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纠正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于是造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化运动的形成
1957年10～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由此揭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宣传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在经济建设中掀起了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在政治领域则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以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议错误地预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说明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二者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助长了浮夸、蛮干的风气。虽然二者是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但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二者共同的表象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但实质是一个体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体现在政治领域。“大跃进”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60年冬，“大跃进”被迫停止。
2.中国共产党对“左”倾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而且，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之，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所幸的是，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8月份庐山会议，党中央期间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并纠正所出现的错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着重解决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等问题；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共产风”，并提出1958年12月到1959年期间要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全力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检查整风工作，并对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
第一，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以及主张“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
第二，明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第三，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第四，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恢复自留地制度和集市贸易。
“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了完不成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由于高指标，因而造成了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并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同时“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应当反过来，应当重视农业，应当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针对这种经济形势，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除了以上系列会议和相关文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纠正之外，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三年调整期。从1962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65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议还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