一)地区异质性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城市虚拟变量,但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造成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不同,南北之间的气候差异会导致家庭对能源需求的不同,电力生产结构对城市能源供给的不同,都会影响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估计结果。因此,按照城市所在位置和城市种类进行异质性分析。首先,将东部地区赋值为1,中西部地区赋值为0,采用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east)与政策虚拟变量(ddd)的交互项验证经济基础不同导致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差异化效果。其次,将北部地区赋值为1,南部地区赋值为0,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南北虚拟变量(north)与政策虚拟变量(ddd)的交互项,探讨气候差异引起的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影响的异质性。最后,将高碳电力城市赋值为1,其余城市赋值为0(5)火力发电占比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定义为高碳电力城市,包括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12个省市(自治区),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定义为低碳电力城市。,采用高碳电力城市虚拟变量(coal)与政策虚拟变量(ddd)的交互项验证电力生产结构不同造成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差异化效果。从经济发展基础来看,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且无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具有降低消费碳强度的作用,但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的作用无明显差异。从气候差异来看,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效果更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北方漫长的冬季需要长时间供暖,能源消耗相比南方大幅度增加,除了家庭能源消费直接导致家庭消费碳排放增加,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也需要更多能耗,因此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效果低于南方地区。从电力生产结构差异来看,数字经济对高碳电力城市与低碳电力城市的家庭消费碳减排效果无显著差异,对低碳电力城市降碳作用更加明显,因此,电力生产结构清洁化不仅有利于自身低碳转型,也能有效减少消费品的隐含碳从而加速家庭消费低碳转型。

(二)家庭特征异质性

城乡二元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突出的问题之一,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消费观念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城乡异质性。因此,将城市家庭赋值为1,农村家庭赋值为0,采用城市家庭虚拟变量(urban)与政策虚拟变量(ddd)的交互项验证家庭财务状况不同导致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差异化效果。从表7列(1)、列(2)报告的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减排”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对城市家庭“降碳”的效果更明显。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绿色”“健康”“低碳”等词迅速传播并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由于城市家庭的消费者更易接受低碳消费、绿色消费的新理念,并将其转化为消费行为,以此降低城市家庭消费碳强度。

表7 家庭特征异质性检验结果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消费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然而,由于消费性借贷的出现和超前消费观念的兴起,家庭财务赤字现象多发。一方面,财务赤字可能是由于家庭变故导致入不敷出,居民会减少不必要支出从而降低消费碳排放,而食物等自发性消费碳含量较低,因此财务赤字可能会促进居民“减排降碳”,但这种以减少自身效用的消费低碳转型并不是可推崇的。另一方面,财务赤字还可能是因为居民过度消费造成的,过度消费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对实现消费低碳转型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将财务赤字家庭赋值为1,财务盈余家庭赋值为0,采用财务赤字家庭虚拟变量(deficit)与政策虚拟变量(ddd)的交互项验证家庭财务状况不同导致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差异化效果。从表7列(3)、列(4)可知,数字经济抑制了财务赤字家庭的消费低碳转型,说明财务赤字家庭受数字经济影响后会导致非理性消费,从而不利于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因此,适度消费是引导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重要方式。

年龄结构是影响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按照年龄结构将家庭分为青壮年家庭、多子化家庭和老龄化家庭,首先将多子化家庭赋值为1,其余家庭赋值为0,其次将老龄化家庭赋值为1,其余家庭为0,采用多子化虚拟变量(young)与政策虚拟变量(ddd)、老龄化虚拟变量(old)与政策虚拟变量(ddd)的交互项验证年龄结构不同导致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差异化效果。(6)多子化家庭指16岁以下儿童占家庭成年人数的一半及以上,老龄化家庭指65岁老人占家庭成年人数的一半及以上,其余家庭为青壮年家庭。从表7列(5)、列(6)可知,数字经济促进青壮年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对多子化家庭的影响无明显差异,对减少老龄化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降低消费碳强度无显著差异。由于数字经济对人均消费碳排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消费行为低碳化的降碳作用,还要受到数字经济对消费规模扩大的增排影响,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老龄化家庭的人均消费碳排放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束缚了消费,因此,发挥数字经济消费红利激发老年人低碳消费需求扩大老年人低碳消费市场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还能有效实现环境目标。

(三)消费种类异质性

在前文机制分析中已经验证,数字经济在需求端可通过消费者偏好低碳化促进家庭消费碳减排,那么,数字经济对各类消费的碳减排作用到底有多大?哪些类型的消费需要重点关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消费类型异质性分析,分别探究数字经济对八类消费碳排放的影响。表8可知,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衣着、居住、交通和医疗的消费碳排放。从估计系数来看,数字经济对居住消费的碳减排效果最明显,对医疗保健、交通、衣着的减排作用依次递减。对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的减排作用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食物消费和文教娱乐消费的碳减排效果不显著,并且提高了其他消费的碳排放水平。农业和服务业一直被视为低碳产业,因此,在实现环境目标时更强调对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的低碳转型而忽视了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清洁生产,过度施肥、农膜残留和柴油机械生产采收都提高了农产品中的隐含碳,服务业低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模式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减排成本和减排压力逐年上升[44]。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其他消费尤其是网上虚拟消费激增,与之伴生的是碳排放量增加。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和服务业低碳转型是促进家庭消费碳减排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引导居民理性消费是实现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关键方式。

表8 消费种类异质性检验结果

注：pco2_food、pco2_dress、pco2_daily、pco2_house、pco2_trco、pco2_eec、pco2_med、pco2_other分别表示人均食品消费碳排放、人均衣着消费碳排放、人均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碳排放、人均居住消费碳排放、人均交通消费碳排放、人均文教娱乐消费碳排放、人均医疗保健消费碳排放和人均其他消费碳排放。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减少人均消费碳排放量和降低消费碳强度有效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这对我国家庭部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二是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助推消费者偏好低碳化和促进产品绿色技术创新等方式赋能家庭消费低碳转型,这对加速降低消费端碳排放提供有效途径。三是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加快南方地区、低碳电力城市和城市家庭消费碳强度下降,抑制了财务赤字家庭的低碳转型步伐,虽推动老龄化家庭碳减排但未充分释放老年人消费市场,对医疗保健、交通、衣着的减排作用依次递减,对食物和文教娱乐消费碳排放无显著影响,该结论为我国制定差异化减排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文结论提供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家庭消费碳减排的新动能。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家庭人均消费碳排放和消费碳强度。基于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鼓励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借助数字技术提高消费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通过数字技术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第二,强化互联网对家庭低碳消费观念和低碳消费行为的引导。通过“互联网+”与“绿色低碳”有机融合,推动财务赤字家庭的消费观念向低碳化转变,激发老年人低碳消费市场,进一步推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第三,注重“智能制造+绿色创新”双擎驱动低碳产品与服务供给。鼓励企业应用数智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模式,引导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加大绿色低碳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力度,并依托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持续推进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低碳转型,重点实施农业、服务业低碳化发展,具体可通过智能系统实现农业精准施肥,通过互联网技术增加服务业产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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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杰,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研究;魏振琪,女,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与低碳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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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2785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陈晨、张晓丹、白晓萌、李茸茸、梁晓娟、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