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但相对而言，对于工农民众武装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在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都有颇具规模的工人纠察队等武装组织。可以说，这是在当时还不能直接掌握军队的情况下，中共可与中外反动势力真正抗衡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卅运动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中，为积极力争民众的自身利益，开始对武装民众问题给予重视。1925年7月1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在《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中，首次明确指出“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①同年7月3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在《“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中，进一步强调：“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②随着省港大罢工的胜利进展，中共中央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作为自己现阶段的职任，要求“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③1926年5月举行的中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通过的《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中重申：“工人阶级必须利用种种形式组织来奋斗，方能达到改良地位的目的和担负历史使命的责任。”^④各地工人纠察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上述方针的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各地先后建立的工人纠察队中，名声最响、影响最大、成绩最佳者，当属省港、上海和湖北三支工人纠察队。这三支工人武装力量，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侵略与压迫，保卫各地革命成果和维护工农民众利益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这三支著名的工人纠察队中，以省港工人纠察队建立最早。为声援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和广州领导了空前规模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实现后，各工会纷纷自动组织起纠察队，赤手空拳，封锁香港。当罢工逐渐进入高潮后，6月30日，香港罢工工团代表会决定，“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组织纠察队，取军队编制式”。^⑤7月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广州正式成立，共有2000余人。在编制上，纠察队总部下分5大队；每大队下分3支队；每支队下分3小队；每小队下分3班，每班12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训育长为邓中夏（共产党员），总教练为徐成章（共产党员）。省港工人纠察队规定了4项职责：即维持秩序；截留粮食；严拿走狗；侦缉工贼。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关怀下，省港纠察队发展迅速，成立仅1个多月，至8月中旬，已成立22个支队，共计达2600余人。由于纠察队发展迅猛，驻地分散，造成纪律有些松弛，内部管理不周，指挥不易。为了加强纠察队的自身建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纠察队于11月初将总队长制改为委员制，特设纠察委员会，发布《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会成立宣言》。该委员会由7人组成，徐成章、邓中夏均为纠察委员会委员，徐成章还当选为纠察委员会3人常务委员之一。^⑥经过整顿和重新训练，纠察队的面目有了明显改善。纠察队成立1年之后，共计达到5000余人。

省港纠察队的训练分为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坚持每天“三课两操”（即上课3次，体操2次）。军事训练由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教练，主要科目有体操、野外演习、射击、军纪风纪等。政治训练由训育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民族革命运动史》、《世界职工运动》、《中国职工运动》、《政治常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劳动阶级》、《工会论》、《工会组织法》、《社会进化简史》、《世界政治状况》、《中国政治状况》等。通过军政训练，纠察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在省港罢工期间，主要由共产党员起草制成了许多规章法令，如《纠察队组织法》、《纠察队委员会组织法》、《纠察队纪律》、《纠察队军法处组织法》、《纠察宣传队简章》、《纠察特别训练所章程》、《会审处组织法》、《水陆侦查处暂行规则》等。这些法制法规，对于省港罢工长时间地坚持并取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纠察队的装备比较差。初期每驻防一处，只靠国民政府派出军警协助，后来国民政府拨给旧式枪支500支，其中能用的只有200余支；再后又由国民政府拨发5只小火轮，加上纠察队截获敌战舰7艘，共有大小战舰12艘。然而，省港纠察队就是用这些劣势装备，不畏强暴，奋勇抗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省港纠察队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7月11日在广州公祭沙基死难烈士时，负责维持秩序，沿路站岗，严肃整齐，群众无不叹服。随后，因江门、容奇、宝安等处时常发生偷运粮食及攻击纠察队员事件，纠察队组织10支宣传队，在广州市内及石鼓、陈村、容奇、大良、前山、深圳、太平等地，向广大群众作普遍的宣传，使其明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破坏罢工的罪行。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突遭歹徒枪击。案发后，省港纠察队千余人在总教练唐澍（共产党员）的率领下，沿途护送廖先生至公医院抢治。随后，纠察队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相信廖先生虽然死了，国民政府依然存在，国民革命运动当继续进行，继廖先生之志者大有人在，我们目前当为廖先生复仇！”^⑦

纠察队的防线起初只在广州一隅，8月下旬防线扩展至前山、石歧、江门、顺德、佛山、肇庆、石龙、深圳、中山等地区。11月25日，纠察队常委进一步提出了扩大防线的封锁港口计划，其中包括：汕头、汕尾、澳头、深圳、东莞、太平、石歧、前山、陈村、容奇、大良、江门、台山、广海、阳江、水东、雷州、北海、海口等处。^⑧到1925年底，纠察队的防线扩大为起初的10倍，划分为7个防区，设立了6个办事处。

纠察队在上述防区内，几乎每一处都发生过一次或数次战斗，其中以沙鱼涌、中山、白鹅潭3次战役最出名。（一）沙鱼涌之役：此役是英帝国主义者勾结当地千余土匪，在飞机、大炮、战舰的支援下，向数十名纠察队猛攻，但纠察队员不畏强悍，奋勇抗敌，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得到当地农民自卫军和国民政府派来的铁甲车队助战，纠察队“奋勇地向敌人冲锋；不多时竟把千余土匪击退，执获枪支很多，几乎连飞机都拿过来了。是役结果死去支队长一名，纠察队员及农民自卫军、铁甲车队等共死去数十人”。^⑨（二）中山之役：此役是英国侵略者勾结土匪50 00余众，将纠察队包围起来。“纠察队不但不退避，并且冲进敌人队里，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但终因兵力悬殊，“结果不但纠察队全军覆灭，并且连中山县公署都被土匪占了”。^⑩（三）白鹅潭之役：此役是在沙面支援偷运粮食的英帝国主义炮舰，不但不服从检查，反而向纠察队小火轮开炮。纠察队员虽然只有数人，但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不暇思量，骑着浅水舰，挺着残废枪，奋勇地直往前冲，与百余人之英国炮舰战！纠察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策，喝一声儿，就抢进英国战舰去了！洋鬼子见势不佳，纷纷滚下水。结果，还是捉了几个洋鬼子及抢了他的炮舰”。^⑪但后来因寡不敌众，纠察队员最后幸免脱险。从上述战役中可以看出，纠察队“武器虽少，大部分虽赤手空拳，然而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而忠于职务，前者仆，后者继”。^⑫

由于纠察队对香港的长期封锁，使港英蒙受了空前巨大的损失。平均“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输出输入皆损失一半”，1924年到港船只平均每日有210只，到1925年7月起，平均每日仅有34只。封锁下的香港，“肉食菜蔬，无从取得，……街市等于虚假。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臭气熏天，故当时群呼香港为臭港”。^⑬

省港工人纠察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支省港罢工的生力军。中共广东区委当时高度评价这支武装力量说：“你们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你们在过去十五个月中，以少数冻饿的无武装的群众，与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第一强大而凶恶的英帝国主义相坚持。你们非特没有失败，并且还给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以空前的大打击——使他损失了亿兆金镑，剥夺了他在南中国贸易的权利，把香港变成荒岛，使大英帝国的威信完全扫地——你们这种英雄的、有毅力的、长期的斗争，实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斗争，就是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上，亦算是难得的一回伟大的斗争。”^⑭

为避免与英帝国主义者武装的冲突，省港罢工第138次代表大会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通过决议，“决定于本年十月十日正午十二时将各海口一律撤回，暂行停止封锁”。^⑮对此，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要求省港罢工工人“立即依照了革命政府及革命党所定的新策略，决定十月十日十二时起一律撤退纠察队，停止封锁”。^⑯自决定停止封锁港口后，各地纠察队员3000余人调至广州虎门集中训练。

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政变前，反动军警即取缔了武装纠察队；政变后，反动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共产党员，“并将各工会之武装纠察缴械”。^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工人运动领袖共2000多人，在政变中惨遭杀害。但是广东工人运动并未停止下来，而是转入秘密活动，工人群众自动组织自救队、义勇团、剑仔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武装斗争团体，共有4500人，这些组织仍然对反动当局构成很大的威胁。

上海工人纠察队诞生在北伐胜利进军的高潮中，并且英勇果敢地参加了3次工人武装起义。上海是我国第一大都市，全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上海又是近代帝国主义从事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一个大本营。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进攻江西后，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公开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并准备袭取上海。中共中央为响应和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准备举行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上海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自卫，成立了武装暴动的指挥机关，总指挥为罗亦农（秘密）和李震瀛（公开）。具体执行机关为工人自卫团指挥处，成员有李震瀛、奚佐尧、高尔柏、汪寿华、罗亦农等，均为共产党员。^⑱

纠察队成立初期，是一支只有130人有武装2000人没有武装的队伍。在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工人纠察队领导人奚佐尧和陶静轩（共产党员）不幸被捕牺牲。1926年12月，周恩来由广东秘密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2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成立军事委员会，成员有顾顺章（主任）、钟尔梅、徐梅坤等；赵世炎亦参加军委工作。^⑲由于起事仓促，计划不周，没有发动工人群众，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认真总结了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加强对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为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8人组成；特别军委为起义的最高执行机关，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尔梅、罗亦农6人组成。^⑳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整个行动，由中共上海区委和中共中央局负责人负责；紧急时则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4人负责。具体指挥分工如下：闸北为赵世炎、顾顺章；南市为周恩来、徐梅坤，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为马禹夫、宣中华、沈良方。陈独秀在2月24日的特委会议上提出：“纠察队目标组五千，先组三千。”3月11日，特委会议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纠察委员会，成员有顾顺章（书记）、侯镜如（指挥）、徐梅坤（接洽）、袁大实及3名工人，共7人。3月19日，发布了《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了《各部作战计划》，规定了自卫团、纠察队的责任和作战任务。起义前，“赤卫队的主力有八百余人，纠察队有二千三百人，武装有二百余支步枪”。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就绪，只待中共中央的命令了。

中共中央为此次武装起义制定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3月中旬，当直鲁联军毕庶澄部接替李宝章驻防上海，北伐军东路军白崇禧部已攻占上海郊区龙华时，中共中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21日12时，上海80万工人在3小时内全市一致举行罢工，同时开始转入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仅1小时内，便占领了各警察局。此次起义的作战划分为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7个区域进行，前后共战斗30个小时，便占领了上海，并由武装纠察队维持市面治安。接着，建立了临时市政府。当时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共缴获枪械3000支。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上海工人纠察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上海区委指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放了异彩，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确实是革命的领导者，是全国革命民众争得民众政权的一个模范”。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实行武装战斗的第一次胜利！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极为震惊，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和捣乱。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出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对此，中共特委会于3月25日召集会议，专门讨论纠察队的去留问题。陈独秀说：“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罗亦农认为：“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中共上海区委指出：“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其策略是：“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如胜则全国政局可大变，如败则我全上海工人为全国革命而奋斗，也很有意义。”4月6日，罗亦农进一步提出了对付与右派军队冲突的具体办法：“（一）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二）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三）找许多联盟武力。”由上可见，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当时对时局的估计是比较清醒的，对武装纠察队反对缴械的认识是明确的，态度也是坚决的。

但是，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性仍缺乏应有的认识与警觉。这是因为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后，对工人纠察队大耍其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假惺惺地称：“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并派代表向总工会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则与帝国主义和上海流氓首领黄金荣、张啸林等相勾结，专门从事破坏工会，暗中加紧准备解除纠察队，屠杀革命人民的阴谋活动。果然，时隔不久，蒋介石指使反动军警及流氓工贼急不可耐地以欺骗手段，袭击纠察队。4月12日晨，在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总指挥部、江湾路、浦东、吴淞、南市、三山会馆、华商电车公司等14处纠察队驻所，将纠察队全部缴械，被缴械者达2000人。“此次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举动，完全是军事当局与帝国主义者及流氓共同预备好的圈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骗惨遭杀害。同时，声援纠察队，要求交还纠察队枪械的工人、市民，于13日游行至宝山路时，预伏的反动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骇人听闻的大惨剧。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事先毫无戒备，猝不及防，事前没有计划“储蓄力量，收藏武装，准备反攻。”造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但是，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英勇顽强、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精神，功绩昭著，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湖北工人纠察队是（以武汉工人纠察队为主力）于1926年10月在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后组建的。初期，队员有2000余人，是在罢工斗争高潮中工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朱菊和、蒋先云、项英等相继担任纠察队总队长；共产党员杨松青、黄海明、张金保等担任大队长或小队长。纠察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秩序、镇压反革命。

1927年1月3日，武汉发生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一三”流血惨案。5日，武汉工人和各界人民愤怒地冲入汉口英租界。在刘少奇领导下，30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及游行。由于工人纠察队尽力维持秩序，使通过英租界街道的游行队伍始终井然有序。为了维持租界秩序，湖北纠察队300人，协同武汉卫戍司令部3个连，驻防租界，分段巡查。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纠察队一度被迫撤离租界，但即刻激起群众义愤，国民政府不得不令纠察队再进驻租界。在武汉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武汉国民政府于3月15日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1927年1月上旬，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对于纠察队决议案》，要点如下：（1）在“组织、纪律、训练三方面极应整顿。”（2）“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调遣、命令，应完全统一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之下。”（3）“组织上应即按照产业或职业总工会之范围改组。”（4）“不可用纠察队去征收会费，以致引起工人对工会或工人纠察队之怀疑。”（5）“继续开办工人纠察队训练班。”（6）“总部应专设干部纠察队。”（7）“各工会应在经常收入中，拨一部分经费作工人纠察队经费，交纠察队总部支配。”（8）“极力整顿和执行工人纠察队总部所颁布之纪律，使工人纠察队有严密的、铁的纪律。”（9）“纠察队总部，应特别注意各县纠察队之组织训练。”

在蒋先云担任湖北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期间，他积极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和纠察队训练班，培训工人纠察队领导骨干。1927年4月20日，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开学，学员有300人，蒋先云兼任训练班主任。共产党员项英、刘少奇、许白昊、邓中夏等，经常为训练班学员演讲。经过半个月严格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工人纠察队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人民群众掀起反蒋斗争高潮。蒋先云带领工人纠察队，在车站、码头、旅馆、澡堂、街道等场所，值勤、侦查并捕捉反革命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同时，工人纠察队还参加了没收15家被反动资本家关闭的工厂等活动，沉重打击了资本家投机倒把的行径。4月下旬第二次北伐中，许多纠察队员加入了北伐军，奔赴河南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在抗击奉系军阀的战场上，又建新功。

1927年4、5月间，中共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作为大革命时期三支最著名的工人纠察队，省港纠察队和上海纠察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湖北纠察队了。然而，中共五大对工人纠察队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五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强调：“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在《关于武汉工人状况的报告》中，对湖北工人纠察队的现状做了全面的评估，他指出：“工人纠察队，总工会现在共有三千队员，其中一千一百人为武装纠察队员。最初，纠察队的纪律性和组织性极差，经过改组之后，情况好转了，但是作为一支武装力量，还不能对之估计过高。经过适当训练之后，如果能提高斗志，纠察队是可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的。但是现在他们还是比军队差一些。”这时，湖北工人纠察队发展迅猛，达到5000余人，拥有3000余支枪，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后期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同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由宜昌迅速逼进武昌附近的纸坊，武汉革命政权危在旦夕。在此危急关头，叶挺挺身而出，率领第二十四师奋起抗击叛军。武汉工人纠察队亦奉命开赴前线，配合友军，参加平息夏军的战斗，迅速平息了叛变，使武汉转危为安，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刘少奇认为，夏斗寅叛变“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粉碎，即是由于工人阶级迅速的武装起来，参加了前线的斗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湖北工人运动中也存在一些“左”倾错误，表现在工人纠察队身上的，即是“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这种过火的行为，不但引起广大民众的怨恨和反感，而且为国民政府压制工人运动提供了口实。5月19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工会或纠察队对厂主、店东有恐吓、罚款、擅自逮捕或其他压迫方式者，一律严禁。”这实际是镇压武汉工运的公开信号。

“马日事变”后，武汉形势再度紧张起来，风声鹤唳，谣言四起。此时，本来就担心工人运动会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的陈独秀十分恐慌和动摇。由于害怕引起误会，6月28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中心讨论纠察队问题。结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共同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湖北全省总工会具体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就解散纠察队问题发布了《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布告》等 3个文件，称：“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在纠察队自动解散的同时，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命令其部属占领并查抄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拘捕共产党人及工会干部。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许多纠察队员和工人失声痛哭。当时担任泰安纱厂工人纠察队女队长的张金保回忆说：“许多工人纠察队员与我谈起交枪的事，伤心得流了泪。”不难看出，在政治的和军事的强大压力之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自动将工人纠察队解散，不做任何抵抗而将武器拱手交给国民党右派政权，不管出自何种目的和原因，不能不是一大错误。

从以上三支工人纠察队的概况不难看出：第一，它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和各地区委对工人纠察队给予很大的重视和关注，及时发出指示与决定，派遣得力干部担任纠察队的领导和骨干，从编制到训练，从斗争策略到斗争方式方法，都给予具体的指导与帮助。所以说，这些纠察队名义上是工会隶属的工人武装，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革命武装。第二，这些纠察队员经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觉悟、组织纪律和斗争士气，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加强，因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奋不顾身，不屈不挠，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它们经常派宣传队到农民中去，宣传工农联盟的道理，支持广大农民的各种斗争，与农民自卫军并肩作战，因而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可喜的胜利。第四，它们的斗争尽管英勇无比，但最后还是被武装到牙齿的中外反动势力所击败，这充分表明，工人纠察队的整体实力还达不到与它所面临的敌人抗衡而取得最后胜利的程度。因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只是从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才逐步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①②见《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5页。

③《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第92页。

④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⑥《工人之路特号》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纠察委员会3人常务的另外两人是何清海和黄金源。

⑦《纠察队对时局宣言》，《工人之路特号》第67期，1925年8月30日。

⑨⑩⑪冼一宇《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⑫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省港罢工概况》，1926年8月31日出版。

⑬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1页。

⑭《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人民周刊》第26期，1926年10月1日。

⑱《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⑲《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4页。

⑳《中央、区委联席会议决议》，《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7页。

《特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3、149页。

《特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1页。文中“何镜如”系侯镜如之误。

《中共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76、478页。

《上海总工会报告》，《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79页。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4页。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页。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6、407；449页。

上海总工会：《“四一二”大屠杀纪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00页。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69页。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0页。

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