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运动时期。从井冈山时代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几年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红军的建设工作，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特别是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经过无数次的英勇斗争，特别是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由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队，战争由游击战转变成运动战，根据地由小块游击区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革命根据地。这三方面的转变，致使1931年9月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11月又召开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红军建设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斗争实践表明：工农红军是土地革命的先锋队，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本文对中央苏区的红军建设作一略述。

一、提出“扩大与巩固红军”的任务，同时相应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目标却始终未能完成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剿”，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最早提出了扩大与巩固红军的任务，强调：“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在数量上质量上巩固红军”。在这一号召下，各地苏区党和红军都把扩大与巩固红军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为此，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采取了许多必要的措施。

首先，从政策上给予红军优良的待遇，既使红军无后顾之忧，又能吸引群众踊跃参军。为扭转过去各地苏区政府对于执行优待红军及其家属不够得力的现象，一苏大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主要有：（1）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其本人及家属均可以一般分得土地、房屋、山林、水池等。（2）在白色区域以及新从白军中过来的，则在苏区内分得公田，由当地政府派人代耕。（3）红军中退伍士兵不能服务准给长假的，准由红军公田分配土地给他耕种，如有在苏区住家的，其家属仍分得土地。（4）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及房租；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子弟读书，免纳一切用费；他的老婆离婚，须得他本人的同意。（5）红军在服务期间，伤病休养时，由国家供给一切费用。（6）在红军中服务5年以上，年龄满 45岁的退职休养，国家供给他的终身生活费，每年至少50块大洋；红军死亡或残废了的，他的子女弟妹由国家设革命教育学校教育他们，并供给他们生活费，直至18岁由国家介绍他们职业为止，父母妻子由国家给以津贴。^①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颁布了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19项实施办法。这些措施和规定，使红军战士及家属得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优待，对于动员和鼓励群众踊跃加入红军起了促进作用。

其次，把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作为巩固红军的第一等任务。针对党过去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相对薄弱的状况，1932年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提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②同年9月21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对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把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培养工人骨干，作为红军中党的第一等任务。二是发展改造和严密党的组织。尤其是注意将阶级异己分子完全肃清出去，对于违抗命令、破坏纪律、贪污腐化者，必须给予严格的纪律制裁。三是建立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可适当开办短期的“干部轮训队”。四是加强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党的工作的领导，彻底转变旧的领导方式，强调要“面向着支部”。五是加强对红军中的团的工作领导。

第三，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提出“创造一百万红军”的任务。为着迅速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扩大与充实红军已成为中央苏区刻不容缓的任务。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在全国各地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③的紧急任务。从5月起，党在中央苏区大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号召千百万劳苦大众加入红军。1个月之内，中央苏区的新战士扩大近两万人。6月6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对于扩红工作进行新的部署：（1）有计划地领导和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地加入红军。（2）必须加紧广泛义务军役的宣传与实际工作的准备。（3）动员全苏区的从18岁到45岁的全部劳动群众，都积极地勇敢地加入到赤少队去。（4）各级党部应加强对各级军事部的领导。（5）进行对赤卫军、少先队的定期训练。（6）设立新战士训练处，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的实际步骤。（7）加强作战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密切联系制度。8 月，苏区团中央局从赣闽两省征调8000人，正式成立“少共国际师”。这一年的扩红运动初见成效，红军正规部队已超过30万人，非正规武装达到60万人以上。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重申：“在‘一切为着战争’的战斗口号之下，以最高的努力来迅速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④据统计，从1933 年2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总人数约在16万至17万左右，加上全国原有红军30万人，仍不到“创造一百万红军”目标的一半。

第四，适当改组红军编制，并同逃跑现象作坚决的斗争。红军经过两年来的锻炼与考验，各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工农成分显著增多，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党的领导和政治教育得到加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及战术有所进步，编制整顿趋于合理，以及后方勤务明显改善。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之走上正规红军的道路。到1932年底，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并指挥江西军区、闽粤赣军区等，总人数达7万多人。1933年6月，中革军委对红军再次进行大整编，一律撤销军部，并将一部分地方军编为红军。为克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士经常逃跑的现象，红军还采取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兵站工作和医院工作，健全政治机关，各连队建立“十人团”，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等应急措施，使逃兵数目逐渐减少下来。

二、加强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主要条件之一，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原则

在革命战争剧烈开展的时刻，在红军中加紧政治工作，是巩固红军，提高其战斗力的主要条件之一。工农红军创建以来逐步建立起政治工作的初步基础，特别是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政治工作更表现出较高的水准。但过去政治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系统化，没有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工作；各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不平衡，有些部队的政治工作仍很落后等。为此，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竭力去抓好这项工作，使红军政治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其一，发布战前的政治工作训令。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1932年10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加强政治工作的具体要求。（1）在红军中：要求指战员明了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严重性；扩大与巩固红军，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2）在敌军中：中心任务是争取白军士兵群众，瓦解敌军。（3）在地方群众中：应加紧争取白区群众，争取苏区的扩大，优待红军家属，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造成红军极巩固的后方。（4）在地方武装中：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两翼与后方动作，以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阻止和牵制敌军的前进，并消灭更多的敌军，特别要加强在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

其二，制定完善的政治工作条例。1933年冬，红军总政治部拟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内容等，指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要靠他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瓦解敌人军队，使广大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⑤这一政工条例的制定，使红军政治工作更加完善和系统化。

其三，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早在1932年，党中央在给湘赣两省委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在红军的建设中，“政治工作不是附加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但并未引起普遍注意。为了总结红军几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政治工作方针，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词中重申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原则，指出：“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⑥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报告中也强调：“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⑦这次政工会议在红军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的发展与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四，强调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紧张激烈的反“围剿”战争中，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创办了由邓小平负责编辑的《红星》报。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大量报道红军的重要战斗及中央苏区各地群众的斗争，对于加强红军的教育起了积极作用。1933年8月11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要求立即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动员，使全体红军战士了解“为土地而斗争”、“为苏维埃而战”的重要意义；加紧扩大红军动员的政治工作，使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涌入到红军中去；健全赤少队这一后备军的组织，加紧军事教育和政治工作；加紧开展游击战争和白区工作等。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战时政治工作文件，对战时政治工作作出许多具体规定，促进了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开展。

三、创办红军正规学校，培养大批红军干部人才，无论是对当时的战争需要，还是对后来的军队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红军学校始于井冈山时期，在各军都有自己创办的教导队和随营学校，但因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党对于创办大规模的红军学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革命战争向外发展和苏区政权建设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要求建立红军正规学校，以培养大批红军干部人才。1931年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创办了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2月第二期起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萧劲光为第一任校长。从1931年8月至1933年10月，共办了6期，何长工、刘伯承、叶剑英先后负责红校的工作，学员最多时达2100多人。红校担负着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并将马列主义运用到实际中去的任务。

在党的工作方面：红军学校在总政治部直接领导下，建立党的总支部，并健全了各党支部工作，据1932年5月统计，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全校学生总数的70%。党总支部围绕中心任务，结合教学及学员的思想实际，确定的工作要点是：（1）红校党的第一个中心任务，是巩固党在红军学校全部工作中的领导，及保障红军学校军事政治教育计划的完全实施。（2）提高红军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理论学习，特别加紧党团员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并与实际斗争及工作联系起来。（3）建立并健全支部的经常工作，通过支部生活会、讨论会、报告会、演讲会等多种形式，加紧对党团员的训练工作。（4）增强红军中党的数量与质量。（5）严谨党的纪律，主要用教育方式，纠正党内一切错误。（6）加紧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7）经常与地方组织保持密切关系。

在军事教育方面：军事课程包括战术教练、射击与兵器教材、工事与伪装、简易测绘和简易通讯、参谋工作、军事行政等。教学方式强调“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付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军事精华）和其他军事教程（一时也不易翻译出来）”^⑧。为此，红校创编一批适合红军条件的专业“战术教材”，以及进行步兵科、机关枪科、炮兵科、工兵科等初步的演练作业及联合演习。军事教官有左权、陈赓、韦国清、陈伯钧、郭化若、黄火青、伍修权等。

在政治教育方面：政治教育占全部教育的40%。政治课程设有《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土地问题》、《红军问题》、《苏维埃问题》、《政治工作》、《武装拥护苏联》共8门。对政治连的政治教育，除上述外，另加《党的建设》、《社会形势发展史》、《党史》、《国际材料演讲》4门，共12门，占全部课程的60%。第四期还新增《阶级斗争与中国工人运动》、《地理常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课程。教学完全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的方法，强调学习与实际相联系并运用到实践中去。政治教官有欧阳钦、张如心、吴亮平、蔡畅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红校的课外活动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学生白天除上课时间共7个半小时外，晚上还有团支部会、小组会、讨论会、列宁室、俱乐部的识字、读报、唱歌等活动，异常活跃、繁忙。俱乐部以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方式，去推动学员们的学习。文化教官有罗贵波、李伯钊等。

此外，许多中央负责人都到校授课或做报告，如毛泽东讲《苏维埃运动史》，朱德讲《游击战术》，叶剑英讲《步兵战斗条令》，萧劲光讲《苏联红军战术》，蔡畅讲《社会发展史》，李伯钊讲《苏联问题》等。校政治部还办有许多刊物，如《红校周刊》、《革命与战争》、《红色战场汇刊》等。

学员们通过多方面的教育，其政治素养、阶级觉悟、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培训出来的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充实了红军各部队及地方武装。

为了加紧培养红军的高中级干部与专门人才，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校以原有不同班级，分别改为红军大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⑨、第一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⑩、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⑪和红军特科学校。工农红军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政委是何长工。红军大学对于加强红军的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程子华、张宗逊、宋任穷、邓华、唐亮、郭天民、韦国清、周子昆等，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四、提高军事技术，增强后勤保障，重视地方武装，这些都是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的红军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红军当时的军事技术和战术落后于政治工作，在与敌人作战时，常常是胜利大，牺牲亦大。因此，提高军事技术是红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2年12月2日，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加强红军军事政治教育的训令，郑重指出：在敌人大举进攻中，红军政治动员的不深入，军事技能的落后，这是不能容许的现象，必须加紧在战斗间隙的瞬间，予以迫切的训练。随后，红军指战员在“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下，尽最大努力去学习军事技术。1933年，朱德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怎样学习山地战斗》等文章，强调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要从实践和理论中提高军事技能。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也强调：从政治工作来领导和保证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军事科学，学习新的战术，学会指挥打仗，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水平，要求每个政治工作人员都要成为一个战术家。

中央苏区的经济来源过去完全是靠红军到白区去筹款，后来党和政府着眼于必要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开展合作社运动，以保证红军的供给。但是，在敌人对苏区封锁与包围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是异常艰难的。二苏大会决议要求：在敌人第四次“围剿”面前，加强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必须发展苏区经济，提高粮食生产，开展对外贸易，改善交通运输，改进供给、卫生、兵站等勤务机关的工作，以一切力量及时满足战争物质上的需要。在第五次反“围剿”紧急时刻，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决定在各军团组建后方勤务部，统一领导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等后勤部门。

从井冈山时代开始建立的地方武装组织（包括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是扩大红军的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基础，是主力红军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到1930年已发展到40万人以上。地方武装在保卫苏区和粉碎“围剿”的历次战斗中，显示了出奇制胜的强大威力，成为敌人侵犯苏区的极大障碍。但是，赤少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及游击武装对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都做得还很不够。随着赤卫军、少先队如潮水般地涌入到红军中来，尽快使赤少队变成为前线红军现成的后备军与保卫苏区的地方部队，就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和巩固红军必不可少的任务之一。党中央要求苏区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破坏敌人进攻苏区的交通、运输、兵站、堡垒和袭击敌军；游击队伸出到白区和敌人的侧方与后方去，发动群众，创造游击区域和扩大新苏区。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⑫

在中央苏区存在的短短3年时间里，从红军建设来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第一，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围剿”战争中，在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军队院校、技术战术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胜利和经验，对于红军乃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都起到不同程度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新的形势下，正是由于很好地继承、运用与发展了中央苏区红军建设的这些成功经验，才赢得了历次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重大胜利。其中有不少原则，今天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第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同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导是直接关联的，而且又先后受到党内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包括红军问题在内的各种决议，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程度不同的“左”倾错误为特征的内容。由于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彼此隔离和互不联系，红军之间难以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苏维埃共和国无法统一领导与指挥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实际上只能起局部政权的作用。同时，猛烈的持久连续的扩大百万铁的红军运动，也超出了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所能承担的范围和能力，始终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障碍了革命根据地的其他各项建设。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必然导致在强敌进攻面前无法持久坚持下去。

第三，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半期，由于毛泽东等的正确战略战术指导，1931年至1933年红军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现，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进而树立了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声望。可是，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后半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对革命根据地渗透，使身为红军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处境“一波三折”，1931年11月和1932年10 月，苏区中央局先后召开的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和苏区中央局的正确领导，尤其是1933 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后，使王明“左”倾军事路线得到全面贯彻。“左”倾领导者的冒险主义和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同毛泽东等所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及其行之有效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都是背道而驰的。同时，“左”倾错误路线还大批特批所谓“游击主义的传统”，高喊“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到处进行扩大化的“肃反”，使不少党和红军干部及广大群众蒙受不白之冤。这一切，都给中央苏区和红军建设造成严重损害，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而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时期的最大历史教训就在于此。

①见《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1页。

②《总政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33页。

③《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决战前整个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④《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第321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579页。

⑥《王稼祥主任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第23页。

⑦《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⑧《红军学校二、三、四月军事教育概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487页。

⑨郝西史，俄国工人，布尔什维克，参加过1917年到1921年的俄国国内战争，后毕业于莫斯科陆军大学，被派到国外工作，1926年到1927年任广州苏联领事馆副领事，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被逮捕杀害。

⑩彭即彭湃，广东东江农民运动及海陆丰苏维埃领导人；杨即杨殷，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他俩1929年在上海遭敌逮捕杀害。

⑪公略即黄公略，红军创始者之一，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遭飞机轰炸，不幸牺牲。

⑫转引自《总政治部关于游击队工作的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第7页。

略述中央苏区的红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