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本文对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逐步探索和认识上的提高。党成立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当时把中国革命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量齐观，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党规定的具体奋斗目标是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到党的二大，经过1年来的斗争实践和对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深入理解，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但仍搞不清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党的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各阶级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这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多数人认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完全忽略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①由此可见，“四大”以前，党对于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仍不能给予理论上的正确回答。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断探索，对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1923年4月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②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12月陈独秀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说中国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③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党内有些人较早提出了不同意见。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12月，邓中夏在《论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④1924年7月，恽代英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强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⑤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⑥到这年12月，陈独秀也改变了以往低估工人阶级的想法，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以上认识上的提高，为“四大”解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国内形势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加强对革命的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到1924年下半年，全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这一年，党利用国共合作以后的有利时机，一面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和创建革命军队；一面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在上海，成立了纺织、机械和烟草等秘密工会组织，出版了《上海工人》、《中国工人》等刊物，建立起8所工人学校；9月创建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尤其领导了南洋烟厂7000多工人的罢工。在北方，2月在北京举行全国铁路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北方各地工会逐步得到恢复。在广东，5月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对100多个工会进行整顿和改组，初步统一了工人群众的行动；7月党领导的广州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声势浩大的罢工影响到全国，8月建立了广东工团军。沙面罢工成为工人运动复兴的信号，使全国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样，“整个的工人运动是由守势转到进攻的形势了”。^⑦

此外，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南部和中部的省区悄然兴起。这期间，在广州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广东已有22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达20余万人；建立了广东农团军，广宁、海丰等许多县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其他群众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七八月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运动大联盟和非基督教大同盟，广泛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

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给反动军阀很大的打击。中共中央发出《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召开国民会议。随后，孙中山应邀北上，扩大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影响。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于是一个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同时在广州，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依靠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工农革命武力迅速平息了商团叛乱，使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引起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斗争的加剧。到“四大”以前，领导权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因为“整个的政治上完全革命化了，因此这次大会的责任显然的都是领导革命向前发展”。^⑧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同共产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早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示说：“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⑨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是在中共三大结束后才收到的，因此未能对“三大”起到指导作用。到192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一起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民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随后，旅莫支部负责人彭述之等一批留俄学生回国参加工作，他们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1924年下半年，彭述之先后发表《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文章，分析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明确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都要革命，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之真正领导者”，^⑩能够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

彭述之等回国，正确提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不可取代的领导者地位，使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转变”。^⑪但是，彭述之却鼓吹“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⑫这种“天然领导权”的错误观念，是因为“估量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大，而资产阶级力量几乎等于零”，所以无产阶级“不会去争夺领导者，不去准备争夺领导权”。^⑬其实质仍然是放弃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争夺。周恩来后来指出：“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⑭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中共四大的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他在“四大”召开前夕审定了大会的提纲、议决案等主要文件，^⑮这无疑使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精神得以充分贯彻。

第四，克服党内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危险。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右派猖狂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他们极力排斥共产党，拼命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随着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化。而陈独秀等领导人，因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模糊了两党的界限，党内的右倾思想有所发展，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即忽视了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党的自身及对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忽视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倾向；轻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重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懂得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责任，不懂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党内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而“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⑯鉴于此，中共中央1924年5月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纠正了某些右倾偏差，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⑰在扩大执行委员会之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⑱而中共四大仍面临着继续克服党内左倾思想特别是右倾思想的艰巨任务。

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大会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两党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逐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作出明确的理论概括。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指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由于阶级利益不同，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也各异。议决案指明了由于无产阶级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议决案集中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目的和作用，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还很幼稚，但在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表现，以及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目的和作用，议决案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得到胜利。”^⑲而“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⑳

第二，无产阶级应如何实现领导权。一是强调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重要性。能否正确对待农民问题，是能否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关键。“四大”根据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和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的指示，对农民问题作了明确详尽的阐述，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还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坚决地保护农民利益，才能“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由此可见，“四大”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标志，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表明这时已经完全“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二是明确加强党对群众运动领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四大”认识到，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基。为此，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联系起来，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做了认真的总结，规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强调工人阶级要取得领导地位，必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要把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加强对工运工作的指导，“四大”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工农部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对于青年运动议决案》中，强调青年运动必须在党的指导下开展独立的活动，加强对青运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在《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提出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重视妇女运动的宣传工作，各地党组织要多吸收女党员，加强对妇运的训练与指导。“四大”决定在各地党部下设立妇女部。

第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标志着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党成立后，不断在斗争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经验，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际，使党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有了客观依据。到了“四大”，党意识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蔡和森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真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这时，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了比较明确和基本正确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第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加快党走上领导群众的道路。在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思想指导下，党的工作迅速深入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广大群众中去，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工人罢工和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以及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运动的革命风暴。所以，蔡和森指出：党发展到“四大”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即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将革命的起点，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实践证明，“四大”以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充分证明了党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使党开始成为群众性政党。“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使党在斗争中得到迅猛发展，到1925年10月，党员由“四大”时的900多人发展到3000人，而且由于不断纠正过去的偏差或缺陷，减少了各种错误倾向，使党的建设得到发展，政策上理论上有了明显提高，“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四大”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还很不完善，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受彭述之“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比较大。这表明党对包括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①《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7页。

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8页。

⑦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⑧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0页。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⑩述之：《目前政局与工人阶级》，《向导》第94期，1924年12月10日出版。

⑪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24页。

⑫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

⑬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24—225页。

⑭《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⑮《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

⑱《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70页。

⑳《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1、283页。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74、278页。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2—293、297页。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33页。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73页。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4页。

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