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诞生了。这所新型的学校是孙中山为培养军队指挥人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于1924年5月创办的。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竭尽全力为军校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及其之后历次革命活动失败的教训时认识到：中国革命，从前“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而开办黄埔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①根据孙中山的这一思想，1923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议决，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并且由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

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除得到苏俄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量援助外，中国共产党也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学习考察。

为准备创办军官学校以及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孙中山于1923年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定一（即沈玄庐）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随团在苏俄考察4个月，于12月中旬才返回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参加黄埔军校创建的第一个举动。

第二，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即正式成立军校筹备处，开始办理招生工作。当时除广东省外，全国各省区多在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招生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国民党一大委托与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或就地考试，或动员青年学生赴广州投考。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一方面指示各地党、团组织，要求多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如共青团广州地委曾告知各地团组织，“现在国民党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地方拟派三、四同志赴考，来预备将来干军人运动”。^②另一方面，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代表回籍后，秘密办理军校第一期学生招考事宜，如何叔衡回湖南后动员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胡公冕被派到浙江招收黄埔一期学生。同时，他还负责招待到上海来的西北、华北等地的第一期学生，并率领这些学生到达广州。^③黄埔军校第一期共录取学生499人，其中“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④

第三，参加考生复试工作。

因各地青年报考军校十分踊跃，初试录取的考生总数为1200余人，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北各省考生复试工作。毛泽东对前来上海参加复试的湖南考生十分关怀，叮嘱他们说：“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⑤

各地学生复试后再到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规定，1924年3月27日至29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入学考试。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共产党员张申府一面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一面被党组织派遣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他曾参加军校考生的总复试工作，负责学生的口试以及临考笔试和评阅试卷^⑥。

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参与选取新生时的成功工作，以及严格地坚持择优录取，严格把关的原则，有效地保证了黄埔军校学员的质量。

孙中山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开办黄埔军校要坚定不移地仿效俄国，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以及党代表制度。这是以往任何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军队有政治工作，在中国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极为重视，派出大批党员参与此项工作，制定政治工作计划，开展政治教育。可以说，军校的政治工作，完全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⑦随后，在中共的努力下又将军校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推广到国民革命军中去。

政治部是军校担负政治教育的唯一机关，其主要职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⑧。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使部队成为有严格纪律的严密的组织。

黄埔军校政治部于1924年5月25日成立。中共选派优秀干部担任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工作。6月17日，孙中山任命共产党员张崧年（即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⑨。因军校最初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邵元冲到职时间短，无甚作为，加上政治部组织很简单，人员少，故政治工作显得死气沉沉。后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周恩来于同年11月出任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⑩。1925年2月，因第一、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第三期入伍生入校，军校便设有前方和后方两个政治部，前方主任为周恩来，后方主任由共产党员包惠僧代理。同年9月，共产党员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因主任邵力子常住上海，实际部务全部由鲁易负责。1926年1月，共产党员熊雄接替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12月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在这一年半期间，政治部机关的许多重要职务，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如鲁易为政治部秘书，黄鳌为秘书股主任，王逸常为指导股主任，杨其纲为编纂股主任（后为宣传科长），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兼组织科长等。

自周恩来任职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才算真正开展起来，军校也才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到职后曾尖锐地指出：“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⑪周恩来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工作内容。在他主持下，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外，还编写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导教材，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⑫周恩来能和学员们打成一片，亲自参加听课和讨论，并及时回答学员们的问题。他还经常深夜查铺，对学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尤其是他给学员讲政治课，易懂易学，学员们非常喜欢听，“都称赞周老师是最好的老师”^⑬。周恩来是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最优秀的代表，是全体师生的典范，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谆谆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⑭

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每期学习的政治科目多达20多种。所有这些课程，都是聘请知名人士和共产党员作政治教官，专门讲授。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富有教学才能的共产党员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如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萧楚女、聂荣臻、韩麟符、廖划平、杨其纲、于树德、安体诚、李合林、张秋人等。他们向全校师生讲述国内外大事和革命发展趋势，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的重要问题，赢得很高的信誉，素为学员们敬仰和爱戴。

由于政治工作的加强，一方面使国内发生的每一次政治事件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来；另一方面在广州的任何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游行、群众集会等，都必有军校学员参加，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的指导力量。所以，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⑮实践证明，军校教育的成功，归根到底归功于在“中国共产党及苏俄的帮助下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⑯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增强了黄埔学生军和教导团的战斗力，取得了两次东征、扫平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及统一广东的胜利。而这种政治工作制度尔后又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使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灵魂。

与建立政治部制度一样，黄埔军校最早实行了党代表制度。根据《服务规则》规定，党代表“有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之责”。^⑰自1924年11月教导团成立开始，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委派团、营、连等多级党代表，进行切实的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实行后，因人才缺乏，工作难以开展。为解决这一困难，政治部“决定设一政治训练班，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湘军学校、滇军投诚干部学校学生、桂军军官学校学生及学兵连中，选拔一百二十人，分三班教授，一班速成，以一月为期，两班普通，以三月为期”。^⑱通过这一举措，专门培养党代表和宣传员人才。

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政治工作制度时说：“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⑲

黄埔军校的教育方针是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军校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⑳

中国共产党从建校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治教育，通过广泛开展多种活动，使政治教育在军校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并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手段。政治教育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革命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着眼于提高政治觉悟，使学生成为既熟练于指挥作战又长于政治工作的全面人才。

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讲授政治课。这是政治教育的最主要手段。军校分学生、官长、士兵3种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全部学生课程中占很大比重，每期总数要在百次以上。从第四期起，军校还特设政治科大队，共500人，学生大部分政治水平较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在参与制定《政治教育大纲》并将其付诸实施过程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根据《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开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18门课程；后又增加《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苏俄研究》等，共计20多门。通过讲授政治课，使学生了解到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明确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及其历史职责，这对于“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二）开设政治训练班。为选拔训练党代表和政治宣传员，以满足军校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从第二期起，选拔120人，特设政治训练班，规定开设《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等8门课程。1925年6月24日设立政治训练班，由高语罕、张太雷和苏联顾问担任训练。共产党员萧楚女、孙炳文、施存统、李求实等先后为政治训练班作过讲演报告。

（三）举办政治演讲会和报告会。每周定期举行一次政治讲演会和两次特别讲演会，邀请许多共产党员来校为官长作政治教育特别演讲，如邓中夏讲《省港罢工之经过》，陈启修讲《最近世界经济状况》，施存统讲《革命运动发生之原质》，罗绮园讲《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概况》，彭湃讲《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恽代英讲《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之经过》等。此外，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吴玉章、张太雷等共产党知名人士，也都应邀来校演讲。每次在军校大花厅讲堂听演讲的人，总是座无虚席。他们的演讲深入浅出，条理分明，风趣生动，发人深省，大大激发了师生们的反帝爱国热情。

（四）举行政治讨论会。政治讨论会，每周举行一次，由学生主持，政治部派人指导，政治教官参加。大家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引起认真的思考和浓厚的兴趣。

（五）进行政治问答。从1926年12月起，学生平日提出许多政治上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或重点问题，由政治教官在校刊《黄埔日刊》上作公开解答，很受学员的欢迎。恽代英、萧楚女、廖划平、张秋人4人将其答案汇集成册，由政治部于1927年1月编辑出版了《政治问答集》一书。全书10余万字，共10编，其中有关于“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系统”，“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政策”，“革命的理论、策略、历史”等。

（六）组织各种宣传活动。为贯彻教育方针和配合形势教育，在校内外广泛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第一次东征时，由学生组成一个约20人的宣传队，随处向农民工人宣传，散发传单，外出讲演，开联欢会，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等，还派人组织农民协会或工会，受到农工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第二次东征时，政治部组织了249人的东征宣传总队，共产党员黄锦辉任宣传总队长，宣传队准备了各种传单、标语、照片共108万张，小画报20万册等宣传品。以第一支队为例，共开联欢会16次，对民众讲演878次，对友军讲演61次。学生们通过宣传队的活动，既宣传了革命主张，又受到实际锻炼和教育。此外，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等还领导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还我自由》、《新时代》、《革命军来了》等不少反帝反封建题材的戏剧，受到校内外好评。1925年4月又成立了军校俱乐部，分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6个组，活跃了学员的课余生活，陶冶了精神情操。

（七）出版书刊。除公开发行《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马列主义书刊外，还大量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日刊》、《黄埔潮》、《中国军人》等。这些刊物在校内外广为传播，有的发行量每期达5万份，影响很大，遍及全国各省。此外，还出版《士兵之友》、《革命之声》、《画报》以及特刊、丛书、文集、讲义等政治宣传读物。仅1926年8月，政治部宣传科就发出书刊1．6万多册。这些书刊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有上述政治教育与政治训练，对于团结军校师生员工，提高革命热情，严明纪律，奋勇作战，以及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则起了核心作用。

军校成立初期，师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对其他进步学生加以团结教育，第二期学生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即陈公培）等，共同倡议组织秘密团体，并效法列宁在1900年创办《火星报》的含义，于1924年冬成立“火星社”，来推行中共的政策，扩大其影响，并为吸收中共党员作必要的准备工作。该组织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成立到1925年9月自行解散，共发展成员100人左右。该社在1925年1月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竞选中大获全胜，5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4名，即周逸群、吴明、陈作为、罗振声；3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2名，即王伯苍、黄锦辉。表明该组织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其大多数成员后来相继加入了共产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十分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924年秋，黄埔军校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即中共黄埔支部（第四期改为黄埔特别支部），隶属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第一任书记是蒋先云，第二、第三任书记是杨其纲。从第三期开始，特别支部的日常工作由聂荣臻、鲁易负责。军校的许多优秀学生先后加入共产党，到1926年初共产党员达到150人。如第一期的杨其纲、刘仇西（即刘畴西）、游步瀛、王逸常、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许继慎、蔡升熙（即蔡申熙）、唐澍、李之龙、李奇中、李鸣珂、曹渊、赵自选、左权、黄锦辉等；第二期的卢德铭、王一飞、周逸群、李劳工等；第三期的朱云卿等；第四期的范树德、伍中豪、彭泽湘、林彪、曾钟圣（曾中生）、刘景桂（即刘志丹）等。其中后来有的成为著名的活动分子；有的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中共广东区委对黄埔军校党组织抓得很紧，每星期由区委军委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一次党小组长以上和积极分子的报告会或演讲会。每次多是由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彭湃、毛泽东、邓中夏、陈延年等作政治形势教育报告。共产党员每次都能积极踊跃参加。此外，各学员队都有党小组，每星期开一次党小组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都及时对军校党团员的斗争给予指导与帮助。1925年元旦发出《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指示各级党组织迅速多派党员团员及国民党左派，“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认为“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事发后，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予以坚决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同年四五月间，周恩来主持了大佛寺政治训练班，亲任班主任，将前被扣押的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及潮州分校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进行了3星期的培训。周恩来多次向学员讲话，要求大家在军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邓中夏、彭湃、苏兆征、阮啸仙、恽代英等，都为政治训练班作过关于工运、农运、青运及国内外形势的政治报告。这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党团员成为北伐的骨干，对北伐取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加强军校党组织的力量，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4月成立了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5人组成的“党团”领导小组，先后由恽代英、熊雄负责主持。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共清党事变后，军校党组织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暂由杨其纲主持工作。

为了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立即指示军校党组织：“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根据这一指示，军校党组织保存了革命实力，并为尔后安全迅速转移奠定了基础。192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再次要求各地党组织鼓动国民党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革命青年，“前往投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右派分子所拿去，造出一般反动的军事人才。”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选派许多党员参加军校各级领导工作，使国共合作期间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如在第一期的4个学员队中，共产党员茅延桢、金佛庄分任第二、第三队队长，严凤仪为第四队副队长；惠东升、郜子举、吴济民、郭俊等7人为区队长。胡公冕为管理部卫兵长，徐成章为特别官佐。1924年11、12月两个教导团成立时，胡公冕、茅延桢为第一团第一、第二营党代表；金佛庄任第三营营长；曹渊、蒋先云、谭其镜、许继慎、黄鳌、傅维钰、张其雄、杨溥泉、张际春等分任教导团学兵连第一连至第九连的党代表。此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共产党员在军校历届国民党特别党部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1926年12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聘请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廖划平等为政治顾问；安体诚、张秋人等为宣传委员。这些情况表明，共产党员在军校各级领导和国民党党部里，都有着自己巩固的阵地。

为了团结革命军人，扩大革命势力，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1925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这是以黄埔军校为中心，包容各军事学校和部队进步青年军人大联合的组织，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人，蒋先云、王一飞、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左权和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该会通过出版发行《中国军人》、《青年军人》、《兵友必读》等刊物，以及宣传《向导》、《中国青年》、《民主周刊》等革命刊物，向军校内外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后一年半内会员达到2万多人。青军会在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缪斌、贺衷寒等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等方面，都发挥了先锋作用。

蒋介石为平息军校内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党务纠纷，以学校名义于1926年4月7日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青军会在蒋介石的强令下被迫宣布解散。尽管蒋介石随后又发起成立了旨在限制共产党活动的黄埔同学会，但最初仍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如游步瀛为总务科员，刘仇西为组织科员，余洒度为宣传科长，杨其纲、蒋先云为监察委员，实际上“黄埔同学会是左派主持，右派势力已打下去”。当时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并认为，黄埔军校这块阵地，“不可放弃，当常放在左派手中。”不久，随后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黄埔同学会遂成为蒋介石排斥共产党的御用工具，“在实质上却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实行“清党”。李济深也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共事变，随后派兵在军校“逮捕共产分子，共四百余人”。优秀共产党员熊雄、萧楚女、杨其纲等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活动至此才基本停止下来。

以上不难看出，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在指导党、团员的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左派，孤立打击右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黄埔军校当时之所以成为全国有志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地，是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军校各项日常工作中，还是在统一广东的战场上，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少人为国民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尤其是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工作，保证了军校和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

黄埔军校在广州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是1924年10月平定商团叛乱。以军校学生为主力的工团军在广州郊区农军协助下，率先抗击商团军，共同粉碎了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广东商团叛乱。军校的共产党员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随后，在军校新成立的两个教导团中，连级干部竟有半数是共产党员，营、连级党代表也多由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

在第一次东征中，第一个硬仗是攻打淡水。陈炯明部熊略旅，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工事死守该城，阻碍东征军前进。教导团以10名官长和100名士兵组成敢死队攻城，其中有8名官长是共产党员，如刘仇西、游步瀛、李奇中、张际春等。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是一名手持旗帜的共产党员，在他负伤后，紧接着党代表抓过旗帜，士兵紧随其后，爬上了城墙。淡水之役共牺牲3名排长，均为共产党员。在第二个硬仗棉湖之战中，教导团的连长曹石泉和连党代表曹渊、许继慎，这3位共产党员，打得很出色。当林虎的一个师打到教导二团团部，形势十分危急时，“曹石泉、曹渊带领的一个连突然向敌人猛攻，一下就打垮了林虎的部队，取得了胜利”。此次棉湖之役，东征军以两个教导团的兵力打垮了陈炯明部1万敌军的进攻，担任连长的共产党员郭俊、刘仇西负伤。共产党员勇猛杀敌，冲锋陷阵的果敢行动，被东江人民誉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之先锋队”。

在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时，陈炯明部师长杨坤如固守城池，气焰十分嚣张。东征军攻城两天，伤亡甚众。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和第一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这4位共产党员分别率领由各自所在团之连党代表，组织敢死队爬城。攻城时，蒋先云带头率队爬登城上，虽面颊受伤，仍奋勇前进。经过激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在友军的配合下，终于攻破惠州。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认为，“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此外，在第二次东征中，担任营长的共产党员唐同德牺牲；负责宣传队的李劳工在陆丰宣传组织农会时，惨遭反动派杀害。

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都是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言传身教，成为黄埔军校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周恩来在军校创建周年时，高度赞扬了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军校师生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军校精神“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斗争实践和光辉业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而且锻炼和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和政治指挥人才。他们在后来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屡建殊勋，成长为创建工农红军和进行革命战争的栋梁。

①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张善铭、沈厚堃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第七号）》，《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④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页。

⑤郭一予：《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8页。

⑥张申府：《筹备黄埔军校点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9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1981年11月笔者访问张申府记录。

⑩《一年来本校政治部之概况》，《黄埔潮》第24期，1926年1月1日。

⑪王逸常：《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长江日报》1980年1月6日。

⑫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⑭宋希濂：《参加黄埔军校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59页。

⑮［苏］A．N．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⑯邱行湘：《回忆在黄埔军校的年代》，《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⑲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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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