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是，最后立足于陕北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而是经过几次变更原定的战略方针才实现的。本文仅就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略方针演变问题，作一略述。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和后方机关共8．7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

这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共约7700人，在黔东会师后，于10月下旬，在贺龙、任弼时等统一指挥下，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党中央确定中央红军的最初战略目标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一个月的浴血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在赣西湘东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但由于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博古的“左”倾错误军事领导，消极避战，发生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致使红军大量减员，损失严重。

蒋介石为了追击堵截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于11月17日拟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其战略意图：一是防止中央红军在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二是防止红军“长驱入黔”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执行这一计划，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急调三四十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同时在湘西黔东加紧赶筑工事，严密布防，一旦红军渡过湘江，也要将红军消灭于湘桂黔交界地区。

然而，英勇善战的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尽管蒋介石惊呼：这是国民党的一次军事失败。但红军的实力也已耗损过半，锐减至3万余人。蒋介石为防阻红军会合，在中央红军去往湘西的路上，即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放置五六倍于我军的重兵，构筑起四道碉堡线，使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转移目标，已经无法实现。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原定计划，红军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新的敌我态势，要求改变战略计划；而“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不顾红军面临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出湘西，这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内部关于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一场避不可免的争论。

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已有争论，毛泽东力主放弃在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扭转红军长征以来被动局面的主张。这一正确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赞同。之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同李德、博古“左”倾错误领导者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14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与战略方针问题。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并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之所以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主要依据是：（一）从全局来看，川北有红四方面军，湘西北有红二红六军团，三足鼎立，有利于互相策应，协同作战；（二）从地域来看，川黔边境，地区广大，有回旋余地，便于我军运动战及红军之发展。

为执行黎平转兵的决议，中革军委于12月9日作出了《为建立川黔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准备抢渡乌江。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渡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是：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薛岳的第二兵团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其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三路突破乌江，乘胜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

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期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正遭受敌军围攻；同时，湘、粤、桂、黔、川、滇之敌配合“中央军”薛岳部队，共150多个团几十万人，正向中央红军进逼包围，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西北地区，以便对我三大主力红军“各个击破”，“聚而歼之”。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不得不放弃黎平会议提出的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二红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为实施北渡长江，转入四川这一新的战略计划，首先决定中央红军“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关于我军二十一日行动的部署》，1935年1月20日）揭开了赤水河战役的序幕。

党中央为了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决计中央红军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但由于川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红军入川。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1935年2月16日）

为实现在云贵川创立根据地这一新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必须首先在云贵川三省边境机动作战，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四渡赤水战役，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党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调出了滇军，造成金沙江两岸空虚，为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其先头部队于6月13日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长征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主力会合，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便利于红军更大规模的消灭敌人，从而“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前进报》第1期，1935年6月20日）为此，党中央提出新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强调目前最主要的是北上夺取松潘、平武地区。而张国焘却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川康计划”。

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28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执行上述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提出：“要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但由于敌情变化，粮食给养困难以及张国焘延宕部队的行动，失去了战机，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坚持北上战略方针，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迅速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为此，党中央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决定：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攻阿坝；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攻班佑。为推动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争取夏洮战役的胜利，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

这时，敌军正加紧对红军南线进犯，使我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对《夏洮战役计划》及时作了适当调整，将红军主攻方向由阿坝转移到班佑，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党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召开毛儿盖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明确了战略方向是北出甘陕。

为执行毛儿盖会议决定，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过七昼夜的草地艰苦行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并且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为实现北上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坚持其向川康边境退却的方针，不但拒不服从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北上同右路军在班佑会合的命令，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在这种严重关头，党中央为贯彻原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并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

9月11日，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到达甘肃南部边境的俄界。12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俄界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目前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张国焘南下而造成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削弱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协同行动，使目前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少有可能。根据新的情况变化，党中央决定改变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提出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但会议未明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问题。与会者发言，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径，指责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其根源是惧怕胡宗南军，企图跑到安闲的地方去偷安，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原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9月17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19日到达哈达铺。当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同时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端，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危机，于是开始酝酿去陕北落脚问题。26日，陕甘支队抵达榜罗镇，进一步获悉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根据新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榜罗镇会议，正式提出中央红军落脚于陕北，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定。这一重大决策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俄界会议只提出将红军带到与苏联接近的甘东北或陕北去，并没有确定在陕甘什么地方建立苏区根据地。

榜罗镇会议后，陕甘支队翻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榜罗镇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改变，确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苏区根据地的决定。

党中央经过中央红军长征一年的实践与探索，根据敌我态势及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总结斗争经验，不断变更战略方针，终于找到了长征落脚点，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局面。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党中央战略转移方针的伟大胜利。这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