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东邻石城、广昌，南接瑞金、于都，西连兴国、永丰，北毗乐安、宜黄、南丰，是赣东北至赣西南的交通咽喉和连接闽西的要道枢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宁都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县份之一，前期是赣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中期是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心和主要战场之一，后期是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省军区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在这里建立了不少党政军领导机构，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王稼祥、陈毅、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曾山等党政军领导人，都曾在宁都这块红土地上，居住、活动和战斗过，他们屡建奇功，创造了惊天动地的革命伟业。宁都苏区对于推动苏维埃运动和抗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及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前期：赣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基本上处于流动状态

早在大革命时期，宁都已建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和县总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党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带领广大群众重新点燃起革命之火。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主力3000余人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更给赣南地区的革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1929年2月至4月，朱毛红军两次进占筑有很高城墙的宁都县城，部队分散往各乡，进行调查、宣传、组织、筹款等工作。毛泽东、朱德等与宁都党的负责人彭澎、王俊等见了面。在宁都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筹得现洋5500元，草鞋、袜子7000余双，棉布300多匹。^①是时，红四军和江西红军在赣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域及于兴国、宁都、瑞金、于都、广昌5县。1929年5月初，在红军的帮助下，继于都、兴国之后，成立了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中共宁都临时县委和宁都县赤卫大队同时成立。于都、兴国、宁都3县红色政权的建立，为赣西南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不久，红四军撤离宁都，第二次入闽作战。中共宁都临时县委、县工农兵革委会移至宁都以北的东韶、黄陂、小布、洛口一带，开展游击斗争。1930年1月，红四军离开闽西再回赣南，攻下永丰、乐安、宁都、于都4县。红四军第四纵队进驻宁都县城，帮助成立了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红四军四纵在宁都驻守20天，推广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恢复建立了县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进一步巩固了宁都苏维埃运动的成果。

在新的形势下，赣西、赣南特委和红四、五、六军于1930年2月上旬在吉安的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决定建立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特委下设6个行动委员会，宁都隶属东路行委，金万邦任书记。东路行委设在东韶，辖永丰、宁都、乐安、南丰。红四军前委认为，宁都、于都、长汀等县“不但原有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在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进而提出：“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②赣西南特委也提出：东路行委“以永丰宁都为中心县委指挥”，并指示宁都县委今后工作，“以宁都为中心向闽西赣东方面发展，与闽西及赣东北之弋横取得联络，并决定以宁都、南丰为中心工作区域”^③。宁都在赣南游击区的中心区域地位由此确立。

应当指出，正当赣西南苏区蓬勃发展之际，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赣西南苏区的革命带来不少挫折。根据“左”倾冒险计划，举行了8次攻打吉安和5次攻取赣州的行动，均未成功；同时发生了肃反运动扩大化，错误地将赣西南地区90%以上的干部打成“AB团”，以及由此引发了“富田事变”。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竭力抵制下，“左”倾错误很快得到了克服。1930年10月，红军第九次攻下吉安，宣布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是时，赣西南苏区已发展到30余县，拥有宁都等14座县城，标志着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形成。当时的文献上已开始有“中央苏区”的称谓，但其范围实际上只有赣西南一块革命根据地，即“江西中央苏区”。

在江西中央苏区形成前后，宁都党组织工作是赣南较好的县份之一；宁都全县大部分的区、乡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色割据局面基本形成。但宁都经常受到敌人进攻的干扰和战争的影响，未能被完全赤化，县城时而为红军占领，时而又被敌人攻陷。在这种条件下，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驻地，宁都苏区基本上处于流动状态。

（二）中期：三次反“围剿”的红军主力集结地和主要战场之一，发挥了后方基地的作用

江西中央苏区形成后不久，蒋介石共调集国民党军队约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宁都作为反“围剿”的主要战场和后方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宁都是红军集结地、指挥部和主要战场之一。面对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军事“围剿”，1 930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的罗坊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通过了“诱敌深入 ”的方针，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逐次向苏区中心腹地撤退，而以宁都县北部山区为作战退却的终点。1930 年11月2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地区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活动中心。红军进行了充分的作战准备，部队在宁都、兴国、于都等县，筹集储备了大批柴、米、油、盐；在黄陂召开团以上宣传工作会议，进行较好的思想动员；宁都各级党政机关迅速组织动员广大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粮食方面，竭力支援红军作战；黄陂、小布地区普遍组织了向导队、侦察队、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着重批评李立三“左”倾错误，研究战略反攻问题。12月下旬，总前委在黄陂印发《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随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移驻小布。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全军将士斗志高昂，接连取得了龙冈、东韶两次战斗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在黄陂成立了红军随营学校，在小布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同时毛泽东在小布先后整理成两篇著名的调查报告，即《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为了指导全国各苏区党的工作，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2月22日迁至黄陂山堂村），周恩来任书记（周未到前，暂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了以项英为主席（后毛泽东接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宁都在中央苏区的战略地位迅速得到提升，成为苏区党的最高决策指挥中心。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宁都是决策指挥中心。为准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大部分主力集结在宁都附近。其间，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先后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一是黄陂会议。1931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黄陂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决定加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一是青塘会议。1931年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青塘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针，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诱敌深入”，并接受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经过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次战役，横扫700里，5战5胜。中村战斗后，苏区中央局回到后方专做地方工作，为加强对前线红军的领导，在东韶的南团村组成临时总前委，毛泽东兼任书记。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在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之下，东路特委在宁都成立，谢唯俊任书记，领导永丰、乐安、宁都、南丰、广昌、石城等县委和宜黄工委。1931年7月成立了宁都县苏维埃政府，汪木胜任主席。同时，宁都地方游击队编入红军独立第四师，即赣东独立师。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期，宁都是主要战场之一。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敌人在莲塘、良村战斗失败后，发现红军主力已东去，于是转旗向东，主力向宁都县城及小布、黄陂集结。红军只以一小部分向龙冈佯攻，而主力以3天的行程进抵宁都的黄陂。8月11日，红军向黄陂之敌发起猛攻，毛炳文第八师固守顽抗，敌阵地被红军完全夺取后，残敌向洛口、宁都方向逃窜。此役，敌死伤1000余人，俘虏4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支左右，子弹40余万发。经过黄陂战斗，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在强敌连续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6万余人，缴枪4．7万余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④江西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大到永新、兴国、宁都、瑞金等31个县，并且与闽粤赣（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和地方武装多次转战宁都，部队所到之处无不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至今在宁都各地墙壁上还保留着千余条当年红军、苏维埃政府、革命团体写的宣传标语、宣传画，有迹可查的单位达120余个。^⑤这些宣传品是宁都苏区革命历史的见证，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文物资料。

（三）后期：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步入相对稳定的新时期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宁都县党政机关于1932年2月迁入县城，从此结束了流动领导状态，步入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以后，宁都县城较长时间为红军占领，实际上成为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直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历时1年又10个月。

宁都作为苏区新发展区域，后期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32年4月统计：全县分15个区，117个乡，参加红军的有210人，参加地方武装的有300人，参加独立团的有474人，参加赤卫军的有10955人，参加少年先锋队的有15443人。宁都加入群众团体组织的：工会2130人，贫农团36941人，反帝大同盟20752人，互济会35316人。^③宁都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使之不仅成为赣东苏区向北发展的中心枢纽，也是中央苏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之一。在此基础上，1932年6月，中共宁都中心县委在宁都县城成立（8月撤销），余泽鸿任书记，下辖宁都、南广、石城、乐安、宜黄5县。

苏区中央局十分重视宁都苏区的战略地位。为实现向赣东北扩展的战略目标，从1932年底至1933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等先后由兴国迁驻宁都。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宁都县更名为博生县，以纪念已故宁都起义领导人赵博生。7月，博生县又划分为博生、洛口、长胜3县。

宁都苏区后期，有两件事是不可不提及的。一是宁都会议。为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1932 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随后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严重错误的会议，其许多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另一是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指挥下，继续坚持“诱敌深入”方针，将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宁都的东韶、南团、肖田、吴村、洛口等地，伺机歼敌。宁都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起到了后方基地和大本营的作用。在历时50天的作战期间，红一方面军之第三、五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歼敌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这不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且贯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以巩固与发展。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辖有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七军团，近10万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后，从1934年9月下旬起，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推进，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至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兴国、于都、博生（宁都）、会昌、长汀6座县城。10月26日，宁都县城落入敌手，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机关撤离宁都驻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苏区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据不完全统计，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被杀害，24592间民房被烧毁。^①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面前，宁都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没有被吓倒、被征服，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红军部队、地方武装和省级机关3000余人，全部撤至宁都县以北的小布、安福山区，并在博生县七里村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军政委员会。曾山和军区司令员李凡赐等率领红军游击队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达半年之久。

（一）各项工作成绩显著

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宁都和其他苏区一样，党领导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同时，广泛开展苏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一，在土地革命方面：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933年6月，中央政府在瑞金召集瑞金、于都、博生、石城等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7月，江西省苏维埃在宁都县召开兴国等9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动员广大贫农积极参加查田运动。随后，普遍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各县逐步开展，前期发展比较健康，尤其是瑞金和博生两县的“成绩最大”。后期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但经过查田运动，促进了苏区的各项建设，增加了农业生产，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其二，在武装建设方面：宁都县的地方武装组织一直比较健全，建立了独立团、赤卫军、游击队、模范营、模范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种形式的武装组织。这些群众武装在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警戒、侦探、运输、担架、向导、宣传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扩红运动中，宁都县是取得较大成功的县份之一。在兴国经验的带动下，博生县成立了模范团，并且整营、整团加入红军。1932年八九月动员1．4万余人参战或参加担架、运输等。特别是在1933年“红五月”扩红运动中，于8月在宁都县西北郊召开少共国际师成立大会，陈光任师长，冯文彬任政委，全师编为4个团8000余人，后发展到1万余人。

其三，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33年8月下旬，中央临时政府在博生县召开了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决定立即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自1933年12月起，在宁都开办夏布纺织厂、草鞋厂，建立肥料公司、石灰厂等。此外，还开办樟油厂、生铁厂、缝纫被服厂、榨油厂、榨糖厂等。按照中央临时政府的要求，博生县共修筑铁路100公里，建筑大小桥梁80余座，新造渡船41艘。^⑥江西省苏维埃计划修建以于都为中心的7条干线，其中有3条干线是宁都至瑞金，至广昌，至胜利的。宁都还是中央苏区开展合作社运动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已建立56个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26个。合作社运动应付了急剧的战争形势，保障了红军给养和改善工农群众生活。

其四，在文化教育方面：宁都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迅速的发展，全县有列宁小学284所，开办过多期干部培训班，组织红色俱乐部120多个，出版大小革命报刊多种，以及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等。以报刊为例，1930年9月，中共赣西南东路行委在东韶创办机关报《东路红旗》。从1931年7月至1932年7月在宁都创办的报刊有：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江西军区政治部的《红光报》；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主办的《赣东战线》和由少共（青年团）宁都县委主办的《宁都实话》。1934年春，在宁都创办江西省工人联合会机关刊物《江西工人》等。此外，1932年春在宁都开设的红色书店，经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出版部门发行的多种进步书刊。^⑦

（二）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宁都是“比较有基础”的赤色区域之一，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除以上所述外，在反“围剿”期间，红军主力多次转战集中宁都境内，宁都县委、县苏维埃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将粮、油、盐等日用品搬上山。宁都人民群众帮助红军挖战壕、站岗放哨，以及踊跃慰劳红军指战员、安置伤员。全县各区乡征调5个模范少先队开赴前线，配合红军作战，在宜黄、草台冈两次战斗中，地方游击队1200余人参战，将敌诱入红军主力伏击圈，取得歼敌的重大胜利。此外，还帮助红军安置俘虏1．6万余人。在整个中央苏区期间，宁都全县人口27．3万余人，是中央苏区人口最多的县，占江西全省总人口240余万的11．2%，参战者达20余万人次，参加红军的有5．6万余人，占宁都总人口的20%以上，有名可查的烈士达1．6万余人。^⑧

（三）从宁都走出一批革命精英

据史料^⑨记载：在中央苏区时期从宁都走出的革命精英，共有32人。他们自参加革命以后，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本地和中央苏区军民开展各种斗争，其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些人被捕英勇就义，如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席王俊，宁都最早的党组织负责人、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彭澎，宁都县赤卫大队党代表谢荫南，先后担任宁都、博生、长胜3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汪木胜等；有些人作战壮烈牺牲，如宁都、博生县委书记谢志邦，博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维周等；有些人在苏区肃反运动中，被诬以“AB 团”的“罪名”而遭错杀（后被平反昭雪），如赣西南东路行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军事部长金万邦，宁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胡源生等。而大部分人参加了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历经更多的磨难和考验，成为师、军级的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军区、军分区、各军兵种担任重要职务，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授予中将军衔的1人、少将军衔的13人，在赣南将军人数中，宁都籍居第4位，仅次于兴国、于都、瑞金，如军事学院院长、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刘浩天中将，河南军区政委、中共十二大代表卢文新少将，天津警备区政委许诚少将，铁道兵政治部主任、中共七大代表陈力少将，北京卫戍区政委、中共第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黄作珍少将，南京、武汉军区空军政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十一大代表廖冠贤少将，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参谋长陈昌奉等。他们的卓越贡献和宏伟业绩，不仅是宁都和江西的骄傲，也是党和人民的莫大荣耀。

①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江西省宁都县博物馆：《历史的足迹》，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⑦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⑧中共宁都县委史志办：《宁都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⑨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央苏区人物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略述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