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简称上海发起组）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译维经斯基）指导与帮助下，于1920年5月成立的^①。上海发起组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具有“中心组”的特殊地位，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宣言和纲领，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的建立，以及筹备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自身条件和外来因素，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谁主谁次，孰重孰轻，各执一词，但都因缺乏证据而不能令对方心服口服。其实，争论的双方又都不否认，这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两个因素。所以笔者认为，这才是问题的真谛。

从一般意义上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如蔡和森1927年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②刘少奇后来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③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毕竟是在共产国际使节来华之后迅速建立起来的。这表明，俄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确实是中共创建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自此，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基本条件。同时，五四运动也引起了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的密切关注。1920年1月，设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即向俄共中央建议，应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此后，远东局在中国的工作先是由少数俄国侨民做的，并且已有个别俄共党员与李大钊等讨论过建党问题；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以上海、北京、广州为活动中心，也已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所有这些，都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政局，并试图组建中国共产党，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和几名助手于1920年4月来华。经俄国驻天津文化联络员柏烈伟（俄国侨民、俄共党员）介绍，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双方就建党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建党事宜。

维经斯基等到上海后，首先与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共学社等几个影响较大的宣传社会主义的社团进行接触，并以新青年社为中心，在陈独秀的寓所，多次召开座谈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以及筹建共产党等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沈玄庐，《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主编邵力子，以及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沈雁冰、周佛海、李季、袁振英、沈仲九、刘大白等人。座谈会上，决定先组织青年团后建立共产党。戴季陶、张东荪等因政见分歧，反对建立共产党，声明退出。

陈独秀采纳维经斯基的建议，决定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陈独秀约集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共5人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任临时书记，起草了纲领若干条文。施存统和陈公培各自抄了一份党纲，准备带到国外去。不久，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3人离开上海，分别去法国、日本和苏俄，发起组实际上只有陈独秀和李汉俊2人负责。随后，杨明斋、陈望道、沈玄庐、李达、周佛海、李启汉、沈雁冰、邵力子等被陆续吸收进来。他们都是上海发起组早期的重要成员。

维经斯基来华后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党的知识分子团体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④，同各主要城市革命团体的领导人“都建立了联系”，并计划把活动较为分散的“各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一个中心组织”^⑤。

在维经斯基来华工作仅1个月时间，共产国际为了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心组织——东亚书记处，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工作纲要提出了4项任务，其中列为首位的是：“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⑥

共产国际在华的全部工作都通过东亚书记处中国科来进行。两三个月以来，中国科的工作进展得较为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并提出了“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的议程^⑦。于是形成了在华工作的基本思路：先建立清一色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然后借助于工会和青年团，逐步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依靠最有觉悟的工人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共产党”^⑧。实践表明：整个中共建党工作的进展，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程序完成的。

1920年7月初，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由海参崴到达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维经斯基等10余人出席。会议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⑨。这次会议的举行，进一步加快了中共创建的进程。

实际上，维经斯基同东亚书记处中国科工作的内容及步调是完全一致的，配合也很默契。为了加快建党的步伐，在维经斯基指导下，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5人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印刷一些小册子和传单，以及周刊和报纸，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15种以上的小册子。宣传报道部创办了中俄通讯社，专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稿件，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在沟通和交流中俄两国情况以及传播革命理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学生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革命局是维经斯基来华几个月工作的最显著成果之一。

有些学者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发起组，笔者不敢苟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理由是：其一，成立的时间不同。前者于1920年5月成立，后者则成立于同年8月。其二，组成人员不完全相同。前者仅5人，后者约10余人。其三，组织机构不同。上海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而上海发起组尽管也承担组织、宣传和出版等工作任务，但尚未见到当事人有过类似的回忆或相关文字记录。在共产国际文献中，迄今共产党早期组织只叫“发起组”，尚未见有称“革命局”的。其四，领导成员不同。上海发起组先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3人担任或代理书记，上海革命局领导人则始终是维经斯基。其五，领导系统不同。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华工作的职能部门，许多工作都要先在革命局内部讨论决定，对上海发起组起着发号施令的作用，而上海发起组对上海革命局的工作则起配合、辅助作用。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中俄通讯社，起初由上海革命局领导，后来改属上海发起组领导。其六，与朝鲜革命局“并行工作”的是上海革命局，而非上海发起组。由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⑩进行的，所以上海革命局对上海发起组的指导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综上所述，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首选目标，而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上海发起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步骤。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最初活动，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⑪。在筹建中共的过程中，上海发起组被共产国际“选做工作的中心”，视它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组”、“中心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⑫。上海发起组最初称为“社会共产党”^⑬，后根据李大钊的意见，8月定名为“共产党”。

在维经斯基和东亚书记处指导下，上海发起组围绕建党这一中心任务。开展了多种活动，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竭力扩大理论宣传阵地

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建党学说，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上海发起组的首要工作之一。成绩最突出者，当属《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与出版。1920年5月，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回到家乡浙江省义乌潜心译出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后因《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已无法在该刊发表，陈望道便托俞秀松将译文转交给陈独秀，并由陈独秀、李汉俊校对^⑭。在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的大力协助下，8月中旬，《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首印3000余册，供不应求。《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当时各地党团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必读书目之一，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加速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和中共的诞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统一建党思想，上海发起组于9月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着重刊登马克思、列宁的重要著作和介绍共产国际及俄共建党经验的材料。12月，由维经斯基出资，上海发起组筹办，出版了半公开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着重宣传共产党的知识、介绍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以及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该刊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的必读材料之一。在《短言》中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和《共产党》两种刊物，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同时还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尤其是翻译出版了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导言》、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基尔科普斯的《社会主义史》、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到自由之路》和《现代经济思想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哈尔利的《工团主义》等著作。

为了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1920年11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这一纲领性文件，曾作为建立组织、收纳党员的标准，起过临时党纲的作用。其基本内容与后来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的思想是一致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两次大论争。一次是对梁启超、张东荪等贩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除李大钊等外，主要是由上海发起组成员进行的。陈独秀发表《社会主义批评》，李汉俊发表《浑朴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李达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深刻批驳了梁、张等假社会主义谬论，论证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指出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是“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⑮。另一次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除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外，《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不少较有影响的文章，如李达的《社会革命底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周佛海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和《夺取政权》，以及施存统的《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等，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各种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这对于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定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上海发起组热心于劳工运动，其成员通过写文章和发表演讲以及参加工运实践等方式，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1920年五一劳动节这一天，陈独秀领导上海的先进知识分子，组织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他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⑯。施存统撰文指出：“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⑰俞秀松主张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介绍和吸引工人到俱乐部来，通过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底旧思想，灌输给他们一种新知识，渐渐地鼓吹起来，然后再组织各种的团体，来实现我们底劳动运动”^⑱。

为了广泛向工人进行教育，1920年8月15日，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党的第一个通俗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李汉俊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陈独秀、李汉俊等编辑和撰写许多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悲惨生活，提高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上海发起组成员还组织和领导了多次工人罢工，这些罢工多以胜利而告终。陈独秀等经常深入基层，对罢工和劳工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秋，李启汉到纱厂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劳工半日学校”，帮助建立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和工人游艺会。11月，李中等在杨树浦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出版刊物《机器工人》。12月，上海发起组改组成立了印刷工会，出版刊物《友世画报》。为了推动工人运动，1921年1月，上海发起组成立了职工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共同负责。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后，李汉俊在《民国日报》上撰写社论和评论，对诽谤工人“没有团结性”，“没有知识”等谬论，痛加驳斥，高度赞扬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之运动，所以有莫大希望也是在这里。”这年的五一劳动节，上海发起组职工委员会在杨树浦召开万余人参加的纪念大会；李汉俊等分别到沪西、闸北和南京路等处散发传单。7月下旬，李启汉还组织和领导了英美烟草公司8000多工人举行罢工，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斗争。

在上海发起组的影响和带动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全国工人运动渐入高潮。

（三）成立青年团和创办外国语学社，训练和培养一批干部人才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怀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来到上海陈独秀等办的“新青年社”、邵力子等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李汉俊等办的“星期评论社”等处，寻找出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发起组派遣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与杨明斋共同负责筹建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等8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青年团办公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牌子，以避敌人耳目。

上海青年团成立后，上海发起组在来上海的各地青年学生中间发展首批团员，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李启汉、李中、汪寿华等30余人。团的名称，起初叫做“青年社会革命党”，后来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讨论变更团的名称时，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随后，上海青年团向各地社会主义者寄出团章，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不到半年，在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许多大城市陆续建立起青年团组织。上海青年团根据上海发起组的指示进行工作，成为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任弼时后来高度评价说，青年团“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⑲。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和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深造，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1920年10月，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亦称“俄文专修班”），杨明斋任校长。来自浙江、安徽、湖南、四川等省的几十名学生，在这里除学习外国语外，还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1921年2月，上海发起组成立教育委员会，包惠僧和杨明斋分任正副主任，主要工作是从青年团员中挑选优秀分子提前赴苏俄学习。在此前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彭述之、王一飞、萧劲光等20余名学员，分三批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外国语学社的活动虽仅有半年多，但为党的早期建设和培训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积极帮助与指导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积极指导与帮助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几个中心城市，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指导下，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后让其侄儿王尽美参加）、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长沙的毛泽东，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巴黎的张申府等，叫他们早日组织共产党组织。于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建立起来，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不久赴法国勤工俭学）、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党组织。是年秋，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刘伯垂和由李汉俊介绍入党的董必武，以及陈潭秋、包惠僧等6人建立了武汉党组织。1921年1月，陈独秀利用在广东的合法地位，约集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重新筹组广东党组织。建党前，湖南以新民学会为骨干力量，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大力推动下，组织了长沙党组织；由王尽美、邓恩铭筹备组建了济南党组织。此外，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原属上海发起组的施存统和周佛海到日本后，于1921年4月成立了日本共产党早期组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5人，组建了巴黎共产党组织。

在上海发起组的直接帮助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围绕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做准备工作。在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当即赢得了“南陈北李”的美誉。

（五）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成员的派别背景和思想倾向十分复杂，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占很大比重。当时全国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而且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区又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在这种情况下，组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不仅是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的需要，也是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展革命斗争的需要。

为了阐明共产党人的宗旨、原则和策略，并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洗出去，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1921年3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代表会议。会议发表了《宣言》，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定了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⑳。这次大会，对于纯洁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在中国创建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是中共成立的一次预备会议，为“一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发起组筹建中共的过程中，李汉俊功不可没：一是陈独秀离上海赴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长时，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两个月。二是与陈独秀直接指导武汉党组织的创建。三是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密切联系，并同李达一起以上海发起组的名义，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四是设法为党的活动筹措了部分资金。五是为大会提供了开会场所，“一大”会场就设在他的寓所（现中共“一大”会址）。六是和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出席党的“一大”，会后又参与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共“一大”报告。

当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时，共产国际驻远东和中国代表马林、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几乎同时到达中国，他们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最后一天移至浙江省嘉兴，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张国焘任组织。在3名中央领导核心中，上海发起组成员占有2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发起组在建党中的重要地位。

综观上述，上海发起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声，从而确立其在中共创建史上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上海发起组虽存在只有1年多时间，但其辉煌的建党业绩，在中共创建史上书写了亮丽的开篇。

第一，率先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上海发起组一问世，就定名为“共产党”，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任务。其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无不以“共产党”相号召，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亮出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正是在共产党的这面旗帜引导下，上海发起组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号召和领导广大群众，勇往直前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去，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从而给横空出世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篇。

第二，开创了党史上的若干“第一”。作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发起组开创了共产党历史上的一系列“第一”：如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第一个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办第一个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发表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成立第一个产业工人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办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举办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成立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领导第一次罢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等等。这些“第一”，都是上海发起组所为，由发起组及其成员共同组织或领导而实践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具有开创性的“第一”壮举，中国革命运动从此才得以焕然一新。

第三，成为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如前所述，上海发起组不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宣言和纲领，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的建立，完成了发起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因而顺理成章地被公认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中心组”。所以，上海发起组不是上海一个地区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无怪乎，有的亲历者把1920年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时间，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

第四，锻炼和造就出一批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截至建党前，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周佛海、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刘伯垂等。其中除极个别者外，大部分“不仅是忠诚的革命者，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作者”。陈独秀虽因事未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但仍被选为首任书记，之后又连续五届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历史上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杨明斋协助维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是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成为筹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骨干力量。施存统作为日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回国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主编《先驱》。李汉俊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被公认是出类拔萃的，受到党内许多人的称赞。李达是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的闯将，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李启汉作为上海工运工作的负责人，全力发动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虽两次被捕入狱，但坚强不屈。总之，上海发起组成员在建党及中共早期革命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成为当时及其后党内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

①关于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学术界有诸多不同说法。目前有文献依据的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故笔者取此说。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③《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④《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⑤《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8页。

⑥《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9页。

⑦《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0页。

⑧《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86页。

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1页。

⑩《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88页。

⑪《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0页。

⑫《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88、86页。

⑮李汉俊：《浑朴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

⑰《“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页。

⑳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88页。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94页。

略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