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一般说来，中央苏区从1930年10月形成至1934年10月丧失，历时4年之久。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枢纽和中心区域，是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阶段。其间，尽管受到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但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第一，党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长达4年之久的革命战争，中央苏区成为抗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和主要阵地。

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形成。此前不久，先后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坚实基础。到1931年9月，中央苏区的版图已与闽西、湘东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包括永新、兴国、宁都、乐安、南丰、广昌、瑞金、遂川等31个县，自赣县至永丰纵约400里，由万安至瑞金横约300里的范围。

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必然成为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国民党军队和两广、湖南等军阀，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各苏区。蒋介石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调集国民党军队约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依靠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6万余人，缴枪4．7万余支。经过战争实践，红军作战从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初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红军的作战原则。1933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又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历时50天的战争期间，红军又取得歼敌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的重大胜利，不仅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且贯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县，福建省15县，闽赣省16县，粤赣7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在当时全国十几块苏区根据地中，中央苏区是人口最多、版图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所以，“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①。

在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领导中央苏区实行了平分土地；建立了强有力的红军；打破了经济封锁，使中央苏区坚持长达4年之久，始终是抗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阵地和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坚强后盾。这是中央苏区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大贡献。

第二，中央苏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立与发展，成为保卫中央苏区根据地和促进全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支柱。

中央苏区是红军建设的极重要时期，党把扩大与巩固红军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1930年8月，红军第一、三军团合师后，合编组建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共3万余人。9月间，红一军团发展为第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红三军团发展为第五、八、十六军，合计共4万余人。1931年12月宁都起义胜利后，参加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组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给国民党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随后，红军在两年中迅速扩大，到1933年，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六、七、八、九，共7个军团，约10万人，占当时红军正规部队总数30万人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样，在中央苏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成为反“围剿”战争的主力军和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特别是“朱毛红军的经验”被推广到各个苏区，促进了全国许多根据地红军的建设与发展。

地方武装是苏区战时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永新、吉安、泰和、兴国、赣县、胜利、宁都、乐安、安远、瑞金等苏区各县，都有完备的独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普遍组织起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省有独立师，县有独立团或独立营以及赤卫队和少先队，几乎达到了全民武装动员的程度。这些地方武装，通过军事训练，担负着制造武器、警戒、侦探、运输、担架、向导、宣传和作战等工作，在配合红军作战，扰敌、堵敌、牵制敌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蒋介石抱怨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②。据统计，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有赤卫队26．6万余人，少先队15．7万余人，赤卫队模范营5．5万余人，少先队模范营3．4万余人，以上合计共51．3万余人^③。

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而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石。

在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在此前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是公开亮出的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对立的一面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统一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推动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所辖区兴国、瑞金、胜利、公略、上杭、长汀等县的苏维埃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战争十分残酷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之下，苏维埃政府不能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担负着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改善工农群众生活的任务，所以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社运动”^④。

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首先取决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1932年至1933年深入土地革命，本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农民减免了各种捐税，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比国民党时期普遍提高了1倍以上。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933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首先在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发动起来。毛泽东分别主持召开了以上8县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7月又在兴国、赣县、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春、南丰、广昌9县开展起来。查田运动尽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仍取得了很大成绩。经过查田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和1934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连续两年获得丰收。赣南闽西苏区农业生产1933年比1932年平均增加了15%。

开展合作社运动在苏维埃经济中占着极重要的一环，是党与农民群众在经济方面的连锁。合作社运动应付了急剧的战争形势，保障了红军给养和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各地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据1934年2月统计，消费、粮食、生产3种合作社，发展到1．2万余个，社员57万余人，股金62万余元^⑤。

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提高。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万余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万余人；有识字组3．2万余个，组员15．5万余人；有俱乐部1656个，成员4．9万余人^⑥。为了培养领导干部，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以及许多干部教育学校，还出版《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大小报纸34种。

此外，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普遍成立了工会，到1934年初，工会会员有14．5万人，占各根据地工会会员总数的58．6%。苏区工人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失业工人得到了救济，农村工人都分配了土地，工人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以福建汀州为例，工人的工资比革命前增加了几倍至几十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的迫切愿望。苏维埃政权制定的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等一切法令和决议，以及在政权、武装、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后来的革命与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石。

第四，中央苏区军民竭尽全力为保卫苏区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同时历练出一大批治党、治政、治军的骨干力量。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各地特别是宁都、兴国、于都、赣县、吉安、泰和、永丰等县各级党政机关，经常进行包括政治动员、筹集钱粮、动员参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迅速将广大军民投入到反“围剿”战争中去，各项工作都取得优异成绩，涌现出江西的兴国模范县、兴国长冈模范乡和福建的上杭才溪模范乡等先进典型。

扩大红军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最基本的和最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中央苏区从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共有3次，扩红总人数约有16万余人。兴国、赣县、瑞金、永丰、公略、万泰、胜利、博生等县，得到较大的成功。1933年8月正式创建了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在扩红运动中，兴国县动员5000余人组建模范师，动员2000余人加入工人师，动员10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在兴国经验的带动下，各地掀起扩红运动热潮，整营、整团加入红军。瑞金、胜利、于都、赣县、公略等县建立了模范师，博生、石城等县成立了模范团。据统计，江西兴国县长冈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0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8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⑦。

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根据地积极支援前线。在红军各集结地，苏维埃政府将筹集的大批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应红军。特别是妇女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侦探队，积极支援前线。据1932年10月统计，赣南各县参加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全赣南苏区总人口的25%左右。兴国全县16个区参加支前工作的共2．4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5%以上^⑧。

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中央苏区军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中央苏区时期，牺牲的军以上领导干部有：朱云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伍中豪（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张子清（红五军参谋长、代理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黄公略（红三军军长）、赵博生（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五军军长）等。据统计，兴国县苏区总人口23万，参加红军的有8．5万余人，烈士有2．3万余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占江西省烈士的十分之一，占赣南烈士的五分之一，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参加革命的有4．9万人，牺牲的烈士达1．7万余人^⑨。

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历练出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精英。这些共产党人，驰骋纵横，屡建奇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都是在中央苏区经受锻炼并走向成熟的。据统计，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建国初期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合计有9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共604人，其中有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440位少将^⑩。这是中央苏区的骄傲，也是中国革命的造福。

第五，中央苏区广大群众对红军主力突围长征给予大力的支援，为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从1934年10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离战场，在于都地区隐蔽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集结和安全突围，中央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以巨大援助。

其一，扩大红军。从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再次扩红共8万余人。突围前，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红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长征出发前，还征调5000挑夫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准备随军行动。

其二，筹集军需物资、粮食和武器弹药。1934年7月，两次顺利完成了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运动，保证了红军长征出发时每人7天的粮食供给。同一时期，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余斤，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及采购10万元中西药品和筹款150万余元军费^⑪。

其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为确保红军主力安全集结和顺利出发，苏区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相迷惑敌人。新设立的赣南省所属独立十三、十四团，分别部署在北、南两线，配合红军监视和阻击敌人。由于赣南军民出色的保密工作，使红军得以在于都安全休整10天之久，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敌人尚未能察觉红军主力的意图与去向。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支援红军渡河，沿岸群众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木等都捐献出来，仅用4天时间，就协助红军架起了5座浮桥，为红军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突围后，赣南省对不能随军转移的1万余名伤病员和部队家属，也都做了妥善安置和精心照顾。

任何一种精神，与当时的环境、任务及其所作的贡献，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处在剧烈战争环境下的中央苏区，决定了党的最急切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配合红军，用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最大限度地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应“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⑫。苏区精神正是在这种环境和任务中创造和培育出来的。这是我们认识苏区精神的根本出发点。

苏区精神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核心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根据地领导广大军民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培育和磨炼出来的彻底革命精神。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念和牺牲精神。在残酷剧烈的战争年代，党必须以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动员和领导群众，努力而紧张地工作，以不断创造新局面来争取战争的胜利，克服有人在危难之时对理想信念发生悲观、动摇，甚至叛变、逃跑行为。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曾给苏区人民点燃起胜利希望之火。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广大军民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红军9次攻打吉安和5次攻打赣州，虽然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自身损失也很大。1930年攻打吉安，群众冲上铁丝网，与敌人肉搏，牺牲总数将近万人。1932年攻打赣州时，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担任主攻南门的红二师200多人的突击队全部英勇牺牲。在前3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共损伤了1．2万余人。据统计，整个赣南牺牲的烈士有10．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等县都有成千上万的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可谓“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二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苏区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红军和广大群众的团结和斗争的意志丝毫没有动摇，而是在斗争中结成一种生死与共的关系。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各级领导，率先垂范，生活非常俭朴，从不特殊，住破旧民房、祠堂，吃红薯、青菜，穿补丁的粗布衣，穿单衣过冬，点马灯、油灯。为着战争的胜利，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响亮口号。党政机关带头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裁减非必要的人员，尽可能节省各种费用和各项开支，尽量减少运输费办公费，只发伙食费，不发零用钱等，向一切贪污与浪费现象作斗争。

三是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务实精神。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党必须随时关心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迅速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将广大群众团聚在党的周围，完成战斗任务。党及时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为着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为着战争的需要，我们应进行必须的经济以充裕战争的供给，并进一步改良工农生活。”^⑬根据这一原则，吸收广大群众踊跃参加合作社运动，使苏区群众从实际中接受教育。当时苏区日常用品十分困难，特别是食盐更为奇缺，直接影响了军民的生活和革命战争。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发动群众向食盐困难开战，彻底解决食盐问题，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使群众积极加入红军，努力完成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党给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待遇，充分调动了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中来。1932年11月29日，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决议，号召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即“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的工作作风^⑭。当年毛泽东深入乡村调查，了解民众疾苦，带头挖井，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运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这些感人事迹至今广为传颂。

四是廉洁自律的无私奉献精神。苏维埃政府倡导廉洁奉公的作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都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兴国长冈乡苏区干部坚持做到“十带头”，即带头学习军事、参军参战、执行任务、慰劳捐献、节约粮食、遵守党的纪律、参加生产劳动、购买公债、优待红军家属、集股办合作社等^⑮。长冈乡苏维埃的5名干部不脱产，不拿薪，自带饭包去办公，长年头戴斗笠，风里来雨里去，艰苦奋斗干革命，苏区群众唱山歌赞颂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⑯中央政府认真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严惩腐败，并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有一种任劳任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中，使苏区广大群众感受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为劳动民众谋利益的政权，“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毛泽东当年曾高度评价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⑰实际上称赞的就是苏区精神。今天重温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后人应当永远铭记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其发扬光大，用苏区精神来创造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

①《政治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②《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

③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初稿）》（内部本），1962年版，第291页。

④⑤⑥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5、621、329、304页。

⑧⑩⑪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4、11、1103—1104页。

⑨仲泉等：《赣南党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⑫《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⑬《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建设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614页。

⑭《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59、660页。

⑮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

⑯廖正本、余伯流：《中央苏区简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略论中央苏区的贡献与苏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