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唤起广大农民的觉醒和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于1924年7月至1926年10月，在广州先后开办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这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步骤，为以后广东农民组织自卫军和农民协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届农讲所都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尤其是军事训练，实行军事管理制度，以培养既懂武装斗争又守革命纪律的农运干部。学生一开始就受非常严格的军事训练，过着军事化生活，起床、出操、集合、上下课、吃饭、睡觉等，凡集体活动，都以吹号为令。可以说，农讲所掀起的“军事热”，俨然半个军事学校。这也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最大特色。现将农讲所的军事训练情况分别简述于下：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4年7月3日开学，学制为1个月，共产党员彭湃任主任。这一届在学时间较短，没有专门设立军事教育科目。因学生要分到农村组织农会及农民自卫军，务须懂得一些军事常识，所以按原定计划，由黄埔军校派教官3人来所进行军事训练。但到8月3日修业届满时，黄埔军校一时抽不出人来训练，于是决定将33名学生抽出25人改送往黄埔军校进行军事训练。这25名学生被编为黄埔军校农训班，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共产党员李之龙为班长，黄埔军校学生队副队长、共产党员严凤仪及分队长刘云等7人为教练。因人数较少，学生只编1个队。原定军事训练3个星期，这时缩短为10天，但训练科目不能减少，故每天的训练时间长达14 个小时。训练科目包括散兵教练、行进队形、利用地物、距离测量、视察战场、命令通报、刺杀术、射击要旨、投弹、行军、放哨、侦探要旨、阵地前线、后方联络、冲锋要领、防御要领、埋伏要旨、紧急集合、武器管理及森林战、山地战、村落战要旨等练习。学生兴趣甚浓，每日都要到郊外演习。经过10天紧张的军事生活，每人发1张军训修业证书，成绩极为可观。此次军事训练既初步学到了军事本领，又锻炼了意志。学生们不停地操练，虽感觉特别紧张和格外疲劳，“但想到练会军事本领才能和军阀以及封建势力斗争，又意气风发，忘记了疲劳”。^①军事训练结束后，学生还进行3天的农村实习，分头到黄埔军校附近的新洲、黄埔、上庄、下庄、长洲、洪福市、平冈、东圃、深井、渔珠等处作调查宣传，并促使长洲农民协会当即成立。学生们带着时间短的遗憾于8月21日期满返回农讲所。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4年8月21日开课，学生225人，比第一届增加了数倍，共产党员罗绮园任主任。毕业时间延至两个半月。按原定计划，自本届学生入学起，先上讲堂讲习两个月农民运动，再进行半个月军事训练。后因上课地方与教授问题，不能分班，全体于一堂，故改为先授军事课及军事训练，以进一步考察学员吃苦耐劳、不畏艰险、遵守纪律、服从团体活动等方面的表现。于是先进行1个多月的讲堂军事教育，8月27日，将农讲所200名（女生除外）学生编为农民自卫军，身穿规定的制服，焕然一新，胸前配有“广东农民自卫军”字样的蓝布带，是为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再后又进行半个多月的军事训练。黄埔军校教官、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指挥，从西江讲武堂请来10名毕业生作教练。农民自卫军编为2个中队，每中队分3个小队，每小队3个分队，每分队9人。整天地操练，各队整齐有条。一些不能吃苦的学生被迫退学，只剩下学生162人。“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功效”。^②军事训练完毕后，改为上午上课堂，下午军事演习。9月 20日，全体广东农民自卫军与刚成立不久的全体工团军一起，随孙中山开往韶关进行军事誓师，孙中山亲自召集农民自卫军发表演说。随后到附近农村作宣传及调查工作，于30日返回广州。10月10日，农讲所全体列队参加警告广州商团的示威游行时，遭到商团武装的枪击，有多名学生负伤，还有部分学生遭逮捕，当天夜间放回。1 1日，农讲所学生又迁往黄埔军校进行短期的军事训练，着重训练托枪、瞄准、装放子弹、实弹射击、散兵线、密集教练、冲锋等科目，使学生们掌握了一般的军事常识。毕业时学生共142人。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5年1月1日开学，学生128人，共产党员阮啸仙任主任，学制为3个月。依照军队组织编成1个“农民自卫军模范连”，每连分3排，每排分3班，每班13人至15人。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十分严格，大致按步兵操典来教。那时正值冬季，天很冷，每日清晨都到郊外练习。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唐澍、赵自选2人任专职教练；唐澍任军训总队长，第一届毕业生伍文生任副总队长。学生每日半日上课，半日训练，晚上开会。军训地点设在东较场、白云山、沙河等处。学生一律用长枪，穿草鞋，身着蓝色制服。主要练习射击的各种基本动作，最后是实弹射击、打野战等。此外，还学习一些军事常识等。在东征期间，学生走上街头为革命军东征做宣传工作；东征军出发时，调出“东江籍学生十人，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担任宣传工作”。^③该宣传队有随军到五华、紫金、龙川等县去组织农民协会的，惠阳县农民协会就是由几个农讲所学生与其他宣传队员去宣传组织起来的。农讲所将毕业生中军事训练较好的15人留校，继续接受军事训练，预备派往各乡训练农民自卫军，并在其中挑选四五人留到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时做军事助教。4月1日毕业，毕业生为114人。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5年5月1日开学，学生98人，共产党员谭植棠任主任。因正值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全体新生一律旁听会议，故5月17日才上课。军事教官是唐澍，副教官是赵自选。学生按准军事编制，编为1个中队，下分3个小队，每小队分3个分队。学生每日训练时间8小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共产党员罗绮园在《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说：“为使学生熟习军事动作，以备毕业后派往各地指导农民组织自卫军，故特别注重军事训练，每日上午三小时，专做军事训练。下午五小时教授其他各种科学。晚上则练习假设各级农民协会。星期日则往农村实习，或开辩论会，或开联欢会。至于学生编制及管理，一准军人生活动作部勒。”^④农讲所还专门制定了《军事训练规则》，共6章31条，主要内容有：“为熟习军事动作养成军人习惯起见，除教普遍学科时间外，学生一律准军人生活动作。”（第一条）“在教练时间，完全依军事纪律行事”。（第七条）“在教练时间，除病假（须由医生证明）及所各处特派勤务外，概不准假”。（第九条）“宿舍内一切整齐卫生事宜，由分队负责指派学生轮流经理之”。（第十二条）“饭堂清洁卫生事宜，由分队长轮流值日监察之”。（第十三条）“每开饭时间，先列队到饭室，由值日生小队长监督，俟全体坐齐发哨音开始食饭”。（第十五条）“每上课时间，由值日分队长检查人数记入簿内，俟教员到时发立正口令敬礼”。（第十六条）“每出操、上课、点名或临时集合等，闻号音、哨音或铃声后，须于五分钟内全体到齐，迟者予以惩罚”。（第十七条）“学生无论在所外内，须一律着制服”。（第二十条）“以上诸条，如有违者，分别轻重，由总教练主任或所务会议惩罚之”。（第三十条）^⑤学生进行训练，有时整队到野外进行队列训练和实弹射击；有时还到广州郊区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这一届学生还参加了平息杨（希闵）刘（宸寰）叛乱的斗争。9月1日毕业，毕业学生为51人。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5年9月14日开课，共114人，分甲乙两班，甲班64人，乙班50人，彭湃任主任，所务由罗绮园代理主持。这一届学生生活，完全按照军事化、战斗化的安排要求，编为3个队，22个组。每人发一套蓝色军服。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军事素质，军事训练在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教官为吴道难，整日住在学校内。本届一位学生回忆军事生活时说：“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床，便整装集合，汇集在仓落厅后边的操场上，进行立正、稍息、开步走等队列队形训练。上军事课时，既讲军事理论，也进行实战中的指挥、应变。利用地理地形、匍伏前进等操练演习。”^⑥此外，还组织学生到石井兵工厂参观，并每人练习实弹射击。星期天上午学生还要整理内务，擦枪。12月8日举行毕业典礼。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6年5月3日开学，5月15日上课，从全国20个省、区招收学生327人，人数之多超过历届农讲所，毛泽东任农讲所主任，共产党员陆沉任教务主任，共产党员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为了使学生“学成之后，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⑦成为能文能武的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本届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学生在学训练共4个月，其中军事训练为10个星期，上操128小时，占总时间一半以上。由赵自选担任军事训练总队长，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将学生编为1个总队，下分2队，每队6个区队。“于五、六、七三个月，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共计训练十星期，上操一百二十八小时”。^⑧此外，设立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并配备中队和区队的军事干部，带领全体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每日起床后，整装到东较场进行操练，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演习，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学生轮流站岗放哨，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严格的军事生活。这届农讲所学生参加了1926年7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誓师大会。9月11日毕业，毕业生为318人。毕业后，有的到各地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有的直接参加北伐作战。共产党员高恬波奉国民党妇女部之命，组织了“妇女北伐救护队”，并担任队长，随北伐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

综上所述，前后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注重灌输国民革命基本知识和农民运动理论方法外，“尤注重军事训练，盖学生熟习军事训练，一方可以当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⑨毕业生总计为772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分到广东各地任特派员，三分之二则返回原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学员毕业后，开始深入农村，作实际工作。他们之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在农讲所里接受的军事训练。正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秘书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所指出：“一个革命家，如果受过军事教育，必更能守纪律，勇于任事，可使涤去书生习气，而为一不折不挠之使者。”^⑩实践证明：“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在即为农民运动最努力之人，如广宁、花县两处，在农民与地主斗争中，打前锋者多为讲习所卒业之学生。”^⑪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完全是为适应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所为，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条件下从事农民军事活动的一种初次尝试。

①陈雄志：《在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概况》，《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②《民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事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8页。

③阮啸仙：《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中国农民》第3期，1926年3月1日版。

④《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66页。

⑤《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67—69页。

⑥高文华：《回顾去广州农讲所的前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310页。

⑦⑧《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版。

⑨《第一至第五届农讲所总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35页。

⑩《民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事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8页。

⑪《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