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乘佛教
谈及佛学中的“大乘”，必然会联想到“小乘”。关于这个问题，方东美的看法是：“小乘佛学由印度南传之后，到锡兰及其他东亚地区的发展，……透过喀什米尔，然后传到中国，而在中国只是以两部重要的论来作它的凭藉，一部是成实论，第二部就是俱舍论。所以中国在六朝以前，讲小乘佛学只有两种：一是以俱舍论为根本，叫作俱舍宗；然后以成实论为根本，叫作成实宗。但是这两派小乘佛学在六朝以前还算流行，等到六朝以后大乘佛学充分发展起来，它们在中国就不十分流行了。”(《中国大乘佛学》，第261页)基于这种看法，方东美论中国佛学，讲的基本是大乘佛学，被他视为“中国哲学四大主潮”之一的，同样是大乘佛家哲学。
方东美认为“宗教同哲学不能够分开”，“离开哲学的智慧，宗教精神无从体验；离开宗教精神，哲学智慧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玄妙境界”(《中国大乘佛学》，第267页)。他说就中国大乘佛教的“六宗”而论，密宗讲究修持，不立文字；禅宗讲究实际宗教经验，注重参禅。它们“虽然根据哲学，但是它本身还是可以同哲学划分开来”。而大乘佛学的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唯识宗与华严宗，则代表了中国大乘佛家高度的哲学智慧。。这四宗佛学里面，哲学智慧的发展都达到最高的层次。”({中国大乘佛学}，第267页)在这四宗之中，方东美认为“华严哲学可视为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之大成”(《生生之德》，第31l页)，“华严宗系中国大乘佛学发展的最高峰”(《华严宗哲学》，上册第181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就是说，华严宗哲学堪称中国大乘佛家哲学智慧的典型代表。
方东美所理解的华严宗的哲学智慧，主要表现在：
1.“理事圆融”的本体论
就宇宙而论，华严宗哲学消除二元对立，阐明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理事圆融。
方东美说：
佛学之华严宗一派，基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既为宗教又为哲学。作为一种宗教，它把原始典型的“毗卢遮那佛”(BuddhaVairocana)视为无限本体，其作用一方面展现于文殊的高超智慧(善知识)，他方面印证于普贤的伟大愿行(菩萨行)，两者一体俱融、因圆果满，形成善财童子所代表之未来新佛。这种毗卢遮那的璀璨光华，晖丽万有、普照寰宇，构成佛的“法满”，融摄于人的内在本性，使他独昭异彩，自成正觉之核心。
作为一种哲学，华严宗体系发为一种理想唯实论(idealrealism)。那广大悉备的“一真法界”将佛之正觉精神具现为心灵之普遍存在，分殊为以下四界：①差别的事法界，②统贯的理法界，③交融互摄的理事无碍法界，④密接连锁的事事无碍法界。宇宙之源，起于“无穷”，含赅无数的事与遍存的理，在事揽理成、理由事显之相融相即的历程中成就宇宙万法。进而使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摄归于无差别境界之圆满实相，于是万般世界的脉络与一切人生的际遇皆由之取得充实意义，共沐于旁通统贯的谐和之中。(《生生之德》，第345页)
方东美认伪，华严宗以求得“一真法界”的“圆满实相”为理想，然而其立论之基础，却是极为平实的理、事关系。因此，华严宗的宇宙论思想，可名之为“理想唯实论”。这一套宇宙论，可以分解为“法界缘起”、“法界三观”、“十玄门”、“六相圆融”诸要义，其中包含着“相摄原理”、“互依原理”、“周遍含容原理”(另一种说法是“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诸原理)。方东美对他所提出的这些要义和原理一一作了阐述。
华严宗所论，以理、事关系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方东美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哲学上本来极易陷入“二元对立”(西方哲学表现得最为典型)。华严宗“首先确定一个构成一切现实世界之所以形成的构成因素，也就是所谓的‘事法界’；然后再将一切的超越真相、一切的超越价值、绝对的价值、绝对的真善美，乃至于真相的圆满性、价值的美满性，都一一地令他们落到理性的这一方面去，这是属于‘理性世界，，又称为‘理法界”’(《华严宗哲学》，上册第494页)这说明，华严宗对“事法界”(现实世界)与“理法界”(价值世界)的区分是明确的。但接着华严哲学便提出了“理事圆融”的观念，认为“差别的事法界”、“统贯的理法界”、“交融互摄的理事无碍法界”、“密接连锁的事事无碍法界”都是宇宙本体“一真法界”的分殊表现，“理”可以摄受一切“事”，“事”也可以摄受一切“理”，因而并不存在“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理性与事实的对立”。理、事关系是一种交相融贯、互相对流、一体俱化的关系，可谓“事若无理不成，理若无事不显”。
华严宗“四法界”说的提出，使看似截然区分、相互对立的“事相”与“理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物的两面性”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显、相成、相即、相遍”的关系。方东美特别指出，“四法界”说所包含的“周遍含容观”(又称“互遍相资义”)，是华严宗哲学对大乘佛家哲学的重要贡献。他说：“‘周遍含容观’，谓观万差诸法，相融相即，以显真如理体，周遍含容，事事无碍。……准此类推，部分与全体，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无不相摄互涵。”(《生生之德》，第313页)依照“周遍含容观”，诸多被视为相互对立的范畴之间，都是“相融相即”的关系。这就为人们观察“万差诸法”(包括自然、社会、人生诸方面的一切千差万别的现象)提供了一种避免和消除“二元对立”观念的哲学原则。这样，“依据华严四法界的这一种观念，从关系的结构上，将可以把宇宙里面的一切二元对立性都一一地给沟通起来”(《华严宗哲学》，上册第494页)这就可以消除否认“理”与“事”相互沟通、相融相即的“二元对立”观念。方东美认为，华严宗的基本思想——“理事圆融”学说，反映了哲学思维中的一种“广大和谐性”，是中国大乘佛家哲学智慧的典型代表。
2．“内具圣德”的人性论
就个人而论，华严宗哲学昭示人人内具圣德、固有佛性，皆可顿悟圆成。
方东美说：
华严要义，首在融合宇宙间万法一切差别境界，人世间一切高尚业力，与过、现、未三世诸佛一切功德成就之总汇，一举而统摄之于“一真法界”，视为无上圆满，意在阐释人人内具圣德，足以自发佛性，顿悟圆成，自在无碍。此一真法界，不寓人世间，端赖人人澈悟如何身体力行，依智慧行，参佛本智耳。佛性自体可全部渗入人性，以形成其永恒精神，圆满具足。是谓法界圆满，一往平等，成“平等性智”。此精神界之太阳，晖丽万有，而为一切众生，有情无情，所普遍摄受，交彻互融，一一独昭异彩，而又彼此相映成趣。是以理性之当体起用，变化无穷，普遍具现于一切人生活动，而与广大悉备，一往平等之一真法界，共演圆音。佛放真光，显真如理，灿丽万千，为一切有情众生之所共同参证，使诸差别心法，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显现为无差别境界之本体真如，圆满具足，是成菩提正觉，为万法同具，而交彻互融者。(《生生之德》，第311—312页)
在这一段关于华严宗要义的概括中，方东美指出华严宗“融合宇宙中万法一切差别境界”，乃是“意在阐释人人内具圣德，足以自发佛性，顿悟圆成”。他认为，正因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之说阐明了宇宙万法(包括人类)统统摄之于“一真法界”，统统不过是“一真法界”的分殊表现，因而华严宗得以证明人与“一真法界”相摄相融，人性与佛性相摄相融，或者说佛性渗人人性，人性表现佛性。
人虽然内具圣德、固有佛性，但要达到“一真法界”这个宇宙间“最神圣的精神领域”，则尚须自觉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身体力行，依智慧行，参佛本智。”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方东美将华严宗与小乘佛学作了对比。他说：“小乘佛学的缺点就是只知道痛恨这个世界、诅咒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便认为现世的生命尽管有价值、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是没法实现。”(《华严宗哲学》，上册第183页)这样，小乘佛教自然只能使人把世界看成罪恶、黑暗、无知、痛苦的领域，认为理想的世界不在此生此世，而企图另求一个他生他世，从而放弃在现世中对于宇宙间美好、神圣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而华严宗则明确提出“此一真法界，不离人世间”。虽然“一真法界”代表了宇宙间最高的“完美的极诣”，看似高不可攀，但人类只要向着美好、神圣的境界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在这一种情形之下，人类的艺术、人类的科学、人类的哲学、人类的宗教，便都能一起贯穿起来，变做‘一真法界’里面极重要的精神构成因素”(《华严宗哲学》，上册第162页)。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精神变做了“一真法界”的极重要的精神构成因素。而且，只要人们自悟内在佛性俱足，不假外求，从而藉上智灵光，直证内慧，便可以当下顿悟，圆成实性。
在中国大乘佛学诸宗之中，多有关于人人具有佛性、皆可顿悟成佛的教义，禅宗在这方面堪称突出。而华严哲学独以“理事圆融”立论，“使诸差别心法，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显现为无差别境界之本体真如”。以这种本体论看待人性，“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这种从“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到“内具圣德”的人性论的思想体系，被方东美视为华严宗哲学智慧的体现、中国大乘佛家哲学智慧的体现。
简言之，华严宗哲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使诸差别境界一体俱化，摄归于无差别境界之圆满实相”。天下万“事”万“理”，皆属无差别境界，其中包括人性与佛性，亦可进人无差别境界，“共沐于旁通统贯的谐和之中”。因此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体系……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12页)正因为这样，作为“一大机体主义哲学之体系”的华严宗哲学，是中国大乘佛学发展的最高峰，代表了中国大乘佛家高度的哲学智慧。方东美说过：“在佛学上面我们中国接受印度来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小乘佛教里面，而把小乘佛教提高到哲学上面极高的智慧，甚至可同道家的智慧平衡。”(《演讲集》，第54页)在他看来，华严宗所代表的大乘佛家哲学智慧，正是一种可以同道家智慧平衡的哲学智慧。
方东美说，小乘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生命活动看成“昏念妄动”，把整个世界看成无常，认为人在时间的流变之中只有束缚、烦恼、痛苦，永远解脱不了，“只晓得生命在时间之流中轮回”，而看不到生命的永恒境界。因此小乘佛教是“忘掉永恒”。而生命的永恒境界，可以视为一种精神绝对自由的“空间”，所以也可以说小乘佛教“遣空”。大乘佛教则在将人生的束缚、烦恼、痛苦阅历之后，也就是“将轮回的圈套彻底了解之后”，再回过头来观照人生，在时间的生灭变化之中，给世人指出生命的永恒境界。“因此，大乘涅盘经中从不诅咒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反而涅盘经所描绘的世界是永恒的。”(《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44页)大乘佛教超越了生命在时间之流中的生灭变化，即追求永恒而“忘掉变化”，亦即“遣时”。无疑，在方东美看来，追求“永恒”而忘掉“变化”，在精神上、智慧上远远高于粘滞“变化”而忘掉“永恒”。也就是说，大乘佛学在精神上、智慧上远远高于小乘佛学。方东美说：“在佛教之领域中，中印大师俱属伟大不凡，而意味不同，各有千秋，借莎士比亚之妙语以喻之：印度之创教大师乃是‘生就伟大’；中国之宏教大师则是‘成就伟大’，然非‘送就伟大’，坐享现成。”(《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244页)他所谓“成就伟大”，正是针对中国大乘佛学而言。中国佛学家不满于小乘而崇尚大乘。他们凭藉高度的哲学智慧而创立的中国大乘佛学，具备中国哲学的“形上智慧”，具备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直与全部中国哲学之精神妙契无间”。正是基于这种见解，方东美将中国大乘佛家哲学与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宋明清新儒家哲学并称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