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大革命失败的早期阶段，对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加上缺少斗争实践，始终没有把军事工作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尽管如此，党在早期军事运动中，从认识到实践，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仅就中共早期军事运动作些概述和初步探讨。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成立到五卅运动前。中共创建伊始虽然提出了要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①。可是由于党当时既缺乏理论准备，又缺少实践经验等多种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党一开始就集中全力投入工人运动，而对军事工作并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没有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实际上军事工作被搁置起来。1922年9月，陈独秀发表《造国论》。同年12月，周恩来也曾明确指出：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这是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对建立革命武装最早的认识。

国共两党首次合作以后，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和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激化，党不仅从理论上开始加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也注意参与一些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军事活动。邓中夏指出，在国民革命中，“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②他还提出开展农民运动必须以武装作后盾。恽代英也指出：“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③但当时仍把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等民众运动放在军事工作之上，而且对于军事问题的认识，多是党内领导人的论述，很少见到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决议或指示。这种状况，到五卅运动以后，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第二阶段，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反共政变前。1925年五卅惨案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的转折点。这是因为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恶狠狠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百姓这一残酷现实，使党进一步认识到，要推进民众运动，绝不能离开武装斗争。从此开始注意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促进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革命。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提出，“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1 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强调：“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重申“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此特殊的必要”^④。为适应北伐的新形势，同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系统地检查了党成立以来的军事工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会议在反省过去“不注意军事运动”，或“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方法”之后，规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在此前后，瞿秋白、陈独秀等著文，比较全面系统阐明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周恩来尤其提出“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的光辉思想。1926年9月，王若飞就全党军事运动，明确提出4条重要意见：“一是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建造”；“二是从旧军阀中分化出一部分新的武装势力，或受群众运动影响较左倾的小军阀”；“三是农民运动一起来就要求武装”；“四是工人自卫团的组织与训练”^⑤。

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对武装工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彻底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正的人民武力”。因此必须“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⑥陈独秀也呼吁：“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⑦192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进一步提出：“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尤其是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

但是，这个时期仍存在着重视民众运动而轻视军事运动的偏向，尤其是对党应该直接掌握自己的军队这一核心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毛泽东后来总结指出：这时我们党“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⑧。王稼祥也指出，中国共产党虽然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因为当时还没有全部了解战争与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所以一般的忽视军事和军队工作”^⑨。尽管如此，共产党人通过参加北伐战争，却获得了关于战争与军队的经验。

由于陈独秀实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使工农武装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限制了农民自卫军的发展。1926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农民问题议决案》规定，农民武装“一、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二、不可有常备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组织，便免不了权力关系而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

第三阶段，从四一二政变到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既是对共产党忽视武装斗争的一次沉重打击，又是对共产党真正实力的一次实际检验。从此开始了大革命的危急阶段。然而，党并未能从这次血的教训中猛醒。在大革命紧急时期召开的中共五大，仍把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点，寄希望于改造旧军队上面，而不是组成一支新的革命军队。五大虽然决定了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的军事工作的新方针，但并未在会后真正执行这一新方针。五大以后，共产国际重申建立一支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主张，但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缺乏认识，担心因发展自己独立的武装而影响国共关系的破裂，因而不敢去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

党的五大虽然对建立工人纠察队也十会重视，要求只要有工会的地方，都应建立工人纠察队。但在马日事变后，陈独秀本来就担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会破坏国共合作的稳定，这时则对武汉工人纠察队到汉口英租界维持治安表示不满，于是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军事工作中的典型实例。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早期虽然对军事工作重视不够，但依靠全党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依靠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早期军事运动仍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竭尽全力投入黄埔军校工作。中共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共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起步的。首先，积极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一是1923年8月，中共派张太雷、沈定一参加由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二是努力推荐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三是认真进行复试工作。毛泽东、张申府等共产党人，分别在上海、广州等地，负责军校考生的初试、复试工作。其次，十分重视军校的政治工作。中共派出大批党员参与此事，尤其是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制定政治工作计划，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教育，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使政治工作真正开展起来。再次，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重视军校的党组织建设。建校不久，成立了隶属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1926年初党员达到150人。1925年2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与关怀下，在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发展至2万人，成为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右派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1926年4月，军校成立了“党团”领导小组。此外，许多共产党员在军校各级领导机关和历届国民党特别党部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使国共合作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二）为统一广东根据地而英勇奋战。广东是国共合作时期的根据地，也是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阵地。国共合作建立不久，广东商团军便企图阴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广东商团武装叛乱。

中国共产党在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扩充成立一个独立团，全团约2000人，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该团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该团作为北伐先锋队在历次战役中屡建战功，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三）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和模范作用。国民革命军建立后，各军的副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各军政治工作人员也多是共产党员。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在北伐军中最值得称道的工作。一是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等，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军队政工理论。二是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培训。1926年6月下旬，总政治部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共产党员在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占有绝对优势。三是以共产党员孙炳文为后方留守主任的后方政治工作也取得较大成绩，特别是战时宣传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后方的稳定和前线作战的胜利。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口皆碑。苏联军事顾问称赞说：“共产党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先锋队，成为国民革命军中最优秀、最勇敢的战士。”^⑩

（四）发动和领导顺泸起义。四川以军阀林立著称。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四川军阀的争取工作，并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陈独秀派朱德到万县杨森部工作，任杨森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二是中共北方区委先后派彭泽湘、陈毅进行杨森的策反工作，争取其响应北伐。三是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等在四川利用多种关系，开展军事工作。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12月1日，泸州起义爆发；3日，顺庆起义爆发。顺泸起义是中共初期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英勇的尝试。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牵制了四川军阀对武汉的威胁，对保卫武汉革命政权，支援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成功范例。

（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团结争取工作。中国共产党在着力进行南方军事工作的同时，对北方军事工作也给予一定的重视。为此，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把争取冯玉祥的工作作为北方党组织工作的重点。早在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中共北方区委就决定，“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⑪首先，派共产党员在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中秘密建立党组织，给予具体指导与帮助。其次，李大钊多次奔走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联络活动，促使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冯玉祥，对冯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派苏联顾问团帮助国民一军、二军等训练部队。再次，以李大钊为核心在国民军中进行政治工作。最后，中共派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担任要职，试图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如张兆丰任国民三军第三混成旅参谋长和该旅第三团团长、第五军第三旅旅长、第三师师长等职。

（六）组织和领导工农民众武装。广东是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开展较早较好的省份之一。中共广东区委首先于1924年8月组织了以刘尔崧为团长的广东工团军和以彭湃为团长的广东农民自卫军（亦称农团军），并在平定广东商团叛乱和杨刘叛乱，支援省港罢工和第二次东征以及全省各地农民起义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光辉的业绩。在共产党领导和指挥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地农民武装中，河南农民自卫团体红枪会最为耀眼夺目。此外，湖南等省区，都有共产党公开或秘密领导和指挥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虽不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工人武装却十分关注，重视发展工人纠察队，从编制到训练，从斗争策略到斗争方式方法，都给予具体指导与帮助，其中以省港、上海、湖北三支工人纠察队最著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实际成为当时真正可与中外反动势力抗衡的基本武装力量。

（一）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重大意义

中共早期军事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为大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为党后来创建红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推广，不仅对统一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而且对于党独立地创建红军，也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其次，培养党的军政干部，尝试创建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为党后来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利用黄埔军校这块阵地，培养和造就出大批优秀的军政指挥人才，他们屡建殊勋，成为党创建红军和进行革命战争的栋梁，并且通过这些骨干的艰苦努力，使党掌握了大革命失败后发动武装暴动的核心力量，以及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武装力量。第三，开始注意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历史教训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军事活动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的历史教训，主要有：第一，重视民众工作而轻视军事工作。党成立后，始终把民众运动放在首位，未能重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正确意见。第二，没有争军权的思想，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导思想是“在野党”，由于没有争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准备，因此没有积极争军权，没有大力去抓自己掌握或影响的军队工作。第三，限制工农武装发展，甚至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比较重视发展工农武装，但后期在陈独秀右倾错误指导下，对工农武装的发展仍加以种种限制，使工农武装无法得到充分健康地发展，直至在大革命危急关头，自动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彻底向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妥协让步。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中，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罗亦农、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叶挺、刘伯承、朱德、王若飞等一大批知名共产党员，从理论到实践，都为军事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总的来看，除了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指导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深，在首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还不懂得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不善于正确处理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依靠并扩大革命武装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而是担心并害怕统一战线破裂而不去扩大革命武装，放弃争夺统一战线中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而在大革命紧急关头，党没有太多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致使大革命迅速走向失败。

上述历史教训表明，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争取军队与建立自己的军队；必须把武装斗争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必须在实施武装斗争过程中，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新形势下，迅即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使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深刻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要紧的时期。”^⑫

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②《论兵士运动》，《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③《何谓国民革命？》，《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6页。

④《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文中C．P．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⑥《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1925年8月18日《向导》第125期。

⑦《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1925年7月2日《向导》第120期。

⑧《〈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

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⑩［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运动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