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1933年赴德留学，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接受现象学哲学训练，这对他构成了终身的影响。《论想象》等哲学作品所采用的现象学的方法只是他在现象学领域初试锋芒、暂露头脚。他后来发表的小说和戏剧以及哲学几乎都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存在与虚无》则直接以“现象学的本体论”为副标题，公开擎起现象学的旗帜。萨特介入政治行动以及对自由意志的桀骜不驯的追求，也依然是对“意向现象学”及其“意向性”的坚守。
萨特最初发表的系列现象学作品主要显示为以《影像论》为代表的知识论现象学，但萨特很快转向以《存在与虚无》为标志的存在论现象学，重点讨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尤其关注个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自由选择。后期的关键作品是《辩证理性批判》，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思路有所调整。
萨特的第一批作品集中发表于1936至1940年。1936年发表《想象》，1937年发表《自我的超越性》，1939年发表《情绪理论初探》，同年发表《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1940年发表《想象物》。这五部作品连同短篇小说《墙》（1937年发表）和长篇小说《恶心》（1938年发表）是萨特学习和练习现象学的早期尝试。
《想象》不仅是萨特早期现象学的重要主题，而且在萨特所有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似乎更著名，但是，从现象学方法和论证的技巧来看，《想象》比《存在与虚无》更胜一筹。《存在与虚无》之所以受后人重视，是因为它直接关注了一个比较紧迫的现实生活问题（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外界的压迫问题，如何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但《存在与虚无》的结构显得比较的松散、臃肿，论证较啰嗦。相比之下，《想象》是比较规范的学术著作。《想象》的结构简洁、规范：先有整体的导言，然后批判传统哲学对“想象”的误解，最后在引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有关“想象”的新思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结论。这本书不仅直接延续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话题，而且比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显得更有条理更清晰。胡塞尔费尽周折解释现象学的“意向性”和“现象学的观念”，萨特则直接将现象学的意向性或现象学的观念称为“想象”或“影像”。
不过，强调《想象》在萨特系列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萨特本人只关注“想象”意义上的知识论现象学而不重视存在论现象学。萨特的学术计划是先把“现象学的哲学”（知识论现象学）弄明白，然后，由“现象学的哲学”转向“现象学的方法”（或称之为“现象学的精神”），以“现象学的精神”尤其是现象学的“虚无”精神（胡塞尔的说法是“悬置”或“加括弧”）去解释现实生活（比如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为现实生活提出解决的方案。至于现象学如何使现实世界虚无化并由此给人带来自由，这是萨特下一步在《存在与虚无》中重点考虑的问题。
《存在与虚无》重点讨论自我（第二卷的主题）和他人（第三卷的主题）及其关系问题。萨特提示，虽然他人以及整个世界对自我构成了压制，但人可以通过“虚无”的现象学精神（首卷的主题）来实现人的“自由”（尾卷的主题）。萨特中期作品的关键文本当然是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不过，《存在于虚无》所讨论的两个命题（“他人即地狱”和“存在先于本质”）完整地隐含在两年后（1945年）发表的戏剧《禁闭》和此前发表的戏剧《苍蝇》之中。
萨特中期的现象学精神可以浓缩为一个关系两个口号。其中心议题是存在与虚无的关系（与之相关问题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派生了两个口号：一是“他人即地狱”；二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意识到，胡塞尔已经讨论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及其“唯我论”的难题，萨特借用了胡塞尔的思路，但他认为胡塞尔并没有成功地解决“唯我论”这个难题，“胡塞尔的失败”在于只提供了认识论的讨论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思考。由此，萨特转向存在论分析，强调自我不仅需要通过对他人的承认来解决“唯我论”的难题，而且需要通过对他人的虚无化、否定化的处理来实现个人的自由。
萨特将胡塞尔的唯我论的难题从认识论转移到存在论之后，的确更令人清晰地看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过，就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言，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依然只是提出了问题并倾向于自我对于他人的有先性，依然强调“唯一可能的出发点是笛卡尔的我思”，而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决“胡塞尔问题”（即“唯我论”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也正是萨特后期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家庭白痴》所关注的问题。
《存在与虚无》的副标题是“现象学的本体论”，这意味着本书只负责对存在现象提供描述而不负责提出道德或伦理的指令或建议。“本体论本身不能进行道德的描述。它只研究存在的东西，并且，从它的那些直陈是不可能引申出律令的。”但是，本体论提供的“是”什么的描述分明已经暗示了“应该”如何的价值选择和道德问题。因此，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最后做了表态，“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研究这些问题”，承诺将撰写“伦理学”专著。不过，萨特后来忙于“行动”，晚年又对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法”发生兴趣，发表了具有“精神分析”特色的《词语》，并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福楼拜的童年，撰写《家庭白痴》。萨特的“伦理学”计划，一直没有兑现。
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萨特著《存在与虚无》，不仅主题一致，而且内容和思路也接近。海德格尔谈自我在世界中的“烦心”，萨特谈自我面对他人时的“恶心”。
两人都坚守了胡塞尔现象学所倡导的“意向”哲学或“意志”哲学，但也正是在意向或意志哲学这个地方，他们之间出现了关键的差异。
当海德格尔倡导意向或意志时，他是站在精英（和领袖）一边，向柏拉图那样，接受叙拉古的诱惑，向政治领袖或统治者谏言，呼吁政治领袖或统治者守住本真的存在，守护此在。同时又向大众（或常人）呼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交给元首，元首的话就是真理，听元首的话就是顺应真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几乎是在发起一场宗教改革，海德格尔看重的是“决心”。这里的“决心”相当于一个人对是否愿意加入他所发布的“新教”做出“表态”（表决心）。
与海德格尔不同，萨特虽然也谈论意向和意志，并由此呼吁自由选择，以自己的选择实现人的本质，但是，萨特一直站在大众（“常人”或“无产阶级”）这边。萨特代表弱势群体并鼓励弱势群体以肮脏的手（暴力）来抵抗一切暴力统治。海德格尔和萨特晚年都以接受采访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告别演说。海德格尔的主题是“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赎我们”，而萨特的主题是“今天的希望”，希望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博爱）。
就自由意志而言，海德格尔和萨特各自延续了胡塞尔现象学精神。不同之处只在于，海德格尔站在统治者的意志那边，萨特站在任何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