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长时间的热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党内对加入国民党问题长达一年多的争论。过去对这个问题研究较少，且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谈些粗浅的认识，欢迎指正。

共产国际为了推动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于1923年1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①。这个决议成为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依据。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方是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支持者有瞿秋白、张太雷等；另一方是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支持者有林育南、刘仁静等。争论双方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而展开的。

第一，关于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

在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分歧，根源于争论双方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国民党性质的不同认识。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陈独秀等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②。张国焘等则认为，“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会去反对帝国主义者”^③。蔡和森“力图证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马林则反驳说：“我们不能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④。由此对目前阶段的革命任务，双方也产生不同看法。马林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而张国焘则认为：“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所以“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⑤。对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双方的认识也大相径庭。马林认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⑥。陈独秀说：“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⑦张国焘反驳说：“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⑧长辛店代表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⑨

由于对国民党的认识不同，双方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存在很大差距。马林、陈独秀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在他们看来，只要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不管是国民革命运动，还是劳动运动，都可以归国民党。蔡和森认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⑩，并提出对国民党“不能过分相信，不能把工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国民党”^⑪。

第二，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陈独秀等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⑫张国焘等则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担心全体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就会丧失党的独立。他们提出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担任职工运动的中共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中共不能因加入国民党而牺牲自己组织的独立性。张国焘说：“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⑬林育南也认为：“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⑭。他们主张，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共产党员再全体加入。这种意见受到不少与会者的反对。瞿秋白指出：“如果我们不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那怎么能希图国民党发展呢。”^⑮李大钊对加入国民党充满信心，指出：“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毛泽东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⑯

第三，关于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

这是大会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陈独秀等认为，保留产业工人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因而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而且非常幼稚，只有400多名党员，只能做经济斗争，党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⑰。瞿秋白指出，如果“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⑱。张国焘等反对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坚持中共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他们强烈呼吁：不要把劳动运动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⑲。

针对马林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左翼的观点，张国焘认为中共虽然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成为国民党的左翼。因为中国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⑳职工运动必须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

经过几天激烈的争论，马林、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在大会上占了上风，张国焘、蔡和森等人的主张没有被大会采纳。最后，代表们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强调党应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对于上述争论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有的同志认为，中共三大的争论不存在“左”右倾向的问题，至少不存在“左”的倾向问题。笔者认为，中共三大是存在着“左”右两种倾向的。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在回顾我们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经过时，曾明确指出出现过“左”倾和右倾错误。蔡和森在1926年所作的党史报告和1928年6月在党的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也都提到中共三大存在“左”右两种倾向。他说：“根本的意见不同，具体的方法亦不同，一派右倾，一派左倾。”这两种倾向在大会以后继续存在和发展，“左”倾错误表现为：“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错误则表现为：“（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三）以为我们应当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到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忽略了保持党的组织的独立性，使“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这种错误与危险，到1924年5月党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才引起重视，得以纠正。

第二，有的同志认为，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依照张国焘的意见办，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在大革命中失败得那么惨。笔者觉得这种看法并不恰当。中共三大争论的双方都有对的一面，也都有错的一面，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两种倾向都有错误都是很幼稚的。”陈独秀等人从全局出发，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这是正确的。但他们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弃党在国民革命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则是右的错误倾向。张国焘等人强调党的独立性，主张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是对的。但他们过于轻视国民党的作用，看不清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改变国民党的成分，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实现党的政治纲领的重大意义。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党在国民党内领导工人运动，这实质上同样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也是错误的。中共三大以前，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主要倾向不是右倾，而是“左”倾，如果不克服张国焘等人的“左”倾错误，那么实现国共合作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过去不少论著认为，中共三大出现过批判“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正确主张。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种说法的有说服力的文字根据，有待于进一步研讨。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笔者认为是思想认识问题。因为：其一，争论是在大家都主张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发生的，只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形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之争，而不是反对和赞成国共合作的原则之争。党成立还只有一两年，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实践经验，在探索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认识并不奇怪。正因为如此，当时还不曾出现一种既不偏于右倾又不偏于“左”倾的完全正确的主张。其二，党员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进行热烈的争辩，最后形成决议，这是正常现象，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并没有因自己的意见与多数人的看法有分歧而落选。张国焘未进入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不是因为他的意见与多数人有分歧，而是由于他在党内进行“小团体”活动所致。

第四，至于有人认为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党采取了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种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很快出现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新的革命高潮。在3年多时间内，共产党员由400多人猛增到57900多人。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改变了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这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确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共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就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3年之后，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这不是我们党采取了加入国民党这种形式造成的，而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的。所以，中共三大的决议，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是不应抹煞的。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②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③《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⑩蔡和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4页。

⑪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二大”和“三大”》第509页。

⑫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8页。

⑰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8页。

⑳《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关于中共三大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