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红军长征中的左右两路军——兼议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

红军长征途中，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什么要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其组成、行动和结局如何？这是党史、军史研究中需要回答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同时在以往的史著和回忆录中，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或多论及笼统，或说法不一。本文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早一日到达懋功（今小金）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以南之夹金山达维之间胜利会师。此时，一方面军约3万人，四方面军有8万人，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合，加强了红军的集结兵力，开创了红军长征和苏维埃运动的新局面。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两军领导人互致贺电，表示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携手并进，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16日，中革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强调两大主力红军，均宜在“岷（江）、嘉（陵江）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而懋功地区、大渡河两岸至峨眉山间、西康等处，均非发展方向。^①

然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出于对敌人的恐惧，主张继续退却。17日，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央，不赞成中央关于东出岷、嘉，沿岷江北打松潘，击破胡宗南部的意见，主张应“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①18日，中革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再次说明我军不利于西移或南下，必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松潘，作为向北转移的枢纽。20日，中革军委再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①

显而易见，两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张国焘一开始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多次明确表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首先攻取甘肃南部，而目前应首先夺取松潘，消灭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反道而行，极力主张向西发展，建立川康政府，企图实现其“川康计划”。其实，张国焘坚持把革命重心放在西康、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绝非偶然。还在是年4月，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5月，他在茂州擅自成立了“西北特委”，后又宣布组成以他为主席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并诡称“这是中国革命最后的新阶段”。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对中央采取蛮横态度，图谋向西发展，这实际上埋下了分裂党和红军，走上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道路的祸根。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战略问题。张国焘在会上发言，一面同意向川陕甘前进；一面又极力鼓吹其南下的主张。经过与会者的说服，张国焘才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①

（二）左、右两路军的组建

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6月28日下达了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的行动命令，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3路军及岷江、懋功2个支队和1个后方警备队。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①据此，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随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一方面军主力翻越雪山，于30日抵达卓克基。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同意攻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消极拖延，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占领松潘的行动，致使3路军集中的计划未能实现，造成我军攻打松潘的被动局面。而且，7月7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非法地审查中央路线，挑动一、四方面军的对立情绪，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并策动其部属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向中央建议充实与加强总司令部及增设军委常委，建议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以此要挟党中央。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党中央所拒绝。但为了顾全大局，中央委曲求全，尽力迁就他。18日，中革军委仍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四方面军北上。

为执行北上战略方针，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总指挥，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5个军的番号仍旧。

依据当时的情势，中革军委重新确定了松潘战役的部署，共组成5个纵队和1个右支队。即：以一军之1个师和三十军之2个师共12个团组成第一纵队；以三十一军、四军共8个团组成第二纵队；以三军之6个团、四军之3个团共9个团组成第三纵队。以上一、二、三纵队限集中于哈龙、毛儿盖、黑水一线。以九军之5个团、五军、三十二军共9个团组成第四纵队，限集中于马尔康、卓克基地区；以九十一师之3个团和三十三军共6个团组成第五纵队，集中于理番、杂谷脑一带；以四军之4个团组成右支队，集中于小姓沟地区。可以看出，这时一、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混合编组，并依据各自所在地理位置，分两路北上，其主力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左右两路军的雏形。

鉴于松潘作战受阻，总司令部重新调整战役部署，决定从8月1日起，改以攻占阿坝北向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为战役目的；对松潘、岷江两岸及大金川两岸之敌则加以钳制和监视。3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这一新的战役纲领的中心目标是：“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①根据实战需要，中革军委将主力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由卓克基攻阿坝，右路由毛儿盖攻班佑。部队区分如下：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含四方面军之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和一方面军之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含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和一方面军之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以上两个纵队就是左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以一方面军之三军为主，作为总预备队，原则决定加入右路，连同一方面军之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四方面军之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就是右路军。《夏洮战役计划》还规定：右路军统归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直接指挥；左路军或由总司令、总政委，或由总指挥、政委指挥。后依情况决定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至此，由一方面军之4个军和四方面军之5个军混合编成的左右两路军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我军之所以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改为夏洮战役计划，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敌情发生了变化。敌胡宗南主力此时已集结松潘地区，懋功、绥靖、茂州、威州先后为敌占领，各方敌人正紧缩对我军驻地的包围圈；第二，敌利用土司番兵在毛而茸、包座、热当坝地区阻止我军北进；第三，松潘地区地瘠民贫，粮食及给养困难，不易久留；第四，张国焘率部行动迟缓，各方面的配合未能完全协调，使我军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失去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

（三）左、右两路军的行动

左、右两路军从组建到取消，只40多天时间，其行动过程，大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3日至15日，中心是右路军配合左路军。

8月5日，党中央沙窝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决定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而张国焘却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他的意见被会议否决，但会议仍增补四方面军之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为加强一、四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中革军委任命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可是，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他又提出出阿坝的计划，想单独率领一部出阿坝，以延宕北进之实现。

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前敌总指挥部在无法得知左路军行动的情况下，于8月10日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对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作出具体部署。15日，总司令部向前敌总指挥部又下达了《关于我军北进的指示》，提出：第一纵队现在陆续北进，19日可进攻阿坝，续向夏河进，并以一部出班佑方面与右路联络；右路军及第三纵队应即刻经班佑向洮河左岸出动。

第二阶段：从8月15日至20日，中心是左路军靠拢右路军。

根据敌情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中央认为：夏洮战役的重心应由西转向东，即将主攻方向由阿坝移向班佑、夏洮一带，将一、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右路。这就改变了过去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右路军应配合左路军的计划。8月15日，中央将新的行动计划通知了张国焘，并要求将左路军之五军、三十二军调到右路，以加强班佑方向的兵力。指出：“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①1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告知右路军拟18日出动，计划9月3、4日可全部到洮夏一带，要求左路军必须紧接右路军“齐头并进”。19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详细部署了左右路军的行动：（1）左路军一纵队准备向班佑前进。（2）右路军应最大限度集结主力。（3）左路军主力不能由黄河两岸进。（4）必须攻取阿坝。（5）后续部队须多备粮，随左路进。（6）大金川、大藏寺条件比芦花、毛儿盖好。电文表明，总司令部此时还是遵照中央8月15日新的行动计划贯彻实施的，但同时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及阿坝方向比右路条件好。

第三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2日，中心是左右两路军主力要向东发展。

为明确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因朱德、张国焘正在查理寺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病重，也未能到会。毛泽东在会上报告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指出：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方针，我们到达夏洮地域后，我们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向陕西，一向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我们主力是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②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已预感到左路军不来右路会合的可能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实现以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的作战方针。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①当天，徐向前、陈昌浩将会议精神电告了朱德、张国焘。

8月21日，左路军攻占阿坝。22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由毛儿盖过草地去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随行。24日，中央政治局将毛儿盖会议决定向朱德、张国焘作了通报，提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漥、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再次提出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①27日，右路军占领班佑。29日，右路军一军团占领巴西、阿西。敌人为阻止我军北进，调兵向包座增援。从8月30日至9月1日，在包座发生激战，我军毙俘敌2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

这期间，党中央和右路军在班佑、巴西地区，等候左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北进。9月2日，左路军抵达草地的葛曲河附近，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左路军与右路军会合确有困难：“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种粮食只有四天。”^①

第四阶段：从9月3日至12日，中心是南下与北上之争，左右两路军分离。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借口葛曲河水涨等困难条件，公开反对并指责中央北上方针。认为左路军不能在茫茫草原，坐待自毙，要求全部赶回阿坝，并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这就破坏了中央关于左右两路军共同北进的计划。这时，中央虽曾一度考虑过是否南进的问题，但认为“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①

张国焘8日到阿坝后，不仅下达左路军南下的命令，还密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说：“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①9日，中央复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严肃指出：“陈（昌浩）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①徐、陈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并要求张国焘北上。

张国焘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密令徐、陈，“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其部属竟然喊出“武力解决中央”。^③

在千钧一发之机，中央政治局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其一，当叶剑英把张国焘密令拿来给中央看过之后，9日晚，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不得不决定率一、三军团立即单独北上，迅速脱离险境。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④其二，10日，党中央一面令一、三军向罗达、拉界前进；一面指令徐向前、陈昌浩，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予日内尾一、三军后跟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并告知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其三，10日，党中央向四方面军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⑤其四，10日，指令取消8日令徐、陈南下密电；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贯彻中央的决定。其五，11日，一、三军团到达罗达、俄界，中央再一次指令张国焘“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①

鉴于张国焘已与党中央决裂，中央政治局于12日在俄界举行会议，讨论目前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向南是最后没有出路，中央不能让一、三军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进的方针。强调：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结说：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会议决定将一、三军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①

张国焘非但违抗中央北上命令，反诬中央对左右路军的分开应负责任，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要一、三军团“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①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份电报上签字。

一、四方面军从9月10日在阿西分开后，一、三军坚决执行中央的北进方针，经过俄界、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党中央为革命利益着想，在哈达铺停留数日，仍希望张国焘回心转意，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争取创造陕甘宁区，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然而，张国焘毫无反省，仍一意孤行，强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三十军、四军由原北上路线南下，于17日到达毛儿盖，拟与从阿坝方向开来的左路军会合。至此，左右两路军最后分离了，左右路军的名称随即亦不复存在。

（四）几点初步认识

综上所述，笔者有如下几点初步认识：

第一，左右路军的组建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的实际需要。左右路军之所以采取一、四方面军混编形式，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全军统一组织指挥的需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支部队首先面临着如何统一组织与指挥的问题，在两河口会议上，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认为，两支主力红军有统一指挥的必要，以便一致行动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二是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需要。两支部队会合不久，内部矛盾纠纷逐渐暴露出来，在沙窝会议上，一、四方面军领导人都强调要增强两部队的兄弟团结，使其融成一片，体现两支部队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整体。三是增强红军实力的需要。自长征以来，两支红军特别是一方面军减员甚大，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不仅不便于作战，而且更难以苦撑局面。中央对两支部队混合编组，是想一、四方面军同时北进。四是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时，出于对各部队现处地理位置的考虑。在执行松潘战役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四方面军在区域上的穿插，到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时，当时各军的位置不好轻易调动，根据战役计划的需要，大体上以毛儿盖为界，以东有一方面军之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故划为右路军；以西有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军、三十二军，故划为左路军。当然，也存在对个别部队的穿插、调整。

第二，一方面军为什么要单独北进？中共中央9月14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说得十分明白：“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而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①从客观效果看，一方面军北上为红军长征最后找到落脚点开辟了道路。但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和左右路军分离，是中央不得已而为之，责任完全在于张国焘抗拒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

第三，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同党中央的对立是导致左右路军分离的根本原因。而左右路军的分离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进计划的必然结果。首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开始就存在着战略方针上的严重对立。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贯穿于左右两路军行动的全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松潘战役计划》，还是《夏洮战役计划》，都是这两种战略方针的相互调和与妥协的产物。而在实施过程中，又表现出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张国焘本意是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上，经过中央的多次说服与斗争，他口头上同意中央的北上决定，可行动上却又动摇与反对，阳奉阴违。在左右两路军行动过程中，张国焘从思想到行动，并没有放弃在西康建立根据地的企图，把注意力始终放在阿坝方向，将左路军主力驻留卓克基、松冈、大藏寺、阿坝等地，按兵不动，致使左右路军无法共同北进。其次，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任何人都无权改变这种方针。而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企图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想以枪杆子威胁党中央。而当他的野心始终得不到满足时，最终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道路。

第四，实践证明，张国焘反对左右路军共同北上，坚持南下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分散了红军兵力的集结，削弱了红军的实力，而且使之误入了四处碰壁的困境。1935年10月，张国焘擅自率一部分红军南下，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境屡遭敌人袭击，广大指战员的斗争虽英勇顽强，给敌人重大杀伤，但自己也有很大伤亡，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②李勇、殷子贤：《红军长征编年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③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盛仁学：《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