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①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含有“自身”和“外部”两个条件，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一方面，中国社会已具备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因素，中共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共的产生又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趋向。俄共（布）、共产国际（文内统称为“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对于中共创建起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本文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作一略述。

自五四运动以来，来自俄共（布）的使者不断造访中国，开始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史料显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1920年初就开始酝酿组建共产党的问题，根据一，1919年9月，李大钊最早会见过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初，李大钊经俄共（布）党员柏烈伟介绍，又会见了俄共（布）使者荷荷诺夫金，商谈了建党问题。李大钊立即写信将此事告知在上海的陈独秀，征得陈的同意，荷荷诺夫金赶回了伊尔库茨克。根据二，据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回忆：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上海途经天津时，两人商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相约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党的筹建工作。^②史称“南陈北李”。根据三，1920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留日学生李汉俊与中、韩、俄等国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士，就讨论过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式团体的问题。^③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政局变化，引起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注。1920年1月，设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中央建议，要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2月，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到达海参崴工作，他很快与来这里的中国革命团体的许多代表建立了联系。

早些时候，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俄罗斯联邦驻天津文化联络员柏烈伟（俄共党员），北京大学教授、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执行编辑伊万诺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

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为全权代表，以《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偕同两名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前往中国。同时还从哈尔滨向天津派去了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正式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使者，此举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④

维经斯基来华后，在伊万诺夫和柏烈伟的协助下，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双方就建党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在此前后，维经斯基曾到天津与柏烈伟、斯托扬诺维奇等一起讨论了在华建党工作。^⑤后由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进一步商讨建党问题。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

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一是了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情况，联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二是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为了开展在华建党工作，维经斯基拟定了工作计划，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果。

首先，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广泛联系。维经斯基刚来中国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陌生。为此，他们很快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⑥维经斯基说，此时“中国革命者也试图同我们建立联系”。^⑦当然，这里所说的革命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等。

其次，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维经斯基到上海后，柏烈伟将有关中国的情况向维经斯基写了两个报告，帮助其加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维经斯基从柏烈伟的报告中，深感“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于是提出“目前，我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⑧他们在来华后的前两个月，主要注意力并不放在组建共产党的问题上，而是致力于促成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组成一个联合组织。“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⑨为此，维经斯基委托当时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陈独秀去联络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7月在上海举行联合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随后，陈独秀、李大钊、梁冰弦等分别以上海、北京、广州为活动中心，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多数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

第三，建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维经斯基觉察到情况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转而将工作重心放在组建共产党方面。计划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建立清一色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小组；第二步借助于工会和青年团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把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为了在东亚国家（中国、朝鲜、日本）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东亚书记处，设有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以推动本国的革命工作。中国科计划在学生组织中和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⑩按照东亚书记处的计划，维经斯基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宣传报道方面，利用中外报刊宣传共产国际的革命主张和介绍苏俄的建设成就，利用学生到工人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在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出版中心。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1920年9月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科的工作情况说：“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⑪

第四，成立各地的革命局。这是维经斯基加强对华建党工作的重要举措。在维经斯基指导下，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革命局，由维经斯基（主席）、陈独秀、李汉俊等5人组成。上海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均取得一些成果：出版部出版了《劳动界》创刊号和《共产党宣言》等16种以上的小册子；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并在北京成立分社，该通讯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组建产业工会。维经斯基计划“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⑫上海革命局成立后，又设立了北京革命局，并计划组建广州、天津、汉口等革命局。他们还计划在一些城市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要青年团派代表参加革命局，以“对学生运动积极施加影响，并引导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做有效的革命工作”。^⑬迄今为止，我们对革命局的情况知之不多，从现有资料来看，很像是东亚书记处和维经斯基在各地的代表机构。

第五，联合各地早期组织组成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共产国际使者借助于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逐步渗透到工人群众中去。最后目标是，以上海为中心组，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共产党”。^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加强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等各个部门，几乎同时都向中国“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但由于“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结果造成工作中“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⑮这给中共创建工作也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了整个青年一代，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邓中夏、董必武、陈潭秋、谭平山等。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创建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实践中，不仅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各地早期组织的骨干力量。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通过陈独秀同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共学社等负责人进行接触，并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社会改造和筹建共产党事宜。袁振英回忆说：“维经斯基常到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⑯维经斯基计划，以新青年社为中心，把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⑰

第一次上海座谈会，有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张东荪、邵力子、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袁振英等10余人参加。维经斯基向与会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劳农政府的现状，并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但这次讨论，没有结果。俞秀松回忆说：“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⑱因政见有分歧，戴季陶、张东荪等只参加一次会议便退出了。经过几次座谈讨论，最后商定：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在全国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

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1920年5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宣布了上海共产党的成立，陈独秀为临时书记，起草了纲领10余条文。党的名称，起初叫“社会共产党”。^⑲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即通常所说的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实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与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步骤，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产国际在华进行建党工作，从一开始就选做上海为“工作的中心”，^⑳主要是因为：一、上海是全国产业和无产阶级的中心。这里工人集中，工人人数占全国200万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具备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尤其是上海工人在五四运动中率先起来罢工，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显示出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二、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这里聚集了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沈泽民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都是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依靠这些社会精英，在工人中间开展宣传与组织工作，促使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三、上海当时的政治环境较为松动。上海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出版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报纸、刊物和书籍达300余种，还可以举行群众大会。而北洋军阀政府所在地的北京，进步思想或组织都受到威胁和打击，上海更有利于开展党的筹建活动。四、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是文化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大批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能团结在他的周围。共产国际代表之所以看好陈独秀，实源于此。正如他们所说，“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共产国际首选上海，对确立上海发起组的核心领导地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和上海革命局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三是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开办外国语学社。在这些工作中，与共产国际使者有直接关系的：其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是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在外国语授课方面，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俄语，俄国新闻记者斯托比尼教世界语。此外，经斯托比尼介绍，外国语学社选送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余人，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深造。其二，在维经斯基直接推动下，陈独秀从1920年5月开始，分别写信给北京、济南、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以及在日本和法国的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敦促他们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各地起而响应，到建党前后，陆续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成绩卓著，几乎都是面向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从而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若干“第一”：如成立了第一个产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创办了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创办了第一个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制定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了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等。这些对于各地早期党组织起到了指导、示范和推动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地区党的早期组织无可比拟和无法替代的。

总之，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上海发起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制定党的宣言纲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建立，以及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它不愧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中心组”，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

除上海早期党组织之外，在维经斯基和上海发起组的推动和帮助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早期党组织发展很快。其中，北京和广州早期党组织的筹建，更与共产国际使者的指导和帮助有直接关系。

关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对北京早期组织的筹建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1920年3月，北京大学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维经斯基来北京最先会见了李大钊。罗章龙回忆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说，维经斯基“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还带来一些书刊”，“还详细介绍了苏联的各项政策、法令”，“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我们非常感兴趣”。维经斯基“启示我们在中国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根据维经斯基的指示，继上海革命局成立后，1920年8月，建立了由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领导的北京革命局。不久，斯托扬诺维奇从天津派往广州，柏烈伟直接参与指导了北京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3人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叫“北京共产党”。这是继上海发起组之后，第二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关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北京革命局的斯托扬诺维奇奉派于1920年8月从天津前往广州，筹建广州革命局，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广东党组织。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首先在广州建立了俄罗斯通讯社。这时，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以区声白、梁冰弦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广东的势力很大。1920年10月成立的由9人组成的广东共产党，除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外，其余7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出资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者》周刊，也由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凌霜主编。正如出席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陈公博在会上报告所说：“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因政见不同，拒绝加入这个组织，他们于10月创办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东群报》。12月中旬，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由上海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经斯基、柏烈伟和李季、袁振英、沈玄庐也同时前来广州，积极推进广东党组织的筹建。

1921年1月，陈独秀约集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酝酿重新筹组广东共产党。在讨论陈独秀草拟的党纲时，发生争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退出了党。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取名为“广州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接任），成员有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沈玄庐、袁振英、李季等9人。此外，原武汉早期组织成员包惠僧于5月由上海来广州会见陈独秀，也参加了广州共产党的活动。陈公博出席一大返回广州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谭平山任书记。重组后的广州党组织，把陈公博主编的《广东群报》和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广东党支部的机关刊物。

因党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我们能够掌握的史料毕竟是有限的。迄今，尚未见到共产国际使者同武汉、长沙、济南和日本东京、法国巴黎5个早期组织直接联系的相关材料。所见到的只是蛛丝马迹，并且多是靠当事人的回忆。略举一二：

例一，武汉共产党组织建立后，1920年秋，维经斯基委派其助手马迈也夫来武汉指导工作，柏烈伟陪同前往。他们同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包惠僧等进行了两次长谈。包惠僧后来回忆说：马迈也夫向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情况”，“他鼓励我们学习理论，也鼓励我们努力工作，还谈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其间，马迈也夫同柏烈伟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

例二，天津早期革命活动是在北京革命局和北京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在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1920年11月，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由张太雷负责。随后，柏烈伟曾指示天津青年团骨干谌小岑去唐山，联络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邓培等先进工人，酝酿组织工会问题。经张太雷、柏烈伟和谌小岑的积极筹备，1921年1月4日创刊了一份工人报纸，取名为《来报》（日刊），其“含义是：第一，意为摒弃陈旧的过去，争取崭新的未来。第二，《来报》亦为英文labour（劳动）一词的谐音”。这是天津第一份工人报纸，由谌小岑任经理兼编辑，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报道中国工人运动的消息，曾送至工人集中的唐山、长辛店、南口等地。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筹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各个方面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20年7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最积极同志”会议，进一步商讨建党问题。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都坚决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同一时间，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来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者对“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俄共（布）远东局在华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很快在中国建立起几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

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因为无政府力量还十分强大，所以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在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为了阐明共产党人的宗旨、原则和策略，并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1921年3月召开了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定了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共产主义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这次大会，对于纯洁共产主义小组并在中国创建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为一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上海发起组从1920年9月起，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和上海革命局的指导下，着手进行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陈独秀12月离开上海赴广州后，上海共产党书记一职，先后由李汉俊、李达代理。1921年4月，维经斯基回国后，共产国际及其伊尔库茨克书记处为了解研究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并指导中共建党，决定委派马林来华。6月初，马林以共产国际驻远东和中国代表的身份到达上海；共产国际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也同期来到上海。他们立即参与筹建中共的工作，并向李达、李汉俊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于是李达以上海发起组的名义，函约各地共产党组织，要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

其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加强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21年3月，张太雷奉党的派遣到苏俄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1921年6月，张太雷和杨明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报告，呼请“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比先前更加关注远东的运动，并给予他更有力的支援”。他强调：中国开展共产主义的工作，“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由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运动给予多大的关注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使者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建党的各项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②《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③《英国档案中与李汉俊有关的记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33页。

④⑦⑮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0、56、53页。

⑤转引自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⑥⑧⑨《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页。

⑩⑪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9、40、41页。

⑫3⑪《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2、34页。

⑭⑳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6、86、88、86页。

⑯《袁振英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⑰

《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页。

⑱《自传》，《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⑲《日记》（1920年7月10日），《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32页。

罗章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318页。

《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一大”前后》（三），第10页。

谌小岑：《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未刊稿），1975年。

《革命东方》第4、5期合刊，1928年2月，载《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1917—192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苏］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张太雷关于中国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页。

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的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