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多党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任何国家从政党的产生到形成一种政党制度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具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是由该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因此，政党制度的选择不能够生搬硬套别国模式，只能按照本国的国情进行选择。
1.西方多党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在西方政党理论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各派人士纷纷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致使近代中国政党政治表演的大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政党和政党体制都曾经出现过。在他们各自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党理论中吸收思想养分，又将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现代化”和“中国化”的过程中，开启了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党主导政治的历史先河。立宪党人从吸收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出发，并以西方的两党政治为楷模，试图建立中国的政党政治。罗普则根据自己对国外政党学说的理解对近代议会政党的概念、组织要素、发生原因、存在意义等基本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梁启超也根据自己对美国等国政治的考察和思考，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发表了对政党问题的见解。到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受到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理论和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影响，创立了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发展思想。孙中山提出为了国家的自由，必须放弃个人的自由，革命党内部不能讲党员个人的自由；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党员必须无条件地在思想上服从“孙文学说”，在组织上拥护领袖独裁制；党内不能实行“法治”，只能推行“人治”等思想。
2.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能由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来决定，必须是由一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把西方多党制盲目地理解为西方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加以简单的照搬和移植，而不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力量的强弱对比，以及国际政治的战略格局等因素，不仅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而且是一种非常盲目的冒险。如拉美的一些国家在照搬西方多党制后，带来的是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经济始终处于徘徊状态；20世纪90年代非洲也从西方抄来了多党制，结果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和冲突，仅1996年一年之内就有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布隆迪等国通过非宪法手段改换了政权，1997年有三个国家的政权因武装冲突或军事政变垮台，给非洲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采用多党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总结上述各国的政变后认为，多党制具有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一切弱点，同时又不具有其他政党制度的优点，因而是软弱而无效的政党体制，是一种带来政治不稳定和政权频繁更迭的体制。
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进行全面分析以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具有实行一党制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党往往产生于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它所面临的是反对外国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这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当取得国家独立之后，这个政党便自然成为领导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如几内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所创建一党制的情况都是如此。亨廷顿认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变迁，不应完全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而应以变化中的社会条件为基本出发点。并且，亨廷顿一再强调，对于现代化水平和民主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实行多党制必然带来政治动荡，因为多党制与政治安宁是不能共生的。
3.西方多党制在近代中国的尝试与破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曲折发展和探索过程。从辛亥革命成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38年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多党制、一党制的实验，出现了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混乱局面，也曾尝试过实行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辛亥革命后，在1911～1913年，中国冒出了300多个政党政团，其中许多没有明确政纲及固定成员。例如，曹锟5000大洋1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了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等。一时间中国各党派之间互相倾轧、明争暗斗，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很多政党也只是昙花一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简单照搬和移植西方多党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和繁荣，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派别林立的局面，加剧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割据，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历史经验证明，盲目移植和抄袭外国模式，最终结局只能是失败。因为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多党制的实施没有必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4.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要求我们，“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度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因为，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中国还处于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没有西方多党制生长所需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的社会基础，因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模式。
首先，中国缺乏实行西方多党制所需要的客观依据，即缺乏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从社会基础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缺乏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赖以生存的历史基础，即在政治上能够代表本阶级不同阶层集团利益的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相比之下，中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属于中间阶级的上层，阶级基础、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并不雄厚，其政治代表结成党派团体则具有阶级联盟的特点，很难发展成为西方式的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或两党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从经济基础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一个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共同体，而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总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根本不需要通过剧烈的社会变动导致权力转移的办法来解决。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体制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条件，现实的中国不具有西方多党制的政治环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定了我国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阶级关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联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而广泛的阶级基础。而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阶级基础。从政治条件来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个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长期共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所以各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盟友，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历史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也都拥护这一历史的选择。
总之，中国不存在西方多党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土壤，也就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西方多党制简单地类比，更不能把建立在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专政国体之上的西方多党制，作为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对此，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讲话中，针对一些人效仿西方多党制的思想主张，强调指出：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否则许多事情就很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